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毛球飞拍击球算不算违例(袁隆平：稻田的路)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实习生 王晴 吴谞 陈雨璐 任弯湾

【编者按】

今天，是袁隆平91岁的生日。

1930年9月7日，他出生于抗战前夕的北京，童年跟随父母辗转天津、江西、湖北、重庆等地，在国家的动荡中长大成年。

他深刻记得那些荒年里的饿殍，倒在学校门前。多年后，袁隆平向年轻人回忆起这一幕，说不让人饿肚子是学农的人的责任。

这是他毕生追赶的目标，他有温饱年代的忧患，暮年时间不足的紧迫。

2021年5月22日，他走完这一生。今天，我们刊发报道，纪念这位在稻田里寻路，奋力奔跑的科学家。

袁隆平喜欢到试验田去。

他站在海南田间的路上，手背在身后，与学生们谈：灌溉怎么样？肥料施到哪个阶段，施得少，施得多？

乡间刮着猎猎的风。这块田他已经耕种50年，四周群山环抱，周边的土路近十年才浇成水泥，而他慢慢地变老了。田里种的新品种,全是他当年试种品种的“儿孙”，一代一代地结穗。

2004年4月12日，袁隆平在三亚研究水稻。人民视觉 IC

与学生们聊够，他会回到自己的房间，有他的按摩椅、一只捡来的流浪猫，和一张世界地图——他可以准确地背出图中哪些地区种植水稻、面积如何、光照如何、雨水如何。这时候，如果有客人来拜访他，他一定会陪对方到田里去，再看一次。

年复一年，他愿意在田里做琐碎工作。可是，他也会忍不住地想，未来的人也许不食用稻米——

“阳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对来访的记者说，“水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未来的机器也许可以模拟光合作用，生产出无穷无尽的葡萄糖，造出各种食物，让世上再无饥饿，让人摆脱土地，万物自由生长。

这条通向“未来”的路状如“科幻”，无比渺茫，但是，他乐于想象。

农场里的年轻人

1970年冬天，罗孝和在湖南农学院教研室里第一次见到来拜访老专家的袁隆平。

那时袁隆平40岁，很瘦，很有名，但不是什么好名声——因为一个关于水稻的“狂想”。这想法让他在遥远的北京得到认可，在“文革”动乱中保护了他，上级要求各地农业研究机构都配合他，为此，各地做了上万次试验——密密麻麻的水稻方阵，在科研单位的后院里，静默而缓慢地生长，等待抽穗的那一天，像士兵一样抽出武器。

早稻抽穗的时间是6月，晚稻在9月。全失败了，抽穗的水稻开出鲜黄色的一团团颖花。都是平庸而无价值的普通水稻。田里的那股“杀气”几乎瞬间升起，又散去。

袁隆平想培养的是，一种不开花的水稻，用于大规模地人工杂交。

他自己下田，一株一株地翻找。那种感觉很是苦闷，他后来在自述中说，最初：“早上吃了早饭就去下田，带个水壶，两个馒头；中午不回来，一直到下午4点才回来。上面太阳晒，很热；下面踩在冷水里，很凉。……”他因此患上了肠胃病。

2021年5月底，三亚南红农场。文中除特别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葛明宁图

“日复一日，没有收获。”但他又总是乐观地期待明天，“ 尽管几率为三万分之一、五万分之一，但它还是会有的”。

试验做到第三年，还是没有进展。很多地区下马了他的项目，有人管他叫“科技骗子”。

那时，他在《科学通讯》发过英文论文；中央科委、中科院都支持他，为了他给各处发函；同时，他只是个没留过洋的中专教师，身边的助手，是中专学校在当地收的两个 “小年轻”的学生。

