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的共同特点(前夜里的一线光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

文/马家骏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悲剧《大雷雨》是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戏剧发展史册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处于封建农奴制即将崩溃的前夜的俄罗新，充满着统治者与人民的尖锐的冲突，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反映在一切方面，也反映在精神思想领域中。专制统治思潮与民主思潮的对抗性矛盾是人民要求改革现存制度而展开的斗争的反映。代表当时代最先进思想的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奥斯特罗夫斯基，则从艺术领域中，同样深刻地揭露了俄国黑暗现实，歌颂了人民的坚贞不屈的反抗力量。剧本《大雷雨》在使人民认识生活，从而获得力量去推动解放运动的发展方面，起了巨大的影响。

奥斯特罗夫斯基在1856年和1857年，两次曾去过伏尔加河上游一带，这些为公务调查的旅行，使作家有机会深入了解了外省人民的生活，了解组成小市民、商人世界的内部生活的因素。他带回莫斯科的是一些笔记、特写、札记等等能作为进行新的创作的丰富材料。旅行所得的知识、印象与生活感受是作者写《大雷雨》的基础。

在剧本的创作过程中，由于生活的逻辑规律的制约，所以几度改变了创作计划，不论登场人物、情节与体裁都与最初的草稿不同。在更多情况下，它更真实的反映了现实。剧本开始写作于1858年6月或7月间，完成于1858年10月9日。10月31日戏剧检查机关允许上演。1859年11月16日在莫斯科小剧院初次上演，紧接着，在同年12月2日在彼得堡亚力山大剧院上演。在两大城市的演出，得到社会上的很大反响。而剧本的发表，则是在1860年一月号的《读书文库》上。随即获得了乌瓦罗夫奖金。

按当时代人米·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意见，《大雷雨》，这是奥斯特罗夫斯基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在这里面，诗人撷取了一些俄国生活的新的方面，这些在他之前，谁也没动用过——在《大雷雨》中可以听到一些新的调子，其所以如此加倍的美妙，就因为她们是新的“。①

大作家冈察洛夫在1860年3月8日写给皇家科学院秘书长的信中也写道：“我不怕人家责备我夸张，我可以凭良心说，类以这个剧本的作品在我们的文学中还不曾有过。以它那高度的古典美而论，它无可争辩是占着而且大概会长久地占着第一位。不论从哪方面来看：作品的布局方面，或者剧情发展方面以及人物性洛方面，这个剧本处处都表现着创造力的强大，观察的敏锐和雕琢的精巧” ②。

但是我们说这个剧本“新”、有“创造力”，首先在于它所描写的是“黑暗王国”中的“新”民主要求与旧的专横顽固的统治力量的斗争。作者揭示了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现实，表明了腐朽的力量在极力维护着自己的势力和权威，力图巩固古老的保守主义的传统，这种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已明知自己命运的必定灭亡，但仍犯着在死亡前的残酷罪行。黑暗顽固势力不仅从经济上压迫人民，更从精神上来压迫人民。而就在这残酷统治之中，新的不可扼止的力量在萌芽，人们为了保卫最起码的人权在同旧势力斗争。这就是《大雷雨》所反映的基本思想内容。正如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研究者列维雅金所说：“《大雷雨》——这是内部的不公正，但还以捍卫封建农奴制世界垂死原则的政权来保持外部力量的过去时代的雷雨，在这旧世界里优秀人们被窒息并死去。同时，《大雷雨》——这个关于新的力量的好消息，这力量的使命是清除政治、家庭生活中的压抑人的专制的沉闷空气”③。

在商人、小市民世界中所发生的新思想与旧传统的冲突，表现成为作品人物之间的各种关系，通过这些，显示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与问题。在剧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家庭中妇女地位的问题、关于反对宗教迷信愚昧无知的问题、关于进行启蒙教育的问题、关于人民才能遭到社会歧视的问题、关于摆脱对旧势力的依赖性的问题等等，但是贯穿在一切方面的、最重要而最集中的，仍是反抗暴虐顽固的恶势力，向统治力量作斗争以争取到公民权利与真正的精神解放的问题。这样，才能更深更广的理解剧本的意义和它在当时的作用。

