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赛车故事(故事 | 外公的8个十年)

八十岁的外公喜欢笑，喜欢问问题，但是那时他已经听不见了。

“丫头，你在大学吃得好不好哇？”

“丫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丫头，你在学校的时候给外公写封信好不好哇？”

每问完一个问题他都会嘿嘿地笑起来，满脸的皱纹挤成一个褶，却像羞涩的小媳妇，仿佛是问了他想问又不该问的问题，用笑来掩饰内心的不安。

“外公，你身体还好吗？”

“外公，你要按时吃药啊。”

“外公，你......怕死吗？”

他看着我嘿嘿地笑，彼时他已什么都听不见。

七十岁的外公喜欢四处闲逛。

他穿着泛白的中山装，军绿色的球鞋，佝着背，背着手，这里看看，那里闻闻，侧面望去像一个行走着的问号。爱凑热闹，看到路边有人下棋，跑过去站在人家身边指手画脚。人家嫌他烦，叫他躲远一点，他乖乖地退后几步，远远地观望。伸长了脖子，圆滚滚的脑袋像一只好奇的鸵鸟。

正月里，三舅领着他上街逛花灯。他高兴得拍着手几乎要跳起来，叫外婆给他穿上新衣服，扣子要扣到最上面的一个。

他指着一个东西问：“三儿，这是什么呀？”

“三儿”说：“那是遥控汽车，按那个红色的按钮，汽车就会‘嘟嘟嘟’地往前跑。您孙子就有一个。”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三儿，这是什么呀？”

“三儿”又说：“爸，我不告诉您了吗，那是遥控汽车！”

又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三儿，这是什么呀？”

“三儿”不说话了，只管往前走。

他站在原地，摸摸索索地找东西，解衣服，解开一层又解开一层，从第三层衣服里摸出一叠皱巴巴的零钱。

“老板，给我装一个汽车，我要买给我家三儿。”

六十岁的外公开了一间杂货铺。

杂货铺里，各种各样的零食、香烟、牙膏、手帕，日常用品应有尽有。花花绿绿的长条形气球，随手一捏就成了小猫小狗，绑在一根根塑料管上，插在泡沫板里，竖在门前招徕过路的小孩儿。

暑假我住在外公家，伸手拿东西从来不给钱。外公乐呵呵地，掏出手帕给我抹鼻涕。

慢慢地，零食吃腻了，玩具也玩了个遍，我开始觊觎装在纸盒子里的钱。外公每天会往纸盒子里放一点零钱，卖东西赚的钱也暂时放在这里面，直到晚上关门后才慢悠悠地清点。盒子放在柜子里，柜子一般不上锁。我偶尔顺一两张，根本不会被发现。

只有一次，我太贪心，拿了一次觉得不够，不到五分钟又转身去拿第二次。结果被外公抓了个现行。外公什么也没说，摸了摸我的头，哼起一首没有歌词的歌谣。

我抱着被爸妈狠狠揍一顿的心态等着外公告发我，结果一连几天都风平浪静。几天以后，外公送给我一个荷包。他跟我说，我每天帮他看两个小时的店，他付给我五毛钱工资。那时我六岁，一个暑假下来，我挣了不少钱，荷包塞得满满的，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荷包上绣有一朵兰花，是外公陪着外婆一针一线缝上去的。

后来我上学了，就没有时间帮外公看店了。一天晚上，一个年轻人到外公店里来买烟。他张口要三条烟，外公递给他两条，正翻着第三条，年轻人抱着烟猛地往外跑。等外公反应过来，人跑得差不多没影儿了。他赶紧追了出去，一个趔趄，摔在了地上。

“爸，不就是几条烟嘛，抢了就抢了，您追个什么劲儿啊。”大舅说。

“爸，这店说什么也不能开了，太危险了。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办？”三舅说。

妈妈在一旁陪着外婆，又气又急。

我要是在就好了，我要是在外公就不会摔了。看着外公肿起来的关节，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暗暗捏紧了拳头。