袁隆平乘着火车四处求教，想调整自己的试验思路。老专家们善意地提醒他，水稻之间杂交的成功率非常低。

而袁隆平重复了那个基础理论：杂种间的优势。亲缘关系越远，杂交优势越明显，不单农作物如此，生物界能看到的例子还有，驴子和马、旱鸭与水鸭……

那么，又怎么实现呢？罗孝和回忆，1970年的袁隆平，也不完全知道，他总是先眺望到很远的远景，再开始找路。

和袁隆平的见面后，罗孝和决定下海南。他向农学院办公室打了招呼，买了一张火车票，晃晃悠悠一个星期才到。

罗孝和出生于1937年，高考“前几名考进农学院”，后来被送去北京农业大学读育种，再回湖南教本科生。

他说自己口笨，画图手艺也差，被学校调去维护仪器，有时带学生下田栽培小麦，袁隆平来的时候，他正感到非常无聊。

在三亚南红农场，远道而来的罗孝和让袁隆平很兴奋，“终于来一个有点经验的人了”。

那时，农场周围都是水沟，沟里有老鼠，会蹿出来吃稻子。他们就在田埂上铺几层草，睡在上面。后来，向当地的黎族人借了几间空的茅草屋，砍一些杂树搭了床架，挂上蚊帐，算是有了遮风避雨的住处。

2021年5月底，南红农场的宿舍。

条件艰苦，但袁隆平他们会找到乐子。据袁隆平团队的另一成员黎垣庆回忆，海南基地陆续调来安江农校、湖南农科院、湖南农学院和湖南师范学院的人。

这些人自己上山砍柴、生火做饭。闲来一起下棋，在附近的河里游泳。袁隆平与罗孝和下棋，不肯服输，“有时候悔棋……”罗孝和笑着说，那也不让他悔。

一度，他们被安排睡在农场附近的大厅里，就在层层叠叠的蚊帐和睡觉的人中间，袁隆平和同事打着手电筒下棋到深夜。

在黎垣庆的回忆里，袁隆平总是那么爱玩儿。后来在湖南，到了傍晚，老是听见他在楼下喊：“打麻将啊！打麻将啊！”——是不钱的麻将，但输了要钻桌子。袁老不时地出现在他们脚边。

而在海南，过年喝酒，罗孝和总是老老实实地喝，醉倒在桌下。

他们都在等试验田里的水稻长出来，发芽、长高，直到抽穗那天，田里都是绿色。不要再开花了。

没什么人听过袁隆平表达他的忧虑，他好像永远高高兴兴，逗人玩，给所有人起绰号。他只在一些别的事上显露脾气。比如，他做饭，黎垣庆生火，炉里冒出的黑烟熏了他一脸。他从此开了黎垣庆几十年的玩笑：“‘黎老总’不会生火呀！”

海南的冬天是其他地区的春秋季，冬天快要结束了，搞农业的人总数算着时日，抽穗这一天又快来了。

那株“野败”

还是不成。

1971年春天，罗孝和在袁隆平的试验田里看到狼藉的场景——田里一片星星点点的黄色，嘲讽一般，仿佛战败溃逃的残兵。

50年后，他向记者解释，这些不育的水稻都是受细胞核内的基因控制，持久不了，杂交一代就性状分离；当时就有人指出了这一点，他们知道，也认同。

事后来看，试验结果“要等到第三代杂交水稻才有用”。

这块巨大的山石看上去一点也挪不动，但是，他们还打算整顿部队，再试验一季；如果失败，也许还有一季……

试验田虽谈不上“一望无际”，但站在远处的人，也成了一个很小的点。

罗孝和看着袁老师和“小年轻”们一起给乱七八糟的水稻田手工授粉，他们半蹲下来，小心翼翼地一株株做，怎么也弄不完。

他们尝试过一些更简单粗暴的授粉办法，比如，在试验田上蒙一层塑料薄膜，让花粉飞不出去。

丝毫不成功。水稻的花粉很娇贵，薄膜稍微提高了温度，它们全被烧死了。

为了加快试验速度，袁隆平的团队每年做三季试验。之前，干脆在旅途中把水稻种子绑在身上，这样到了目的地，能发芽得快一些。

水稻只在温度合适的时候交配，烈日不适宜做试验。所以，袁隆平通常会在下午给试验田附近驻扎的各地科研人员上课。

三亚市南红农场当时的技术员冯克珊回忆，那时的袁隆平不急于讲自己的试验进展，更不辩白什么。

他会细致地在黑板上画一个细胞里里外外的样子，从“细胞学、基因、细胞核、细胞质、生物如何进化……”山迢水远地，一步一步推导出三系杂交水稻理论。

下课了。他独自走去教室外面，去抽卷烟。

当时袁隆平的工资是70元，不算低。但是，要养妻子、母亲、岳母、三个儿子，他们都在湖南怀化乡下。他买不起烟，总是托经常出差的黎垣庆在当地买点烟叶，自己切成丝、卷成一卷。