如前面所说，作品是从生活本质的真实上，从根底上挖掘出并表现了社会压迫中的人权要求与表现自由意志的愿望。这种要求与愿望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是俄罗斯解放运动的反映。作品中也显示了作者对主人公命运的同情，显示了作者与人民相通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作品的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过了作者的意图。我们不能不指出这部“生活的”戏剧是千百万人争取解放的镜子，他们从这里照见了自己受压迫的生活和悲惨的命运，他们认识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他们了解应该如何去对待自己的斗争而不去重踏悲剧结局的覆辙。人民从其中吸取了丰富的精神力量，以坚决的、不调和的精神去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大雷雨》所描写的生活是在秀美的俄罗斯中部的伏尔加河畔的背景上展开的。这里宁静、美丽，像田园诗画一样，是典型的宗法制的世界。卡林诺夫城的居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遵循着古老的传统，相信土耳其有两个苏丹、人长狗头，立陶宛是天上掉下来的等等胡说白道，只从香客那里获得外界的“知识”。这种愚昧和落后正好与美丽景色形成对比。作家即在这种人们忙于家务、吃喝、上上教堂、过节、斋戒、在河畔林荫路散散步等等表面和平的生活内部，揭开了所发生着的极其残酷的事情，展示了在精神停滞状态里萌芽成长的新的精神力量，展示了在陈腐的道德规范中产生的要求解放的意志。

剧本一开始描绘了令人内心舒畅的美丽景色，但接着来的是顽固富商提郭意大骂在节日出来的侄子鲍里斯，以及冷酷的卡巴诺娃敌视地训诫一切人——就这样在肮脏生活破坏美丽的景色的同时，开始了代表农奴制度、宗法传统、贪婪与掠夺、粗野蛮横……的压迫人民的专制顽固势力与人民的冲突。

《大雷雨》在典型的封建商人世界的环境中所刻划的人物，也是典型的：旧世界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提郭意是个除了钱以外不承认一切理性与逻辑的顽固分子。他敲诈、欺骗一切人，他不给工人工钱，想吞没侄儿的财产。作者把经济掠夺与贪婪的占有是作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典型特征加以批判的，作者暴露性的讽刺也表现在一个看来不调谐而实际非常合理的事情中：提郭意本是唯我独尊、专横霸道的人，但是为了钱，他竟向一个来要木柴钱的庄稼人，当众跪在烂泥里。作为提郭意灵魂探求物的即是金钱，他的精力与思索全集中在这一目的上。他深知如何攫取金钱的秘密。农民到市长那里去控告他，说他不跟任何人算清账时，他拍着市长的肩膀所说的一段话是最富有代表意义的了，他说：“每年我雇用的人很多。——如果我少给每个人一戈比，那我就可以积成好几千卢布了：这对我多好！”（见芳信译《大雷雨》，下注略）。剩余价值的剥削和经济掠夺构成剧本基础的社会生活的因素，是统治阶级的特性的表现。作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提郭意，他的无限度的自私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只要一对他提起钱，他就“浑身都会冒火儿”。提郭意的确是好骂人的，但这不是孤立的现象。骂人实际常是他把握金钱的一种手段。剧中另一人物卡巴诺娃很清楚这点，她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知道。你看见人家想要跟你要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故意跟你家里人找麻烦，那么你就可以大发脾气，因为你知道，在你发脾气的时候。谁也不敢接近你。我的朋友，就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对金钱的贪婪是提郭意这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顽固分子最本质的特性。我们不能不指出，这种自私自利正是沙皇俄罗斯这“黑暗王国”统治力量的典型化身，提郭意的本性是有着广阔的社会基础的，这是商人世界互相项轧、与官场勾结、行贿，对穷人压榨……一系列黑暗现象的产物。由这里，使统治阶级与受剥削压迫的人民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关于提郭意这样一个吸血鬼的概括意义，剧中人物库力金曾指出：“有钱的人想把穷人当作奴隶，好利用穷人不值钱的劳力去榨取更多的金钱。”显然从提郭意的这种特征和他所代表的阶级和旧势力的这种特性看来，作者揭示了旧世界反动势力从物质到精神上奴役人民以捍卫其经济基础、经济关系的特征；而这一点远远超过了说剧本的主题是“妇女问题”的局限，揭示了更深刻广泛的社会内容。

