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最终成为武汉队座上宾(中国二线城市的半导体战争：武汉有新芯，合肥有个京东方)

郡县治，则芯片半导体立。

在地方政府的招商版图中，芯片产业链公司正在成为曾经落寞、但现在却最受待见的座上宾。在经济增长趋缓、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区之间经济竞争越发激烈的背景下，大的芯片半导体项目正在成为地方政府之间竞相抢夺的香饽饽。

从武汉、合肥、西安，到成渝、厦漳泉，这些二线城市先后意识到芯片半导体产业这座大金矿。尽管没有可与北京、上海等超级城市匹敌的技术研发人才与实力，但借助芯片半导体大厂开拓市场的契机，这些二线城市利用其土地、政策和市场红利开始在芯片半导体产业链掘金。

但是，对于二线城市来说，想要谈“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fab厂、IDM厂与地方政府的匹配与落地，犹如一场代价昂贵的恋爱。

武汉造芯十三年

武汉新芯，是这座城市芯片产业的奠基石与灵魂。

2006年，武汉新芯开始建设，2008年，武汉新芯开始量产，其投资规模上百亿，是当时华中地区唯一的12英寸芯片生产厂。在初成立之时，由于湖北省和武汉市既无人才，又无技术，武汉新芯由中芯代管。

从2006年到2012年，武汉新芯几乎复制了上海国产芯片厂商的所有曲折。该走的路，该趟的雷，一个都没少。

首先，新芯试图以DRAM作为主要产品切入国际市场，但刚量产就迎来DRAM价格暴跌，公司不得不转换至闪存。相较之下，上海华虹比新芯幸运的地方在于，华虹抓住了DRAM上行周期的尾巴，在量产当年就实现了盈利。而武汉新芯06年开建，08年投产，时逢金融危机与半导体周期急转直下，连周期的尾巴都没有抓住。

其后，武汉新芯联手美国闪存厂飞索半导体，试图依靠飞索的技术转移至既有市场存活下来。但不幸的是，2008年的这最后一根稻草也自身难保，当时飞索濒临破产，武汉新芯几无订单。

半导体周期整体下行，无论是DRAM，还是闪存，都面临量价双杀的惨烈局面，在外国厂商亏损经营、尚不能满负荷运营产线的条件下，国产厂商必受池鱼之殃。周期不景气，只有地主家才有余粮。武汉新芯嗷嗷待哺，却吸引来秃鹫的注意。

当时，台积电、美光等外资收购方都看中了武汉新芯。彼时，武汉新芯已经量产，且为中芯托管，外资芯片大厂买下武汉新芯，等于说在中国市场又添一个成熟的生产据点，而且还能遏制中国市场的竞争对手，不失为一石二鸟之计。

所幸，2011年，中芯与武汉市政府达成协议，双方成立合资公司。

不过，在此前CV智识《上海滩造芯往事》一文中，也曾提及，中芯时任董事长江上舟在此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不幸的是，2011年江上舟去世，中芯也远未从内忧外患中恢复。中芯与新芯，成了难兄难弟，两家待在一块，谁都不好过。

随后，机缘巧合，2012年8月，原中芯COO杨士宁加入武汉新芯，2013年，武汉新芯从中芯独立。在拉到兆易创新的存储芯片大单、与飞索联合将NAND存储器工艺由55nm推到32nm之后，武汉新芯赢得了大基金的青睐，在国家存储基地的竞争中胜出。2016年，国家存储基地在武汉启动，在武汉新芯的基础上，成立长江存储。

在武汉新芯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当政府补贴遇上合适的企业领袖与极佳的时机之后，这家企业才实现了绝地逆转。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瞬间转变，并不能回避武汉新芯前期在经营上的无奈。

地方政府与外资合作、实现技术引进，但关键问题在于：波橘云诡的半导体周期不随人的主观意志变化，一旦失去强援，地方政府上哪里去找投出去的真金白银？所以，聪明的做法是内外市场兼重、两条腿走路的策略。

一位芯片业内资深人士表示，武汉新芯的成功，很有一股湖北人的狠劲在，时机也各种凑巧，放到其他地方，这样的项目可能就黄了。

作为一个地方政府的芯片项目，武汉新芯在前期的困境，在于缺乏、或者说也没有能力与资源，划分到一个全国性的芯片细分市场，当时政府有能力主导的细分芯片市场估计也没有了。同时，地方政府在充分的市场化经营中又存在天生的短板，因而武汉新芯长达六七年的阵痛期也就在所难免。

