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持续多久(大获成功的伦敦奥运会和躲闪不及的全球金融危机)

伦敦奥运会大获成功

王位继承人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和并非传统贵族出身的凯特·米德尔顿（Kate Middleton）于2011 年举行的皇家婚礼表明，英国人对于君主制仍然满怀爱国热情。这场盛大的婚礼意在向全世界投射英国的传统价值观，温莎家族也借此承诺未来将为民众奉上更为随意和开放的君主制。正如作家凯瑟琳·迈耶（Catherine Mayer）在《时代周刊》上所写的：“这不仅仅是一场婚礼，更是关于温莎家族在后伊丽莎白时代将如何自我定位的最清晰信号。”年少时的嬉戏过后，威廉和哈里两位王子（主要是后者）的发言之开放与无拘无束是自己的父亲年轻时不可想象的。英国媒体还是和往常一样肉麻地恭维威廉与凯特这对王室新人诞下的王室婴儿，但在白金汉宫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换班”迹象。

但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更加重大的一刻却要追溯至布莱尔时代，这也是他取得的最后几项成就之一：为伦敦赢得2012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当申奥成功7年之后、奥运会真正开幕之时，当初那种伦敦爆炸案阴霾笼罩之下的欢庆之情，已被弥漫于全国的紧张不安的悲观心态取代。许多人都对伦敦可能遭遇恐怖分子袭击担心不已。2008年经济衰退的后果（下文将加以详述）之一便是，政府实行了经济紧缩政策，缓慢且持续地削减公共开支，以减少巨额赤字，避免发生金融危机，这看上去就如同去除了理想主义元素的艾德礼政府一样。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真的负担得起一场华而不实的盛宴吗？此外，在这个被很多人认为将由中国主宰的世纪里，英国怎么可能与壮丽恢宏、如军事行动一般精确、建造起了非凡的场馆、举行了一场盛大开幕式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匹敌呢？BBC一档很受欢迎的节目《2012》便对组委会为按时举办一场没有交通问题、不至于令英国难堪的奥运会而进行的笨手笨脚、痴心妄想的努力进行了讽刺。

尽管不被看好，但2012年伦敦奥运会却取得了巨大成功，令民众深感振奋，并向全世界极佳地宣传了英国的形象。由电影导演丹尼·博伊尔（Danny Boyle）执导的开幕式具有自由左派精神，并满溢着怀旧之情：舞台上出现了小说《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中的场景，紧接着又唱响了性手枪乐队和冲撞乐队的歌曲；接下来的一刻，英国人不再谈论战争，而是与翩翩起舞的护士及病童一道，庆祝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立，显然这已成为受到全民敬仰的“宗教”；迅速升起的烟囱代表着英国的工业遗产；随即鱼贯而入的则是贾罗镇的示威者和妇女参政论者；舞者佩戴着核裁军运动的徽章；漫画形象的资本家脱下礼帽向观众致意；被选作英国音乐界代表的是艾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而非沃恩·威廉斯，是大卫·鲍伊而非亨利·珀塞尔（Henry Purcell）。女王以喜剧的方式隆重登场，与扮演邦德的丹尼尔·克雷格（Daniel Craig）开起了玩笑，86岁高龄的她乍看上去似乎是从直升机上背着降落伞驾临舞台的。最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活动家和倡议人士携五环旗步入了会场 。

