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海益书院交了会员费能退吗(作为方法的访谈——从《王水照访谈录》说开去)

近日，王水照先生出版了由他口述、由复旦大学侯体健教授等整理的《王水照访谈录》（以下简称《访谈录》）。该书集结了十二篇深度访谈，在时间上覆盖了先生负笈北京大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以及复旦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这样三个最重要的求学任教阶段，在议题上则涵盖了先生在新宋学、词学、钱锺书手稿集以及文章学研究方面的研究缘起和近年来的学术兴趣。可以说，这本访谈录是先生对自己毕生求学、教学、研究经历的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总结。

早在1998年，王先生就出版过《半肖居笔记》，该书系由报纸文艺副刊的同名专栏系列文章结集而来，以杂纂的短文形式记录文史考论和读书心得。2008年又出版过一部《鳞爪文辑》，得名于钱穆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鳞半爪”之语，该书在《半肖居笔记》旧文基础上做了篇幅相当的增补，收录文章是带有学术性质而介于论文和随笔之间的读书笔记和随想心得。作为宋代文学研究界的泰斗，先生撰写了大量学术著述，在学界产生的深刻影响力有目共睹。而从《半肖居笔记》到《鳞爪文辑》，再到如今的《访谈录》，这一系列文本则为我们提供了先生致力学术著述以外的文史视野，亦具有独特的学术和文化价值。

《王水照访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7月版

正如作家访谈能够为解读作家作品指示线索一般，这些随笔札记性质的文本首先是学者本人治学经过和方法转向的绝佳注脚。作为北大中文系55级的一员，先生在集体撰写“红皮”《中国文学史》和“黄皮”《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开启了对文学史问题的漫长观照。他被指定为“红皮”《中国文学史》宋元组的负责人，以及他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期出版的首部个人著作《宋代散文选注》，都是他将宋代文学作为主攻领域的推动因素。由他主导的从唐宋文学领域对日本学人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回应，引发了“新宋学”的理论建构。与“重诗轻文”现象相伴生的一大问题是，什么样的古典散文才有资格进入到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来？文学史评价散文的标准何在？这些追问又催生了他对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的浓厚兴趣。骆玉明教授曾经评价王先生的治学特点为兼有“一代之学”、“一方面之学”和“一以贯之之学”。其中的“一以贯之之学”，即是努力地体会、理解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传统，在文学研究的工作中对之加以继承和发扬，使之在当下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中起到有益的作用，而这一切又并不背离现代的和世界性的视野。体现在方法论上，则是坚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本位与国族本位，同时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新方法、新视野和新材料。而这些学术生产背后的关窍秘旨和方法支撑，都可以在先生的系列笔记中找到有迹可循的线索。