作为落后的农奴制度上的产物，提郭意最突出的另一特征是愚蠢、粗野、无丝毫教养，同时反对任何文明和教养，反对一切文化要求。这是俄罗斯农奴制度社会中最保守、最反动的力量的体现。提郭意的精神是极端空虚而贫乏的，他只在喝酒中得到满足，在他以专横代替无知的关于雷、电的争执中，即充分说明了这点。

提郭意正因为仗着金钱的力量和永远企图而永远满足不了的最大的自私心，以及极端的愚昧，于是造成他的跋扈、无法天天，刚愎自用、无休止的骂人。正如他的姓氏一样，给了他一副野蛮的凶相。④野蛮，再如他的贪婪、愚昧等相联系，构成了一个专横的顽固分子的典型。什么是“顽固分子”（САМОДУР）呢？奥斯特罗夫斯基通过他的另一剧本《代人受过》中的一个人物阿加拉芬娜·普拉托诺芙娜的嘴，下过一个确切的定义：“这是指那种对谁的话都不爱听的人：即使你把棍子架在他的头上，可是他还是坚持他原来的一套。也跺着脚说：我是谁？于是全家的人都得伏在他脚下，这样的趴着，否则就得倒霉……这是一种野蛮的、硬心肠的人”。提郭意正是这样：他没出场就在抡胳膊，接着是骂一切人，“连他的儿女都讨不到他的欢心”。仗着财势压迫人民的蛮横无理，突出表现在他对诚实人库力金的侮辱上，他说：“……别人以为你是个诚实的人，可是我看你是个强盗。就这么一回事儿。……我说你是个强盗，那就完了！你要跟我打官司还是怎么着？那么，你就会知道，你是一条蛆。我高兴放过你。就放你。高兴踩死你，就踩死你。”这是沙皇俄国不民主、不自由，没有任何理性可言的专横的时代标志，这是镇压人民的反抗、强力剥削人民的权威的显示。提郭意与卡杰林娜的情节线索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他和卡杰林娜没有讲过一句话，没有同一次场。如果说卡巴诺娃是在家庭中从精神上来压迫卡杰林娜，深刻的表现了统治势力与人民的冲突的话，那么提郭意面对的则是他所敌视的人民，他压迫着人民，他与人民的冲突、与库力金的冲突表现了更广泛的社会内容。

我们更需要看到：提郭意的蛮横顽固是与他内在缺乏更高一着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垂死势力的怯懦性因素相联系的，这种粗野专横常是反动统治阶级对自己力量没有足够信心的一种表现。由此就可以容易的理解提郭意的欺软怕硬的特点了。由于他具有这种特点，所以才在伏尔加河渡口，斗不过骠骑兵后回家向家里人泄愤，把他们吓得躲到顶楼和储藏室去；所以全卡林诺夫城只有卡巴诺娃一人，他不敢向她逞凶……但是提郭意在其他善良的、沉默的、怯懦无能的人们中间，却找到了专横发威的市场。正是“没有人治他，所以他才敢乱吵乱骂的”。由此可见，只有摆脱奴性顺从，正面去对抗顽固分子，才能有效的打击他。剧中人库得略西说出了这一点：“咱们四五个人合起来，在哪条小胡同里，当面跟他谈个明白，那他就会像根丝线地软下去。……他只好乖乖的了。”提郭意这种特性，可以说是一切专横者的通性，同时在他身上又是个性的。提郭意语言中的词汇深深揭示了他的性格本质。他的话中充满了这类字眼：“懒骨头，你给我滚！”、“滑头”、“蠢家伙”、“傻瓜”、“强盗”、“蛆”、“简直是胡来”、“你这个坏蛋”、“真是个骗子”、“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去他妈的”、“你他妈的‘、“浑蛋”等等。并且常常唾人：“呸！”

