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规则可以解释(颠覆你对东西方文化的认知-《大衍文明》理论篇（三）)

《大衍文明》理论篇（三）

本文衔接《大衍文明》理论篇（二）

将以完全不同于当代教育认知背景的全新世界观定义人类文明，作解当今人类文明面临的重大课题。

文章略长，耐心不负卿。

东西方文化是什么暨解构人类文明单行阶段的政治与社会

第一部分

近代以前的东西方社会治理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东西方文明因人类生存环境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生存方式，不同的生存方式产生不同的世界观认知角度又固定了各自文明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是思维的结果，但不同文明的思维方式是该文明根据生存环境自然选择的结果。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行为方式，由该行为方式形成的定式会成为该文明思维方式的呈现路径。比如，西方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欧亚大陆中、西部地区，地理环境复杂、民族众多、业态丰富、资源分布不均衡，自然会形成依附于这些条件的聚落，各聚落为生存就需要得到必要的生活生产资料，于是就在聚落间形成了商业活动。商业行为会配置资源，但商业行为更是人性的外部延伸，即商业行为的目的是赚取利润，取利的欲望最终发展为对他人的剥夺，所以奴隶制是西方重商主义的产物。近代以来，中国人用西方思维背景下的行为方式即西方历史观来定义自己的历史，称中国近代以前的社会是封建社会，称中国有奴隶制社会。这本质上是不了解东西方文明的思维差异，更不知东西方文明思维所产生的行为路径为何物。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在秦以前有短暂的封建历史，自秦以后的主要历史时期都是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式政治治理形态。不存在像西方那样规模的封地领主与其它地区的利益交换行为，也不需要重商行为来维持治理稳定。治理形式是依附于自身农业形态社会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就是，农业性质的社会形态决定了它的政治治理形态。农业的周期性决定了对劳动力的周期分配，历史阶段的劳动工具的差异决定了农业的产生效率，所以农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近代以前人是依附在土地上的。劳作周期与形式相对固定决定了它的稳定性。西方奴隶制是一种政治形态，中国历史上的地主阶层也有剥削农民的现象，有佃农甚至是农奴的现象，虽然与政治治理导致的结果相关，但这并不是政治行为本身，所以商业文明才会形成的奴隶制在农业文明形成的政治体系的历史背景中是不存在的。

政治本身就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产物。是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为抵御天灾人祸而自发形成的有组织行为，由此得到资源而将治理行为合理化的过程形成政治实体。就稳定性而言，东亚地区的东方文明显然是幸运的，农业文明发源并不在这里，但完整留存下来的只有这里。农业文明的思维方式是在外部条件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才能形成的，形成条件相比于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要苛刻的多。今天世界范围内这么多国家和地区，东方文明思维方式只留存于中国及东亚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原因就是这些地区周边山海环绕，天然阻隔了与西方文明过早的接触，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

只有稳定的农业行为才能有稳定的农业产出，稳定的农业产出才能带来稳定的社会基础，才能带来稳定的税收。所以农业文明表现出来的政治治理方向也主要集中在应对不稳定因素带来的威胁上。比如，为将人稳定在土地上的“耕者有其田”治理理念下产生的“均田地”土地稳定政策，在“民以食为天”安民思想驱使下的农业保障和灾害预防措施，如兴修水利、粮食调拔分配以及储粮机制等。形式相对固定，规律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就有思想、文化统一的基础。在认知上统一了，行为自然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秦始皇就是那个将这种认知实践形成统一结果的中国历史的“第一人”。这就带来了一个政治产物，即“中央集权”。其逻辑是，在类象思维整体观的认知下，自然会发展出整体观的治理思维，由此形成的以儒家为代表的治理文化在思想上形成了统一认知的基础，必然会导致结果上的统一。东方文明至此进入成熟阶段。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将儒家奉为治世、致世经典，原因除了是其礼序文化符合治理者利益诉求外，最主要的就是它是农业文明的自然产物，因为农业文明是以家庭协作为单位的依附于土地形成的乡土社会背景的文明事实，这种协作是以亲情族群强关系为纽带的合作，所以在协作行为上建立的礼序关系可以高效稳定的维持内部协作。同时，儒家的创立士大夫“共治”理念，可以很好的稳固治理，打通士绅上升通道，形成“谋社稷”“事君事”的个人抱负与使命担当，而赋予“承天命”的“家天下”以政治合理性。科举制度就是这种治理认知的产物。