据估计，全世界共有超过10亿人收看了这场耗资2 700万英镑的盛大演出。组织者打造出了怎样的英国形象呢？回过头来看，这就如同是布莱尔的新工党现代化议程那姗姗来迟的最高峰。这场演出颂扬的是“新英国”——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在性的问题上十分开放、自由化且善良的国度；与此同时，抗议人士和激进分子被加以浪漫的刻画，大英帝国和无情的工业化这两段历史则受到了粉饰。这是一个以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为标志的国度：绘成粉色与青柠绿、橙色与黑色的变种米字旗在同性恋骄傲游行的队伍中高高飘扬；尖刻、自嘲的英式幽默成了最为成功的出口品；“老兄沉住气，再来杯啤酒”则成了本国的秘密格言。理查德·威廉斯（Richard Williams）在2012年7月28日出版的《卫报》上对开幕式做出了这样的总结：“极度兴奋，令人愉快；偶尔让人眼花缭乱；极富人文精神，面面俱到，几乎每段文化记忆都被唤醒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托比·扬（Toby Young）在2015年4月某日出版的《每日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抱怨涌现了过多关于矿工罢工和去工业化的左翼电影，他在提及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时指责它压根没有提及英国“战后最伟大的首相”撒切尔：“为我们奉上的还是那套熟悉的左翼版本的英国史：戴礼帽的保守党工业家决心用恶魔一般阴暗的工厂破坏这个国家，但遭到了妇女参政论者、工会成员、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的制止。”博伊尔的合作者弗兰克·科特雷尔·博伊斯（Frank Cottrell Boyce）则谴责撒切尔“不够格当英国人”，并表示：“尽管她周身包裹着米字旗，但她从未理解这个国家。”

引人注目的是，从伦敦奥组委主席科（Coe）男爵，到新任伦敦市长约翰逊，诸多保守党人都对开幕式传递出的左翼讯息表示了热烈赞许。他们接受了伦敦奥运会幕后负责人、前工党内阁大臣特莎·乔韦尔（Tessa Jowell）所谓的这封“我们写给英国的情书”，这一事实足以表明布莱尔时代的文化影响力是多么根深蒂固。

当然，还有许多保守党人和年长者格外厌恶这一开幕式；人们也有理由认为，博伊尔呈现出的这一大都会版本的“新英国”及其文化恰恰是4年之后的脱欧起义所针对的目标。不过就当时而言，任何不满的牢骚声都被英国运动员的优异表现平息了。英国以29金的成绩在金牌榜上高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在自行车、赛艇和田径等项目中的表现尤其出色。英格兰体育理事会表示，截至当年年末，每周都会进行体育锻炼的人数又增加了75万。对于这个正在从“园丁之国”转型为“电视痴汉之国”的国度而言，这真可谓了不起的成就。英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成功似乎进一步确认了开幕式传递出的多元文化讯息：出生于索马里、在孩提时来到英国的莫·法拉赫（Mo Farah）和牙买加油漆匠之女、成长于谢菲尔德的杰茜卡·恩尼斯（Jessica Ennis）成了最耀眼的明星。当新工党对移民的益处大加赞扬时，他们所憧憬的正是此类成功的案例。在许多方面，于布莱尔时代结束很久之后举办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都是“托尼先生”理想主义的典型例证。倘若这就是事情的全貌，那就好了。

金融风暴席卷全球

正如前首相布莱尔那事无巨细、信息翔实的回忆录充分表明的，直到最后一刻，他仍希望说服布朗继续推进以市场方式改革公共部门、让家长参与创建学校以及厚待富人的新工党议程。他向布朗表示，要么继续自己的政策，要么彻底与之决裂。

但审慎的前财政大臣并不愿意二选一。在布莱尔离任之时，尽管美国开始投入更多兵力，试图加强控制，但布朗已经意识到，伊拉克战争是个错误。就国内而言，有关工党用上议院议席换取政党经费的传言令他备受攻击。布朗对自己的诚实品性深以为傲，他还觉得自己几乎成就了经济奇迹，但布莱尔主义的失败却令其有些失色，因此，此类攻击令他格外愤怒。最终，针对“用钱买爵位”丑闻并未提出任何指控。布莱尔坚称在任的最后几天自己处于“最佳状态”，但在外界看来，他却显得筋疲力尽、苦不堪言。

布莱尔的忠诚下属戴维·米利班德曾考虑向布朗发起挑战。但布朗已经争取到了默多克传媒帝国以及同样极具影响力的《每日邮报》主编保罗·戴克（Paul Dacre）的支持（这两人后来都将支持戈夫）。在2007年，如此重量级的支持，加上在议会中强有力的行动，使得布朗已是势不可当。

