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球服不脏假球(我是魏群，踢过世界杯外围赛，经历过黑哨假球，球迷叫我“大侠”)

这是《自拍》第321个真实故事

如果你有故事，请私信我

魏群/口述

孔宁婧/撰文

呱呱/编辑

我是魏群（@魏群大侠），前男足国家队员。从9岁开始代表自贡市，参加四川省的比赛，到26岁代表中国踢世界杯，再到32岁退役后当教练，踢球踢了半辈子。

球迷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魏大侠”，好多人问过我为什么这么叫？我还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叫起来的，为什么这么叫我，我也不清楚。但这个称呼的确可以囊括我前半生的性格和经历。

我父母原本都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作，为了支援三线建设，父母1963年就到了四川自贡。1971年出生后，我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北京，直到7岁。我印象中在北京已经读一年级了，大概上了半学期，我父母才把我接到了自贡，带在身边。

实际上我前面还有一个哥哥，但父母那时候年轻，不会带小孩，哥哥就夭折了，所以父母从小也比较重视我，即便到外省工作，还是决定自己照顾我。父亲在机床厂开大卡车，母亲是一名车间零配件的保管员。

小时候在北京宣武区的菜市口长大，那里大大小小的都是胡同，去了自贡后，我就觉得这个城市跟北京简直没法比，北京当然太大了。

换了生活环境，对我来说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语言，刚去自贡的时候，我听不懂当地方言，对我来说像外语一样，在北京上学时，老师同学说的都是普通话，我以为全国人民都说普通话，没想到不是，口音还相差那么大。

不过还好，我刚去上的是子弟校，父母工作的厂子里有自己的医院、学校、宿舍区，对外接触不是特别多。直到83年，我到了成都的体工大队后，才开始接触四川话、学四川话。我现在说话不是自贡口音，而是纯正的成都口音。

另一个就是饮食。从小跟爷爷奶奶在一块，基本不可能沾到有辣椒的东西，但到了自贡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长大一点慢慢知道了，因为当地天气潮湿，所以要吃一点辣的除湿。在家里母亲做的菜还偏北方，三年级后去体校，在体校就要吃一些辣的东西了。

我从小就很崇拜我父亲，小时候听我爷爷讲，父亲还有段传奇的往事。父亲力气也大，年轻时喜欢摔跤，为了拜北京的两个摔跤手甄五、甄六为师，费了很大力气，跪拜在师傅家门口，几天不吃不喝。后来我问过他，我说，收你了没？他说收了。

他当时在天桥摔过，还有北京菜市口对面有一条牛街，上面全是回民，好多老一代人应该都知道我父亲，菜市口有一个摔跤的魏老八，他今年已经84岁了。

从小父亲在我心里的形象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不光是我害怕我父亲，我觉得厂子里很多人都怕他。我听我母亲讲，那个时候他开班车，接送宿舍里的工人去厂里上班，每天如此。有一天，他开车的时候闻到车上有烟味，他问是谁抽的烟，没有人回答他，大家都怕他，结果父亲直接把车钥匙一拔，下车回家了，结果这一车人全都迟到了。这就是他的性格。

他对我的教育也很严厉，倒是很少动手，他一瞪眼我就害怕了，生活上也很讲规矩。现在这个岁数，倒回去看， 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不管是我从事足球行业也好，我的为人处事也好，都跟他的影响分不开。

学校一放假，父亲就会带着我去跑长途，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一出去跑车就是十天半个月。我观察到，我父亲总是在厂子里车队的末尾，他担心某个徒弟或者师傅的车坏在路上，他能帮忙修一下。厂子里的人都知道，父亲永远把最苦、最累的活留给自己，是一个老大哥的角色。

1984年、1985年、1986年，父亲连续三年被评为四川省劳模。全自贡只有两个人被评上了，其中一个就是我父亲，所以我小时候非常骄傲，学校里一写作文，老师要是拿《我的父亲》做题目，我都开心得不得了。