《宋代散文选注》，王水照选注

这些随笔、访谈不仅有助于揭示大家学者的学术履历和研究方法，其非正式（相对于学术著述而言）的文本之间也构成了某种互文性。比如，《半肖居笔记》中收录了一篇《鹅湖书院的沉思》。这篇学术随笔从先生游览鹅湖书院旧址的感受写起，怀想淳熙二年朱熹、陆九渊探学问理的“朱陆之会”，同时也揭开了此后另一场鲜为人知的鹅湖之会。南宋淳熙年间，有志光复的思想家陈亮约请辛弃疾、朱熹共赴鹅湖一会。然而，陈亮在当地滞留了十日，与辛弃疾同游鹅湖，朱熹却终未能如约赴会，辛、陈二人只得怅然分别。陈亮东归以后，辛弃疾在次日还曾带病追之，中道方弃，心中郁结别有怀抱可见一斑。但是，关于陈亮积极促成辛弃疾、朱熹两人鹅湖之会的动机、陈亮和辛弃疾在鹅湖的互动，以及朱熹未能赴约的原因，相关文献尽皆付之阙如，留下的只有陈、辛相互酬唱的五首《贺新郎》词。这篇随笔即以此五首相当受限的词作和词序为线索，加上当时有关历史、政治、学术的侧面资料，辅以合情合理的忖度，做出了审慎细致的假设推断：陈亮想要在宋孝宗独立主政期间调停朱熹和辛弃疾之间的分歧，搭建起当时最强的文武联盟，但是朱熹和辛弃疾两人不仅对光复时机和条件的政见不同，而且在文化性格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终究导致鹅湖之会的破灭。在《访谈录》中，先生就介绍了这篇随笔的构思由来，也解释了之所以把这些材料处理成一篇随笔而非正式学术论文的原因。由于这一事件至今史无明文，除了文学性的词作之外再无可以用来实证的素材，如果强行敷衍成文则多主观臆测，而就此轻轻放过又殊为可惜，未若以弹性较大的随笔文体权且录下，待日后有机会发现更多材料再敲定核验。这一处置方式彰显了前辈学者的精审智慧，以及对待学术论文的严肃立场。此外，《访谈录》重提了《半肖居笔记》、《鳞爪文辑》中曾经谈到的“鲁迅型”与“鸥外型”的研究路径的取舍问题，再申了运用国外理论观点解读本国文字须以本国文学所需为主、增进对本国文学的认识为先的判断。这些创作时间不一的文本互有联系，互为补充，虽各有其所应置入的社会文本结构，有助于我们还原相应作品和学术见解的稳定意义，同时却也指向其各自所处的社会文本总和之外更丰富的文化空间。文本中得出的结论，既有对同一个问题所展开的长期的、反复的思考，也有切中时弊的、富有针对性的侧重和调整。

新技术或新媒介的出现往往都会带来研究方法的演进，而研究方法的更新又会为学科的发展创造新的契机。在学生动笔撰写论文之前，先生总会提醒大家，要始终站在文学研究的本位立场上去把握文章，切忌为其他学科“打工”。不过，他对于其他学科的发展新动向、新理论一直持有开放、敏锐的态度。比如，尽管对量化研究的统计方法直接运用在诗词的接受美学领域有所保留，但他也鼓励学生在某些可量化的交叉学科领域内使用这一方法。“从定量分析入手进而定性分析，在文学研究的一定范围内仍是相当有效的”，只要意识到定量分析方法在人文学科的效度边界，此法亦不妨使用。先生对于札记、访谈等非正式文本的看法，和他在这种方法论上的灵活态度是一致的。例如，《半肖居笔记》中有一篇《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谈到国人自撰文学史的先行者当为北林（林传甲）南黄（黄人），并约略标举两人各自的撰述特点。2004年，先生在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了关于国人自撰首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论文，即是在这篇读书札记提供的创想上做了学术化的产出，后又结合在苏州大学图书馆访获黄人所撰《中国文学史》存书，进一步修改成文，最终于2008年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了《国人自撰中国文学史“第一部”之争及其学术史启示》一文。从札记到论文，从初稿到发表，经过前后十多年的多次文献搜集和思考，此一关涉国人自撰本土文学史的重要议题得以完整揭示和彻底缕析。比对最早的读书札记和最终成稿的学术论文，亦多少能对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演绎路数有所领会。

开展访谈并将访谈成果结集，最初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历史学界的口述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其奠基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兰·内文斯教授依托当时新兴的录音技术，来收集和研究个人、家庭、重要事件或日常生活的历史信息。由口述史的讲述者所分享的回忆和观点，通过独特的听觉记录传递给受众。采集口述史最普遍的形式就是访谈，一开始的访谈原始档案多以声音或者视频的形式加以留存，之后再以文字记录的形式让更多人可以领受这些信息。口述史的访谈方法被引介到国内之后，在史学研究中获得了广泛的运用，尤其是对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大量珍贵史料得以留存。20世纪60年代左右，美籍华人教授唐德刚先生在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部的口述史工作之际，用闲谈的方式完成了包括《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等在内的多部近现代军政学界人士的口述史著作，成为国内口述历史的开创者。随着国内学界对于口述史或访谈方法论的深入理解，口述史或访谈已经成为开展各类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方法，是研究工作开展的重要前提。口述史或访谈的重心逐渐从相对局限的历史视野转移到更加宽泛的文化场域，各个学科的前辈学人成为被访谈的重点对象。