他的烟瘾持续到了晚年。黎垣庆回忆，袁老的麻将桌边上都放着香烟，让人随便拿；他感慨，袁老终于抽得起中华牌了。

冯克珊是一个安静的好学生。那时他不知道，袁老师刚在湖南省第二节农业科学技术大会上，向众人道过歉。

如今的冯克珊。

这场活动如今只留下一张照片，是1970年夏天，袁隆平课题的报告贴在展板的正中位置——“水稻雄性不育试验情况介绍”——还在进行中，没有大的突破。而展板前人头攒动。

袁隆平后来回忆，湖南有关领导破例请他到主席台上坐，请他谈情况。他说，对不起大家的期待。他站起来给听众一再鞠躬。

袁隆平事后偶尔用一种庆幸的口吻谈这些事，比如，要是“文革”爆发时中国科学院不派人保他：“‘牛棚’都为我准备好了”，更多时候，他对记者和作家们闭口不谈。

冯克珊一点也不怀疑袁隆平的理论。他是海口农学院毕业的，1961年以前讲米丘林，否定基因学说，宣传嫁接就能产生新的物种，1962年起改教摩尔根的遗传说，“我还是相信摩尔根”，冯克珊说，米丘林的说法只在果树上有用，水稻哪能那样？

晚年的冯克珊与袁隆平合影。

袁隆平在课上介绍了远缘杂交优势，说用遗传距离远的父母本杂交，有利于观察性状分离。冯克珊听进了这句话。1970年11月，他对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说，我们去找野生稻吧。

他们一直走到铁路旁的水坑边，看见一片大约三亩的野生稻。凑近去看，有一株细弱的稻子是不开花的。

那是“野败”。罗孝和说，一开始，袁隆平没有对野生稻“野败”寄予很高的期望。它毫不起眼，“是一根匍匐的野草，毛（注：即稻芒）很长，粒子很小……”

但“野败”长出的稻谷还是被分发到各地研究机构试验。半年过去，江西的试验田里，“野败”与其他稻谷杂交，长出的后代花苞里“雪白雪白”，都不开花，而且竟然一代就强壮起来，出落成栽培稻的模样。

1976年，袁隆平（右）与同事李必湖在观察杂交水稻生长情况。新华社 图

袁隆平认为，想实现“三系配套”，应当再找与“野败”亲缘关系较近的东南亚品种，与它杂交。

罗孝和说，这想法大约是他看文献来的，“他消息灵通”。袁隆平常独自去北京，泡在中国科学院的图书馆里。

此后，黎垣庆四处出差，问有没有来自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IRRI）的品种。

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菲律宾。当时，中国与菲律宾尚未建交，但古巴与菲律宾有外交关系。最后，黎垣庆在广东要到了来自IRRI的种子，绕了一大圈。

1974年，“三系”配套，“南优2号”在湖南培育出来了。

一时势如破竹，1975年，时任国务院领导指示：中央拿150万元支持杂交水稻推广，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用于运输种子；农业部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会议，大力推广杂交水稻。

罗孝和笑着回忆，其实“南优2号”不算好品种，虽然又高又壮，后来发现它不太防病。同期及稍晚的一些其他配组都比它更好。

漫长的试验

1973年，全国协作开发三系杂交水稻的浪潮中，35岁的石明松在湖北的田里找出八株畸形的稻子，存下它们稀疏的稻谷。

这位湖北沔阳县（现仙桃市）沙湖原种场的技术员，从此孤独地做了八年试验，1981年发表的论文上，只有他一个人的署名。

试验的第一年，八株不育株的后代，只有一株仍然畸形、保持不育。

之后两年，他用当地找到的35个其他水稻品种与它杂交，全部失败，后代都开黄色颖花，变回正常水稻。

再后四年，石明松尝试让这株水稻的后代之间近亲繁殖，仍然不成。这是一株令袁隆平团队早期十分头疼的（细胞）核不育水稻，

当时，利用“野败”“另辟蹊径”的办法早就传播开了，但石明松继续做自己的试验。他后来记述道：“对历年的育性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凡是早播的，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较高，凡是迟播的则都较低”。遗憾的是，石明松后来在一场漏电事故中去世了。

石明松发现的“湖北光感核不育水稻”，意味着杂交水稻可以超出“三系”的范围，有一种简便得多的可能性。

八十年代，袁隆平陆续受聘为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成员、全国杂交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他还成为了国家863项目（即“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专题组的组长，经常要出差，找各地专家商谈。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2019年9月28日摄）。新华社 图