跟着父亲跑长途，也是最初我认识外面的世界窗口。他拉着我去大凉山、去西昌，我看到有些人不穿衣服就裹一个袍子，脑袋上缠着布，上面还有一个发髻，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彝族的一种装饰，这些见闻又让我长知识了。父亲出差回家，总能带回来一些甘蔗、橘子，或是从半路上的农村直接买回来的农产品，当时还很稀有，我为此特别骄傲。

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女人，非常贤惠，在经济上很节省。放学或放假时，我去父母的厂子里玩，我一般不会去找母亲吃饭，她都是随便买两个菜在食堂对付了，跟着父亲就能吃的很好，开车的几个师傅一起点几个小炒。那时候的条件就是这样的，但和同时代的多数人家相比，我们家的条件算是好的了。毕竟父亲是车队队长，跑长途也经常有补助。

父亲是个老球迷，在北京的时候就开始踢球，也经常去先农坛、去工体看球。北京老一代也好，包括后来在北京踢足球有点名气的人，我父亲都能叫上名字。但他年轻的时候条件不好，没走专业道路，所以从小就让我接触足球，想让他没完成的东西在我身上完成。

我父亲在厂里是足球教练，厂里的足球活动开展得非常不错，在自贡市里也是前两名的水平。所以从小我就想，我一定要踢好球，能代表我们厂去参加比赛，这在我心里就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了。父亲算是我的启蒙教练，小时候拿个球跟我开玩笑，我摔倒了之后，父亲为了不压在我身上，自己往边上一摔，把腿的跟腱摔断了，还做了手术，我当时特别害怕。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踢足球会受伤，而且很容易受伤，但我从来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因为这个运动真的很man，很男人。学校里有乒乓球台，下课后大家会约着一起去打乒乓球；我也练过田径，代表学校参加区里、市里的比赛，但我隐隐有一种感觉：踢足球和其他运动不一样。

1981年，我读小学三年级，每天学校放学后，我就要到自贡体校训练。从下午4点多，练到7点多天黑。开始肯定觉得很苦，回到家后就要赶快吃饭，还有很多作业等着我。我们宿舍区里，同龄人放学后就把作业写完了，吃完晚饭都可以玩一会儿，而我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娱乐。

我父亲还因为作业的事，专门去跟我班主任沟通过，能不能尽量让魏群在课间或者其他课余时间把家庭作业完成，不影响他下午去体校训练。他肯定是希望我成为运动员，走专业体育的路线。母亲心疼我，但还是被父亲说服了。

我的水平在同龄人中很突出，代表厂里参加比赛的愿望很快就越级实现。三年级时，我就代表自贡市参加四川省萌芽杯的足球比赛，当时我才九岁。队伍里的队员是从各个学校抽出来的尖子，我们学校只抽了我一个人。

萌芽杯比赛我连续参加了三届，在这期间，我被省里的教练看上了，联系父母，把我从自贡送到成都。父亲是不善言表的人，但我能感觉到他非常开心。他向厂里争取有更多出差的机会到成都，这样就能经常来看我。

虽然年龄不大，但我心里有自己的想法，胸前的球衣不应该只穿“自贡”，我会穿上“四川”。所以每一次比赛我都非常认真，非常珍惜。1983年9月，我一个人来到成都，那时候12岁。好多从小跟我一起踢过球的，乐山的、绵阳的、成都的、重庆的队员，都集中到了四川省少年集训队，在省运动技术学院里训练。

我没有直接进专业队，但体工大队里的大部分队员已经是专业队了，其他各个运动项目也都在“省技院”里面，可以说生活在一个运动员的圈子里，专门培养优秀运动员的地方，把自己摆在的那种身份和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和在自贡是两码事了。

在少年集训队的生活和大学生活一样，但不像现在的学生有寒暑假，一年只能回家一次。刚去的时候也特别想家，没有洗衣机又不会洗衣服，穿衣服从脏衣堆里挑了又挑。集训队一个宿舍大概住八个人，上下铺。冬天非常冷，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入睡都很艰难，晚上躺在床上就想，老家同龄的小伙伴都在干什么，而自己又在干什么。我的座右铭是希望付出和得到能成正比，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比同龄人付出得多太多了。