由他的性格、行为和话语，我们看到了黑暗王国统治势力的代表者的典型形象，这是一个个性化的贪婪、横暴、愚昧无知、极端自私的商人顽固分子的典型。

如果说提郭意是个外部表现乱吵乱骂胡作非为的顽固分子，那么另一个就其内心本质说来更为专横、极端保守而表面上“还会装出一副慈悲的样子来”的假善人卡巴诺娃，则是一个阴险、狠毒、冷酷无情到极点的可怕的顽固分子的典型。

卡巴诺娃是旧制度和遗风故习的坚决维护者，她性格和意志的中心是捍卫她的专制势力。她要一切人遵守陈旧的传统，她敌视任何独立性与新事物。她不满意周围的一切，即就像她儿子奇虹那样屈从她的人，也不能获得她的欢心。她对别人的侮辱常常达到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程度。对儿子人格的践踏（叫他对妻子说“别看年青人”等等），对媳妇的精神压抑……都表现着她扼杀人们起码权利的丑恶特性。“她恶毒地折磨人，就像铁锈在侵蚀钢似的”。她女儿瓦尔瓦拉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卡巴诺娃的这种无休止的折磨人和以虐人为乐的最严酷的本性，这正是“黑暗王国”中最反动力量及其特征的体现。在卡巴诺娃心目中，权威必需建立在恫吓、威胁与令人畏惧的基础上。虽然她无丝毫可“敬”之处，但她仍是常提醒人们尊重她。她认为古老陈旧的规矩是不可侵犯的，不可更改的，它代表着极权，而卡巴诺娃认为自己就是极权的化身。她以自己是老规矩的捍卫者自豪，并惋惜旧势力的日趋溃灭。她叹息人们“一点儿规矩也不懂”，叹息“老规矩就这样废了”，确实，她预感到了她的世界的末日的来临、预感到旧势力的溃灭与不可扼止的新力量的成长；“火龙”（她对火车的无知的称呼）和“白天天气缩短了”（她的迷信）对她说来是不愉快的，但她深知“比这个更糟的事情还在后头”，那就是发生在她周围的年青人的民主要求同反动势力的抵触。但是她自信地认为，有她统治天下，一切自由的打算都是与传统相悖的、都是叛逆的。她向家里人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想要自由自在。不过，你们还得等一等”。这即是极力维持封建传统的顽固性的表现。在统治与压抑青年一代上，她不只自信有铁的意志，而且也以为自己有智慧。这种基于对旧有陈腐势力的维护的专横暴虐、凶狠的本性，制造着罪恶，酿成了“黑暗王国”中的悲剧：奇虹的鲁钝、屈从与消沉，瓦尔瓦拉的逃跑、卡杰林娜的自杀。卡巴诺娃的特性，由她的浑号卡巴尼哈（КАБАНИХА的字根意为；“母野猪”）给予了形象的比喻。

但是卡巴诺挂这个顽固分子与提郭意在表面上有所不同，即在于她的伪善。她虔信宗教，宣讲古老的遗训、原则，施舍叫化子，养香客，作礼拜不缺席……都是美化她的残暴的外衣。她对儿子说：“父母对你们的严厉，是为了爱，他们骂你们，也是为了爱，他们总是希望你们好。”在卡巴诺挂心目中，她的残暴是“爱”的表现，她在依照陈旧规则作恶时，反而意识着自己是在“行善”。这样就把一切暴虐解释成是为了被压迫者的了。卡巴诺娃的毫无真理更在于她还把尊从老规矩不妨应该虚伪的原则，强加诸别人，命令别人也奉行伪善的法则。送丈夫去莫斯科的卡杰林娜没有“按老规矩”大哭时，她就命令说：“这显然不是一件难事。你要是爱他的话，那你该把这一套学会。就说你不在行哭吧，那你就假哭一通好了；无论如何，这才像个样子……我要去祷告上帝了。别打扰我。”这段话里我们看到了虐待、虚伪、守旧的结合，以及虔诚外衣饰掩的可憎。

