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实”普遍缺乏的情况下，我们对事实和真相充满敬畏；

而当海量的“事实”充塞网络时，观点、意见、看法和信念的重要性开始强势攀升。

相较于事实与真相，人们更倾向信任自己的感觉、情绪、情感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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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前，真相与公众之间已然存在若干屏障。

一方面世界本身存在着复杂性，一方面人们认识世界时又有难以消除的偏见。

而新闻媒体对现实的报道也是有选择性的，为了生存，新闻业也会迎合受众，进而强化这些偏见。

但依靠相对成熟的运作体制和伦理价值，传统媒体还是能为公众提供相对的“新闻真实”。

我们之所以相对信任传统新闻媒体，是因为它有比较成熟的信息过滤机制：

一是采编部门与经营部门之间的隔离墙；

二是以客观、公正等信条为核心的职业规范；

三是职业共同体形成的伦理原则及相应的行业组织约束；

四是由新闻市场竞争所构成的外部激励与同行监督。

这套机制通过【声誉和市场】两种方式激励着媒体提供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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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大众媒体可以看作：真相和公众之间的“第三方”。

自媒体出于公众，难以从真相与公众之间抽离。

对比之下，过滤机制不成熟（或者说没有机制）的自媒体天然存在着事实缺陷。

其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信源变多了，传播渠道单一的局面被打破。

那么问题又来了，有了这么多的信源，我们离事实/真相更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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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动机”来看

媒体存在把关，只把他们想要给受众看的内容给到大家，其他的信息来源，尤其是个人信息来源，把关问题会不会更加严重？

可以想想自己平时发朋友圈时的状态，想了又想、选了又选。

我们只能猜测，在不关乎自己利益的问题上，大家可能会稍微客观一点；而在关乎自己利益，或者在情绪/情感共振的情况下，发出的内容就不一定了。

传播源多了，真相附带的价值和观点也变多了。

信息越来越多，我们却只能从各种碎片化的真相中去拼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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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稳定提供者——传统大众媒体正在衰落。

一方面，传统主流媒体面临权力扩散的危机，逐渐自媒体靠拢，转变语态和体制，以往积累的优势也相应被削弱。

另一方面，深度报道和记者的数量、质量都在下降。

现在的突发性公关事件下，深度报道屈指可数，能够看见的只有官方通报，侧面也反映出新闻行业发生的深刻变化。

某公众号在今年5月12日推送了文章《那些报道汶川地震的记者，基本都改行了》，采访了曾在汶川地震做过报道的媒体人，发现他们大都已经转行了。文中写道：

那些传统媒体，虽一样面对桎梏，尚有勇气尝试突破，或有耀眼时刻。
岁月蹉跎，14年过去，很多当年赶赴灾区的记者或已转型或已离开，但他们拍摄的每一张照片，写下的每一段文字，都无不忠诚地记录着那段沉甸甸的历史。”

从这篇采访来看，受访的资深媒体人大多曾经都深耕于突发性事件的深度报道。复旦大学的张志安教授认为，从群体数量上看，深度报道从业者只是百万新闻从业者中的极少数并不具备“量”的代表性。

但是从中外新闻业的生产实践和价值观念看，深度报道从业者是新闻从业者群体中最具专业理念、职业精神的典范。

其中以调查记者为标杆的深度报道从业者在探寻事实真相、践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不仅具有传统知识分子济世救国的文人情怀，也在学习掌握西方新闻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专业主义理念，同时又在新闻生产实践中善于反思、质疑和批判。因此，相当程度上他们具有“质”的代表性。

可以说，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是新闻行业最推崇的群体之一。因为在当年那些做深度报道的青年记者们的身上，洋溢一种理性美。

陈力丹也提到了信息时代新闻从业者在撰写深度报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

现在网络信息发达了，有些记者惯于从网上“捞”信息来组合长篇报道，很少深入到事件的现场或找寻目击者、当事人进行详尽的采访，甚至懒得打电话询问、核实情况，也不注意查找相关的历史资料。

这样写出来的东西，看起来唬人，仔细一读，似乎都在哪儿见过，这种报道又把材料重组了一遍。

如今，新的媒体记者能力欠缺，缺乏人生阅历、认知深度以及较高的职业激情。

同时，来自行政权力和市场利益的约束和管理，一定程度上使新闻从业者的主动性被限制，且一些媒体人的职业认同感逐年下降，于是大量优秀的资深媒体人无奈选择转行。

久而久之，导致深度报道锐减，也影响到业界深度报道的整体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