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流后可以打羽毛球吗(《村·落》求学记)

文/许文通

自曾祖父以来，其后子孙大多粗通文墨。我祖父三兄弟虽未上过学，但受益于曾祖父的调教，平日亦需翻阅、誊抄经文，倒也识得不少字，且学这些是很需要记忆的。到我父亲这一辈时，当时村里所有的大学生都出自祖父一门——二叔参军后考入军医，现已是教授，少将军衔；五叔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六叔考入三明纺织工业学校。六叔仅比我大六岁，一向成绩优异，高考成绩发布时，他兴致勃勃地与我进城同去，但成绩极不理想，与预估的分数相去太远，比如英语预估至少在八十五以上，而实际成绩仅六十多分。他的班主任一见到他，就说希望他能复读。如今看来，他的成绩极有可能被掉了包，这在当时是容易操作的。

到了我这一辈，大学生就更多了，我弟（小名茂华）考入成都理工大学；堂妹考入兰州石油大学；堂弟考入清华大学，读研后进入美国UIUC伊利诺伊香槟分校，获士学位；堂弟考入福建工程学院，后进入厦门大学读研究生；堂妹考入广东理工大学，后进入香港大学读研；堂弟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此外，还有表弟考入天津大学。

求学的经历其实大多已经忘记，而课余时间和上学、放学路上的趣事倒还记得一些。幼时，我对读书了无兴趣，即便幼稚园也不大想去。那时候，祖父、祖母、小姑海兰，还有几位叔叔和我们都聚在一起吃饭。家中人很多，天冷的时候大家嫌板凳太冷，大多站着吃。吃了早饭便要散去各做各的事，最后睡眼惺忪起床吃饭的总是我们兄弟俩。某日一早即下起了大雨，大家都不急着出工，只等雨小些，并开玩笑说今天雨太大，歇息一天。可我不能不去学校，面对湿冷的天和热闹的聊天气氛，愤愤不平地说：“你们竟可以不用做事，我却还要去读书！”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在他们看来，有书可读而不用做体力活是何等安逸之事！其后，我多次听到一些打柴的妇女们说，要是有书读不用干活该多好！

我上幼稚园之处离家甚远，从山脚的水尾村到位于山腰的盖头，先要走一段平路，再一路拾阶而上，即便大晴天也要走半个小时。若是遇上下雨，道路泥泞，到校时往往鞋子尽湿，花费的时间就更多了。路很远，以至于一个清晨，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鸽子，可以自由飞翔。醒来后仍沉浸在梦境里，以为可以很快地飞到学校去，可以多睡一会儿。

六叔上小学时学制是五年，此时正在盖头读五年级，与幼稚园同在一栋楼内，可以同行照顾。心情好时我就自己走，走不动或不想走就让六叔背着我一步步走上台阶。六叔背累了换他的同学许宪明背，许宪明背累了再换六叔背……半途有几户人家，天气晴好时总有一老头坐在门口晒太阳。他见着我总是笑着，像是对我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今天这孩子又要人背了”“今天这孩子又不用人背了”。他总是穿着军绿色衣服，打着补丁，笑起来的时候露出少得可怜的几颗牙。我不嫌弃他，但也并不理会，面无表情地继续前行。累了，大家就坐在石阶上休息，这些台阶凹凸不整，但很干净，杂草就从石缝里钻出来。初夏，路边的芦苇花探出了光鲜的脑袋，在微风中摇曳着。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们急冲冲往学校赶，上课时间快到了，路上已见不到几个学生。走到一个岔路口，突然一头牛迎面冲下来。我本能地往旁边避让，但这庞然大物似乎是冲着我来的，撒开蹄子朝我狂奔而来。道路不宽，我吓得魂飞魄散，拔腿就往岔道跑。牛在后面紧追不舍，赶牛的人紧随其后，想拼命把它拉回来，但是没追上。岔道的尽头有一户人家，从门口窜出两条狗来，它们露出獠牙狂吠不已。我走投无路，吓得呆在那儿。戴着斗笠的牛主人终于追上来了，他一把拉住缰绳，牵着牛头也不回地走了。这时六叔也赶过来，责备我乱跑。我这才知道，原来牛不是冲我来的，只是想逃脱它的主人。

有时，六叔和同学会利用周末到上山砍伐杉树。先将砍倒的杉树去掉枝条，截出一段两米多长的树干，剥去皮，再削成木条，晾干。中午上学时，六叔把它从水尾扛到盖头卖了换钱。木材收购站的附近有家商店，这也是村里唯一的商店，购买日常用品在这儿，称为“百货”，意思是贩卖的商品很多。但我估计，哪怕把所有物品都罗列出来也凑不足百件。打酱油、买醋的人要自带瓶子。酱油和醋都用大瓮装着，揭开盖子，用一个长柄竹器舀一勺就是半斤，再通过漏斗流进瓶子里。在这昏暗的屋子里，各种气味飘散出来，混合着形成一股难以言表的古怪气味。

卖木条得了钱便可以在这买可乐，六叔先尝两口，剩下便是我的了。有时喝得太急，舌头便会被吸在瓶口，我吓坏了，忙把瓶子用力往外拉，舌头终于脱离了，并且发出“砰”的一声响。我想再次尝试，却怎么也不成；或终于被吸住了，却再也发不出之前那么响亮而神气的声音。

回家要经过一段马路，拐弯处有个大平台，过了这个平台就要一路往下走台阶了。这里视野开阔，居高临下，风光一览无余，可以望见层层叠叠的稻田、散落的村庄和蜿蜒曲折的道路，有时还能看到成群的麻雀“叽叽”地叫着从树梢飞过。一阵山风吹来，大有羽化而登仙之感，不胜惬意。

这是个极好的地方，如果那个妇女不在的话。还未到达拐弯处，远远地就听到她的呼喊。她先是喊一个名字，再喊一声：“你快来哦！”又喊一声名字，再喊：“你还不来！”她叫的是谁我不知道，其实是听不清楚，但那声音带着哭腔，顶尖锐、顶凄惨，让人毛孔倒竖。那个背影非常瘦弱，发觉身后有人，便会转过头来瞅瞅。每到此时，我只能加快脚步，尽快远离那个可怖的声音。听说那妇女的儿子走出村子谋生就再没回来，从此杳无音讯，是远渡重洋、辉煌腾达，还是客死他乡已无人知晓。于是她疯了，每到临近中午，就慢慢踱到这里，一声声、一声声地呼唤她儿子的小名，喊够了再慢慢踱回家去。

有几次她正往回走，与要回家的我迎面而来。我看她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蓬头垢面，眼珠子像是凝固了一般。远远地看见她，我就骤然紧张起来，生怕她突然发疯冲过来，好在马路很宽，她也并无恶意，只是样子吓人而已。

