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叔

2003年4月1日，愚人节。

下午4点，一位形色憔悴的中年人驱车来到位于中环的文华东方酒店。这位中年人不是别人，正是香港巨星张国荣。他是该酒店24楼健身中心的会员，每次都会按时来锻炼。

2小时41分后，他从健身中心外的露台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各大媒体紧急插播这条新闻的时候，香港市民一度错愕：“张国荣？怎么可能？”

1、两个版本遗书

张国荣骤然离世后，警方从他身上发现了一封遗书。

不久，台湾媒体和香港媒体分别刊发了这封遗书里的内容，但两者差距非常大：

认识一位20多岁的青年，在他与“唐唐”间不知道如何选择才好，十分困扰，所以要自杀。——台湾媒体

Depression。多谢各位朋友，多谢麦列菲菲教授。这一年来好辛苦，不能再忍受，多谢唐唐，多谢家人，多谢肥姐。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香港媒体

由这两份遗书内容，媒体还原出张国荣离世当天发生的两个版本故事：一个是“情困说”，另一个是“抑郁说”。

“情困说”来自台湾《中国时报》：

张国荣应新男友之约，于一日下午四时先到文华酒店四楼餐厅等候。未几，张的男友应约到场，却意外地携同另一名男子赴约，声称该男子是其新男友，并为新男友而向张国荣提出分手。张感到气愤，与两人发生激烈争执，张国荣情绪激动，夺门而去。

目击者称，张独自跑上酒店健身室，在该处徘徊逾一小时，疑在该处写下遗书。至六时许，他被发现从二十四楼健身室越窗跳楼，先直接撞到楼下巴士下客区的檐篷，再跌落行人道边花槽，压毁两呎围栏后才坠地。

“抑郁说”来自张国荣的家人、伴侣以及经纪人：

4月1日中午12点，张国荣告诉唐鹤德，他约了一个朋友（陈淑芬）喝茶，然后一个人开车外出。下午2点多钟，唐让司机给张打电话，问他要不要拿衣服。5点多，唐亲自打电话给张，问他晚上七点钟一起打球好不好，张一口答应。然后唐接到陈打来的电话，她说她与张约好一起喝茶，但张迟迟未到酒店，她觉得张好像“有问题”。

下午6点多，陈给张打电话，问他到哪里了，得到的回答是：“你到酒店门外等我，很快便会见到我。”陈在酒店门外等了约5分钟后，张从24楼跳下。

唐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张患了抑郁症；陈的说法也佐证了张饱受抑郁症困扰的事实：“我知道Leslie不想自杀的，是那声音不断在催命。他告诉我常听到一个声音叫他：跳下去！跳下去！”

由于“情困说”缺少事实依据，所以目前被大众广为接受的就是“抑郁说”。

那么，如大家姐张绿萍所说，自认为“我有钱，又有那么多人爱惜我，我又那么开心”的张国荣，为何会抑郁呢？

2、童年经历

先从他的家庭环境说起。

张国荣出生在香港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人称“Tailor King”的张活海，其所制服装颇受影视行业人士的青睐，导演希区柯克、演员马龙·白兰度、威廉·霍尔登等人曾专程光顾。

这里需要对张活海的出身做一点澄清。

关于张活海，网上有一段流传很广的说法：

张家曾是广东一带的名门望族，张活海父亲曾是广东省最大的地主。张活海当年不信任港英政府，把钱放在了内地，结果文革时候张国荣爷爷被杀，资产全部没收，张家因此中落。

听起来有鼻子有眼，但却是空穴来风。真正可靠的资料，是1963年记者Frederic Kaplan的一篇报道《A MAN WHO WIELDS THE TAPE MEASURE》，其中提到“张活海在广州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中学毕业后，他去了厦门做裁缝学徒，然后又到上海工作。在他18岁的时候，独立缝制了职业生涯里的第一套西服。”

20世纪30年代，张活海来到香港，白手起家在皇后戏院大厦创办了一家洋服店铺，取名“西服家张活海”。凭借勤恳的劳作和灵活的经商头脑，张活海名气日增，积累了不少家财。