脱离了父母，身边只有队友。在自贡，因为是子弟校，学校离家很近，到了成都后，上学要坐公共汽车了，早上还要出早操，玩了抓紧时间洗漱、吃早餐，再自己去学校上课。队友们被分在成都不同的学校上文化课，和我同校的大概有四五个人。

生活的一切都得按规定来，洗漱时间、晚自习时间、熄灯时间。大家一起训练、一起坐公交车，想逃课了，就约好后两节课跑出来，到哪个地方碰头，打打乒乓球，毕竟年龄还是小，谁都有贪玩的时候，一旦被教练发现， 就要挨骂罚跑了。集体生活很能增进兄弟感情，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少年队里大概有20多个人，多的时候30多，但队伍的组成不是固定的，每个季度都在淘汰人、补充新人，到最后可能就只剩10个人左右。每当有跟我关系特别好的队友被淘汰，心里就不是滋味，相处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舍不得这些伙伴。他们被省队淘汰后基本都放弃了足球，肯定不适合继续走专业道路了，有一些可能现在还在从事青训。旁观者看来或许很残酷，但这个项目就是这样的，永远要挑到最好的人来组建一支队伍。

当我踏上父亲的车，他把我送到成都来的那天起，我就暗暗发誓，我一定不能打退堂鼓，一定不能被淘汰掉送回去。要是从成都再回到自贡，我怕同学或者厂里的人看不起我，嘲笑我。我已经付出了那么多，不能半途而废，再大的困难也不会有多大。这种心理促使我一定要加倍努力。成都本地的队员周末放假都回家了，我们几个外地的回不去，就一起加练。

1985年，我第一次代表省里参加全国的青运会，穿上了“四川”的球服，第一次实现了心里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心里无比的骄傲，有时候上课都把训练的衣服穿上，因为胸口上有“四川”两个字。

1985年下半年，我拿到工作调令，进了专业队，这意味着我有工资了，开始挣钱了，也意味着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面对的教练专业度更高，训练内容也完全不一样。

小时候我踢的位置一直是前锋，觉得前锋能进球，并且进球更能够出彩，在场上的表现最容易让人看到，也最能凸显能力。这是一种英雄主义，足球这个项目当然要体现个人，但更多的还是整体的攻防演练。以前要练很多基础性的东西，进了专业队后，就会教你如何踢团队的足球。训练很紧张，没有给你混的时间，也是这个时候，我没什么时间继续读书了，就终止了在学校的课业。

专业队分为一队、二队、三队，一般三队踢得好的可以遴选到二队，二队再到一队。每个队的年龄层不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三队参加少年赛，到二队参加青年赛，再到一队参加成年比赛。在专业队，最大的愿望就是参加全运会，1990年，我代表四川队参加了全运会的预赛。

进专业队之后，我的路一直走得比较顺。1986年，我直接进了国家少年队，89年进国青，90年进国奥，94年我就在国家队了，这期间就一直在国字号了。进了国少后，比赛一下子就多了，不管是练习赛也好、洲际比赛也好，一年差不多要踢100场比赛。

随时都在比赛状态，我在场上的能力和表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强。到那个阶段，训练也教不出你什么东西了，好的教练员就是让你保持状态，再把状态拿到比赛中。我一直觉得以赛代练就是最好的训练方式，只有比赛多了，才会让更多的教练员关注到你。

入选国少队，从四川到北京，我父亲曾给我打过一次长途电话。他心里当然是高兴的，我能感受到，但他还是叮嘱我要更加努力，要谦虚，要多跟队友打成一片，要处处以身作则，这些话我至今都铭记在心。

1993年下半年，我们得知中国要开始有职业联赛了，这对运动员来说是好事，从专业运动员转换成职业运动员。我知道，对我而言最大的影响就是待遇会变，我记得当时我的工资待遇是健将等级，一个月一百零七块钱，但转为职业后，工资就是3000多了，是之前的30倍。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元年，踢进了职业联赛的第一个球。很多人都问过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其实我压根没有感觉，我真不知道比赛是同时开始的。94年的开幕式在成都，我们的第一场是跟辽宁队比，当时哪能想到会进球，辽宁队是老大哥，四连冠，我们能少输点就不错了，谁知道开场七分钟，我们队就获得了一个点球。