从儒家礼序是以家庭为单位建立的认知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时代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当然，人类文明中任何文化现象都有其历史认知背景。儒家文化是东方文明单行阶段的产物，它塑造东方文明的社会形态和民族性格，同时它也是中华民族道德感的主要来源。今天“学师”西方的过程中将其用西方方法论重新作了定义，结果就是我们自己并不能了解自己民族的性格了，反映在社会层面就是礼序文化的崩坏，即公序良俗的崩塌和道德意识的缺失。笔者将在“建言篇”中具体论述儒家对人类文明当下以及未来的性质，请关注。

然而，传统东方文明后期即近代以前，礼序文化的意识内卷导致以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越来越扭曲而发展到限制人性正面伸张的地步。如，愚忠、愚孝、女性地位低下等，为遵礼序而失理，为遵礼序而失己的现象普遍存在。所以礼序文化在当今社会中的理解应用应该是有条件的，即跳出文明单行阶段的认知局限，以当今东西方文明结合的认知背景来从重进行定义。此重新定义非现在现实中用西方方法论之定义，是在认知东西方文明意识结合路径后的重新定义。

而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商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商业行为是人性的投机行为，反映在商业交换行为的利润上，所以其协作关系是雇佣关系。商业利润体现在交换价值上，所以为扩大价值，就需要创造需求，而创造需求的手段就是创新。创新会带来生产能力与效率的提高，进而形成强势的现实。

西方文明具象思维使得西方人的认知路径不可能从公共治理的全局观角度出发，只能聚焦于个人或某一领域。这导致西方文明社会形态以强势资本占有领地的形式构成，这体现在继承制度上。领主分给成年的儿子一块领地让其自行经营。封地具有高度自主权，经营好坏全凭实力，这是西方文明封建制的由来。

新领地往往会出现资源结构不平衡，新封领主有性格差异、能力差异等现实。导致领地经营的差异现实。一些遇到治理危机的领主为了更好的生存下去，便以对外发动战争的形式来扩张转移危机。这是西方商业文明要么通过战争、要么通过扩张来转移危机的意识由来。至今依旧。

西方文明社会治理是通过立法契约实现的，各领地都有自己的法令，并不能统一。所以，西方法治是“自己人”的法治，这就导致一个现实，即西方对内认为是合理的事，对外却可以完全不遵守。因为法治是外部性加于人的规则标准，除了外部加于身的震慑作用所起到的意识约束外，本质上不同于东方文明儒家内部性自我教化的行为会产物推己及人的道德感，是典型的“双标认知”。这就是西方商业文明商业行为不对外背负道德责任的意识由来，这导致西方文明为当今世界带来了各种环境危机、人道主义灾难。

东西方文明的决策行为

中国文化中有一句话叫做“不与众谋”、“令出一人”，这是一种决策思维。我们经常将那些做不了决策的群体乌合现象称为“群龙无首”。就是因为没有决策产生的条件。类象思维的心源性使每个人的认知角度会因为人生际遇、认知方式的不同而不尽相同，所以即使面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往往迥异，很难形成统一意见。在没有意识引领的情况下很难产生决策。所以，此时的众谋行为只能以争吵收场。这于东西方文明来说是一样的。在整体观的认知里，决策行为是对决策问题因果联系的过程，参与决策的各方提供因果因素和因果联系，是为了得到因果关系的最优解，是集智的过程。这就有了形成共识的基础，但不同人理解因果之象的角度与深度有差异，在决策过程中往往那些认知格局大层次高的决策者抛出的结论会形成意识引领，自然也就成为了决策拍板者，这就是东方文明中央集权政治产生的思维根源。由此形成的利益既得为了固定这种决策利益而“公权私用”，就产生了权力政治，这是中央集权政治产生的现实逻辑。而为了达到治理预期，就将儒家礼序文化中的“奉上”发展成了“君父家天下”，辅以“君臣佐使”之道，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奉天命承其运”的政治合法性由来的意识根源；