卡巴诺娃的语言中使用着训诫人的“尊敬”、“严格”、“法律”……等字眼，这是作者为表现其性格而运用的。卡巴诺娃话语中的宗教词语，以及内心冷酷而外部故意充满假温存的字眼，则对表现她的伪善、专横特性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些实质粗暴而字面又不过份的叫喊和骂人，它含有一种令人难忍的侮辱性和步步紧逼的性质，但这又不同于提郭意的不顾体面的谩骂。他语言中的命令式句子，表现了她极专横地以自己意志统治一切的冷酷无情。

总之，我们由卡巴诺娃身上看到了“黑暗王国”中另一个更可厌可恨、更为残暴专横而极端自私的顽固分子的典型。她同样是旧势力的代表，她同样与提郭意有着本质上的一致，但是他们是各有自己特色的典型形象。由于卡巴诺娃在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一贯作风，“卡巴尼哈就变成了一种愚蠢的，狠毒的，阴森的专横行为，停滞不前和愚昧黑暗的象征。”⑤

《大雷雨》中的青年人表现着不同的特性，但是共同的是，除了卡杰林娜，他们都不能正面去对抗反动统治势力。他们不是走的斗争道路，而是屈从、消沉与逃避。

鲍里斯是诚实、温顺而有教养的青年，他谦逊，有同情心，纯朴，但是没有保卫自己的力量。（更不要说去保卫别人）。他无力同旧的生活决裂，他的致命弱点即在由于他对旧世界的物质依存，因而屈辱地被控制在叔父手中。他爱卡杰林娜，但是他不了解她的真正愿望与自由要求的意义，而且他更爱的是自己。所以在生死关头，他丢下卡杰林娜而被迫去恰克图。鲍里斯是有教养的，但受教育的结果使他成为精神畸形的人，他不作坏事，但更不能反对坏事。鲍里斯的屈从正说明着“黑暗王国”腐蚀、争夺人的有力。鲍里斯的妥协行为无疑客观上巩固了黑暗势力，促进了卡杰林娜的死。不为幸福斗争，势必断送一切幸福的可能：这是鲍里斯身上体现的真理．

奇虹则是在家规的斥责中培养成的无意志的、怯懦的人。他善良，更重要的是无能。在痛苦中只会服从与绝望（注意：他的名字ТИХОН的字根意即“宁静”）。他爱妻子，但在必要时，为了解脱自己的痛苦，就趁机暂时避开压迫而“无拘无束地过两个礼拜的日子，哪还管什么妻子“。奇虹面对反动势力所采取的对策是不足为训的，他自觉没有出路，逃避反抗，以酗酒来麻痹自己。他丧失了任何斗争性，实质即是成了旧势力的精神俘虏与顺从的奴才。也许有人说他表示过反抗呢？的确，在妻子被逼死的时候，这个最沉默的人也有一些抗议，但是这是脆弱的，是余灰中火星的瞬息一闪，他的哭与争吵确是发自内心，但却带着很大的歇斯底里性。他母亲因他的抗议而说过“好，我回家跟你说去。”从这位不能“独立生活”的怯懦者奇虹的性格的逻辑发展看来，谁也不能保证他回家后会能继续发扬他的抗议而走上反抗之路。摆脱旧势力的束缚是奇虹向往的，但这种向往被屈从与消沉腐蚀着。他了解卡杰林娜的死在得到“解脱”上是有愉快的性质的（死比活着强），但他是永不会跳河的。因为屈从与消沉产生自他对自己生命的自私的爱，产生自怕死贪生。自杀、抗议显然与此相违背。卡杰林娜被“黑暗王国”毁了，而奇虹同样也被毁了，所不同的是他带有一定的自愿性，他是成了一具活尸而已。专制制度使他失去了任何意志与独立精神。