因为是第一场球，又对上这么强大的对手，我感觉到有一些队员比较紧张，所以就主动跑到余东风教练那儿跟他说，我来罚这个点球，然后这个点球进了。比赛完了，才有媒体记者跟我说，魏先生，恭喜你，你打进了中国职业联赛第一个进球。那时候我才知道，啊，刚刚那个球是第一个进球啊。我觉得挺平常的。

那天有球迷还在跟我说，职业联赛第一年，我好像有7粒进球？反正进了不少。当时踢的位置不再是前锋了，是右边后卫，但我也属于进攻型的后卫，有不少进球，有球迷管我叫“带刀后卫”。

当时还不是我的巅峰状态，94年我才23岁，算是年轻球员，不太成熟，还在成长中。在球场上，稍微遇到自己状态调整不好的时候，心态就调整不过来了，可能这一场都会发挥得很差，这就是年轻的一个表现吧。

我情绪有起伏的时候，倒未必是丢球的时候，可能足球场的整体氛围对我影响更大。踢足球就是要激情，要一个球迷的氛围，所以现在疫情，很多空场比赛，没有观众，我觉得都毫无意义，没有那种激情了。几万人摇旗呐喊，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在四川全兴队踢球的时候，跟球迷关系非常好，包括成都球迷协会、四川省球迷协会的会长，我都跟他们关系很近。有我的比赛，他们基本每场都会看，球迷们还专门给我做过一个剪贴报，把过往报纸上关于我的报道都收集了起来。

我的职业生涯中进过很多球，对我来想，记忆最深的是1996年，甲A第六轮我们跟深圳的比赛，我有一个侧凌空射门进球，被马麦罗的脚后跟进球给掩盖了，实际上那场比赛我们两个的进球都非常漂亮。还有1997年对战三星的帽子戏法，那三个球都是在运动当中进的，没有点球。

那时候算得上是我的巅峰时期吧，不过，除了进球挺让人激动兴奋的，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我觉得我是职业球员嘛，就应该这样，每周就是为了联赛在做准备，比完一场就赶紧调整心态，准备比下一场。

代表国家队上过的最大赛场应该就是1997年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的预选，代表国家队踢球，和踢职业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属于紧张型的球员，我是那种球迷多，闹得越厉害，我越放得开的那种。世界杯的赛场上的确要比以往更振奋。

1997年其实是很有希望的，虽然决赛我没有参加，但离开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暗暗祝中国足球好运。

外围赛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不错，我的队友马明宇就发挥得很好，他也是后来国家队队长，黎兵也很亮眼，我对自己的发挥也是满意的，我觉得算是及格成绩。最终没能出线，当然有遗憾，肯定有遗憾，那可以说是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遗憾过后，我在想，如果不能够代表国家队参加世界杯，那肯定也是能力问题，能力达不到，你才参加不了。

但全世界有多少足球运动员啊，不能全部去参加世界杯。作为我，曾经是国家队的一员，哪怕是金字塔的一个底座、一个铺路石，我都认为足够了，满足了。

在世界杯外围赛的时候，我和教练组在回撤这方面的技战术意见有一些相左。在地方队，我也有同样的助攻，但我的前卫会保护我，而在国家队，技战术不一样，可能这方面的要求就不一样了。对于这些争议，按教练来说，怎么说都有理，我不会去争执，也不会要求人家为我改变什么。

有时候为了队友，我可能会争一下。1999年，当时四川全兴队的主教练是塔瓦雷斯，我记得是足协杯，我们在贵阳和广州松日队比赛，踢到89分钟，比分还是0比0 ，这时候老塔可能已经有点不开心了。第89分钟，我的队友门将高建斌有一次脱手，最后人家绝杀了。回到休息室后，我看到老塔和高建斌有一些冲突，口头上的，他可能认为高建斌那个球处理得不好。

所有队员都很失落，而只有他去怪队员，所以我让他闭嘴。我认为教练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责怪队员，真正聪明的教练员会把责任揽下来。我俩当时情绪都有点激动。不过，后来他也跟我说，咱们男人之间，如果有什么，不要在背地里说，就拿到面上来说，这样也挺好的。我说，我觉得那天你有点过分了，所以我当面顶撞了你，这也是我不对的地方，作为球员来讲，永远要服从教练员。