教学楼是用青砖搭建的，高高地耸立在一块大石头上，看着很有气势。青色的砖瓦、绿色的窗框，再加上青葱高壮的柳杉、红豆杉和樟树的掩映，显得很协调。其实整个校园就一栋两层砖瓦房——教学楼兼老师办公室，外加一个操场。教室里，一个略胖的女老师激情四射，用雄浑的声音让我们猜谜语：

“叮铃铃、叮铃铃，一头说话一头听。俩人不见面，说话都听见。”

这是书本上的一则谜语，老师问谜底是什么。小朋友们异口同声地喊出了答案：“电——话——”

我从没听说过电话，更没见过，一脸茫然。直到四、五年后，我才在村委大楼看到了那“一头说话一头听”的玩意儿。那是一部手摇式电话，联系在外的人，需要先打到乡里，再一层层往外接。但接线员并没有耐心，甚至因为嫌弃某个村子的人而拒绝连线，所以很少有人能够顺利打通电话。谁若有幸听到铃声响起，定会像听到自己中奖的信息一样欢喜，连忙抓起电话，声音颤抖地问对方要找谁。不论对方要找的人离得多远，接电话的一定会撒腿跑去叫人，并全程陪同，一脸羡慕地聆听他们的谈话内容。

有时，接线员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便把线拔掉，他们的交谈便中断了。

也学习歌曲，现在印象已经很模糊，依稀记得有一首歌，内容是一个小朋友自诩小画家，各色彩笔一大把，画只螃蟹四只脚……我也没见过螃蟹，更不知道它有几条腿，但这位小朋友的一大把彩笔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女老师姓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她削的铅笔非常漂亮，只需一把小刀，就能将铅笔削得光滑且粗细适宜。她常在教室里吆喝着：“还有谁要削铅笔？”

除了学习猜谜语和歌曲，也学习拼音和简单的汉字。五叔放假回家，偶尔也会纠正我的握笔姿势。有一次他检查我的作业，就在新家客厅的那张大圆桌旁，让我自己数一数吃了几个“好”。那时候老师评价学生的作业往往用“好”“中”“差”三个等级，我们把获得老师“好”的评价称为“吃了一个好”。我数了数，一共七个。五叔说，好减不算，只有五个。

祖父问我在幼稚园学了几个字，我默不作声。他就乐呵呵地讲起了故事：

“孙子刚放学回家，正在家门口扫地的爷爷就拿扫把蘸满水，在地上画了一横，问孙子：‘这是什么字？’

“孙子左看右看认不出。爷爷很气恼：‘一二三的一字都不认识？’

“孙子说：‘爷爷，爷爷！我们老师写的一字没这么大！’”

晚上，有时父亲让我们练习毛笔字。没有现成的墨水，要先在一方砚台上倒点儿水，再用墨锭磨出墨来。昏暗的灯光下，父亲先用自己的毛笔在纸上写一个小楷的“大”字，并教我如何握笔、蘸墨，然后就只顾誊抄自己的东西。父亲写字并不见长，甚至不懂起笔、收笔之道，对我的书写也没什么要求，能画出字来就行。我就用那支分了叉的小号毛笔依样画葫芦，在纸张上写满“大”字。开始写得很认真，不一会儿就越写越不耐烦，越写越大，很快就写满了一页。弟弟茂华写得更糟糕，画符一样地涂抹，展示出了连康定斯基都无法企及的抽象。

这一年无忧无虑，幼稚园就一名老师，偶尔请假教室便乱得不行。有时候高年级的同学下楼到幼稚园找弟弟妹妹，顺便耍个杂技——倒立，都会引来大家惊羡的目光。几个男生纷纷效仿，可没一个能倒立成功的。小朋友的倒立成了倒栽葱，屁股上粘了厚厚的灰，有时还撞疼了脑袋，可没人在乎，“嘿嘿”一笑就过去了。

一次，老师没来上课，教室乱得像战场。突然，讲台上站着个男的，个子高高，脸又黑又长，双手插在衣服口袋里。在我的意识中，男人应当把手插进裤口袋，女人应当把手插在衣服的口袋。如果男的把手插进衣服口袋，感觉太女性化了；如果女的把手插进裤口袋，感觉像是个男的。眼前这位双手插进衣服口袋的男人就是我们的副校长，全校唯一的男老师。大家吓坏了，慌忙回到座位笔直地坐好。副校长神情严峻，他用方言对我们说，今天老师家里有事，不能来上课，让我们在教室要保持安静，不要打扰楼上同学。

随后，副校长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往年，有一个孩子非常贪吃。有一天他看见一片菜瓜，想吃得很，口水都流了下来。”他扫视了一下班级，顿了顿，为了营造气氛，还夸张地将两只手掌尽可能地上下拉开，比了一个高度：“口水流得有这么长……”小朋友们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大家谁也没见过流这么长的口水，都哈哈大笑起来。副校长也一改之前的严峻神态，张嘴微笑着，露出两颗兔牙，看着又有点儿不像微笑。要知道，这是我有史以来听到的最好笑的故事，虽然也是以“往年”两个字开头。

在所有可以生吃的蔬菜、粮食中，我对西红柿这种新奇的植物印象深刻，有黄、有红、有绿，油光发亮，但那种浓烈奇特的味道似乎比今天的要浓烈得多。父亲曾种过一畦，产量很高，可惜大家都很嫌弃，也就不再打点，以至于渐渐荒废，最终连那块菜地都被芦苇侵占了。几年后我才认识了副校长说的“菜瓜”——有的农民将它们放置在早上用来装大粪的木桶里。这时，我竟然把“菜瓜”理解成了“红薯”。我对生红薯没有多大食欲，但仍旧咽了几口唾沫，还想象出了一畦红薯的画面，想象出了那个孩子流口水的样子……

后面的故事情节和结果我已经忘记，好像是孩子偷吃地瓜，被人一顿毒打后死了，并得出不能偷别东西之类的教训吧！现今看来，这个故事也许是真实发生过的吧！副校长讲完故事又叮嘱几句就走了。大家端坐着扭头目送，好像有点儿留恋，又像是希望他快点儿走。没过一会儿，小朋友们就陆陆续续离开座位各玩各的去了，教室又重归混乱。之后，虽然也偶尔有老师进来吼一句，但小朋友们并不买账，也没有老师再来讲故事了。

盖头村海拔高，春天云缭绕，空气潮湿，玻璃窗上经常会结出小水珠。下雨天出不了教室，下课无趣，大家就在玻璃窗上涂涂画画，上完一节课又结出一层，可以接着画。操场上并不铺煤渣，都是黄土。若非不得已，大家是不到那儿去的，脚踩在上面会带出一层厚厚的泥，粘了泥的鞋子又重又滑，只能找个台阶，抬脚把这层泥刮掉。操场到教学楼之间正好有两个台阶，这儿就成了大家刮泥的理想之地，刮完了还要把脚在走廊上用力地跺几下，老师们对此非常嫌弃。也有人脱下一只鞋，在一块大石头上用力敲打；待黄泥都去得彻底了，再换另一只。