不过，张活海算不上好男人。他风流成性，除了正牌夫人潘玉瑶之外，还有一位相好，一夫二女曾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另外，他还在香港最豪华的半岛酒店常年包房，不谈生意，只为约一些美丽的女士到那里“谈心”。

潘玉瑶平日里帮着张活海一起打理服装店的生意，兼做一些文书类的工作。有时候为了掌握张活海的采花行径，她也会雇佣一些私家侦探进行跟踪调查。夫妻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一个忙着采花，一个忙着捉奸，张活海夫妇自然顾不上膝下的儿女们。事实上，他们二人以看管工人为由，在洋服店铺的楼下专门租了一层用来居住，把一群儿女丢给了住在湾仔的外婆和两个佣人。

张国荣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排行第十，上面有五位姐姐、四位哥哥，其中三哥、四姐和九哥不幸早夭。由于张国荣与九哥是同一天生日，所以家里人一直说他是九哥的转世再生，他自己也开玩笑说：“九哥一定是没能拿到通行证强行来到这个世上的，所以要回去申请一张通行证才可以回来。”

在父母那里得不到关怀的张国荣，在姐姐和哥哥们这里也没有太多存在感，因为年龄差距太大：最小的哥哥都与他相差八岁。

年龄上的差距，导致大家玩的东西都不一样。在他看来，大姐跟二姐可以聊在一起，五姐和六姐年龄也相仿，七哥和八哥也能玩在一块，唯有他没有人可以配对。

八哥对他还算不错，但七哥就很坏。为了节省空间，外婆曾让他们兄弟三人住在同一个房间，并给他们安装了一个三层上下铺。张国荣年纪最小，住在下铺。

有一次，七哥提议玩一个叫“大风浪”的游戏，让张国荣爬到上铺，然后他躺在中铺很大力地用脚撑、踢那些床板，一边踢一边喊“很大浪、很大浪…”，最终把张国荣颠掉摔到地上。八哥看到这一幕，感觉七哥太过分，于是就跟七哥打了一架。

还有一次，张国荣上小学被先生罚留堂。大姐觉得他不成器，就开始骂他，越骂越生气，便顺手拿了一个木质衣架打他，把衣架都打烂了。八哥看不过去，跟大姐理论：“你知不知道这样打人很痛的啊？”大姐说：“我管教弟弟关你什么事啊！”八哥回她：“你试一下好不好啊！”

大姐余气未消，又拿起八哥上中学穿的皮带打张国荣。八哥更加义愤，“你不知道痛吗？让你来尝试一下吧。”于是他把皮带抢过来，打在大姐身上，然后两人大打了一架。这位大姐也不是一般人，打架很拼命，顺手拿起一个玻璃瓶，敲到八哥头上，搞得头破血流。

长时间的疏远导致血缘亲情淡薄。多年后，张国荣在回忆与父母的关系时说，“与其说是父母亲情，不如说仅仅是像朋友一般的关系”。他觉得父母非常自私，从来没有试过甚至想过跟自己住在一起。别说让爸爸在星期天拿着照相机带着他去花园拍照了，哪怕想挨一顿打，都是奢侈。因为父母根本没有精力理会他。

久而久之，张国荣适应了独处，变得很安静，不爱哭也不爱闹。但在向别人描述自己的童年时，他用了“畸形”二字来形容，足见这段生活对他的伤害之深。

童年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让张国荣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在有能力改变周围环境之前，学会适应环境很重要。

3、初入娱乐圈

13岁那年，张国荣被父亲送到英国去读书。

这并不是因为张国荣成绩好，被父亲寄予厚望，相反，他因为成绩太差，在香港面临无学可上的境地，让父亲觉得很没面子 。

那时候去国外留学没现在这么复杂：把自己的资料寄到目标学校以后，学校会把考试题目发过来，答完这些试题再寄过去，就算考核通过了，而且不核验是否为本人所答，直接填表就可以准备入学交钱了。简单点说，只要有钱就行。