老塔最后走的时候，当着全队的面，送了一本《圣经》给我，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我问他，他说希望我多看看这个《圣经》，希望我更成熟一点。现在来看，他其实是最适合全兴队的外教。他是犹太人，平时比较随意，不像霍顿和米罗西那样绅士，但他在训练中和比赛中，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我在全兴队里一直是这么个大哥的角色吧，能护着队员，包括底下的小队员就护着。当时全兴队有好多外地球员，我算是四川本地人，我想的就是处处要关心和关照这些队员，不管是在他们的家庭上也好，在生活中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我都理应去帮一把，队员有什么要求也尽量满足他们。

九几年的时候，我有个队友叫刘成，训练当中骨折，住在成都的体育医院。当时快到春节了，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队友在医院住着，他老家在湖南，过年肯定没办法回家了。那天下午，我开车去医院，把他接回家过的大年三十。

我带他一起放烟花、看烟花，我第一次看到他流泪了。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正常的小事，但对他而言不一样，他觉得我让他在过年期间，找到了家的感觉。他到现在都还会提这个事。

2000年，我完成了人生中除了足球的另一件大事，我结婚了。爱人之前是我们四川省的羽毛球运动员，后来没走职业运动员这条路，做了金融行业。1986年，我们在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认识，大家每天生活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走去训练，天天能见到。她性格很开朗，很能相处。

1999年，我比赛受伤，肩锁关节骨折，在医院里躺了一周，这大概是我职业生涯最严重的一次受伤。当时要做手术，大夫没同意，就缠着绷带坚持比赛，后来慢慢好了，但留下了后遗症，到现在一阴天，肩膀会痛。

住的医院离妻子家很近，她没事的时候就跟我通电话，有时候来医院看看我，给我送点吃的。我快康复的时候，有一天她说，去她家里吃个饭，我说好啊，就去了。那会儿还没正式确定关系。

我去她家里还有点不好意思，不敢一个人去，还拉上了我一个队友，怕我一个人太紧张，放不开。去她家里吃饭的时候，我肩膀上还缠着绷带，挂在脖子上。刚开始我觉得她父母挺严肃的，直到大家坐下来吃饭，他们给我夹菜，我才放开一点。这次吃完饭，我和妻子确定了关系，在一起一年多就结婚了。

2002年，我的职业生涯发生了一些变化，突然被挂牌、停职、停赛，是我没有想到的。既然已经出现了，我也想过，要么不踢了，准备退役。那年我31岁，四川足球当时的氛围和环境已经不适合我再留下了，我觉得他们不是来搞足球的，带有太多商业的东西，那我就离开。

在准备放弃踢足球的时候，戚务生指导跟我说，为什么要放弃，你还年轻，不行的话就到我这来。可以说是戚指导收留了我，我转会到了云南红塔。其实当时我已经放开了，都是想过退役的人了，但既然选择了，我在红塔就要做到一个老队员应该做的，哪怕我没有经常上场比赛，但在平时的训练中、在生活中，我会把这个队伍团结得更好，让他们更有战斗力。

有时候代表云南红塔，跟四川队踢比赛，我就觉得怪怪的。我可以说是四川足球的一面旗帜吧，以这种身份来跟四川队比赛，你说我奇不奇怪？肯定心里不是滋味。

一个赛季以后，红塔就解散了。2003年赛季结束，我也退役了。换到现在，三十一二岁的年龄退役不太可能，有球员三十七八岁都还在踢，而且我当时的身体条件也很好，体能和水平都没问题。没办法，环境不适合我，还是挺遗憾的。

因为没有预料到会那么早退役，所以我对之后的生活没有打算，只想着退役以后再看，也不会有什么长远规划。从高强度、高密度的训练和比赛中脱离出来，我真的很不适应。我记得我跟我妻子讲，有时候感觉不知道要干什么，很迷茫。比如中午吃完饭，按职业队的要求，稍微休息一下，下午就要训练了，但我在家里就不一样，吃完饭了感觉没什么事，下午不知道去干什么。