而西方文明具象思维的决策标的是各个具体方向上的逻辑结果，每个结果代表着不同方向上决策方的利益，各决策标的之间没有互通的逻辑关系。所以，要得出最后决策结果，就必须有取舍，所谓赢者通吃。说白了就是过程，对决策结论可能导致的后果没有预见性。各决策方通过民主投票的形式得出结论，是部分人放弃利益服从另一部分人的过程。这就是西方文明所谓的民主决策。同东方文明决策从整体层面得到最优解是集智、集力的认知过程有根本性的区别，一个是整体层面的视角结果，即便有所放弃，其目的也是为了得到所有人的利益公约最优解；一个则是具体层面的认知结果，放弃的后果和决择的后果无法像整体观思维那样前置认知，自然也就不知具体后果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只有现实结果真正发生了才可以做为逻辑依据去溯源认知。当代西方的全民选举，只不过是在形式上给了民众参与民主权利的过程，但本质上，民众参与的只是由少数利益既得者为代表的既定结果决策，决策标的最终代表的是少数利益既得的利益。其决策行为聚焦在具体层面的片面性是一直存在的，这导致民众的决策结果将自己带向何等境地一无所知。这也是那么多选举黑天鹅事件产生的原因。自坑而不自知。

所以，东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根本上是各自文明思维方式的自然产物。

类象思维整体观的综合考量决策行为的决策最后一定要由一个人拍板定论，这就是东方文明中央集权政治形态的思维来源。而西方文明具象思维的决策标的是各方自我逻辑的产物，所以需要民主决策及民主监督。而民主就意味着分权。

两种政治形态有其各自的特点及局限性。“中央集权”式政治形态会形成统一的权力意志贯彻，其决策效率高、资源支配能力强、解决问题有针对性，但对决策者或决策集体本身的要求甚高。中国历史上对治理结果好坏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当时皇权的评价上就反映了这种情况。西方“分权式政治”是各方利益弈的结果，决策结果往往只代部分人的利益。就以今天西方文明的政治治理来说，这种“民主式”决策的政治弈之所以会让利于民，是因为民众是决策行为主体，但决策标的却是治理主体的利益呈现，民众实际上只能得到治理利益主体的政治承诺，而获利最大的确是治理主体代表的利益集团们。在西方经济好的情况下，这种民主制的分权政治有其较大的正面性可言。但负面问题也很突出，即决策效率因参与方的利益诉求很难形成统一，利益谈判致使决策结果很难产生，在决策后的执行过程也很难形成合力反而徒增内耗。这在有西方国家参与的当今国际合作领域与应对突发状况时的决策难产现象可见一斑。而一但，西方经济出现问题，利益集团为转嫁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就会抛出危险的毫无道德可言的“决策标的”，这个时候，人民的决策行为往往会将自己带向战争的深渊。

农业文明形成的稳态社会结构贯穿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农业的性质决定了人是依附在土地上的，而土地是分散的，所以中国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以农业聚居的形态以村镇的形式普遍存在于各地的。与之对应的是“城市化”，城市主要是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或是交通枢纽或是货物集散地，聚居于此的民众主要靠服务于这些功能来生存，是典型的商业形态聚居。所以“城市”是商业文明的产物。有人类聚居就会有人类社会性中的人性冲突的问题，就需要有中间人公断调停，自然就衍生出治理的问题。权力中枢为方便统治，有把儒家礼序意识普及的需要，遂生出中国独特的“士大夫礼序”的取士途径“科举”。科举制度是中国政治结构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因为它打通了社会阶层的跃层通道。这种“有教无类”的取士无差别使得儒家的礼序成为社会意识的基础，村镇中读过书识些字的人成为社会群体中“明事理”的人，也就自然成为聚落的“断事人”。因为农业的稳定性带来的传承性使得各地域普遍出现大家族的情况，结合儒家的礼序文化在中国的各地都发展出宗族联系紧密的同姓聚落。这种村落“断事人”的角色往往由礼序中“尊上”秩序的认知形成的家族中辈份高、威望高的人来担任。所以中国近代以前的社会治理正如费效通先生《乡土中国》中讲到的，是乡土社会自治的治理方式。而产生这种“自治”的内因却是类象思维的儒家文化之于人的自我教化结果。