在《一段旅程》（A Journey）这本书中，布莱尔列举了他在1997—2007年取得的成就：“英国经历了10年不间断的经济增长??与保守党执政年间相比，最贫穷的20%人口的生活水平大幅改善。每个冬天，再不会有领退休金者因暖气不足而死去。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不再因为危机频发而屡屡见诸报端，等候名单和等候时间都有所缩短，有些地方可谓突飞猛进。1997年，在伦敦有近100所学校中，5门科目的中等教育普通证书成绩达到优秀者占学生总数比例不足四分之一；到了2007年，这样的学校数量已减少至两所。‘学院’项目正在大力推进之中。这还是战后唯一一届任期内犯罪率不升反降的政府??”他的成就清单还在继续，提到了维护同性恋者权利的立法、针对儿童的“确保开端”项目、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以及对内城区的改造。

考虑到布莱尔的声誉已严重败坏，在此有必要对上述成就加以逐一审视。正如当时他所害怕的那样（他对小布什有此表态），尤其是在《奇尔科特报告》于2016年7月公布后，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决策成了他的墓志铭。对布莱尔的看法总是分裂的。他曾是一名杰出的人物，像他这样在政坛一线担任过的唯一工作就是首相的人少之又少。他那各种不知疲倦的行动突破了工党的界限，并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搅动了整个英国，许多勇敢的国内政策改革也将被追随者效仿。

但布朗并非追随者中的一位。在布莱尔离任前，新工党的教育事务大臣安德鲁·阿多尼斯（Andrew Adonis）为他留下了一张直言不讳的便条。阿多尼斯预测称，布朗将向左转，并输掉下一次大选：“看上去他将成为你和卡梅伦之间的一段弱势插曲，不过时间倒是比较长。”然而一开始，布朗倒显得像是一丝未被布莱尔时代标志性的各种丑闻、房产交易和攀龙附凤之风污染的新鲜空气。上任之初的他充满活力，承诺要制定约束大臣行为的新规则，要推动宪政改革，赋予下议院对战争与和平相关问题的决定权，还要对伊拉克战争展开调查。“不需飞侠，只需戈登”——工党在为2007年大选准备的海报上这样说道。人们普遍预测布朗将于2007年提前举行大选，但在某个周日的电视直播节目中，布朗否认了这一计划。布朗还承诺将兴建大批生态城镇，以解决住房危机。怪异的是，他的其他政策竟然成了卡梅伦时代的预演。当布朗表示要“为英国劳动者创造出英国的工作岗位”时，当时的反对党领袖指出，这违背了欧盟关于人口自由流动的立法；当布朗试图促使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提供服务时，他很快便不得不软化自己的立场，为医疗工作者加薪。在卡梅伦治下，这一幕将重演：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与实习医生展开了漫长且残酷的争斗。

倘若布朗果真提前举行大选，他倒的确有可能获胜，但犹豫不决的危害很快便显现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两次意料之外的沉重打击便摧毁了他的政府。

首个也是最严重的打击是2007—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始于美国的腹地，自以为聪明、实则愚蠢的银行家，将包括许多发放给低收入者及失业者的实际毫无价值的“次级抵押贷款”在内的贷款拆分后重新出售。作为一种债务担保证券，这些被包装一新的金融垃圾流入了不稳定的全球金融市场。在一片繁荣的氛围中，在“只有天空才是极限”般的野心和巨额红利的驱使下，各家金融公司未能储备足够多的压舱资本，作为贷款和投机行为的保障。就如同大海上装备过多的船只一样，它们开始上下颠簸、左右摇摆，船底也渐渐露了出来。一旦用来勉强支撑局面的那些金融工具价格开始下跌，这些金融公司便立刻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位于纽卡斯尔的北岩银行就是一个好例子（这里的“好”不是真的好）。北岩银行的策略是，在国际市场上借款，用这笔资金提供抵押贷款，再将这笔贷款拆分或是“债券化”，将其倒卖到国际市场上去。