生活节奏完全被打乱，适应新的生活时钟用了得有半年的时间。半年之后，我开始计划说，我要去做点其他事情。我去学了教练员证书，也尝试做了不少生意。做过煤矿、铁路生意，还开过饭店，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做什么亏什么。现在想明白了，运动员退下来挣点钱，千万别盲目投资，隔行如隔山。

我不知道“商场如战场”该怎么解释，开矿就是件很复杂的事，要面对很多东西，不是我能干的。运动员行业比别的行业简单得多，后来我觉得，足球才是我的本行，脱离了足球，真的很难有转型成功的。不过业余足球我一直在踢的。最早，我和姚夏、邹侑根约好，买了一个小区里的房子，平时没事就会约他们踢球，每周会踢个一两次。

2008年，我临危受命，执掌四川足球俱乐部。我和四川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是朋友，他是投资方。那时候我还在国外，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这个意愿，因为还有六轮要保级，我说可以，就从国外回来了。

当时保级的情况不是特别好，我还要面对徐根宝的上港，情况不乐观。但既然朋友叫我了，我也是真的喜欢足球，离不开足球，那有挑战，我就想去试一试。我也把条件提出来了，如果真的降级了，你可不能怪到我身上。

在我当俱乐部主教练期间，发生了中国赫赫有名的“吊射门”，青岛踢假球，那场比赛是我带四川队去的。做一些事总要有回报的，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所以后来出现的中国足球反腐风暴。我踢球的时候，黑哨问题也很严重，后来抓了不少裁判。

大家都认为他们是黑哨，但现在有些比赛，你也觉得裁判吹得莫名其妙，你只能说他能力有问题，还说不上他是故意的，因为你没有证据，而且中国足球有规定，赛后你是不能去评论裁判员的。

主教练我干了两年就下来了，投资方不搞了。之后，我基本在从事青训。前几年，我还在成都蓉城足球俱乐部任副总兼领队，今年刚刚退下来，我想休息一段时间，全身心陪家人。

我以前想过，如果当初没踢足球，和父亲一样，开大卡车，大夏天光着膀子握住方向盘猛开，回家后干一瓶冰镇啤酒，这种人生也很爽。现在我也还是希望，我能过一个正常丈夫的生活、父亲的生活。结婚之后，我几乎陪不了家人，职业球员要常年在外面打拼，还好我没有做太长时间职业教练员，否则离开家庭的时间会更长。

挺多人说我结婚后变了，性格不像以前那么冲了，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有了家庭，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得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三个孩子的出生对我影响很大，以前年轻气盛的时候，我还常常说“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吓死”这种话，现在不会了，当了爸爸后，不能老把“死”挂在嘴边了。我现在要加倍努力挣钱，给妻子和孩子营造更好的生活空间。

在外忙事业，还有应酬，家里确实顾不过来，白天训练，晚上应酬完，回到家孩子们都睡了。我妻子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当初我转会到云南，她也陪着我一块去。虽然当教练的时候是走训，训练完就回家了， 但顾及家事很少，都是妻子在操持。三个孩子都还小，每天看到妻子给他们挨个洗澡都得累死。

现在有时间，我就在家多陪陪孩子，儿子才四岁多，我没事就带他去踢足球。老婆想让大女儿去打羽毛球，大女儿也练了两年多羽毛球了。小时候父亲让我接触他喜欢的行业，但我现在做了父亲，想法不一样了，我不会强求孩子走专业道路，如果他们喜欢，那可以试试。

再回首，年轻时的自己比较张扬，踢球也需要一种张扬的性格，现在回归生活，就不需要了。最早有球迷在场上叫我“魏大侠”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在叫我。怎样的称呼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所谓“大侠”可能是他们眼中的我，对朋友很仗义。

从小一个人孤身在成都，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呼唤不到人，所以对年轻球员和外地球员很能感同身受。我经历过，体会过这种感觉，就不想让他们再经受。朋友永远在我人生中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第一位。

很多人问过我，对年轻时自己做过的一些事后悔吗？不会后悔的，没什么好后悔，这就是骨子里的东西。回忆都是美好的，不管付出了什么。我也很喜欢那时候的自己，像个侠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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