天气放晴就要到操场做广播体操，教学楼正对着操场，学生按年级从低到高排列，面向教学楼。经常停电，广播播放不了，就安排一个高年级的男同学站在二楼走廊正中央喊口令：“跳跃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做完操还可以疯跑一会儿。几株大树站立在操场正中央，树形苍劲优美，树干上布满苍苔。大树参天，比教学楼要高出很多，有的树枝延伸到了屋顶，瓦片上有落下的叶片和圆球状的小果实。延伸出的树枝有一根已经坏死，我天天关注它，很希望它突然断掉，并且能砸到屋顶的瓦片上，但是直到我上完幼稚园也没见它断掉。多年后当我再见时，那根枯枝连同支撑它的一大根枝丫已不见踪影。我也常常像诗人一样在树下徘徊，时而抬头仰望繁茂的枝叶，时而俯身捡拾落下的果子，或用脚把坚硬的果实碾裂开来，有时还把右手掌抚在粗糙的树干上绕行。雨天可以看见水从枝叶上滴落下来，在地上形成一个个很小的水坑。有时雨水还会滴落在脖子上，顺势流进后背，又冰凉又湿黏。

小朋友们喜欢绕着大树奔跑，偶有摔个狗啃泥的也不在乎，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继续冲跑。或有两个只顾跑却撞到一起的，随后便会“哇”地传来惊天动地的哭声，从第一声“哇”结束到第二声“哇”开始之间停顿的时间很长，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发生了极其惨烈的事故。但这“哇”声持续减弱，最后变成抽泣，不一会儿就止住了。如果事情严重，老师就把他们喊来各批评几句，事情就算完美解决了。

操场的一端立着个大大的架子，架子上方的横杆被钻了两个大孔，两根竹竿从孔里穿过，平行地插到地上，整个架子就像一个奇特的神坛。高年级的同学站在架子正中间，左右手各握一根竹竿，猛地一跳，猴子一样左右手交替着往上爬，到了架子的顶端，就倏地滑下来。有时下来得太急，一屁股摔坐在地上。一旁的同学并不扶他，只是望着他哈哈地笑。几个女生甚至捂着肚子笑弯了腰。在我看来这是很不适宜的，男同学出了洋相，女生应当矜持地装作没看见默默地走开，顶多掩面而笑，定是不能驻足停留的。摔倒的男同学似乎并不介意，反而更来劲了，自己一骨碌爬起来。我也爬过几次，但是两根竹竿很粗壮，间隔又远，根本不能像他们那般潇洒，只能抱住一根往上爬。竹竿很滑，我手脚并用，使尽了吃奶的力气也爬不高，没两下就滑落下来。

操场后边连着一片斜斜的树林，树很多，枝叶密得不见阳光，都和操场的树一样高大，树下的杂草却没了，都被蹦跳冲跑的同学踩得稀烂。雨后初晴，在这玩耍可得分外小心了，一个趔趄就有可能让你飞出老远，甚至屁股开花！

上课时间到了，陈卓兰校长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站在刚刚喊口令同学的位置上，从腰身后掏出随身挂着的哨子威武地一吹，大喊一声：“全部回教室！”于是大家汗流浃背地纷纷往自己的班级跑。我很想拥有这样一个哨子，很想像陈校长一样神气地吹，当然不是在学校。有一次，我远远地看见陈校长的哨子是金属做的，闪闪发光。

陈校长个子不高，戴着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镜片上显现出一个又一个圆圈，以至于我无法猜测出她的大致年龄。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戴眼镜的人。幼稚园放学比较早，下了课我就到楼上五年级教室门口等着。有时天气冷，陈校长便让我进教室避避寒，有一次还把她的火笼给我取暖。二楼的栏杆是木头做的，用长条形的木棍分隔成一个个格子。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我百无聊赖，于是尝试着把脑袋从格子里伸出去，缩回来；再伸出去，缩回来……我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试过去，兴味盎然。有的格子略窄一些，这下好了，伸出去的脑袋无论如何都缩不回来了，却又不好意思哭，只得左右手各把持住一根栏杆，像个即将被砍头的囚徒。绝望之际，陈校长发现了，就笑呵呵地帮我把小脑袋毫发无伤地推回来。

一次放学时，下起了小雨，我们没带伞，就把报纸折叠成一顶帽子戴在头上遮雨。有时我不打招呼自己先跑回家，六叔急得到处找。

上了一年幼稚园就升入一年级了，我上完小学一共换了五所学校。不过，这些学习之地如果全都称为“学校”是不太妥当的，比如上一年级的地方其实是水尾村的仓库，称作高地小学。

仓库有两层，与盖头小学相比，离家近多了。顺着一旁的楼梯往上走，就到了上层。上层有一个很宽敞的空间，旁边还有几间小屋。这里平常都闲置着，空荡荡的，偶尔用来充当戏台或置办酒晏。

一年级就在这个大空间里上课，二、三年级则在一旁的小屋里。二楼光线很暗，没有电灯，只从木板墙缝和小窗户透进点光。地面是木板铺成的，有些钉不结实，踩上去吱吱作响。每到下课就好似万魔洞失守，成群结队的学生跳绳的、追逐冲跑的、上下楼往返上厕所的，声音很大。下雨天，村里的老人不出工，都聚在这儿聊天、讲故事，楼上震天动地，楼下的心惊肉跳。老人们轮流上楼视查情况，轮番苦口婆心地说教，只想感化这些生性顽劣的猴子。可是大家都在乎，反而跑得更欢了！终于，一个白发苍苍，体格有些硕壮的老人冲到楼上厉声呵斥。面对从天而降的照妖镜，群魔立及作鸟兽散。可老者的前脚刚踏出门，后面的同学就像出洞的老鼠，一个个探头探脑又出来了。

仓库横跨小河，下大雨的时候水量激增，浑黄的水从上游奔涌而下，裹挟着枯枝败叶从楼下穿过，浩浩荡荡地向下游奔去。有的人家在河岸边种上南瓜、葫芦，甚至把瓜架搭在河面上。那些南瓜、葫芦长势良好，一些藤蔓延伸到瓜架外，垂到了河面上，在洪水的冲击下有规律地点着头。这时候可以撕下作业纸折纸船，并一只一只地投进激流里，看它越漂越远，或被洪流吞噬。也有用大张报纸折叠的，吸水性太强，大而无用，漂不远就沉没了。也有不会折或没耐心的，就把作业纸撕成碎片撒进水里，并大声吆喝着，却并不能引得旁人的关注。