外公摸摸我的头。

“乖孙女，外公老了。这要是年轻的时候，别说人了，马都跑不过我。外公老了，你们长大了，我就老了。”

五十的外公参加了二儿子的葬礼。

二舅是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高中毕业生。毕业那年，他跟外公说他想考大学，外公吧嗒吧嗒抽了两口烟，低下头，把烟袋往饭桌上一磕，“考！只要你能考上，别说砸锅卖铁，卖血我都送你去读！”

一年，两年，三年，连考三年二舅都没考上。第四年，二舅想要继续考，外公把烟杆背在身后，领着他到一片庄稼地里，午后明晃晃的阳光晒在他黑黢黢的额头上，他说：“儿子，咱不是读书的命，还是踏踏实实做个庄稼人吧。这几块地以后都是你的，你好好种地，过几年家里给你讨个媳妇儿，老老实实过日子吧。”

二舅一屁股坐到地上，抱着头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完了，他拍拍屁股站起来，“爹，您再让我考，就一次，就让我再考一次！”外公没说话，过了好半天，沉重地点了点头。

还是没考上。第二年春天，二舅收拾行李出门打工，临走之前他甩下一句话：“爹，我不想把一辈子耗在庄稼地里。我出去闯，不混出个人样我就绝不回来。”

地里的庄稼从年初撑到年尾，暴雨刮去一层，霜降刮去一层，虫灾刮去一层，留在手里的粮食，颗颗都是豪杰。小麦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农闲的时候，外公喜欢到村口抽烟，看见回乡的年轻人，他总是要问一句：“后生，有没有见过我家老二哇？”

二舅加入了深圳的一个传销组织，警察端窝点的时候，二舅拔腿就跑，撞到迎面而来的面包车上，当场死亡。

二舅的追悼会，外公不肯出席，说二舅给祖上蒙羞，说自己教子无方，以后没脸见先人。他跑到庄稼地里，烟抽了一袋又一袋。

后来，外婆说，等所有人都散去以后，外公悄悄进了灵堂，抱着二舅的骨灰盒说了好多话。他说都是他的错，家里没钱，买不起复习资料，才导致二舅没考上大学。他也不该放二舅走，明明知道他是个书呆子，不懂人情世故，被人骗了还帮着人数钱，走的时候连个媳妇都没娶上。

他说：“儿子，爹知道你喜欢读书，以后逢年过节爹就给你烧几本书。不知道地府有没有大学，你好好考，考多少次都行......”

四十岁的外公经历了一次车祸。

他从邻居那里借了一辆三轮车，到集市上买了一车粉嘟嘟的猪崽。回家的时候下了雨，地面湿滑，路过一个拐口的时候，一个急转弯儿，车却突然出了故障，方向盘扳不过来，刹车也失灵了，车子直愣愣地冲了出去，连车带人翻下了坡。

外公从车里爬出来，满身是血，脑筋却还清醒，急忙打120急救，说明了情况。后来医生说，他听电话里的声音那么镇定，还以为是恶作剧。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外公拨通了外婆的电话。

“小珍，我出车祸了……你别急，别急，我已经打电话给医院了，人马上就来了。你听我说，万一我要是出事了，有些事我还得交待。咱们睡的那张床的底下，有一只胶筒靴，里面有我藏的私房钱，本来想着给你打个金戒指的，你跟我这些年，苦了你了。老大性情宽厚，靠得住。老二喜欢读书就让他读吧，老三油嘴滑舌，最不让人放心，要把他管紧点儿。还有就是几个姑娘，要给她们找个好人家。还有你，万一我要是死了，你也重新找人嫁了吧......”