他在外有大量荣誉，但是，多名受访者回忆，袁隆平一度无法获得“湖北光感核不育水稻”的材料，80年代后期，杂交水稻碰到了一层天花板，连续数年没有进展。

每年有三四个月，袁隆平都会回到原单位安江农校，指导教师们育种，让老师汇报工作。

1981年，袁隆平为第二届国际杂交水稻育种培训班遴选讲课用的杂交水稻标本。新华社 图

有一回他从农业部回来，学校安排他演讲。他从学校的试验田里赤着脚出来，走到台上，看起来完全像一个农民——个子不高，皮肤又黑，和本地的熟人说湖南话。乘火车去北京开会，列车长都不正眼看他。

他对记者说过，从事杂交水稻，最初的梦想是“搞一个好一点的品种出来”。他向来不喜欢那种脱离生产的研究，“写这么多论文，有什么用？贡献是零！”

1987年，安江农校发现一个类似湖北的品种，学校教师邓华凤向他汇报情况，袁隆平很激动，说，那赶紧去海南做实验：“明年培育1000株的群体出来”。

回忆起这件事，现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邓启云笑：“老爷子就是‘热爱使劲’ ……”

袁隆平第二年拿着试验结果主持对新品种的省级技术鉴定，还主动联系了新闻媒体，这样才获得了湖北的素材。

石明松的论文出了一个小错误。他认为，“光温敏不育系”水稻不同时间生育能力不同，是因为光照长度不同。

1989年，这种水稻在低温之下大面积突破预期，学界才恍然发现，起支配作用的不是光，是不同的温度。一时，又是成片的灰心丧气，认为温度不好控制，近十年间庞杂的研究工作要泡汤。

邓启云是浏阳人，本科毕业后在安江农校任教。1988年，他搭袁隆平的便车去长沙，路上顺口提起，家离学校太远了，袁隆平就让他来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上班。

他们那时不算很熟。邓启云去旁听过一次“863项目”专家会议，在讨论各个水稻品种的细节，“哦”，他想，“原来‘高技术’就是这么回事”。

他动手给袁老师做了一个实验。袁老师毫无征兆地决定把重新测定“光温敏系”的活儿派给他干。

邓启云才28岁，没有问袁老师为什么。成立六年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还没有人工气候室，邓启云自己装了一个，挂一个旧式的窗式空调，刚开始，每四小时手动调一次温度。天花板上一根一根地垂直挂日光灯管。分各个对照组，每天看它们能不能正常开花。

给水稻套上口袋，花粉会被高温杀死，不同试验品放在一起，又担心它们互相影响。研究中心的各个角落里一度各有一盆邓启云的水稻。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海南基地。

许多学者的实验条件都很简陋。邓启云看见其他地区的科研人员发论文，“有四个植物生长箱”，很羡慕。他过去一看，是一台制冷机，四根自制的导管通入玻璃罩：“真是聪明！”

1995年左右，总结出各个试验品真实的“开花”规律，算实验成功。与罗孝和类似，邓启云说，那时他们非常年轻，有实验做就很快乐。事后回想，如果实验出问题，整条技术路线全要荒废，可是，好像没有想那么远。

袁老师是他们的领导，经常出现在地里。“树倒猢狲散。”袁隆平说。身边的人对这句话的解读是，“863计划”项目，如果没有进步，不好交代。

但是，也仅此而已。袁隆平不是喜欢剖白心迹的人，有一阵，他很看中某个品种，整个夏天，自己蹲在试验田里记笔记——独自面对自己的“勇士”们，每天看它们长得多高，抽出第几片叶，分别是什么形状的；今天太阳很大，很热，他想：水稻能扛热么？对于真心爱的试验，他好似憋了一口气，和谁也不谈论。

一方面，不下田就感到难受，另一方面，他还是“狂飙突进”地思考问题。有一次，袁隆平听学生讲“杂交水稻的半矮秆优势”，突然说：“事物是螺旋式上升的。”他很快就写文章，提出水稻将要变高秆、超高秆。