随流水漂向远方的不仅有小纸船，还有那段记忆。没多久，应该是半年之后吧，“学校”就迁移到了底蔡村的一个土堡。

黑板是用几块木板拼成的，再涂上黑色的油漆。老师把阿拉伯数字写在黑板上，从“1”写到“50”，占据了大半块黑板，令人望而生畏。父亲要我背诵乘法口诀，我说班上同学也不会。所谓读书，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过是挨日子，有人玩得太疯狂，直到上课了才发现书包还挂在哪棵树上。桌面空空如也，他像只无助的鸭子东张西望。老师发现了，盯着他问：“书呢？”

他不好意思回答，把头埋得低低的。同桌掩着嘴笑他，并把实情告诉了老师。

“读书读书，书包都能读丢！”老师白了他一眼，继续讲课。

一下课，忘拿书包的同学就像屁股着了火似的往外跑，没过一会儿又兴冲冲地回来了，把取回的书包塞进抽屉，仿佛得了什么大便宜。

盖头村民用方言叫别人的名字时一般不带姓氏，不过，提及自己厌恶或鄙视的人却常在后边加个缀。这些后缀有表示胖的“冻”“块”，表示稀里糊涂的“嘟”，表示邋遢的“屎”“屁”，表示一无是处的“渣”，表示土气的“佬”，表示不务正业的“仔”等等，丰富多样，有十余种之多。后缀与其人特点之间并无本质联系，有时甚至并不为了表达鄙视之意，只因叫着顺口。什么人配什么后缀，大体依据名字的平仄，这几乎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名字都是仄声的，后缀一定是平声；名字都是平声的，后缀一定是仄声。小学生似乎天生就掌握了给人名加后缀的技能，因此，他们不允许自己厌恶的人叫他们的名字，否则会损耗自己的名誉。同学间有了矛盾，打得过的大体用拳头说话；打不过的，就把仇家的名字写在小纸条上，丢进粪坑里，再咒骂两句。但是，谁若对长辈，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大不敬，大人立刻就拉下脸来斥责道：你怎么能这样乱说，小心雷公！

发作业本同样简单粗暴。发作业的同学高呼着本子主人的名字，三个字还没喊完本子已经飞出去，从最前排飞到最后一排。发本子的以砸中对方的脸为第一要务——砸中了，便功成名就；砸错了，少不了挨一顿臭骂。准确地砸到本子的主人似乎是一项必须掌握的技能，否则没资格发本子。

偶然间，我发现语文老师把“批评”写成了“批抨”，能发现老师的错处实在是高明，并且三生有幸。可惜这位“高明”的小同志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一年级上学期语文、数学分别是70分、60分；下学期更精彩，语文、数学两科都是60分，估计这六十分也是老师半卖半送的；上了二年级就再见不到用黑色笔填写的成绩了。那是老师填写成绩，及格的用黑笔，不及格的用红笔。我的成绩单上，总是红色多，黑色少。平时喜欢热闹，但发成绩册的那天要尽可能远离人群，以免被问及成绩而尴尬。一次考试，可能是半期考吧，语文成绩四十多分，父亲非常生气。但我更怕他看见那张考了9.5分的数学试卷，出人意料的是他对我的数学成绩颇为满意，说：“嗯，数学还可以，能考95分；语文要努力。”他并不细看。

土堡的墙壁用黄泥夯实，上层是教室，下层是闲置的屋子，也是我们的乐园。虽说是“乐园”，玩的游戏却并不高雅，甚至很粗俗。这里尽是堆积得厚厚的粉尘状的黄土，男孩子们最喜欢做的，就是从什么地方拆一块短一点的木板，下面垫一块方砖，在木板的一端堆放黄土，越多越好；再找来一块大石头，趁人不备用力砸向木板的另一端，“啪”地一声巨响，黄土就飞溅起来，一直冲到天花板上。恶作剧砸石头的早已趁势溜之大吉，那些躲闪不及的落得一身灰，只得屏住呼吸，没头苍蝇似的四处寻找出口。

女生就在一小块平地上踢毽子。这种自制的毽子很大，可以用纸做，也可以用塑料。找一本不太厚的书，横向剪成条状，但不要剪断书脊，折叠起来，再把书脊用绳子捆扎牢固，理成蓬松的球状，一个毽子就做好了。玩的时候把它踢得高高的，要高过头，以数量取胜，输了的就要“喂”赢的“吃”。输家低三下四地把毽子抛到赢家跟前，赢的就一脚把它踢到远处；输家又忍气吞声屁颠屁颠把它捡回来，再“喂”给赢家“吃”，赢家又一脚把它踢飞……如果输了的态度不好或“喂”得不够标准，赢的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进食”，输的就白忙乎这一回了。大庭广众之下，这种游戏是女生的专属，男孩踢毽子是要被同伴取笑的。但是私底下，这些取笑他人的男生却照样玩得兴味盎然。

学校也有操场，那是五叔他们上学时带着锄头挖平的一块空地，离教室有点远，并没有人到那玩，况且我们不上体育课，也不做广播体操。久而久之，操场竟被附近的村民据为己有，用来种地瓜青菜了。

六一节到了，真是个好日子，可以分到糖，还能请村班干部来讲故事。可惜村干部讲故事并不高明，他想教导我们不要去悬崖边玩耍，但不小心编成了恐怖小说。他把衬衫的下摆扎进皮带里，挺着鼓鼓的肚子，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有小孩在盖头桥附近的悬崖边玩耍，坠崖摔死了，所以半夜三更常常会传来小孩“哇哇”的哭声……我多次到过那一带，虽然从未听到过类似的哭声，但还是有点心悸。现在想来，那极可能是娃娃鱼的叫声吧！后来，我听说那附近的洞穴里住着一种邪恶的鸟，它们能变成透明的人，都戴着红帽子。我们只能看见红色的帽子悬在空中，它们走动时，红帽子就跟着移动。它们还喜欢迷惑过往行人，使人失去知觉。甚至有同学说，他的祖父曾被那种鸟带到了悬崖边上，幸好及时清醒过来。但它们怕火，若想避免被迷惑，只需点燃一支烟。

那一年，村里要开通从水尾到底蔡的公路。山很陡，道路拐弯抹角，马路必须绕到上黄村的上方。上黄村好似泥土也跟着村子姓，尽是黄土，很疏松。住在下边的村民可不愿意了，他们担心引发山体滑坡，于是和挖马路的争执起来，甚至有村民拿来席子，躺在地上阻止施工。中午，我们早早地赶来看热闹，凑热闹是很重要的娱乐方式。我们都很希望他们能打起来，哪怕互相推搡几下也行。但他们都是一个村的，彼此熟识，挖马路的又都是身强力壮的后生，双方只是理论却并不动手。最后，大家感到无趣，等得不耐烦，就都上学去了。没过多久，道路顺利开通，就从土堡门口经过。