外公刚一说完，两眼一黑，晕过去了。

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大腿多处淤青、刮伤，肋骨断了一根，轻微脑震荡，左手骨折。出手术室的时候，外公一边笑，一边喃喃地说：“没死就好，没死就好。”

半月之后是炎夏，石膏缠在手上闷得难受，时间一长，闷出了蛆。外公操起剪刀把纱布剪开，蛆虫滚到剪刀上、水泥地上，一颗颗地慢悠悠地蠕动。外公吩咐外婆把二锅头倒在洗脸盆里，倒了大半盆。

只见他气沉丹田，双腿一蹲，面色凝重，大吼一声就把左手泡进了酒中。一颗颗蛆虫漂浮在酒面剧烈地挣扎，不一会儿就死光光了。

这故事是外婆讲给我听的，惊得我汗毛直立，几天吃不下饭，也从此对外公多了几分敬畏。

三十岁的外公欠了班长一条腿。那时他是扫雷班的普通一兵。

那时候扫雷全靠人手扫雷，扫雷兵慢慢爬进雷场，用小刀或铁枝插入泥土寻找硬物，而全班只有一台金属探测器，且误差极大。所以扫雷基本上是靠经验和运气，说白了就是拿命在。

一次，班长带领全班进入雷区扫雷，走着走着人员就分散了。路过一个杂草堆的时候，班长手里拿的金属探测器没有反应，他放心大胆地走，结果一脚踩在了地雷上。班长很快镇定下来，站在原地纹丝不动，等着人来救援，但其实他心里知道，遇到这种情况，非死即伤。等待不过是对灾难的延迟。

过了好久，天已经黑了，扫雷人员陆陆续续回到营地，吃饭的时候才发现班长没有回来。大家都很累，扫雷看似是体力活，但更多的是对精神的考验和心理上的折磨，一步走错就是飞来的横祸，付出的是血和生命的代价。外公叫大家好好休息，自己一个人打着电筒去找班长。

经过一番搜索，外公终于发现了站在杂草堆上的班长。班长说明了情况，叫外公回去喊人，当时班上有一个名叫陈大雷的排雷尖兵，他排的雷最多，说不定他有办法。

外公深知此事紧急，班长的脚只要稍有松动，脚下的地雷就会立即爆炸。他火烧火燎地往回赶，豆大的汗水一颗颗地往下掉。哪知，越忙就越容易出乱子，外公下山的时候，步子跨得太大，一脚踩空，顺着山路滚了下去，头磕在石头上，血流出来，不省人事。

第二天，他是在病床上醒过来的，头上缠着带血的纱布。他刚一醒就挣扎着大喊：“快去救班长！”旁边的人摇摇头，说：“班长知道自己站不住了，用最后的力气跳了出去，命保住了，被炸掉一条腿。”

外公抱着头痛哭，一边哭一边抽自己耳光，血从纱布里滲出来，刚缝好的线被他生生撑破了。

外公退伍以后，把国家发的慰问金和津贴全部寄给了老班长，老班长原封不动又给他寄了回来。外公看着放在桌上的寄款单，不吃不喝，坐着抽了一整天的烟。后来，他把这笔钱捐给了一家科研机构，用于研制高仿真的人造假肢。

我曾向外公提起，问他能不能给我讲一些关于那位排雷英雄陈大雷的故事。外公板着脸冷冷地哼一声，说：“英雄？那些死在战场上的人才叫英雄！”

排雷成功以后，排雷兵会把地雷上的引线取下来，谁手里的引线数量多，谁排的雷自然就多。而陈大雷手里的引线是最多的，因此被称为“排雷英雄”。只是，这里面大有“玄机”。他在一次喝醉酒后，禁不住众人的逼问，终于道破了其中的“玄机”。

“排雷是多危险的事？那可是拿命在！我问问你们在座的，你们有几个人舍得拿自己的命去？我亲眼见过有人踩到地雷，被炸得胳膊腿乱飞，‘哐当’一坨肉砸到我脸上，吓得我几天几夜合不上眼。死人享不了活人的福，可活人却可以沾死人的光呀，我那时就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等他们倒下了，我就把他们手里的引线捡起来，继续往前走……”

——“英雄？那些死在战场上的人才叫英雄！”

