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俱乐部为什么欠薪(中超大面积欠薪到底是谁造成的？)

中超有超过一半球队出现欠薪情况，很多球迷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足协主席陈戌源，认为是他毁了整个中超联赛。

倒不是为陈戌源辩解，问题的根源恐怕并不在其身上，或者说，跟其有关的原因只是九牛之一毛，更关键的问题还是根深蒂固的深层次原因。

中超目前欠薪最严重，甚至说「离死不远」的两支球队是广州队和河北队，这两支球队的情况也几乎是一模一样，都是母公司负债累累，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

例如广州队，恒大集团前一段时间资产暴雷，地产公司纷纷关停，员工分流遣散，其实都是俱乐部出现如今这些问题的先兆。在国家的有关政策下，房地产企业阳光不在，其高负债率的问题暴露无遗。

中超球队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此，对母公司的依赖性过强，母公司刮阵风，俱乐部就会晃一晃，要是母公司稍微风大一点，俱乐部恐怕就直接垮塌了。

而更可怕的是，中超俱乐部的母公司在近些年来主要都是一些房地产企业，而众所周知，房地产企业是个高负债而收益缓慢的企业，同时这几年来还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也就是说，中超俱乐部的母公司本身就是个风险性极高的行业。

母公司运营情况不好，是中超球队出现欠薪的最根本原因。

中超俱乐部虽然主要靠母公司输血，但也不是自己一点赚钱的能力都没有，每年中超联赛的分成和俱乐部的商业营收，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虽然这收入相比母公司投资来说只是几分之一，但毕竟也是真金白银。

不过，在疫情影响之下，这部分收入基本上就变成了零。

以北京国安为例，由于有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球迷市场，最近几年国安自身的营收可以有3-4个亿，这些营收包括中超联赛的分成、球票收入、广告收入、球队商品销售等等。

老实说，在国安目前按照足协的限薪政策和足改方案的要求对球员进行薪资调整的情况下，如果俱乐部的几个亿收入能够持续的话，球队是能够保证足够运转资金的，即便没有母公司中赫输血，虽然说不一定过得很好，但还是能过下去的。

可问题是，疫情的影响让俱乐部的收入基本上从几个亿变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

由于疫情影响，中超联赛改成了赛会制。没有主场也就没有了球票收入，同样也就没有了广告。而且赛会制大幅度压缩了赛程，比赛质量也受到影响，关注度降低，联赛的收入也下降了，联赛分成也就少了很多。

目前的赛会制比赛，进入赛区后的一切开销都有足协提供，但这笔钱并不是足协出的钱，而是要从明年的中超联赛分成里扣掉的。相当于是用俱乐部明年的钱养活现在的球队。这样来说，联赛分成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

以上两点才是中超俱乐部出现严重欠薪，甚至无法运营下去的最大原因。

此外，就是中超球队的开销巨大。尤其是在主席限薪令发布前，很多球员的工资超高，一个球队四五个外援和外教的工资可以占球队全年总支出的一半以上。现在很多球队将外援解约，省下了大笔的开支，但球队里还有很多没有大合同的国内球员。

比如河北队中的诸多球员，其合同都是此前签订的长期高薪合约，这些球员的合约都要慢慢地消化，到合同到期后，才能够按照足协的要求签新合同。所以，虽然俱乐部困难，但球员不会主动重签新合同，因为新合同比起以前的工资差了好几倍，球员宁可让俱乐部欠着，以后慢慢通过打官司和仲裁解决，也不会做出暂时性的让步。

可以这么说，现在很多中超球队的工资包袱，就是在消化前几年签下的高薪长约。

很多球迷说，目前中超欠薪跟强推中性名有关，导致了企业没有动力去投资足球了。

这句话说得对，但也不对。中超球队冠名确实可以刺激企业投资足球，毕竟还能「赔本赚吆喝」，如果连「吆喝」都不让赚了，光赔本怎么行呢？

但是，如果投资者本身对投资足球还有其他方面的获利，这个所谓的「赔本」就真的要打上引号了。

中超球队的投资人里，有一部分企业老板确实是喜欢足球的，最典型的就是胡葆森、尹明善、王健林这些人，他们对于是不是能「赚吆喝」并不是特别在意，他们在意的是「性价比」，只要赔的不太多，也可以不赚吆喝。

还有一部分投资人是国企背景，他们投资足球有政治方面的考量。比如就是希望所在地有一支球队能够作为地方体育文化宣传和参与的一个出口。

另外一些投资者就是典型的商人思维，但商人思维也未必就只看钱，对于能够投资足球的企业来说，这种的企业有时候看中的更多的是资源。比如投资足球后能否从当地拿到一些政策和便利。

因此说，中性名的事情对于企业投资足球肯定有影响，但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顶多算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说到中性名，就要提到足改方案，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足改方案的内容还是基本正确的。比如要求俱乐部进行股权改革，不能由单一企业掌控俱乐部股份，要有地方政府的入股参与，这就是希望俱乐部能够摆脱对单一投资者的依赖。

而中性名，其实也是这个初衷。有了中性名，就不会是一个股东一家独大。球队有多个股东，才能够保证资金的稳定。

包括此前足协出台的限薪限投政策也是为了让俱乐部更好地生存。限薪就是给俱乐部减少开销，限投就是让俱乐部理性投入，有闲钱的时候省着点花，或者花到需要的地方。

最典型的例子，如果前几年李明买宁伟辰、郑一鸣的钱能够省下来，国安是不是现在也好过得多了。

足改方案和足协的政策目前看初衷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出在执行的时间上。出台足改方案和足协相关政策的时候还没有新冠疫情，无论是足球还是各行各业，都没有被疫情所影响。中超俱乐部每年还能有不少的分红和利润。

按照足改方案和足协限薪限投的政策来看，如果没有疫情影响，顺利的话是能够保证俱乐部的一个基本运营的。

但疫情出现后，再强行将足改方案推下去，恐怕就有些艰难了。比如中性名问题，初衷是好的，也是应该做的，但当疫情来临，投资者没钱了，俱乐部也没钱了，投资俱乐部连「吆喝」都没得赚，那肯定会更进一步的让投资者下决心撤资。

所以，无论是什么好的方案，都要顺应天时。

当然，还是那句话，中性名问题并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中超联赛目前的状况，归根结底是长期以来俱乐部的运营机制积累下来的结果。

首先就是我们的职业化其实就是企业化，球队过分依赖投资企业，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其次中超联赛前几年虚火上升，泡沫严重，留下了大量的烂合同需要3-5年的时间去消化，这给球队增加了长时间的负担，这是主观原因。

第三，疫情影响之下，投资者受到了影响，中超球队自身也受到了影响，投资人没钱了，中超球队也赚不到钱了。这是客观原因。

第四，在这种情况下，还强行推行足改方案的某些条款，也让俱乐部失去了唯一的机会。

综合起来看，有疫情的客观原因，有俱乐部体制的历史原因，有此前虚火过旺的主观原因，有强推某些政策的官僚体制原因。所有这些都加在了一起，就有了现在中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