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尔世界杯演讲稿(壬寅三回应——父亲、姨外婆和“最老的读者”)

薛忆沩

请允许我好像是跑题一样，先从“壬辰”说起。

2012年5月20日是农历壬辰年四月的最后一天。当天下午，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会议室举行的《与马可·波罗同行》读者见面会拉开了我在北上广深等地一系列新书推广活动的序幕。那是我一生之中的第一场读者见面会。因为上海三家出版社同时推出我的五部作品正在成为全国各地媒体关注的文化热点，我这个长年徘徊于边缘的写作者突然被推向了舞台的中心，第一场读者见面会的气氛就已经非常热烈，与当天低调的节气名称（小满）显然有点不太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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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读者见面会上做了一个简短又激情的主题发言，题目是《只有语言和想象能够将我们带到的地方》。发言稿后来（6月13日）在深圳《晶报》的“人文正刊”上全文刊出，成为我“与马可·波罗同行”的文学旅途中一个重要路标。

十年之后的今天，回望那个激动人心的下午，我首先看到的却并不是那热烈的气氛，也不是到场的少数旧友和众多新朋，而是这一场读者见面会上最关键的缺席者，足以决定它“文学史价值”的缺席者。或者换一种说法，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在当时看来完美无缺的读者见面会其实存在着根本的“缺”点。

借用时髦的词汇，这位缺席者的学名应该叫“前瞻性”。具体地说，整场读者见面会关注的只是“现在”，也就是那本刚走出印刷厂的所谓“奇书”，而没有去放眼“未来”，也就是没有去关注那本奇书到底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走多久，走多远……更具体地说，当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作者本人）都完全没有意识到（更不要说清楚地预见到）那三个小时的“同行”将会在随后的一年，再后的一年，以及接下去的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甚至未来的十年对中国文学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当时的未来已经即将成为历史，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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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可·波罗同行”的十年是高潮迭起和硕果累累的十年。它不仅成就了作者的25部母语书籍，还让作者收获了三个英语译本、一个法语译本以及一个瑞典语译本。而且这些原作和译本大都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受到了来自学者和读者两方的称赞，也为作者本人赢得了形形色色的虚荣……而在壬辰年四月最后的那个下午，没有任何人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料到这样的结果。

壬寅年春节过后不久，旧金山一家文学杂志的主编发来邮件，约我围绕自己这个“富足”的十年为杂志恭贺虎年的特刊撰稿。这让我首先想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已经到来的这个农历虎年与即将过去的这个文学年代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关系？我一边点数着春节前后继续涌现的种种与文学相关的吉兆，一边回想起过去十年曾经体验的种种与文学相关的奇迹……

突然，我意识到自己的第一场读者见面会本身就是一个吉兆和一个奇迹，因为壬辰年是气象殊异的龙年，就如同我出生的甲辰年（而且我的生日还锁定在那个龙年里的阳历四月）。这“本命”的天机顿时令我对自己过去十年赢得的实绩和虚荣恍然大悟，也为我正准备撰写的贺岁文章贡献了一个生龙活虎的标题。《从“龙腾”到“虎跃”》既浪漫又现实，既夸张又质朴，不仅精准地概括了一个文学年代的精彩，也充分地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神奇和现代汉语的美妙。

在这个从“龙腾”到“虎跃”的文学年代里，我以“人”为中心的非虚构作品（大都首发于《文汇报》“笔会”）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这些作品的内容很接地气，题目又很抢眼球，再加上“微信”这种现代传播技术的推动，读者的数量早已经喧宾夺主，大大超过我那些在文学界享有盛誉的虚构作品。比如《爸爸八十八》，比如《最老的“魔方”》，比如《克娜蒂娅的青春百岁》……直到今天，距离它们各自首发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我还是经常会听到读者关于这些作品的回应，也经常会面对读者关于作品主人公近况的询问。在我现有的全部作品里，如果按读者“追捧”的热烈程度排名，以上的三篇无疑会依次名列前三位，而这三篇作品主人公的近况也最受读者的关注和关心。因此我决定写下这篇短文，向遍布世界的读者做如下统一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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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之一：《爸爸八十八》的第一句话就已经让壬寅年成为一个悬念，因为如果我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的父亲能够完成儿子在他八十八岁生日那天给他下达的“死命令”，他就“必须”至少活到满九十岁生日的那一天，也就是到距离壬寅年正月初一只差六天的2022年1月25日。我现在要告诉读者的是，我父亲已经顶住巨大的压力，实现了自己保证完成任务的承诺，并且已经走上“超额”完成的征程。我希望他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我再一次回到深圳，实现父子两人现在看来还依然好像是遥遥无期的相见。这里还需要特别告诉新旧读者的是，网络上流传的《爸爸八十八》只是一个打六折的版本。作品的完整版本我在父亲完成任务的当天投交给《作家》杂志，后来在杂志的第三期上刊出。