然而，随着债务担保证券的价格暴跌，金融“旋转木马”在2007年突然卡壳了。大潮退去，人们猛然发现北岩银行原来光着身子，并没有足以偿付投资者的充足资金。英国150年以来的首次银行挤兑随即发生，忧心忡忡的储户在各地的分行门前都排起了长队，绝望地试图取回自己的存款。政府出手救助了北岩银行。到了当年秋天，对银行的信心又恢复了，而此时为银行埋单的变成了纳税人。最终，北岩银行于2012年被亏本出售给了维珍财富公司。

但北岩银行只是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中出现较早、程度较轻的一个症状。在2008年3月的第二周，发生了为期整整7天的金融大屠杀。最为亢奋、规模最大、最爱冒险的债务杠杆玩家黑石集团宣布收益下滑了90%，整个华尔街随即乱作一团。为了维系银行系统，美联储注入了相当于1 500亿英镑的资金。危机的浪潮越涨越高。一家过度借贷问题极其严重的私募基金公司卡莱尔资本被掀了个底朝天。一天之后，华尔街的巨头之一贝尔斯登公司只是在获得救助后才避免了翻船的命运，经过一次并购，它的残骸终于被打捞上来。

在英国，新任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在首份预算案中谨慎地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并警告称英国将面临一段艰难的时光，政府将提高税收。然而人们很快便意识到，英国也无法逃脱这场正吞噬华尔街的风暴。2008年9月，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这是美国商业史上规模最大的破产案。全球金融体系开始摇摇欲坠。雷曼兄弟伦敦分公司的约5 000名雇员被告知丢掉了工作，他们端着装有个人物品的办公硬纸盒，用下巴夹着黑莓手机，黯然离开了位于金丝雀码头的公司总部。这幅悲惨的景象登上了电视新闻。

此时，英国那些大银行的命运又如何呢？由苏格兰银行和著名的哈利法克斯房屋互助协会合并而成的HBOS公司享有审慎与老到的美名。然而这些老派、面色苍白、戴着角质边框眼镜、身着沉甸甸的蓝色哔叽西装的人也大事不妙了：他们也在像酒吧里的赌徒一样借款和放贷。在面色苍白和着装方面可以超越任何人的布朗，证明了自己是一名能干的麻烦解决者。经过他的安排，劳埃德银行对HBOS进行了救助，并且通过收购规则里的一项弃权条款获取了好处。

但恐慌仍在继续。10月，英国股市暴跌，商业活动慢慢停了下来。仿佛没有哪家金融公司足够悠久、足够恢宏、足够强势，足以保证自己绝对地、100%地安全。布朗和达林推出了一项金额达500亿英镑的银行救助计划，英格兰银行则将利率下调至仅仅2%，开启了漫长且史无前例的低借贷成本时代。

这场危机过于严重，政府的常规手段都不足以对其加以遏制。在这场风暴席卷全球的2007年，自鸣得意、手腕高超的苏格兰皇家银行总裁弗雷德·古德温（Fred Goodwin）为主宰全世界又迈出了一步，以过高的价格收购了荷兰银行。但到了2008年4月，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账面状况已经无比糟糕，古德温不得不请求投资者为其注入120亿英镑资本。当年8月，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亏损已达6.9亿英镑，在英国银行业历史上排到了第二位。读者一定会认为，这样的数字已经很惊人了，但与2009年2月宣布的290亿英镑亏损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后者轻而易举地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此时，已名声扫地的古德温（他的年薪高达130万英镑）辞去了职务，并且为保住自己丰厚的退休金展开了有失体面的争夺。到了2008年11月，英国纳税人不得不再次挺身而出，花费150亿英镑买下了苏格兰皇家银行58%的股份，使得这家银行免于因自己的贪婪和愚行接受惩罚。

当然，这些问题的主要责任并不能归咎于布朗和达林。达林是个谨慎、细致、清醒的人，总体而言，他和布朗的行动既迅捷又老练，顶着批评者的嘲笑采取了财政刺激措施，私下里也不惜用较强硬的手段平息异议。2009年4月于伦敦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遭遇了反资本主义抗议。在警方对示威者的“围堵”过程中，一位名叫伊恩·汤姆林森（Ian Tomlinson）的报贩被打倒在地，随后不幸去世。也正是在此次峰会上，布朗试图避免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绝望努力达到了最高峰。