如此昂贵的学费，交起来着实心疼。但同属中部的合肥，找到了一条无比精巧隐匿的捷径，在武汉还在大交学费的时候，合肥却早已在高科技产业中赚的盆满钵满，并且在近年进军存储产业中更是豪掷千金。

合肥有个京东方

为什么合肥的底气这么足？

2017年底，在京东方合肥10.5代线产品下线前，合肥新闻联播做了一个连续三期的《合肥有个京东方》的新闻联播。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京东方科技集团副总裁、合肥区域总经理张羽表示：合肥是京东方的福地。

十年前，中国是“缺屏少芯”，时至今日，这个词变成了“缺芯少魂”。在半导体集成电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芯片）还在苦苦挣扎之际，半导体显示行业已经异军突起。

1992年，当年轻的厂长王东升走马上任北京电子管厂之时，他面临一个棘手的烂摊子，一如当时中国许多地方的电子管厂。在陈旧、落后的电子管厂的遗址上，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充分市场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

那些后来成为传奇、并撑起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民族企业，在事后看来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技术自主的路径。

在无数国营电子管厂的遗骸上，长出了江阴长电和北京京东方这样的世界级企业。尽管这两家企业前身都是“电子管”厂，但在强势企业领导人的敏锐市场洞察和大刀阔斧改革之下，他们都在行业周期的低谷选择投资最难、最有市场前景的前沿科技。

从1993年京东方成立、2000年登陆A股、2003年收购韩国现代的面板业务、到因屏周期血亏连续两年ST，京东方的业绩和股价就像过山车一样惊险刺激，而这些都不能阻挡地方政府对于京东方屏产业的趋之若鹜。

京东方一开始在北京兴建5代线，每年带动缴税数十亿，北京市政府还从因屏周期景气上升的股价中获利不菲。高端制造业的乘数效应，由此可见一斑。

随后2008年，合肥市政府在与深圳市政府的竞争中胜出，将京东方6代线招徕到了合肥，总投资额高达175亿元，而2007年合肥市总计用来发展的财政资金也就是30亿左右，除了85亿的银行贷款，剩下的60亿资本金缺口谁来补？

政府的信用背书为市场化融资奠定了基石，在看到政府出钱之后，A股的机构投资者和散户纷至沓来。

这样的操作不止一次，并且屡试不爽。在《合肥有个京东方》的新闻联播中，合肥官方媒体说合肥市政府的操作已经被列入了商学院的教科书。每当京东方有新产线要投资，合肥市政府平台、京东方A股上市平台齐上阵，为京东方的融资之路开辟光明大道。

合肥市政府与京东方，犹如天作之合。

京东方为合肥市政府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名，2010年，6代线的投产结束了我国大尺寸液晶面板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其次是实惠，京东方在合肥不仅投资的是生产线，还包括了智能制造工厂和数字医院等项目，截至2017年底，京东方在合肥的投资已超1000亿，即使只有10倍的乘数效应，京东方能够带动的总的GDP，也已经超过了合肥市一年的GDP总量，这还不是按照半导体工业100倍的乘数效应来算。

京东方撑起了整个合肥经济，这样的论断毫不夸张。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合肥市的高科技生态已然是“鸡生蛋、蛋生鸡、鸡和蛋都留在合肥不想走了”。

在《合肥有个京东方》新闻联播中，京东方配套供应商合肥三利谱光电科技厂长任海东现身说法，说当时企业选址在武汉还是合肥犹豫过，但最终定址合肥，现在三利谱光电给京东方供货可以做到零库存。

合肥与武汉争雄之心，由此可见端倪。

王凯（化名）曾有过芯片的创业经历，现任职一家国内知名投资机构的芯片半导体领域负责人。王凯对CV智识表示，仅算一下合肥市政府平台所持有的京东方股票，巅峰时期的浮盈就有上百亿。

合肥市在京东方上赚了钱，走出来一条成功的模式，现在也正在大手笔投资芯片产业，补足产业上的短板。并且，合肥发展芯片产业，“上下同欲”，从国家（大基金、工信部等）、省、市、区层面都是非常认可的，并且长时间的历练让基层有了实际操作的经验，这是合肥相对于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优势。