外公这话或许有失偏颇，但却掷地有声，一字一句震得人心里发颤。

二十岁的外公看上了村子里一个姓冯的姑娘。

冯家在村子里算大户，他们家养蚕，蚕吐的丝织成布，把织好的布装在竹篮子里，用扁担挑到县城里卖。这与只会种地，靠一年一季的粮食挣钱的庄稼人可是大不同的。

冯家有三个姑娘，没有男丁。三个姑娘中数大姑娘冯珍儿最能干，会织布也能种地，挑着两担水走三里地都不带喘气的。人长得不漂亮，但丝毫没有乡下人的粗鄙，一举一动，英气十足。

外公看上的就是这个姑娘。他不遮掩，不害羞，大大方方地在桥头拦住姑娘，一字一句地表露了心迹。姑娘不答应，也不拒绝，从他身边走开，以后见了他也照样谈天说笑，放佛什么事也没发生。

外公知难而进，天天守在姑娘家门口。姑娘要挑水，他抢过扁担，二话不说，来来回回十几里地，把姑娘家的水缸灌得满满的，放下扁担，扭头就走。春天来了，到山上去采新鲜的桑叶，不声不响地放在姑娘家门口。姑娘到县城赶集，他跟着去，蹲在姑娘的摊位边守着，遇见挑事儿的买主，外公‘噌’的一下站起来，他块头大，面若重枣，唇若涂脂，怒目圆瞪，活像关羽，那人顿时就焉儿了，乖乖付钱拿着布匹走开，大气都不敢出。有时生意差，姑娘回家回得晚，夜里山路不好走，途中还要穿过一个乱坟岗，阴森森地着实可怖，外公在后面跟着，点着一盏灯，哼起一首没有歌词的歌谣，姑娘在前面走着，听着歌，一步一个脚印不慌不忙，心里踏实。

家里人盘算了一下，冯家的姑娘高攀不上，家里出不起那么高的彩礼钱。于是托媒人给外公介绍了一个邻村庄稼人的姑娘，门当户对，两家人都觉得很满意。外公孝顺，心里百般不愿意，嘴上还是答应了家里人的安排，不再去冯家门前守着了。

见外公几天没来，又听说了外公相亲的事，冯珍儿急得直跺脚，不过她也是个敢做敢当、大胆奔放的主儿。一天晚上，月亮照着小路，树影婆娑，狗蜷着身子打呼噜，她摸黑从窗户翻进外公房里，一拳打在外公肚子上，疼得他嗷嗷直叫，差点儿惊醒了门外的中华田园犬。第二天一大早，公鸡还没打鸣儿，姑娘系上围裙，左一个“爹”，右一声“娘”，从此就赖在这家说什么也不肯走。

十岁的外公在山上一个人放羊。

那时他的母亲卧病在床，父亲在家种地。哥哥去年冬天得肺病死了，放羊的任务自然就交给了他。

在山上搭一个帐篷，整整三个月，除了他，就只有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和一群咩咩叫的山羊。

外公的那些没有歌词的歌谣也是在这个时候创作的。寂寞难熬的时候，跑到山上吼上一嗓子，山谷间遥远的回声放佛是在与他对话。

“喂——”

“喂——喂——喂”

“你是谁——”

“你——是谁——是谁——”

“我想吃肉——”

“吃肉——吃肉——”

“让我娘好起来——”

“好起来——起来——”

慢慢地，外公适应了放羊的生活，他不再大吼大叫，心也渐渐沉静下来。他吹口哨，吹叶子，自己做了一把只有他才能吹响的萧。没有歌词，只有旋律，那些孤孤单单的小调在山间、河里、石头上、月光下，轻飘飘地徘徊、游荡。

远处的山羊吃到了新鲜肥美的绿草，高兴地咩咩直叫。他也跟着高兴，竟然手舞足蹈起来。天下，地上，绿草，羊群，他是快乐的牧羊少年。

零岁的外公或许是最幸福的。

在妈妈的子宫里，没有饥饿、寒冷、疾病、痛苦、恐惧、意外、遗憾、孤独和责任。他安静自由地发育、成长，偶尔踢一下妈妈的肚子，隔着一层肚皮向外面的世界打招呼。

直到有一天，一只手拍在他的屁股上，他哇哇地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