关于中国历史周期率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每个阶段的更替都与农业社会的稳定状态被破坏有关。外族入侵自不必说，将人从地土上驱离，直接破坏政治生态甚至夺取政权。其它情况下造成的政治不稳定除了是内部夺权产生的更替外，最主要的就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政权更迭。而农民起义造成的更迭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官逼民反”。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东方文明中央集权的政权形态对决策者要求很高，遇上资质不好的帝王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时期经常会出现被利益集团以各种名义欺瞒而无法做出正确决策的情况。农业文明的主要利益来源当然是土地，权贵们自然会将手伸向它们。形成类似于今天资本的效应，最终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广大农民沦为佃户，佃农成本越来越高，财富越来越集中，民众日益贫困。一遇灾年，民无保障，无路可投，遂铤而走险。就以今天的国际经济格局来说，发展中国家遭遇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况比比皆是，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社会动荡，原因除了对西方主导的国际局势和自身对西方自由经济体系理解产生的误会外，最主要的就是没有为负面情况缓冲的社会基础，即西方商业文明是有经济规律周期的，西方发达国家转移经济规律周期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手段，要么是扩张，要么是战争，所以才有了那句对西方商业文明的著名注脚，“要么发展，要么灭亡”。而发展中国家因为自身实力不济，并没有对外扩张和发动战争的能力，所以才会内部动荡不止，被西方发达国家趁虚而入觊觎政权。中国显然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的例外，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东亚转型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中华文化圈的一员，因为大家都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将工业化文明带来的负面代价都以农业的稳定性承载了。简单来说就是，工业化是有经济周期的，经济不景气造成的失业无处安放就会产生社会动荡。而农业文明的工业劳动主体绝大多数来自广大农村地区，农业的性质决定了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由此建立的亲情纽带和农业产出的稳定性可以承载失业归来。所以不会发生像其它发展中国家那样的社会状况。但从目前的农业形式来看，一些在西方方法论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知识份子还在大力鼓吹西方农业的工业化模式，实在是自毁长城的行为。本质上是不了解不同文明性质的差别和社会性质的差别以及经济之于两者的性质差别。

农业文明的治理

农业文明的农业格局既是社会治理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在中国形成中央集权的治理形式后，用于世俗层面认知教化的儒家得以普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世俗礼序即公序良俗认知是民族公共道德感的来源。由于类象思维文明的类象表达，所表达之象没有具体，只有“大致”，所以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自己的解象结果，这种在人生阶段随时有感而有所悟的过程就是类象思维文化自我教化的过程。这就是中国自古将读经典作为童子功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通过自身际遇所感完成了社会性认知的教化，社会秩序可以说是“不治而自治”。每个地区都有“乡贤”“村贤”这样的儒家门生，宣扬传承着礼序文化，使社会链接形成以家庭亲情为单位的稳固的社会纽带。这种“自化”到“自治”体现出了政治、社会治理效率，也体现出了礼序之于人的粘性。中国自古以来疆域广大，但能用很少的人便完全治理就充分说明了问题。如果说儒家社会性体现在社会层面的是“父子”礼序，于今稍作修改后依然可行。那么体现在政治及人生抱负层面的“君臣”礼序概念为中国古代士阶层或有心入仕的儒生提供了明确的人生追求目标，即“为君分忧，为民请命”，稍做修改后很大程度上依然可做为参与治理的官员们对治理目标的政治追求及人生抱负。儒家除了在礼序上的建树外，最主要的就是对外部社会中个体的社会性修为方面的理解，即儒生追求人生价值实现标准的“君子”概念，这种概念是需要他人首肯的，是一种社会性行为。行为是意识的结果，所以意识上的“自修”会体现在行为上。“君子”概念是对儒生修为好坏的评价。如果说，儒家的礼序文化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形式以及政治形态，那么儒家的“自修”文化则体现了民族的性格特征。