谁也不知道“超高秆”具体该什么样，出书配图，要靠“PS”。邓启云笑，老爷子这是想指导育种工作一百年。

未来“超级稻”究竟怎样？这样的问题，会用去育种家们很多的心思。在邓启云看来，最重要的不是高，是“提高光合作用”，通过杂交，让水稻长出更大、更有效率的叶片。

他们都会循着自己相信的道路，回到田里去做漫长的试验。

为了产量

“大战”前日，那种隐约的危机感是无可言喻的，各地的专家都请来了。在他们的大田边上，收割机、烘干机已经备好。中央电视台要直播。

那是2011年，计划百亩的大田，平均亩产超900公斤。他的稻子正在田里被密切注视着；袁老和身边的人都喜欢用跳高作比喻，自己把那根杆子往上抬高一点。现在，再没有退路，要起跳了。

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回忆，本来单位不太情愿搞直播，但不知怎的，还是直播了。有的专家让她劝袁老，不要和记者多说。

结果，袁老说:“我要用三种计算方法说服你！”语气非常坚定，还要算给她看。

“测产”的结果是926.6公斤。辛叶芸记得，结果及时地通过电话传来了：“袁老师，过了哦。”

袁隆平只说过一次“紧张”，是在多年后的2020年，也只是说了一声。那么，听到“好成绩”时，他会怎么样呢？“More than excited!”他笑逐颜开。

袁隆平早年在实验室进行水稻研究。人民视觉 IC

袁老不怎么会用智能手机，电子产品不吸引他。但是，他会花式操作计算器，不断地在摁。他的很多老同学，都加了辛叶芸的微信。他们会把“快乐的晚年生活”视频发给她，她再转给他看，他只是看看，然后转头继续搞计算。

他的学生李建武说，袁老师有一个绝技，是飞快地心算，报给他产量公式的四分之三，比如田里的有效穗数、平均每穗粒数、千粒重，袁老会立即说：“那空壳率肯定得低于**水平，才能产量达标。”

袁老偶尔给身旁的人“科普”天上的星星。“这颗星距离我们有*光年。”袁老说，“它的光线经过*年才传播到这里。”他又说，宇宙是无穷无尽的。

但多数时间，他还是在谈论他的“超级稻”试验：“我有六成把握了。”过了一阵：“我有八成把握。”

研究中心开大会，各人报告实验进展，袁老不耐烦，一直抓脑袋，但抬起眼睛都能接上话，还问问题。

他有时很有威严感，自己配了一个新的水稻品种，很得意，对搞育种的学生说：“要压过你!”

他对新闻媒体却是非常友好的——有时，也会和记者们就采访时长讨价还价，但袁老每年都提醒秘书，联系媒体发一些科研进展。他总担心舆论不再重视粮食安全。

冯克珊说袁老在海南和他吃饭，每一回都念叨，三亚哪里不再是粮食的试验田，改研究蔬菜、瓜果，或者，改成了房地产。

商业社会的那些规则他不熟悉。辛叶芸说，那些“开公司”的人，有的守在袁老的上下班路上堵他，拍了照，自己做广告去；秘书们只能盯梢，袁老出门了吗？及时给他“清道”。后来，出动儿子给袁老说“什么能签、什么不能签”，他才记住了。

他八十多岁了。为了追逐适宜试验的气候，和团队一起四处“攻坚”，有时住在稻田边上的小屋里。

研究栽培的李建武形容团队每天的工作：秧苗按不同的密度插成方阵，施不同剂量的肥料，摸它们的“口味”。试验品的每一片叶，都用记号笔编了号的，他们揣摩它长出第几片，合适吃“下一餐”。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海南基地，试验田里栽满各个研究团队的试验品。

这个行业的人，做事都是自己动手，“谁也不信”——担心别人观察出错，担心别人碰坏自己的试验品。

袁老想要下田，谁也劝不得他——他走路变得摇摇晃晃，也没人敢去扶，会被他强硬地大力推开。他们只能派人挨着他，看住他。

早两年，他们陪他打排球，只能相当轻柔地发球，从不大力扣，担心磕坏了他。可是，老爷子火气很足，说这样打球违例。

坐在台下，看到失误的球，他也会气得直骂，“stupid!”