回应之二：《最老的“魔方”》的第一句话记录了我自己的一个承诺。那是对我姨外婆的承诺。我承诺说“再过10个月”会再去看她，陪她过102岁的生日。我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承诺，因为整个2019年，我都处在紧张的写作状态，禁闭于万里之遥的斗室，困陷于长篇小说（《“李尔王”与1979》）的迷宫。姨外婆102岁生日那天，我让家人向她转达我更新的承诺，说我一定会去陪她过103岁的生日。而由于疫情的肆虐，我当然不仅无法实现这新的承诺，也不敢再做更新的保证，也果然没有能够在2021年的初秋去陪老人家过104岁的生日。现在我要告诉读者的是，在离壬寅年还差四天的那个夜晚，性格高贵又经历坎坷的姨外婆不慎在家里摔倒。她在自己的床上平静地弥留了两个半星期，然后安详地离开了这个她其实早已经有点厌倦的世界。

回应之三：我一共写过三篇关于克娜蒂娅的文章。最早的一篇发表于她九十五岁那一年，最近一篇就是前面提到的《克娜蒂娅的青春百岁》，发表于她九十八岁生日之后不久。这两年来，同样是由于疫情的肆虐，我没有再去登门拜访过克娜蒂娅。

其实，克娜蒂娅一直都处之泰然，哪怕在情况几乎失控的时段。我想这与她在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经受的磨难（详情见我最早的那篇文章《晚安，克娜蒂娅》）肯定关系密切。克娜蒂娅的淡定让我更加谨慎。这两年里，我给她去电话问候的次数都明显减少，因为每次接通电话，她都会发出去家里坐坐的邀请，就像“此一时”仍是“彼一时”，我不得不编出各种理由来推脱。现在我要告诉读者的是，克娜蒂娅已经在3月19日毫无悬念地走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世纪。她的精神依然非常阳光，她的状态依然非常青春。我在关于她“青春百岁”的文章里曾经提及我们一起跟踪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的趣事。在文章的最后也承诺四年之后要继续与她一起领略“卡塔尔”的风云。我相信这是一个能够实现的承诺。也希望在即将上演的赛事中，我们共同支持的球队能够坚持到最后，坚持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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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补充一个关于克娜蒂娅百岁生日的细节。刚进入壬寅年，我就在开始为这个特别的日子而苦恼：我希望能够给它送上一份最特别的礼物，却始终无法找到称心的创意。没有想到，在离这日子不到七十二小时的时候，一个来自多伦多的纸箱出现在我的门口。那是出版社寄来的《希拉里、密和、我》英译本的样书。在自己“最老的读者”的百岁生日，还有什么比自己刚上市的新书更特别的礼物呢？

3月19日清晨，我悄悄来到克娜蒂娅的门口，将签好名的礼物从信报口塞了进去。过了大约两个小时，克娜蒂娅打来电话感谢我带给她的惊喜。她说这些天忙着处理生日的事情，要过一阵才会开始读我的新书。她接着又告诉我，她收到了世界各地亲友们的祝贺，房间里现在有无数的鲜花和气球。接着，她希望我“马上”去她那里一趟，去欣赏五彩缤纷的盛况。我还是坚持不随便去老人家里串门的原则，说等再过一段时间，等疫情缓解之后，再过去看她。我能够感觉到克娜蒂娅有点失望。但是，她一点都没有让我失望。4月19日的上午，我意外地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她刚读完了我的新书。她说她非常喜欢，将来肯定还会要读第二遍。接着，她热情地说出了一个我听不懂的词：“卡里卡里！”她说这是她的母语（爱沙尼亚语）里与英语的“hug”(热烈拥抱)相当的词。

她用这凌空的热情表达对文学的感激。放下电话，我突然意识到，一百年前的这一天正好是克娜蒂娅“满月”的日子。接着我想，人类历史上有几个人能够体验到自己“满月”一百年之后的健在？更不要说还是陶醉于中国文学的健在！我感觉特别幸运：自己“最老的读者”在“满月”一百年的时候读完了我的新书，而且还非常喜欢，而且还准备读第二遍！这是一个写作者能够获得的最特别的幸运。

作品是生命的延续，而阅读又延续作品的生命。正是因为这神奇的延续，这篇关于壬寅年的文章先从“壬辰年”说起显然并没有跑题。也正是因为这神奇的延续，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我那些随笔作品遍布世界的读者，也代表那些作品里的各位人物感谢遍布世界的读者：感谢你们的阅读，感谢你们的回应，感谢你们的关心，感谢你们的同行……让我们在以“虎跃”为起点的下一个文学年代里继续与阅读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