王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曾经长期和钱锺书先生共事，在集体项目中常有机会向其请学。其中，每两周一次和钱先生的谈话，成为他最珍视的回忆：“从他的这些日常谈话中，我才稍稍窥探到中国学术文化深邃浩瀚的境界，才领悟到一些真切的艺术底蕴。”（《半肖居笔记·〈对话〉的余思——记钱锺书先生的闲谈风度》）在轻松愉快的对谈氛围中，讲者自是百无禁忌，听者也毋需正襟危坐，在宾主尽欢中享受思想流动的盛宴。遗憾的是，这些访谈内容在浩劫中为先生自行毁去，可重忆者寥寥。正如先生所言，访谈体自有其特殊的载体价值：“因为有些东西呢，写文章时不好讲，比较私人化，还有些话呢无关宏旨，写进文章不合适，学术论文总不能太枝蔓，访谈倒是一个好的形式，特别是一些有意义的细节能够写进去。访谈录比起一般论文来说生动一些、活泼一些、随意一些，可能不经意间的谈话也能记录一些真正活的东西，不失为一个办法。”（《访谈录》·《〈甲子春秋〉与文学所》）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尽管先生多次自谦未有做访谈录的资质，在师友们的反复劝请之下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部宝贵的访谈记录。

《文汇报》曾经报道过《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出版一事，所取标题“心得尽在笔记取舍和材料钩沉中”甚得王先生之意。在《访谈录》中他就谈到，钱锺书先生留下的学术著作形态各异，《管锥编》是成熟的学术札记，《容安馆札记》是经过初步编辑的半成品学术著作，《中文笔记》则是最原始的读书笔记。但是，这个“最原始”的素材，其价值并不亚于经过作者本人“反刍”、精心整理过的札记，原因就在于“《手稿集》的形式是碎片式的，其内容及意义‘所指’是不确定的，‘能指’更是多意域、多向度”。访谈文字也是如此，虽然有相对聚焦的议题，但其发散性的、不拘一格的编排和发挥仍可带给读者常读常新的感受。

《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8月版

对《钱锺书手稿集》学术价值的重视，和对访谈形式和笔记文本的开放态度，其实都体现了先生对文学研究及其载体形式的恒常关照。从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期，直到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先生都颇为关切中国古代文章学的研究。《历代文话》的编纂，限于收录体例和可操作性，把收录标准严格限定在专著和单独成卷的文评资料。但是，仍有相当多的文章学资料以零散的形式存在，散见于各类别集、笔记、书信、题跋、史书、方志之中，留待有心者的探访抉发。建构民族本位的古代文章学，固然要在成卷成篇的集中论述中去找材料，但古代文章学的真实面相也很可能就含藏在这些隐秘的角落之中。钱锺书先生的学问曾受到海外汉学家的质疑，被评价为不成系统、用词有模糊性。如今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对系统性的片面追求、能指和所指的绝对固化同样是一种应当警惕的理论迷思。事实上，钱先生早已提及，“‘片言只语’、‘鸡零狗碎的小东西’往往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半肖居笔记·钱锺书世界的文化阐释》）。碎片化的思考，非正式的文本，未尝不能激发出富有超越性的启迪。以经验感物、综合连类、互文隐喻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整体性认识论和阐释学，适足以调和消弭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带来的一元标准和差异崇拜。

细细品读《访谈录》中的文字，感受先生亲切平易的口吻，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上。在先生门下就读之际，他已是“仰之弥高”的学术偶像，未窥堂奥如我者难免心中惶惑，兼之惴惴不安。但在每一次课上，先生都会用平等温和的方式和我们探讨他最近关心的学术议题，仔细倾听学生稚拙的意见，也从不讳言自己在推演论证方面亦会遭遇困顿，耐心指示初学门径，实属“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先生坐而论道的闲淡意态，松快而不失焦点的聊天风格，德蕴于中而光发于外，让每一位在座的听者都如沐春风，每一次都深切地感受到，威仪之中，闲语之外，莫非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