二年级，“学校”搬到了上黄村的一座砖瓦房内。砖瓦房也是上下两层，上层教室，下层堆放杂物，有时还临时住着外地来修筑马路的民工。

学生不多，教室狭窄，发本子用不着费力地甩，自然也少了砸人脑袋的乐趣。年轻的女老师在教室前面讲课，住在楼下“好学”的民工闲着无事就跑上来“蹭课”，羞得女老师满脸通红。

下课仍然是放飞自我的时候，游戏却丰富了起来。

有一种叫“挤油”的游戏，最适合在大冷天玩。只待老师喊一声“下课”，大家就迫不及待冲到楼下。墙根中间站一大个子，其他人往左右两边依次排开，使劲儿往中间挤，大家“嘿呦——嘿呦——”地喊着口号。有的被挤出来，又自觉地排到后面继续挤。墙壁是青砖垒叠的，缝隙间填充着白灰，粗糙得很。好在大家都穿着像青砖一样粗糙的布料衣服，怎么磨都不破。挤上几个回合，大家就都暖和了。上课口哨一响，中间的人突然抽身，两边的就一齐往中间倾倒，嘻嘻的笑声在校园上空回荡。

还有一种游戏危险性就比较大了。在场地上划出一条线，把人平均分成两组，分站两侧。两边的人左抓右挠，都努力要把对面的人抓过来。一旦哪个倒霉蛋被人捏住了手腕或是扯住了衣服，相互之间就纠缠在一起，于是双方都集结人力，展开一场抢人大战。有的人被双方各拖住一只手，疼得只能大喊“死了、死了”，于是双方都自觉遵守规则，松了手，这人就算是“牺牲”了。也有被拉拽得不雅的，这一方的抱住他的身躯，那一头的拉住他的小腿，人多手杂，一起用力，裤子就被脱拽下来，露出两片屁股瓣儿。但这是一位勇烈之士，岂是肯轻易屈服的！于是双方继续争夺，直到被对方一把拖了去，直到同伙的手里只抓住他的一只鞋子。大家都嬉笑着，还有人趁机在他白白的屁股上拍一掌。勇士虽死犹荣，一边提起裤子一边大喊:“我的鞋呢？我的鞋呢？”有时候双方正处于胶着状态，只听得“嘶”地一声清脆的撕裂的声响，就知道一定是衣服被扯破了，双方立即偃旗息鼓，笑声也收敛了许多。被撕破了衣服的，脸上流露出难过的神色，毕竟回家是少不了挨一顿骂的。

最经常玩的，要数“抓人”的游戏。先黑白配选出人来，一部分负责抓，其他人只顾逃。黑白配开始了，十几甚至几十个人一呼啦就围成一个圈，里三层外三层，以至于许多人根本看不见里头的情况，只是把手伸进去比划着，一阵吆喝之后，人就已经选好了。负责抓人当然是辛苦的，每到选人的时候，我就浑水摸鱼，只把身子凑近人群却并不伸手。待到人员都分配好了，我便以看不见为由，问旁边的人谁负责抓人。他们就说出一连串名字。

下课时，老师们倚靠在二楼的走廊上天南海北地聊着，不看表，也没有时间观念，感觉聊尽兴了，就掏出口哨吹一声准备上课。

每年三月初三都要迎神、做庙会，一般持续一个礼拜。这时候，与学校一墙一隔的上黄村礼堂便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众人敲锣打鼓、前呼后拥地把菩萨请到礼堂正中央端坐着，放过一串鞭炮，便开始咿咿呀呀地唱戏。村里有个戏班了，不知唱的是什么戏种，操着一口谁也听不懂的语言。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戏迷便不厌其烦地向旁人介绍故事情节。戏班子人手不够，有时演员不上场，就在后台拉二胡。乐器也很有限，大约就是锣鼓、二胡、唢呐，演到热闹或激烈之时，所有乐器就一起响起来。

教室里，戏班子吹拉弹唱的声音不绝于耳，女老师总是抱怨着：吵死了，吵死了！这期间，只要清闲的人大体会来此听戏。但与其说是听戏，不如说是到此聚集聊天。伴着喧天的锣鼓，老太太交互咬着耳朵，聊得更加有兴致。下课时间，小孩子们自然也喜欢往这儿跑，只把礼堂搅得鸡犬不宁。更有一些调皮的，趁人不备偷跑到更衣室，挂上一副髯须自我欣赏。或趁中场休息时偷扯一件大龙袍披上，再突然从幕后跳到戏台中央手舞足蹈，像只身着皇装的猴子。戏班子的人发现了，赶紧把他拉到后台并一顿训斥。可这孩子并不十分害怕，胡乱脱去龙袍，像当了一回皇帝似的喜滋滋地从台上走下来。其实，何止小孩子对龙袍充满兴趣，祖母就曾亲口说过，她也很希望能穿一穿戏服、戴一戴戏帽。

有一段时间，肝炎病流传甚广。盖头村与外界鲜有交通，并未受此影响。不过，学校仍然熬煮了几大桶中药，让同学们分着喝。中午，大家从家里带来搪瓷盆、杯子，用它盛满棕黑色的药汤，大口大口地喝起来，简直像喝饮料。

放学时心情总是大好的。学校正对着一片开阔的稻田，稻田中央立着一根电线杆，杆上绑着个大喇叭。每到中午十一点，大喇叭就准时响起，先是“铛铛铛”地一阵音乐伴奏，然后就开始唱了：“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听着激昂的歌，望着绿油油的稻田，自豪感油然而生。有时候也唱“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但我并不很喜欢。有时候唱着唱着，突然切换出一个声音：“底蔡的水满快来盖头开会！底蔡的水满快来盖头开会！”

这所学校确是结识“英雄豪杰”的不二之地。有位长我一两岁的仁兄，脸上疤痕累累，仿佛刻上了甲骨文，脑袋上顶着两个螺，这两个螺使得他的一撮头发永远像公鸡尾巴似的翘起来。有一次，甲骨文同志闲来无事，一个人在上黄村仓库溜达，对梁柱上并排的两根电线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爬上架子，用手捋了捋左边那根线，没事！又捋了捋右边那根，仍旧没事！他兴奋起来，撸起袖子，打算左右手各握一根继续捋，可手刚碰到电线，一股电流就遍布全身。幸好他从架子上摔倒下来，否则强大的电流怕会要了他的命！