2014年5月13日，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龙马社区举办“邻里和谐杯”气排球友谊赛。热爱气排球运动多年的袁隆平为比赛开球并参赛。人民视觉 IC

袁隆平在海南用过的排球。

最近几年，他们想实现单季亩产超过1200公斤。2018年，到云南省红河自治州个旧市试验，种的是袁老跃跃欲试的“超优千号”，但是，那一次离预计目标有点差距，平均亩产只有1152.3公斤；后两年，播种的时间有点不对；2021年，他们想换一个品种再试。

李建武说，袁老看见这一季的结果不好，只会平淡地说，那就总结问题出在哪里。

他觉得，袁老也不会因为要换品种的事生气。因为，袁老最在乎的，就是产量，他愿意用各种办法跃过那根线去。

禾下乘凉梦

攻关亩产超1000公斤的“超级稻”，李建武说，需要建一个小型气象站。每年天气不同。农学士们要每天盯紧光照和温度，才有可能冲击目标产量。

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不同，很难精确地衡量单一水稻品种的产量，单一试验会有高低。而杂交水稻种子价高，种植需要更多的人力成本。虽然有产量优势，但是，近年来全国种植面积有所下跌。

袁老不愿改研究方向，稍转一点也不行。“我追求产量就像贪财一样。”他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

“到了荒年，一个金元宝也买不来一个馒头。”他私下对李建武讲过。

为了申请研究经费，袁老亲自去找领导，哪怕身体不好。他通常说的不多，只是掏出一份写得很精简的材料，阐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他晚年被很多人围着，有各个母校的代表、来学习的人；各种商业机构或研究团队的领导；也有粉丝，秘书们会挡下一大部分。但是，秘书杨耀松知道，如果是外国友人，袁老比较愿意见：“会鼓励他们认真发展杂交水稻”。

“袁老师操心的是要加快杂交稻的种植，产量提上去，当作中国的名片，让世界上更多人吃饱饭。”冯克珊说。

2009年4月21日，袁隆平回到母校湖北武汉四中（前身为学中学）。人民视觉 IC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是袁老毕生追求。人民视觉 IC

杨耀松有另一项工作，是指导马达加斯加的杂交水稻种植。

马达加斯加是粮食进口国，水利设施和电都不足，化肥需要进口。杨耀松说，从马达加斯加首都开车出来，往西边几百公里：“全是牧草，但看不见牛羊”，资源转化不成经济效益。非洲当地没经过选育的水稻品种，杆子又细，穗又稀疏。在国内，杂交水稻可能使某地提产20%，在非洲：“乘以三”。

开垦十几年，当地政府才逐渐信任他们，承认杂交水稻不是转基因。

去几内亚支援过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其茂，也对那边的好水土印象深刻——土地肥沃，雨季的雨水量是长沙的三倍，一年种植三季水稻毫不成问题。只是，基础设施太弱，农场建在一个法国糖厂的废墟边上，周围都是废弃的坛坛罐罐。

张其茂在当地收集了水稻品种，后来用到自己培育的杂交稻里。

张其茂给记者指出地图上几内亚的位置。

如果仅从商业的角度看，即便提高产量，农业对土地和人工的利用率也不高。近年中国一直有粮食进口。

但是，袁隆平主持多年的研究中心里的看法是：“进口5%粮食，就意味着每年有18天的缺口。”杨耀松对记者说，他们认为，耕地的充分利用仍然是问题，因为，东三省有田，但水资源有限；南方的土地比较疲劳，近几年需要休耕。

辛叶芸说，她觉得袁老“使劲”，是出于科学精神，袁老很想看见更“超级”的水稻。

他们并不确定，但是，袁老晚年不断地上马项目，有点着急的样子。

“超级稻”第四期成功了，马上要求改方案，上第五期；用三年时间完成，立即上第六期。一点也不停歇。他一边提出“三一工程”，希望用三分地养活一个人，一边在山东启动“海水稻”。

他面无急色，但越转越快。

直到他身体情况很糟，还在医院里问，田里怎么样？今年冲击预定的目标，能成功吗？

袁隆平回答过很多遍“为何努力工作”这样的问题。“你们年轻人不懂。”他说，他经历过真实的荒年，学校门口有五个饿死的人。那段回忆在他的脑海里鲜活如生：比如那个人，能看出他有粗大的骨骼；但除此以外，他已什么都不剩。

“种田的人都吃不饱，像我们这种学农出身的人能说没有责任吗？”

他会说起他做过的一个梦。

“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子粒有花生米那么大。”

大家一起在稻穗下乘凉。

袁隆平（1930-2021）人民视觉 IC

（澎湃见习记者刘昱秀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