“自修”是类象思维文化的特征。儒家自修经典“四书五经”，就是对个人修为致世论述的类象经典。儒家文化“遵礼序”、“敬天道”、“行人道”、“事君事”是其行为标准，所述之象皆于此，儒生在体悟格致中得到修为，自行体悟的同时形成对他人的言传身教，这种向内的自修所展现出来的深邃、厚重以及尊礼序带来的朴实感一直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性格特征。对照今天便知所失。

正如，文明单行阶段的东西方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认知论、方法论，但同时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一样，儒家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当然有其局限性。儒家建立的社会性秩序的礼序文化是文明单行背景下的产物，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以家庭为根基的社会治理思维，正如任何单一形式的发展一样，在没有平衡、没有制约的情况下这种单一认知很容易发展为极端。比如，在中国历史上礼序对人性的束缚，造成很多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妇女地位低下得不到公平对待，愚孝文化导致家庭关系扭曲，以及没有外部性对行为结果制约的“人治”、“人致”的利己行为产生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现象等，越到后期越是严重。原因就是这种文明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整体观在文明早期就形成相对完整的认知体系，所以早在汉朝时期，中华文明就基本进入成熟阶段，以致后来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各个层面内卷丛生，而将类象的利己行为发挥到极致，最典型的莫过于虚伪至极的官场文化。西方亦然，也是在自己文明单行阶段的具象认知中将商业文明中的经济学说发挥到极致，创造出了今天兵不血刃却索取更甚的经济掠夺方式。这种文明单行阶段文化的局限性，并不是文化本身的局限，而文明思维方式应用于现实导致的局限。

儒家作为社会治理层面的理念基础所体现的效果为历代王朝所重视，但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道家治理的政治思想，在笔者看来，这是今人搞混了儒、道认知所产生的认知现象。笔者在前一篇文章中论述过儒、道的本质。道家是对因果规律的认知论。说白了，就是道家建立了一套宇宙规律模型，因其整体观的认知模型自然也就包括对儒家的规律认知，儒家本质上也是根据这个认知模型的思维创造的。所以道家在认识论层面讲到的“无为而治”并不是治理方式，而是认知方式。换言之，就是让治理者遵守治理对象的发展规律而采用符合治理规律的治理方式，不要人为瞎搞。比如遵道甚盛的宋朝，其治理根基依然是儒家但和同样以儒家治理的其他朝代对儒家治理规律的认知就不可同日而语。为何？因为“遵道行儒”才能体现更好的儒家，“遵道行儒”本身就是坚守正儒。

其实儒家的礼序文化教化在社会性的层面本身就是一种“无为而治”，对于政治层面来说，只需要提供教学保障，而内容与教学方式都是传统传承下来的，人们只要经历这个过程，就会在这之后的整个人生都能起到教化以及社会性公约作用，也就自然完成人的意识层面的社会治理了。只要人类这种物种没有改变，那么人类思维方式就不会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也就不会改变，前人的认知经验也就可以指导我们现在以及未来。所以儒家文化的内容稍作修改，是完全可以用于当前以及未来人类社会治理的。就像西方文明法治形成的公序世俗意识产生的遵规行为，使西方人在社会层面显得比较有“素质”一样，东方人在推己及人的社会认知层面更有道德感。而西方人道德感主要来源于宗教信仰这件事在中国人看来，似乎并不太能理解的了。一是来源途径不同，二是形成过程不同，前文有过论述在这里不在赘述了。