另有一位仁兄年龄与前一位相仿，脸上也是伤痕累累——这是“英雄豪杰”的标配。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更多，最有名的有三件。第一件是某个秋天的中午，他约了几个同伴上山捡拾板栗，捡够了准备回家，隐约发现草丛中有根头。勤快的他便打算把那根木头扛回家当柴火烧，没想到竟掏出一颗人头骨，吓得他丢下头骨，撒腿就跑。第二件，是他竟把手指伸进正旋转着的打谷机内，结果被绞断了一根中指。这可以从他那根残缺的中指得到验证。

第三件事更有可读性！那是一个傍晚，他和同学在林子里玩，甚至爬到了树上。天色渐渐暗下来，他大呼“不玩喽——回家喽——”，从树上一跃而下。遗憾的是，他久久地很痛苦地蹲着，站不起来了……同伴急忙赶来查看，这才发现一根很锋利的竹子插进了他的下裆。大家都吓坏了，急忙跑到他家报信。他爸匆忙赶来，连夜把他背到乡卫生院。这件事就传开了，有的说他小便的东西被竹片割得只剩下一片皮了，有的还担忧他今后怕是不能传宗接代了……事实证明，所有的传言都夸大其词了。我还在读师范的时候，有一次回家路过他家门口，远远地，他就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向我打招呼，怀里抱着个娃娃，大约还未满周岁吧！

高地小学只开设一到三年级，读完三年级又转到盖头小学读三年级，因为成绩糟糕被要求留级了。这对于那时的很多学生来说是家常便饭，好像不留级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学生。甚至有家长主动要求留级的，他们嫌孩子到盖头小学读书太远了，倒不如在上黄再读一年，等到了年龄就下地干活。在这些庄稼汉眼里，把孩子培养成一把劳动好手远比多识几个字要实惠得多。之前同学大多辍学，被拉到地里干活去了，因而原先班级到盖头小学就读的并不多。

此时，六叔早已经进城读书，也难得回家。可我不愿意再继续上学了，自认为成绩太差，定会在新学校抬不起头来。父亲说，不读书，下地干活你会吗，犁田会吗？我犹豫了，太阳那么毒辣，的确是吃不消的。此时，小学学制已改成六年，想想还得在学校呆四年，不胜忧虑。

父亲又说，读完了小学还要读中学。我竟急得哭了，说我最多只能读完小学。

之前在底蔡、上黄学习是从不听课、从来不做家庭作业的。记得一个春天，父亲和母亲都在外地挖竹笋，祖父和祖母又都去了兰州，只得请外祖母来照顾我们兄弟俩。晚上，我把课本和作业掏出来，摆在桌面上做做样子，不一会儿再收回书包去，作业就算“做完”了。对此，老师也并不理会。到了新学校，读书不得不积极一点。每天天才微微亮，父亲就把我和茂华拎起来晨读。我睡眼惺忪地掏出语文书小声地念着，前面的课文都是优美的小散文，而且插图是彩色的，自然有兴趣，能倒背如流了；后面的大多是故事，而且插图是单一的粉红色，读过几遍就没了兴趣。

读过一会儿书，吃过早饭就约上邻近的堂哥文显等人一起去上学。一路上，上学的同学越汇越多，大家说说笑笑，谈论着粗野的话题。春夏之交，沿途常有农民挑着大粪去肥田，臭不可闻。大家称之为“飞镖”，见了“飞镖”，要么绕道而行，要么掩着鼻子拼命向前跑。

有时还能遇到一个瘦小滑稽、亲和的老头。大家没大没小地直呼其名，他也毫不在意，让他表演个魔术，他就把锄头放下，猛地吸一口烟，鼓起腮帮子，然后用双手拍打脸颊，一边拍一边“呜呜”地发出声来，烟就从嘴里喷出来，像一列刚钻出山洞的火车。

上学的路上，我们总希望能遇着他。他还表演过“断指”的魔术：“看清楚喽！五根手指都很完整，现在我要把其中一根手指拉断！”说着，他把两只手搭在一起，把一根食指往另一只手的方向拉，一边拉一边“好痛、好痛”地喊着。我看那根被拉扯的手指渐渐分离开，就只剩半截了，另半截被另一只手捏着完全分开了。“现在，我要把这半截手指安回去。”他又是“好痛、好痛”地叫着，那半截手指就归位了。他表演得太像了，引得我们赞叹不已。但他每次只表演一个魔术，总是不待我们从他精彩的表演中回过神来，就扛起锄头，头也不回地走了。

数学老师教我们打算盘，同学们都抱着个算盘到学校。经过反复练习，我不仅能把口诀倒背如流，还能把算盘拨得“啪啪”作响：“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一去五进一……”但学习仍旧很吃力，有一道题要求用“释”字组词——我当然不会，借助字典，填写上了“如释重负”。

“你叔叔那么会念书，你怎么就这么差！”语文老师看了看我的“如释重负”，在上面打了个叉，“什么‘如释重负’，乱写！”就是那个把“批评”写成“批抨”的老师，当然这是不能怪她的，当时的老师都是代课的，直到许多年后才转正，文化水平并不高。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很受村民敬重。我祖母曾多次对六叔说，要他读完中学就到村里教书。但六叔志不在此，总是很不屑：“教书教书，你就知道教书！”

“教书哪里不好？你看隔壁的阿鼻（我五年级时的语文老师），上午教书下午做凳子卖得赚钱，放假还不用上课……”

四年级一次半期考试，老师让男女生搭着坐，和我同桌的是一个漂亮女生，大家都叫她“阿妹”，她哥哥可是个调皮的“美猴王”。一个中午，他骑坐在学校二楼的栏杆上，不慎掉下来摔伤了腿。我生性较为腼腆，更小的时候亲舅舅来做客，是要躲起来的。这是我第一次和女生同桌，羞得满脸通红、手心冒汗，考试时只坐了住半个屁股。

铅笔一分钱一支，节俭的同学用到只剩一小截时，就把它套在一根竹管里继续使用。男同学纷纷效仿，有人甚至把一支完整的铅笔削为数截，再套上竹管，好像用这种笔写的字能开出花来。在城里上学的五叔给了我一块很大的橡皮，得花一角钱。第一次见到它时，与两分钱的橡皮相比感觉像块砖头，几年都用不完，可在上五年级时被我弄丢了。笔盒是金属的，用久了就锈迹斑斑，盖子的内侧印着乘法口诀，数学考试时可以“参考参考”。后来又流行皮质笔盒，利用嵌入的一小块磁铁把盖子吸住。但是中看不中用，不出半年，盖子就折断，以致于身首异处了。那时候流行喝“人参蜂王浆”，每盒十二支。喝完后也可以用这盒子当笔盒。