在合肥市2017年左右开始的芯片产业布局中，有两个项目最为引人注目。

其一是合肥建投和中国台湾地区晶圆代工企业力晶合作的晶合集成，旨在为京东方解决配套的面板驱动（LCD driver）芯片供应问题，其实还是在京东方那个“鸡蛋”生态圈里面；其二是与兆易创新合作的合肥长鑫，作为一只“省队”，合肥长鑫最近风头无两，但对于合肥市政府来说，合肥长鑫的存储芯片大业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独立于京东方的那个“鸡蛋”生态圈，合肥长鑫能否闯出一条路来还有待观察。

根据王凯的观察，从2017年开始，已经可以在上海、深圳等地频频见到合肥市区一级别的招商局工作人员，合肥正在与南京等城市争抢芯片产业链上下游的项目，承接来自一线芯片重镇的产业外溢。与江苏省内诸多地市的策略类似，合肥也在走内外兼重的道路，无论是内资芯片公司，还是外资公司，都在积极引进。

而在今年，王凯感受到的一点明显的变化，就是合肥市的招商人员跟产业界人士强调，合肥已不再属于中部地区，合肥是长三角“三省一市”（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的一部分。从区一级别的招商局来看，王凯认为安徽与江浙沪的风格是很像的。

“如果你跟江苏各个地市的招商局有打交道，你会发现，他们招商局的局长姿态都很低，都是销售型的人才，遇见芯片公司都要把他们给招过来，安徽也是这种风格，很明显非常不同于中西部的招商官员”，王凯如是表示。

纵观合肥市的芯片半导体产业链发展历程，合肥之创举，确是“敢为天下先”。

在现行的产业政策体系和金融体系内，合肥市政府最大程度利用了所有的资源，为区域内的灵魂企业—京东方加上了前所未有的杠杆，而合肥市这么大一盘局最后也成功了，这离不开地方主政官员的判断力、决心。当然，也更离不开一点，那就是京东方数十年如一日的高研发投入。

从这一点来讲，合肥市政府和京东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这样一个无比成功的案例，要求“官、产、融、学、研”各界的紧密配合，中间有一个环节脱节，对于高科技产业都是打击，而这样一个科技产业严密的运作体系的形成，有赖“天时地利人和”与“上下同欲”。

外资芯片厂在二线的芯生意

2012年，芯片领域的巨无霸三星存储项目在西安市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引入外资的项目，三星在西安的运作非常成功。

王凯对CV智识表示，三星落地西安，是国家层面统筹规划，最后选址落定西安，这个项目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带动十分明显，韩国人一来，韩国人开的餐馆、会所、学校都起来了，至于土地增值、税收、就业等连带效应，更是自不待言。

“但对于纯粹的外资厂，我们只能算经济账，不能算技术帐”，王凯表示。

怎么算技术帐？因为中国的芯片半导体欠账太多，而且还必须考虑专利来源的问题，很多地方政府选择了和外资厂商合作，地方政府出钱、出土地，以此换取外资厂的技术转移。

但这个技术转移的过程明显充满了曲折。成都市的格芯项目先前在重庆落地无果，在成都也以流产告终，根据集微网的报道，建好的工厂因为有工程质量问题都没有公司敢接手；福建省市与联电合作的福建晋华项目，因美光的专利纠纷处于停摆状态。

王凯认为，地方政府长官在地区的芯片半导体产业发展中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主政官员是学半导体出身的，就绝不对不会放过以芯片产业振兴地方经济的好机会，因为他们太清楚这个产业巨大的带动效应了。

但因为芯片半导体产业太难懂了，门槛很高，这个圈子又比较小，在主政官员离开之后，上马的芯片项目还能否运转下去，很多时候需要打一个问号，如果运转不下去失败了，钱基本上就打水漂了。

同时，王凯向CV智识表示，区（县）一级别官员，尤其是招商官员的主动性，对于发展区域性的芯片产业生态至关重要。省市级别的官员调来调去，但是项目落定之后可就不会跑了，后续发展如何，还看区县一级别的官员怎么来运营、构建这个产业生态。

西安、成渝、武汉、晋江等地，区县级别官员的主动性与长三角相比，差别较大。

王凯认为，以上几地发展芯片半导体产业，均存在招商积极性不够的问题。三星项目落地西安多年，除了三星自己带过来的上下游，区招商局带过来的项目偏少。对比起来，南京吸引了一个台积电，其官员态度就更为积极，天天往上海跑，招揽芯片企业，围绕台积电丰富芯片上下游。