“人治”与“法治”。东方文明官场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人治”现象，这与西方文明的“法治”相对应。今天在人们的意识里，认为只要是“法治”就是好的，其实笔者很不以为然，不是“法治”不好，是“法治”应用的条件于西方文明是必然，因为其本身就是西方文明思维的产物，于中国而言，现实条件却未能很好的驾驭，原因不在于它，在于我们还处于文明单行阶段的认知惯性，导致对文明思维差别的认知缺失。西方文明的法治是外部性治理规程，和中国实现自我教化的传统教化哲学想要起到的治理目的一致，但教化结果却大不相同。客观的外部性加于身的社会治理于东西方文明政治治理中都存在，在西方是法律、法规的约束，是使人产生敬畏感的外部性约束；在东方则是公序良俗的约束，是礼序融入社会行为而内生的道德约束。此二者形成路径，一外、一内相对应，这是文明单行阶段文明思维于治理层面自然的结果。同其它此阶段的文明成果一样，它们同样各自都有明显局限性。西方文明法治的外部性在治理客观层面有其精确性、透明性、可塑源性、可操作性和高效率特征，但在治理有意识的人的社会性层面就显的笨拙低效了，从西方文明越趋冗杂的法律条文就可见一斑。为自由拟写的法规条款在保障自由的过程中越来越成为限制自由的来源，且外部性的条文只能起到对人类社会行为结果的约束，并不能产生内生性的道德感，所以西方社会表现出来的是社会性的外部公共约束认知，这种讲规矩让西方人看起来比较“有素质”，这并非是对西方人内生道德的评价。相反，东方人对外部性规则遵守与否往往因人而异、视情况而定，因为规则制定解释层面不像西方法律条文那样是客观固定不变的，这个层面的人治导致人们不相信规则而更愿意取巧，在遵守规则为评价的体系内自然就会显的没那么有“素质”了。但中国人内生性的道德感即便在今天极大的失去传承教化的情况下，依然起着社会关系凝聚作用，只是和之前无法相比。社会行为的主体是人本身，个体的内在没有强约束就会因放纵欲望而钻外部性法律的空子甚至是挑战法律，这就是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并没有形成个人意识层面完备的思想体系，自然也就不会从个人角度推己及人而发展出人的社会性思考，所以不能形成个人对内的教化。正相反，近代以前的中国的“人治”在治理人的意识层面体现在儒家“公序良俗”理念的基础之上，整个社会在“知礼序”的过程中被教化，而由此产生每个人内生性的道德约束，在遵礼序的过程中形成这种社会秩序。但在客观层面的治理，“人治”就表现出了它的不确定性，比如对外部规则性的遵守，往往因类象表达解读的空间，使一些具有强制性的、规范性的规则失效。对违反规则的界定和惩戒尺度的把握，以及用什么措施、怎么用等具体问题上因断事人的主观意识，会出现裁量标准不一，甚至结果都大相径庭的现象。且“人治”于客观层面太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干扰而出现失误，导致人为制造的不公平。