与鲍里斯、奇虹等无能之辈相反的是库得略西和瓦尔瓦拉。他们都善于狡黠地保卫自己，他们勇敢、有自信心，泼辣、敢于反抗黑暗势力。但是他们更多关心的是自己个人，他们不能正面向黑暗势力冲击。瓦尔瓦拉在避开母亲的家规的情况下，学会了撒谎，而最后二人双双逃走。他们的活动不具有摇撼社会制度的力量，同时对黑暗势力的反动统治缺少抗议的性质。如果说青年一代只从自身的得失考虑自己对“黑暗王国”的关系的话，那么能够从社会的观点，能够从较高的觉悟上来认识整个现实社会的黑暗的是机械匠库力金。在这以前，俄罗斯戏剧中，把工匠的形象提到如此高度，还是极为少见的现象。这个形象，象征着要求资本主义关系下发展技术并服务于社会、要求解除反动保守势力对生产束缚的新生力量。库力金这个小市民，乐观、有才干、热爱科学、热爱公众事业、想发明自动钟、安装避雷什。他既熟悉罗蒙诺索夫，又热爱杰尔查文。他有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幻想着有一大批钱分发给穷人们。他热爱大自然，但更憎恶势力。他深知城里故旧风习的残忍、人们的粗暴和贫富的对立，以及小市民想干活而没活干的现实现象的不合理。那种城市有林荫路而没有人散步的畸形状况的原因，在他眼中是昭然若揭的：穷人们没工夫去散步，富人们忙于作恶，顾不上去散步。

但是库力金在观点与行为上是有着局限性的。在第一幕中，我们看到他叫鲍里斯对于粗暴，非习惯、忍耐不可；他也劝库得略西还是忍耐的好。对于反动势力的压迫与侮辱，他是用自以为明智的“服从”来对待的。他一边在退却，一边又认为如果有一大笔大款子服务于社会则可以解决社会矛盾，则可以战胜恶势力。他幻想有一百万，“把这笔钱完全用在社会事业和慈善事业上去”，这种启蒙思想固然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阶级调和的观点、用教育改造社会的观点，离开真正的革命斗争道路却非常之远。在库力金形象中，作者表现了自己的理想，也表现了改良主义的思想局限。

比之库力金在社会意识发展上低得很多，但是反而在反抗“黑暗王国”反动统治势力上却更为坚决、更为彻底的，是女主人公卡杰林娜的形象。库力金在卡杰林娜辉煌的光照之下，相形是减色的。

卡杰林娜是全剧的中心形象。《大雷雨》的成功与不朽，与这个形象的创造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具有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的俄罗斯女人的形象。她显示出的不只是诚实而智慧、温柔而刚毅、美丽而善良等令人崇敬的高尚特点，而更是她具有那种坚韧、强烈的性格。这个形象是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达吉亚娜和赫尔岑的《谁之罪》中的柳邦卡的形象的发扬。卡杰林娜除具有她们的优秀品质外，但更突出的是向反动势力抗争的精神、宁死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反抗沙皇制度所必需的，这种民主要求的彻底性更是当时代斗争的力量，是可贵的火花。所以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给予这个形象以崇高的评价，称赞这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卡杰林娜身上的俄罗斯人民的性格即体现在同愚昧顽固原则的对立、争取独立性以及确定不移的坚守自己的信念上。狂暴、不持久、取巧是与这种性格格格不入的。而不屈不挠、宁可毁灭也不愿在令人反感的规则下生活，这在卡杰林娜身上，正是民主要求的彻底性的表现。

卡杰林娜的特殊性格是在其成长的环境中培育起来的。在富有宗教诗意的娘家，她过着欢乐、舒畅、自由的劳动生活。幼年，即表现出了那种叛逆不羁的倔强特性，六岁时候因为别人惹了她，她就爬到船上在伏尔加河上飘流到十里以外。同时，停滞的社会生活、香客的故事与迷信的影响，也加深了她的宗教偏见，使她成为了一个倾向于精神世界的、好幻想的、有仁爱心的人。她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理想，她盼望自由却梦想天国“金色的圣殿、奇异的花园。看不见的精灵歌唱的歌声、松柏的清香……”。

