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中朝(中朝官是个什么官？从汉武帝与霍光提拔近侍，分析中朝官形成之因)

提起中朝官，人们往往觉得陌生，因为从名字上很难界定他到底是一个负责什么职权的官。后来通过描述汉代的电视剧比如《汉武大帝》《卫子夫》等等，人们逐渐听到中朝官的名字，但也依旧不知道中朝官的具体形成之因。

汉初制度规定：“常以烈侯为丞相”。然而到汉武帝之时，列侯往往才干较差，“为丞相备员而已”。同时丞相又多由御史大夫升迁，所以御史大夫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此。

于是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大展宏图，巩固和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经过摸索，逐步提拔了一批出身一般，但有才干，多智谋的士人成为“出入禁门腹心”之臣，实际是作为重大决策的参谋和顾问，以弥补宰相才干不足的缺憾。这就是被后世称为中朝官的雏形。

比如出兵东瓯，汉武帝用近臣严助的计策，否定了太尉田蚡的意见坚决出兵援救。又如当时诸侯王力量仍然很强大，如何防止他们威胁中央王朝成为当时的心头大患，汉武帝用近臣主父偃的计策，颁布推恩令，巧妙地削弱了藩国的力量。

这些近臣的职位多为中大夫，所谓侍中，即在宫中的值宿，以便皇帝及时召见询问。可见他们是适应汉武帝的巩固统治和扩张性的国家政策而受到重用的。他们此时还没有中朝官的名目，但在汉昭帝以后的中朝官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发展而成。

从定义上讲，中朝官的“中”，指的是宫中，所以中朝官也叫内朝官、比如《汉书》中的大司马、将军、侍中、中常侍、散骑等都是中朝官。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个是在宫中理事，并且彻夜值班，一个是他们能随时面见皇帝，而不像宰相、御史大夫那样定期向皇帝作报告。

由此可见，中朝官的集中特点使得他们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官员。这就是他们既不像公卿等外朝官员需处理全国日常政务，也不同于宫中执行具体的非政治事物的其他官吏，而是给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特别是重大政务充当参谋和顾问。这一特点正是基于汉武帝重用近臣而发展而来的。

那么中朝官的工作职责都有什么呢？

比如上文提到的中朝官散骑，其职责本身是在皇帝出行时，陪伴在皇帝车马边跟随行走，后来便逐渐有了“献策”的人物，于是便发展为中朝官。

《汉书刘向传》：汉元帝时前将军萧望之，诸吏、光禄大夫周堪均为中朝臣，重视刘向，荐其为散骑，与侍中金敞，拾遗于左右。四人通信辅政。

由此可见，这些中朝官从底层的近臣侍做起，为皇帝形势君权出谋划策，贡献自己的智慧，从而形成了皇帝身边的智囊集团。

而中朝官的另一职权便是就重大事物集议，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供皇帝参考，这便是上一职权的延续与发展。

《汉书王嘉传》：任丞相，有罪，事下将军中朝者。光禄大夫孔光劾嘉迷国罔上，不道，请与廷尉杂治。

由此可见，中朝官集议实际上期的作用，是在比较复杂的事情上提个初步的意见，供皇帝处理选择，以保证有利于整个统治。如有必要，为了更加慎重再以此意见为基础，经外朝宰相官员等和议，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这一意见的得失，然后做出决定。

也因为此，当皇帝看到外朝官员中有人胜任中朝官时，也给他们一个头衔，让他们兼任中朝官。有了这种加官制度，实际上使得中外朝官的界限变得不是很严格，然而却使中朝官制度变得更加灵活，随时可以吸收适合的外朝官员参与决议。

那么汉武帝重用近臣发展为中朝官的这一模糊措施，又是什么原因使它成为了汉朝的官方明文制度了呢？

这就不得不提霍光，以及他的特殊需要。

史书记载汉武帝晚年想立少子刘弗陵为皇帝，由于刘弗陵年幼仅仅八岁，便不得不设置辅政大臣。他选中了奉车都尉霍光，以他为大司马、大将军，而副之以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这样一来，依靠汉武帝五十多年统治的威望和托付，政事一决于大将军霍光的局面便基本定下来了。

但是问题在于，霍光是中朝官，他的官位不高，不过秩比二千石，资历也不够，所以当过太仆（中二千石）的上官桀不服，伙同外朝的辅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想除掉霍光，事情虽然被霍光迅速平定，却不能不迫使霍光考虑如何对待地位在其上的丞相车千秋和其他大臣。

一方面霍光作为汉昭帝的代理人，不是不希望丞相和主大臣竭尽全力，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以巩固汉昭帝和自己的统治。但是另一方面，霍光原来的地位毕竟比丞相、御史大夫要低，因此代表汉昭帝指挥百官不得不有所顾虑。

在这种情况下，霍光采取的应对措施之一，便是模仿汉武帝，选拔一批有才干，多智谋，并且对自己忠诚的官吏，充当自己审批外朝文书，处理与丞相等大臣关系的参谋顾问。

《汉书霍光传》：霍光立昌邑王，二人发生争斗，光问计于所亲故吏大司农杜延年，延年议废昌邑王，言伊尹废太甲先事。

可见霍光依从自己的亲信杜延年的建议并与另一中朝官车骑将军张安世一起行事，最后达到了废黜昌邑王的目的。而张安世原本也并非中朝官，因为及时给霍光提供私人建议而迅速加官位中朝官，以便及时听取其意见之例。

但需要注意的是，霍光与这批中朝官的关系，又同汉武帝与近臣的关系有所不同。汉武帝指挥大臣，不存在任何顾虑。其所以信任近臣，基本上是为了弥补宰相、大臣才干的不足。因而虽然放在左右，但有时宫外任务更加紧要，便又调出宫中，严助、朱买臣、主父偃等都是如此，没有将公卿大臣和近臣分为两个比较固定的集团。

而霍光不同，他所需要的近臣，不但要能出谋划策，巩固整个王朝的统治，而且还要忠诚于自己，能帮助自己处理协调与宰相大臣的关系。因而一旦选中了，便长期维持下去，有功封侯加土，而原来的官职的官职就很少变动。

《汉书杜延年传》：宣帝即位，诏有司论定策功，大司马、大将军光，功德过太尉绛侯周勃。车骑将军安世，功比陈平，太仆杜延年，功比朱虚侯刘章。

定册论功是宣帝即位的头等大事，但从参加者即可以看出除了丞相御史大夫外，诸人都是中朝官。这样，由于中朝官在朝廷以功臣身份的加持立足，出入宫禁，参与政事，要比一般公卿大臣受霍光信任，这就使得二者界限逐步加深，中外朝的区别日益明显。于是汉武帝信任近臣的措施也就发展成了中朝官制度。

中朝官制度虽然出于霍光的特殊地位、特殊的需要而形成，但因为它和后来皇帝巩固统治的需要并没有矛盾，并反而起着一定的作用，以汉宣帝为代表的后世皇帝便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可见中朝官的来源，不仅仅来源于形势上的需要，更来源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土壤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