所以，就治理而言单拿出东西方文明任何一方的治理方法都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

西方文明中“法治”政治权责界定的清晰明了，行政行为皆有据可查，有法可依，有监督、有制衡，所以最大程度的杜绝了“人治”在客观治理层面带来的擅权专政问题。但同时也因为权责太过清晰，导致行政行为成为一种工作，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政治作为人类社会性治理责任主体的责任义务，形成“教条”政治。中华文明传统政治则因为思维方式形成的整体观，对行政要求的是综合结果，所以有自上而下的任务摊派行为，这始于农业文明面对天灾人祸时的应对。这种为应对时局有统揽全局需要的政治行为最终形成“一把手”政治的权力结构，在一定的区域内，一定的政策解读范围内都比较有自主权。在中国，官场有句名言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官场的人治思维。只要是人治，就必免不了利益附庸，因为不透明导致的监督和制衡失效，会使外部性的法规形同虚设，所以官场行为最忌讳公开透明。不是说忌讳透明就是错，决策本身是要有空间的，一些关键内容本身就不可以公开，否则就没法做决策，所以任何政体、任何政治形式都需要有一定的隐私决策空间。但假其名而行苟且往往也并行其中。人治的主体是人，是人就逃不脱人性的束缚，“人生无非名和利”是世俗中人难逃的宿命。官员当然也不会例外，甚至更甚，因为有资源。人治政治的权力路径很大程度上是由上级权力意志决定的，所以由此产生的媚上行为带来的形式主义和官员自我认知膨胀带来的官僚主义大行其道。这就是“人治”政治在面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处置有相当效率的同时，腐败也难以杜绝的根本原因。而西方法治是重商主义的产物，西方之所以一定要向外扩张来发展经济，就是因为其重商主义没有农业文明的稳定性，一但经济受挫，西方民众是不会像东方民众那样有地可依的，所以就会发生社会动乱，从西方历史中也能清晰的看到这种规律。今天的西方如此警惕中国，无非是担心中国不按照他们的规则行事而出现破坏其创造的经济格局平衡的情况。也就是说，西方主导的经济格局一但不可持续，西方国家的社会动荡就在所难免，所以他们必须扩张，然中国也不甘沦为被经济殖民的对象。可想而知，西方针对中国的行为必将是一场要见到“你死我活”结果的弈，而使西方下定最后决心的决策主导虽在握西方手里，然毫无疑问中国的现实发展的需要必将会是将此因素大大提前的推手。

决策应该是建立在整体观的全局认知之下的，决策过程应该是“集智”的过程。所以，东方文明的决策思维更适合。决策需要隐私空间，但决策目的和决策结果在施政层面必须要有监督、要有据可查，从而倒逼决策行为坚守公正，追求公共利益。所以西方文明的政治监督方法论就会成为必然。此两者结合，就是人类文明未来决策与施政的路径。今天的中国很大程度上想走上这条路，只是在意识层面还没完全捋顺。

行政行为必是其政治理念的具体执行，而政治理念又是文化意识的结果，文化意识又是文明思维的产物，此逻辑古来成立，今天成立，未来也必是主导。不同的是，人类文明不同历史阶段文明思维关系变化导致的认知差异。比如，近代以前的文明单行阶段，东西方文明有各自的文明思维的文化意识产物。中国有儒、释、道，西方有古希腊哲学、以“三教”教义为根的神学等，由此衍生出各自的政治治理理念；近代以来中国人践行西方文明思维的产物即，“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从文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说，中国拿来西方文明的方法论来指导实践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怎么用的问题上，即用什么样的世界观指导其方法论的问题上产生了混乱，导致马列主义运用在中国现实中产生了诸多问题。中国在实践中也发现了问题，所以才以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将其部分合理化来适应中国实际，此即“中国特色”；当然，在人类文明未来的东西方融合阶段，一定会出现全新的阴阳合和的文明思维结合而衍生的文化意识产物，自然也会出现全新的政治形态与社会治理形式。

第二部分

谈中国近代以前的文明就必然会谈到今天称之为“迷信”的东西。前面章节中讲到过，中国文化因文明思维方式的认知缘故有“精英文化”和“民俗文化”之别。“迷信”自古皆有，只是近代以来是个风水岭。很显然，今天的人们对这里面的区别基本不了解。人类祖先面对未知的恐惧体现在图腾崇拜上，由此衍生出来用来慰籍祭奠的行为被今天的国人称之为迷信。从这个角度讲，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迷信”的，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西方人。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则不会这样认为，因为迷信也分情况，一些导人向恶、目的不纯的迷信诱导当然要打击，但绝大多数宗教行为都是在导人向善，对人起到心灵慰籍作用，以及心灵归属和凝聚作用的，这是今天西方宗教有如此大影响力的原因。在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信仰但普遍存在着这种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迷信”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心灵的部分需要，也是人类文明的自然产物，以及在人类未来漫长的发展道路中也将全程相伴。原因无它，就是因其是性情意识的产物，只要人类本身的性质不发生改变，由性情意识产生的心灵问题就会一直存在，有问题就需要“慰籍”。而人类认知的结构又决定了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心灵慰籍的现实解答，所以“迷信”行为带来的心灵慰藉就会是必然。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要求眼见为实，但意识层面显然超出了唯物论范畴，所以唯物论这样的意识更容易使社会心理无所依而沦为世俗主体，中国今天很大程度上正面临着此种境况。西方人说我们没信仰，笔者想说，是我们自己淡化了自己原有的意识层面的慰籍体系。