在没有任何个人意志自由而被别人摆布之下出嫁了，这改变了她的生活。在“黑暗王国”中，浪漫主义的梦幻破灭了，精神受到极度压抑。在婆家，她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奇虹曾以其逆来顺受的哲学开导卡杰林娜，但这与她的本性是格格不入的。的确，在最初，她是没表现出反抗，但这并非是遵从逆来顺受的原则，也不是愿意承受侮辱。她表面不说话，可以看出内心较之那作出可怜相的奇虹要痛苦万分。她的克制实际是为爆发在存储火药。如不足够地来理解和注意这点，就会忽视了卡杰林娜最后所采取的断然行为的酝酿的量变过程。由于现实的压抑，由于任何宗教信念不能满足那种解脱旧生活的要求，所以她从对空中楼阁的幻想，转向了对现实的人的真实情感的追求，即转向追求爱情、追求个性的解放。她企图爱丈夫，但是得不到这个废物的同情、了解和保护。对自由的热爱，势必导致突破陈腐的道德与家庭的规范、打破受压抑的苦闷生活与精神束缚。于是她梦想的不再是天国，而是新的爱情。她说：“我心里转着一个怪观念。我觉得我要重新开始生活”；“我脑子里不断地浮起一个幻想。”这是要争脱锁链的意志的沸腾。她对爱情与新的幻想的追求，是反封建压迫的表现，这是她展开的对黑暗王国的—次不调和的冲击。

卡杰林娜爱上了与周围人不同的鲍里斯，戏剧的中心情节围绕它展开着。关于她对鲍里斯的爱情，杜勃罗留波夫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中给予了确切的阐释，他说：“她所以倾心于鲍里斯，不是单单因为她爱他，因为他在仪表上以及在言谈上跟她周围其余的人迥不相同；使她倾心于他的，还有爱情的需要，这是她不曾在丈夫身上找到反应的，还有作为妻子和女人的受辱的感情，还有她的单调枯澡的生活和令人痛苦的忧郁，以及对意志、对生活的（热烈而无可阻拦）自由的愿望”。⑥的确，剧本的中心情节是围绕爱情的线索展开的，妇女争取爱情的自由被放在了明显的地位。但是优秀的俄罗斯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力量超过西欧的表现爱情自由与反封建的文学的地方，在于，他在卡杰林娜身上不仅仅表现出了作为女人的爱情的需要，而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更表现出了对宗法制社会下的精神压抑和奴隶生活的反抗。这种意志辽阔、热烈而无羁的自由的愿望，这种不愿意过奴隶生活而对古老训诫的对抗，迸发成了爱情的火花。但这种精神却是一切反抗压迫的劳动大众所共通的东西，是俄罗斯人民优秀品质的再现。卡杰林娜说过：“该出什么事就出什么事吧”、“难道我还怕人家的裁判吗？”“我要是不愿意在这儿过活的话，哪怕你把我砍碎了、我也是不干的！”从这些话可以看到，这不只是个人爱情，而是被黑暗王国压迫下的普通人对自己权利的争取、是坚决向压迫的反抗，虽然这还不具有广泛的生活内容与政治内容。但是就从这里看出，这是农奴制度改革前夜社会运动大大高涨下，进步思潮的影响的反映。它远远超过妇女对家庭的反抗这个狭窄意义的范围，而具有很深刻的社会性。

但是我们仍需看到卡杰林娜的其他方面。由于她的正直、纯洁、不欺骗丈夫，特别是宗教偏见——一种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对人民奴役的结果，她曾向人忏悔过。这种暂时的现象不能看成是她的本性。事实证明，她仍然有力同旧世界坚决决裂。这种决裂表现为最后的悲剧。