武汉、成都与西安的状况类似，新芯在武汉发展了小十年，但是带动作用有限，现在有了长江存储，可能量产之后状况会有所改变。成都与武汉的营商环境比较类似，格芯也是个很大的项目，但是流产了。

至于福建晋华，可能是福建省之前以房地产、制鞋等产业为主，一下子来个芯片半导体，地方官员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

在各地基层官员高科技产业的学习能力、意愿与经验跟不上的情况下，项目的任何外部因素变动都有可能造成较大的震荡，把地方上的投资计划打得措手不及。

以格芯项目为例，该项目主打低功耗FD-SOI特色工艺，国内市场不足以撑起来这个项目，同时，FD-SOI的产业聚群又集中在上海，加上格芯在2018年初的高层变动，同时导致了成都市格芯项目的实质性流产。

上面所述的种种因素，皆非地方政府朝夕之功可以扭转，但是晶圆代工厂的工程质量问题，就属于比较初级的层次了，如果地方政府自己的基本功课都没做好，钱砸出去怕是搞出来一堆被人遗弃的废铜烂铁，更遑论芯片产业的乘数效应。

在做好基本功课的前提下，合作伙伴也需要审慎评判。

中国台湾地区资深媒体人、TechEdge创办人林宗辉向CV智识表示，台湾地区近来有部分芯片半导体企业与不少地方政府合作，因其本身可能具备一些技术类型，为了进入大陆市场，经台湾地区当局审查后，可以将一些大陆有需求的技术转移。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企业有部分可能过去声誉不佳，技术来源可能不明确，亦或夸大技术层次，虽与地方政府的需求一拍即合。但这些台湾地区企业管理层并非走长线发展，而是偏向“杀鸡取卵”，在部分技术专利来源不可靠的情况下，合作方需要慎重考察。

结语

家底殷实，人杰地灵，才能做得了芯片。

无论是武汉、合肥，还是西部的西安和成都，无不是举全省之力建设的省会城市。在芯片战争的PK中，只有那些有钱、有人、有决心，还有谋略和智慧的城市，才能在二线城市的竞争中成为佼佼者。

而那些很早就意识到芯片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重要性的地方政府，在一开始的产业竞争中就走在了前列。

随着大的核心项目相继落地，城市的科技产业上下游逐渐配套成型，由此形成的集聚效应帮助城市进一步巩固其既有优势，同时，产业集聚所带来的以乘数效应释放的正外部性（包括了税收、就业、人才、房价等），会强化地方政府的政策正反馈，最终使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得到延续。

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大的芯片项目，乃至一个核心的科技公司，与一个城市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在芯片半导体产业链中，居于核心地位的fab厂与IDM厂至关重要，一个城市只要能做起来一个成功的fab厂和IDM厂，整个产业链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带动。

大的芯片半导体项目的流产，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城市由此失去了构建生态的能力。以成都为例，尽管这个城市在如电源芯片等领域积聚了一些实力，中小芯片公司尚可，但中芯成都厂和格芯的先后挫折，使城市错失了两个极佳的大发展机遇。

板凳要坐十年冷，在辛辛苦苦搞了十几年科技产业后，武汉、合肥这两个中部城市开始登上科技之巅。而一些城市着急匆忙上马，不吸取技术引进的历史教训，很明显有一些已经交了数额不菲的学费。对于芯片半导体产业，我们不妨多一些耐心，少一些急眼，用钱毕竟还是买不来技术。

二线城市芯片半导体产业之强弱格局，反映出一个问题：地方政府自己搞芯片半导体项目，面临一个非常陡峭的学习曲线。

如果是比较强势、带动作用比较强的外资厂商，如三星、台积电等，地方政府自己要学习的比较少，因为外资厂不给你技术，人家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解决了。

但如果是联合外资厂搞技术引进，其难度不可谓不小，因为企业与政府角色互的问题，地方政府可能需要付出相当高的学习成本，因为地方上的两种角色，本质上地方政府要经过两条学习曲线的试错与历练，一条是怎么去搞产业政策、服务好产业，并形成产业体系，一条是怎么去办好一个市场化的企业，而后者往往难于登天。

半导体之路道阻且长，二线追“芯”需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