在中国，今天人们口中的“迷信”文化最早属于精英文化范畴，后来经过民间演绎才发展为民俗文化。最早的“迷信”为祭祀礼仪，是慰籍四方的祈福行为。由此演变为对祖先崇拜的宗族祭祀行为。在儒、释、道的精英文化中也产生了祭祀行为，释家、道家遁世修行需要众生供养，遂将师祖祭祀行为结合自家思想传播于世，为民众、为社稷祈福愿度，使民之惑心有藉处，而创造了诸神崇拜。当然也有将迷信做为行为指导的事情发生，此不足取。要清楚此是人性意识的产物，禁不禁止都存在的客观事实，所以正确的引导才符合客观规律。

今天的中国人却将中华文明的方法论几乎大部分归于迷信范畴，这就是对中华文明理解有误区了，换句话说就是，今天的我们并不太了解中华文明究尽是什么了。民俗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对精英文化的解读，之所以会出现“精英”与“民俗”之分，就是因为人类思维方式以及认知水平导致的客观结果。西方为什么没有此种文化界线？是因为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是具象逻辑的，不论认知程度高低都能判断出它的逻辑真实性，所以不存在像东方文明那种，对类象认知的悟性与格局达不到则可能完全不知所云而导致出现”信不信“的问题。所谓迷信，其语境逻辑即是：我不能逻辑出你认知的原因，是你执信似入迷，所以你是在迷信。因为人类会本能的从自己的认知角度看待这个世界，一些太超出自己认知范畴的东西，总是持着怀疑的态度。比如某人对我们讲某事，而太不符合我们的认知，我们本能的会认为他在“瞎说”。这种事最容易发生在没有强逻辑关系的类象思维类表达中，所以“信不信”的问题也就成为了东方文明的特征。所以，民俗是民众站在自己的角度对精英文化的理解，并不是精英文化本身，今天将二者混为一谈而不知中华文明精英文化中的方法论对中国实践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实在可惜。在笔者看来，如果说数学是西方逻辑客观世界的方法论，那么中华文明的方法论体系 “易理体系”就是意识世界的方法论体系。比如，量子纠缠显然具有意识特征，量子计算机的操作系统设计就不应该只用西方文明方法论建立的解决客观逻辑的数理模型，而同时应该尝试着运用中华文明方法论的易理模型设计，才有可能体现量子纠缠的不确定性，甚至可以预测“纠缠结果”，即“薛定谔的猫”的结果。同理，人体经络系统用科学的手段无法确认，但用中华文明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就可找到。这些都可以为中国拿来科学这个工具提供用武之地，成为基础理论的来源。西方文明方法论的数理模型解决的是实数问题，而东方文明方法论的易理模型是能解决虚数以及衍生出来的或然率问题的，或者干脆叫做“虚数空间”的问题。所以，今天中国人很大程度上称之为迷信的传统“精英文化”正如同施一公教授的表述“未来很可能会是超级科学”。认知前提是，学界需要跳出现在西方建立的认知体系，真正理解了人类文明的认知意识根源和方法论。

在笔者看来，捋顺这种认知只是时间问题，因人类于历史进程中的遭遇会逼着人类进行思考尝试。笔者试着先走一步。

未完待续…

《大衍文明》旨在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为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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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合集是笔者关于人类文明全新的认知论。完全不同于当今天教育认知背景。当今面临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层面的问题在此认知论内都可以得到理论指导。内容分为“理论篇”和“建言篇”。相信一定会引起知识界人士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