卡杰林娜的悲剧是黑暗社会对民主要求的扼杀、是卡杰林娜性格逻辑的结果。这种抗议社会的悲剧结局，是托尔斯泰在资本主义迅速统治俄罗斯时代所写的《安娜·卡列尼娜》悲剧结局的前鉴。由于卡杰林娜所处的环境地位和她的一切，她不会也不可能像屠格涅夫《前夜》中的叶琳娜遇见英沙洛夫或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的薇拉遇见罗普霍夫那样走向革命活动的道路。而且事实上作者的世界观与对生活题材的理解的局限，也不能表现这点，但是绝不能以不合理的作品类比或人物类比的方法，从而谴责卡杰林娜采取悲剧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活动。我们不能从人物这个行动的外部表现来看待悲剧结局，而应从这个行动的内在意义上来看待这个悲剧结局。杜勃罗留波夫对这个悲剧结局的意义估计是正确的。他认为这是：“对专制顽固势力已经发出激烈的挑战声。……在卡杰林娜身上，我们看到了对卡巴诺娃们底道德见解的反抗，在家庭折磨下，在可怜的女人投身进去的深渊之上，发出了坚持到底的抗议。”⑦。我们需要补充说，这是千百万被压迫的人向“黑暗王国”愤怒抗议的有力的一声。这死，给人的不是忧郁、悲伤和哀痛，而是愤懑、同情、钦佩和获得刚强的力量。

难能可贵的不只是在于卡杰林娜追求自由和以死抗议黑暗世界的压迫，可贵的更在于她那渴望光明而向黑暗势力彻底斗争的不妥协、不调和的精神。这点高出于周围一切人对黑暗势力的反抗。她坚决地说出：“我憎恨那些人，我憎恨那新房子，我憎恨那些墙壁！我决不到那儿去！不，不，我决不去……”。这种精神是划破“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是清刷黑暗势力的革命大雷雨的前奏。不能不特别注意到：这种精神还只发生在一个无知识的、受着很深宗教偏见影响的女人的身上，也还只体现在边远小城市中的商人世界内部家庭关系的冲突上，也还只在反抗那精神压迫上。这种精神如果更广泛而深刻地武装了阶级斗争中具有较高社会意识的人们的意志，那将不只是一线光明而是整个白天的到来。也就基于这种客观意义，所以杜勃罗留波夫给予了这个形象极高的评价。但是这种意义，以及对于用革命方式坚决反抗旧势力的公开的正面号召，由于检查的关系，杜勃罗留波夫没能直接指出来。

卡杰林娜，这是俄罗斯文学中最优秀的妇女形象之一。这是旧世界的叛逆者。

卡杰林娜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妇女形象系列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她是塔吉雅娜、柳邦卡等的继续，又是安娜·卡列尼娜的先导。她们和这些优秀妇女有共通之处，但又有她的独特性：她来自人民，是人民中的一份子。她的反封建的斗争精神，是人民的反抗精神。

正因为作者与人民有所共通，他爱人民、仇视旧势力，所以才歌颂了人民的反抗精神。但是仍需指出的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限制，他也不能达到革命民主主义的高度，创造出涅克拉索夫《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的格里沙或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拉赫梅托夫式的人物来，他在批判鲍里斯的屈从、奇虹的消沉堕落、瓦里瓦拉的逃避和库力金的调和都不是出路时，也不能暗示出真正的出路。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这个优秀的剧作。作为伟大现实主义者的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功绩之一，在于他通过《大雷雨》，第一次给俄罗斯戏剧中带进了卡杰林娜这样坚强、激烈而纯朴的俄罗斯妇女的形象。作者通过对她内心世界的表现、通过她对黑暗势力的斗争，刻划了这个形象的优美性格。同时，作者以讽刺与揭露的笔锋，展示了“黑暗王国”的恶势力的专横与虚伪。作者使新旧力量处于斗争中，从而揭示了封建农奴制俄国商人世界的黑暗现实。

从我们对《大雷雨》思想内容与人物形象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批判现实主义的威力与局限性，可以看到作品的人民性所在。

①《阿·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五幕剧<大雷雨>》，光明丛书，1860年莫斯科版，第36页。

②《关于第四个乌瓦洛夫伯爵奖金的报告》，1860年莫斯科版第41-42页。

③《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俄罗斯联邦教育出版局，莫斯科，1955年俄文版第90页。

④ 提郭意是“野蛮的”（ДИКОЙ）的译音。

第一节 列维雅金：《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莫斯科，俄罗斯联邦教育出版局，1955年俄文版第103页。

⑥ 辛未艾译：《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428页。

⑦ 前注第438页。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