在匆匆出访各国之后，布朗说服法国和德国领导人采取一项金额达1.1万亿美元的全球性财政刺激措施，此举极大地安抚了市场情绪。和长期以来对英国加入欧元区的反对一样，这一战略上的成功也并未令布朗收获应有的赞誉。在前一年的夏天，对局势向来有些悲观的达林曾对《卫报》表示，他担心英国经济将陷入60年来最艰难的境地。布朗对这番坦率的言论大为光火，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彻底原谅他。不过，考虑到当时许多保守党人还在主张进一步放松而非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指责工党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如此，公众的怒火仍难以平息。当然，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在布莱尔时代，失业率很少成为问题，但此时失业率却在飞速上升。2008年秋天，失业人数已经增加到接近190万。在失业问题最严重的西米德兰兹地区和英格兰东北部地区，工党将在接下来的10年间挣扎不已。衰退又延续了一年多时间，是“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到了2008年年末，制造业产出减少了7%。但单单数据还不足以反映全貌。

如今，得益于社交媒体以及变得更加无孔不入的报纸和电视，丢掉工作、失去自己的生意，乃至只不过是收入有所损失的英国民众对于超级富豪骄奢淫逸的生活更加了解了，这些超级富豪中当然也包括许多引发这场危机的银行家和对冲基金经理。古德温位于爱丁堡的住宅遭到了围攻，还有人要求剥夺他的骑士头衔——2012年此事终于成真了。

抗议者冲入了那些未缴纳税款的商店与公司。在伦敦西区，讽刺银行家漫不经心、傲慢自大行径的剧目大受欢迎。《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商海通牒》（Margin Call）等同一题材的影片在各地也是观者如潮。如果说何时曾兴起一股与“嫉妒”相关的政治风潮，那么一定是在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

政客要为此负多大责任呢？正是在布朗担任财政大臣期间，极为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证券、垃圾债券等金融产品开始被不受严格监管地大肆买卖。与此同时，在工党和颜悦色的注视下，大公司的贪婪开始不受限制地愈演愈烈。年度分红激发了银行家的疯狂欲望，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轮轮你争我夺的花钱狂潮：高级跑车、配备有新挖掘的地下室以打造家庭影院和健身房的城镇豪宅、科茨沃尔德地区带有宏大狩猎场的庄园、地中海上人手齐备的超级游艇。在野的保守党后来利用布朗的这一过失摧毁了他的声誉，但如前所述，保守党当时主张的却是进一步放松管制。

事实上，各个阵营的政客都被这些自负满满、言辞凶悍、富可敌国的金融国王弄得不知所措。这些人为政党提供资金，举办最好的派对，就如同带有浪漫色彩的枭雄一样，受到那些外省大学讲师或是在慈善组织与工会中从事卑微工作出身的政客的仰视，乃至遵从。马修·弗罗伊德（Matthew Freud）在科茨沃尔德举办的派对十分有名，在他这样的“斯文加利式人物”的推动下，大型公关公司在同一时期也得以发展壮大。这些公司使得商界与政界的关系愈发紧密。这种现象同样是布莱尔政府的遗产。追随着奈杰尔·劳森的“金融大爆炸”政策，布莱尔并未从结构或道德方面对金融巨头发起挑战。或许和绝大多数政客一样，他也并不清楚金融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此外可以确定的是，和其他工党政客一样，他也十分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丰硕且美味的成果：在漫长的经济繁荣期，大笔税款涌入国库，使得执政时的工党能够无所顾忌地尽情开销。但事实表明，这实际上是一枚巨大而危险的糖衣炮弹，还包裹着一张印有讽刺笑脸的包装纸。

这些问题被留给了布朗；当然，曾担任财政大臣的他对于监管不足的确难辞其咎。在采访中他一再受到责难，但总是否认这一切应归咎于自己（这种说法倒是的确有些道理），还指出正是自己的当机立断才使得局势稳定下来。他从未给予自己的朋友达林足够的赞誉——然而，政治就是这样。

作者：安德鲁·玛尔编辑：任思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