体工是什么足球队伍(军管体工队为什么也不行了)

这条微中所说的历史事件和时间点，都是错误的。

体工大队模式，最早是贺龙老总觉得西南军区队伍参加群众运动会成绩不好，于是派杨白冰、许志奋带人全国搜罗运动人才和教练人才组织的“战斗体工队”。由于战斗体工队在西南区人民运动会、全军运动会上成绩斐然（专业打非业余），于是各地方、各系统纷纷效仿。

在结合51年国家体训班（最早只有篮、排球两个班）、行政区体训班的形式后，56、57年，基本成为覆盖各地方的“专业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日后又逐渐发展出来选拔和管理两套并行体制。

因此，所谓的“军管”或者“军训”体工队，从70年前便有。各军区和总部的专业体工大队，直到10年前还都存在在各个项目中。

何况国足军训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体工队的专业选材模式，让国家队在上个世纪中期，起到了促进新中国国际交流沟通、缓解国际政治压力的作用，是外交环节十分重要的工具。而且专业选材的政策供给，能够在经济贫瘠时期快速缩小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绵延至今形成的少体校——体工队——国家队三级选拔制度，其中体工队/少体校是中国体育选拔的基础，也是人才梯队构成的主要部分。

包括足篮球在内的职业化较好的项目，迄今为止体校-体工队模式，仍旧是人才选拔的主要来源。

甚至CBA建立了近20年，才有李根这第一例纯粹意义上的职业球员转会合同。

而体校-体工队模式，显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因为大部分训练比赛经费、场地设施、投入成本，基本都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构成的。所以，体工队的特点也很典型：

1、在非职业项目上具有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办体育的优势；

2、为提高基础羸弱的竞技运动水平，有显著作用；

3、由于财政供养，所以体工队成绩与政绩荣誉紧密绑定，体工队运动员和体育管理机构下的个体，不具备常规意义的“个人成就”，统计价值高于个人成就。

例如1958年年初（大跃进时期），国家体委提出“10年或更短时间内，在主要项目上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具体指标是“10年内，4千万人达到劳卫制水平，8百万人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9月，变更为“10年内，2亿人达到劳卫制水平，7000万人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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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1978年，国家体委就有“优秀运动队向院校化过渡”的方针，因为：

1、体工队拨款包袱较多，训练经费做不到专款专用；

2、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回报少、效益低；

3、竞技梯队单一，覆盖面狭窄，选材结果难以保证；

4、快速提高的运动技术水平与运动员综合素质偏低的矛盾突出。

因此，80年代继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国家体委关于优秀运动队建设的几个问题》、《国家体委转发训练局关于全国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经验交流会议情况报告》等报告中，都提出了体工大队“院校化”改革，使体育运动和文化教育一样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也为运动员获得相应的文凭、退役后实现就业做好准备。

但是，80年代也正是各系统体工队大放异彩的年代，除了直属地方的梯队以外，铁路系统（火车头体工队）、公安系统（前卫体工队）、军队系统（八一体工队）……倚靠政策扶持和终身待遇等方式，敛集大量体育运动人才进行准专业系统训练，在国内各项运动赛上获得较好的成绩。

院校制和基层群众从事体育活动，和强大的“终身就业”功利性无法对抗，也就无法更好的拓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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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体工队模式在政策变革下，自90年代起逐渐减员缩水。

先是各级央企国企自90年代至今的“去行政化”“去办社会职能”政策指引，渐渐由体工队转为体协或工会的组成部分。一再缩水，需求锐减。

到了本世纪初，很多项目的职业体育模式又开始冲击体工队模式。

职业化较好的主流运动项目如足球篮球，体工队模式再也无法取得优异成绩。地方政策扶持转为“两手抓”形式——一方面抓专业体工队选材，一方面抓职业体育形象。

只有八一体工队受限于形式等方面，无法进行纯粹的职业化建设，减员缩编同样很严重。终于在前些年彻底告别职业体育赛场。

而自1995年的奥运争光战略之后，职业体育人也开始被迫走向了体工队职业队并轨的路线，纯粹的体工队—国家队的集中模式，则是那年的五字方针“小巧难女少”。

因为高度职业化的项目面前，渐渐体现出：

1，整体业余化强的运动项目，成绩较好，长期稳定；

2，整体职业化强的运动项目，成绩较差，长期稳定。

例如体操，在全世界也只有几万名职业半职业和业余选手，夺冠难度比起几百万职业联赛注册球员、近亿参与人口来说，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而按照参与人口比例来拼投入的话，足球光靠财政拨款肯定远远不够。

而金元足球的问题，是行政拨款以外的投入没有有效流向，导致投入产出比更差。“唯成绩论”“唯国际赛论”，低龄比赛和业余联赛的专业化发展远远不够拱起高水平的的队伍。

转军管，并不能解决参与人口的根本问题。而国际足球亚洲足球，也已经不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足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