三年级留级了一年，我对此耿耿于怀。偶然听到有“跳级”的说法，就是学习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可以跳过一个年级。我来了兴致，不好意思说出口却牵肠挂肚，然而并没有领悟到好的学习方法，甚至体会不到勤奋的重要性。四年级期末考试前的一个礼拜竟为“跳级”之事难以入眠，晚上躺在床上，听着古老的钟“铛铛铛”地敲了十下，一下，十一下……睡梦中还想着跳级的事。

成绩虽然有了起色，但还是得一步一个脚印地来，跳级的梦想最终破灭了。不过，五年级时老师居然指名要我当班长！这是我第一次当这么大的“官”，虽然班长只是挂个虚名，几乎不用管理班级的任何事务，但仍然感觉到走路时脚下生风。我曾经翻看过班上许多同学的成绩册，对比之下，自己的成绩从一、二年级的四、五十分提高到那时的七、八十分，再看看班上其他同学从一、二年级的八、九十分降到六、七十分，我感到十分得意，以至于突然“志存高远”，有一次竟大言不惭地对好友许戊权说，说不定我以后能像毛主席一样成为国家主席。他们的嗤之以鼻自然被我视为妒忌，多年后我想起昔日的“豪言壮语”，眼前似乎浮现出陈胜高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波澜壮阔的情景。

曾有段时期，每生一个孩子便可以得到政府五角钱的奖励。后来实行计划生育，又不让多生了，超生的还要罚款。抓计划生育的若打探到谁家违反了规定，便找上门来，把怀孕的妇女抓去做流产手术；执意不肯现身的，就要被掀去房顶。为此，一些妇女怀了孩子后便神神秘秘，东躲西藏，听到有陌生的说话或有小车进村就更加慌张起来。放学时，我们曾在盖头村委门口看见有人爬上房顶，用锄头把瓦片推落到地上。房子的主人，应当是怀孕妇女的婆婆吧，在一旁边哭泣边制止。屋顶上揭瓦的人似乎也很为难，干活儿很不卖力。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一个谎言也应运而生。一个炎热的中午，我来到学校比平时稍晚了一些。此时，教室正笼罩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气息。大家面露恐惧，交头接耳，都在谈论一个关于“打针”的话题。一打听才知道，有传闻说中国人口太多，光靠计划生育还不行，便有人派出了一支“打针”队伍，见到小孩就按住打一针，被打了针的人必死无疑！他们还说，家里有兄弟姐妹的，是打针的重点对象，更骇人的是打针的人已经到了峡阳，今天下午就可能抵达盖头村。正讨论着，班主任匆匆走进教室，他认真地对我们说，今天如果你们见到陌生人一定要往树林跑；如果上课时有陌生人进来，你们不用听老师指挥，也只管撒腿往操场后面的树林里跑！

但是，那天我们并未见到陌生人。

平时晚上家中客厅的大门都虚掩着。当天晚上，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给门上了闩。

就这样不安地过了几天，大家并没见到陌生人，更没见到陌生人来打针。渐渐地，谣言没人再传了，大家悬着的心这才放下，大有死里逃生的喜悦。

语文老师向大家推销校徽：“你走在路上，别人也不知道你是哪个学校的。戴上校徽就不一样了，人家一看，哦——盖头小学。不就知道了吗？五毛钱一个，也不贵，大家都买得起……”大家都很喜欢，可始终没人买。

课程单调得出奇，上午都上语文，下午都上数学。上课了，语文老师拿着一叠书本走进教室，随即坐在板凳上，打开书照本宣科开始讲课：“呃……这篇课文呢……呃……”天冷的时候他就双掌合拢，插在两股之间，一坐就是一节课，只有在板书的时候才站起身。

上面有人要来听课，谁谁谁回答什么问题，老师都事先安排妥当了，而且还难得地进行了课前师生问好。老师向我们问好的时候耸着肩膀，笔直而恭敬地站着，样子有点滑稽，我不禁暗自发笑。那天上的是《小英雄雨来》，但课上老师并没有安排谁回答问题，只顾自己讲。我突然来了感悟，要举手发言！这好像是我生平第一次举手发言，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的大事。我憋红了脸酝酿了好一会儿，一激动手就不由自主地举了起来。沉寂了大半节课，终于有学生要发言，而且是主动举手发言，老师很高兴，问我有什么要说的。

我站起来说：“雨来对待敌人就像对待老虎一样。”我们之前学过课文《唐打虎》，讲了姓唐的祖孙俩为民除害消灭老虎的故事，老虎偷食家畜、伤人性命，是大家所痛恨的。

我说得很快，声音又小，但老师还是听清楚了，或者是猜明白了。真是言简意赅、字字珠玑！我感觉后面同学有点骚动，孤苦无助的语文老师抓住这个“闪闪发光”的答案一通表扬：文通的答案，呃……虽然怎么样，但是，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在盖头小学读了三年，老师就上了一节音乐课，那已经是大发慈悲，天大的恩赐了。数学老师陈明玉来自大洋乡，年轻漂亮又温柔可亲。她粗通简谱，自己先咿咿呀呀地学，然后教我们唱。唱的是电视剧《珍珠传奇》的主题曲：“……达理又知书，备位东宫主……”大家一起唱起来，兴致很高，声振屋瓦。我早就会了，而且感觉唱得很好，就和一位同学躲在另一间教室不去上课，一边若有所失地听他们唱，一边嘲笑他们唱得有多难听。

陈老师对工作很负责，但我的数学却并不理想。一次上到“四舍五入”，无论如何我都学不会，陈老师私下教我，仍是不会。那时的学习是非常轻松的，老师很少布置家庭作业，也并没有什么练习册，但期末考试前陈老师会油印一些练习让我们完成。

油印材料可是件麻烦事。先要在蜡纸上写上作业题目，把蜡纸固定在油印机的网上，下面垫上白纸，再往带柄的滚筒上蘸点油墨，在网上用力滚压，一份材料就印好了。蜡纸是油性的，不渗墨，书写时能把蜡刮去，油墨就透过书写的笔记印在白纸上。每印一张，滚筒只能刷一次，否则会出现重影；油墨的多少、刷滚筒力量的大小都要把控好，不然印出来的文字不是太淡不明显就是糊成一团。印好一张就抽去一张，一人印刷一人抽纸，单人操作很不方便。有时陈老师会留下几个同学帮忙油印作业材料，虽然是脏活累活，我们却乐此不疲。

有的老师来自外地，平时就住在村委的宿舍楼里，生火做饭多有不便，副校长要求每位同学自带一捆干柴送到村委食堂。大家满口答应，甚至有人说送两担都没问题，但最后付诸行动的却寥寥无几。当然，老师们自不用担心，早有热心的家长把自家的干柴送来了。

每周上课五天半，周六上午偶尔有一节体育课，没有球框，我们就在操场上扔球。还可以打羽毛球，羽毛几乎要掉光了，像个脱毛的孔雀，球拍也破得不像样，但是大家照样玩得很尽兴。

每天下午上课前二十分钟是写毛笔字时间。大多数同学都自觉地拿出毛笔在方格纸上认认真真地写起来，有同学的墨水瓶刚拧开盖儿就释放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老师并不进教室，也有人拿出彩笔画画；或掏出铅笔边画边念念有词：“一个老公公，欠我两个蛋，他说三天还，四天还不完。把他的门关起来，再加上两把锁。”一个造型古怪的老头就画成了。

学校突然要求体育测试，考试的项目是跳绳。虽然大家把跳皮筋的游戏叫作跳绳，但与学校要求考试的跳绳完全不一样。这个两头带柄的家伙我无论如何都用不顺手，双手分别把持住跳绳的两个柄，跳一下把脚绊住，再跳，又把脚绊住，急得脸上火辣辣的。课间休息时，我来到操场练习。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有如神助，呼呼地甩起绳子跳起来，旁边的几位同学惊呆了，就帮着数数。我不间断地跳着，只感觉双腿越来越沉重，越跳越慢，越跳越没力气……听他们数到109时，我使尽全力气凑个整数，跳完最后一下就累得趴下了。

那天中午放学，只感觉腿已经僵硬了，每迈一步都很吃力，但还是得坚持着走回家。阿鼻老师和我们同行，说：“文通，今天跳绳突然这么厉害！”说着，友好地把手搭在我肩膀上，那一刻我险些滚下台阶。

平时放学，大家就成群结队地回家，这时候不用再担心疯子，估计是死了吧！沿途大多是台阶，走惯了这样的路，我们三步并作两步往下冲，解放鞋踩踏在石板上，发出“哒哒哒”的声响。我看到那位九根手指的仁兄，把带子长长的书包甩到后背上，撩开长腿，眼睛紧紧地注视着下前方，那样子就像一副极具夸张色彩的漫画。到了岔路口，大家就分散开去。天气晴好的傍晚，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回家，沿着马路一直走，可以看到日落，秋天还可以到林子里捡拾勾栗。

勾栗的样子和板栗差不多，但个儿很大，大体抵得上一个乒乓球。勾栗产量低，口感也并不见佳，我们在长满灌木和杂草的树下来来回回地找，其实就为了寻找一份惊喜。树底下住着一窝土蜂，洞口由几只肥硕的兵士把守着。据说，它们常常绑架家蜂，俘虏到自己的窝里，并强迫家蜂干活，直到家蜂劳累而死，再饱餐一顿。这些家伙心狠手辣，蜇人也毫不手软。我父亲的脖子曾被几只土蜂蜇过，疼得卧床不起。后来，不知谁给了个方子，把浇入童子尿的黄泥涂抹在伤口上，过了两天才渐渐恢复。

我避开了土蜂，却没能躲过另一种令人讨厌且恶心的家伙。那天，我正窃喜于口袋里装着两颗大勾栗，却感觉脖子根和前胸越来越痒，禁不住伸手抓挠，似乎摸到了一根软软的布条。那时天已经有些冷，很多人已穿上了一种叫“卫生衣”的枣红色内衣。这些衣服大多是“祖传”的，我身上穿的那件，最先是我父亲穿的，再依次传给几个叔叔，轮到我穿时已经很破旧了，甚至可以撕下一些布条。我扯下那根软软的“布条”定睛一看，发现它是灰黑色的，还扭动身子挣扎着——那是一条丰腴的毛毛虫，比铅笔还粗！我吓得一声惨叫，连忙把它甩得远远的。被毛毛虫爬过的皮肤可遭了秧，又痛又痒。为了治好伤口，祖母往草木灰里倒些水，每天用这水为我涂抹，半个月后才痊愈。

陈明玉老师教了我们一年数学，即将被调离，期末考试前她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并说自己住在大洋乡的某某地方，让我们我空去找她玩。

五年级结束了，老师布置了假期作业——写一篇作文，这是上学以来仅有的一次假期作业。作业还没动笔，父亲就谋划着要把我送进南平纺织厂子弟学校读书了。

我父亲是长子，自小饱尝生活之苦，他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不再像他那样吃那么多苦头。入南纺读书须缴纳昂贵费用，虽然经济拮据，但家中仍尽可能地提供了更好的学习条件。所幸的是，我没有像幼时同学那样，十一二岁即告别学校，被拉到田间地头，从此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之路被彻底掩埋。

三年级以来，成绩虽然已经有了明显进步，但南纺学校还是要求我们这些外来学生重读五年级。学校不提供住宿，需在校外租房子，房东只也提供一个简陋的床架，甚至没有床板。

我正式进城那天，天还没亮父亲就挑着床板、被褥出发了。这是我第一次即将长时间离开家乡、离开亲人，心里满是惆怅。弟弟茂华还在酣睡，母亲送我们出了家门，叮嘱再三，又目送我们远去。月光下，我回头看她站在家门口的平台上，久久没有回去。我们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她。

走出了水尾，走出了上黄，又走出了底蔡村口的土水庙，天边终于微微有点光。站在高处回望那熟悉的村子和曾经走过的路，心里酸酸的。我们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又沿着宽阔但并不平坦的公路一直走到三千八百坎坎顶。此时天已经大亮，几朵浮云在空游荡，那一小片薄薄的月亮还贴在天上，似乎就在那裸露狰狞的巨大的石头旁边。每往下走一个台阶，那裸露狰狞的大石头就往下沉，似乎要坠落下来。

沿着折尺形的古道一直往下来到山脚，山下有一条小溪，溪水不深，溪面上没有桥，我们踩着石头从溪上跨过去。此后的几十年间，我百余次地趟过这条小溪。此前，我一直以为水尾村、盖头村才是我的家乡；自进城后，渐渐觉得这条小溪才是一道界限。小溪的这头是家乡，在这里，无论你如何撒野，终将得到宽容；无论你如何困窘，终将有人为你解决；无论你年岁几何，终将是个孩子……过了小溪就到了异地，打此次趟过这条小溪起，便再难得回家。

盖头村仅开设小学一到六年级各一个班。两年后，因条件所限，茂华未能到南纺中学就读，只能转到大洋中学。但大洋离家十里远，须得住宿，条件自然是艰苦的，饮食亦多有不便。每周日回校前，母亲都要为他准备一罐子黄豆闷煮糟菜，这是他返校后下饭的菜。而我在南纺，条件自然要优越许多。1996年，我以超出录取分数40多分的成绩考入南平师范学校（南平高级中学前身）。从此，回故乡就越发难得了。

当年教我语文的阿鼻老师早已幸运地通过考试转为正式编制，后来农村人口急剧缩减、外流，生源不足，他就被调往城里教书，现已退休，其他老师则再未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