动身前往英国那天，家里人都来机场送行，但张国荣没有一点伤感，脑子里只想着“快点让我离开，我根本不想在香港”，似乎留在香港是一种束缚，而去国外是一种解脱。

张国荣在英国就读的中学是一所全日制学校，算上他，全校只有两位中国人。不过，从小练就的适应能力，让他很快适应了异乡生活。即使被安排在一间16人的宿舍里，他也没有觉得不习惯。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四年过去，张国荣预科毕业拿到了奖学金，顺利进入利兹大学就读纺织专业。他对纺织专业很感兴趣，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可能会成为一位设计大师。

然而，一封书信打碎了张国荣的设计大师梦。1975年，正在读大二的张国荣，接到母亲来信，称其父张活海因喝酒致瘫，自觉时日无多，让他尽快回家。

接到家书，张国荣马上赶回香港，结果发现父亲并非垂危，心宽了大半，但时间一长就觉得无聊，想返回英国继续读书。父亲不允，因为他担心自己死的时候张国荣不在身边送终。哪知，张活海竟一口气熬了十多年，直到1989年才离开人世。

那时候，张国荣既不想上班，也不想去父亲的洋服公司帮忙，于是就去一所中学做插班生，专修中文。在这所学校，他结识了一帮玩音乐的朋友，也因此误打误撞进入娱乐圈。

1977年5月，他与朋友一起组建了一个名为“ONYX”的民谣乐队，自任主唱歌手。ONYX参加过几个公开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年，丽的电视台（亚洲卫视前身）举办亚洲歌唱比赛，朋友顺手帮张国荣报了名。谁曾想，朋友在试音阶段就被刷下来，而张国荣却一路杀进香港地区决赛，获得亚军。

在颁奖典礼上，“丽的”总经理黄锡照亲自为获奖选手颁奖，他走到张国荣跟前，用英文说了一句话：“I will make you a star.”1989年，张国荣在《今夜不设防》节目中回忆这段经历时，仍然感激黄经理的栽培：“我到现在还饮水思源，多谢黄锡照，其实他一路都给我机会。”

说起来真是造化弄人。当时决赛的冠军是男歌手钟伟强，他与张国荣一起签约“丽的”，成为乐坛新势力。但没过多久，由于与娱乐圈各种规则格格不入，钟伟强决定退出乐坛，转行卖了20年保险。

2012年，59岁的他重返舞台，参加辽宁卫视的选秀节目《激情唱响》，止步全国五强。2013年，他再次参加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成为汪峰组学员，可惜第二轮又被刷下，不禁令人唏嘘。

事实上，如果换做其他人当总经理，恐怕也会做出与黄锡照一样的选择，因为那时候张国荣确实有偶像气质。巴叔找到一张当年冠亚军的合影，大家可以感受下。

4、张国荣也要熬十年

香港娱乐圈有一句名言，叫“张国荣也要熬十年”。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无论谁走进这个圈子，都需要适应环境遵守规则；二是无论你多么优秀，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才有可能出头。

艺人的收入和地位是与名气成正比的，在没有成名之前，学会适应环境至关重要。做到这一点，对于张国荣来说不算难事。

有一次，“丽的”安排张国荣去BangBang服装店（赞助商）拿衣服穿，并告诉他对方的脸色可能会不太好看。张国荣初入娱乐圈不懂行情，于是满口答应。

到地方才发现，新人是没有资格穿新款的，只能穿季末清仓款或滞销款，而且想拿到这些积压货，也得看店长的脸色：明明店里没客人，店员互摆龙门阵，却偏要说自己很忙，让他等45分钟后再来取。

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当做笑话讲给朋友听，朋友一脸不屑：你可以不要嘛！张国荣反问：干嘛不要？要知道当时他在“丽的”的月工资是1000元，除去房租500元和寄给妈妈的200元，每月只剩下300元可以自由支配。

气任性的结果，就是喝西北风。在面子和肚子之间，张国荣选择了后者。

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在“丽的”的第九个月，他收到了另一家电视台的挖角邀请，然后“丽的”闻声为他涨薪至每月2950元。涨薪之后，张国荣马上换了一间月租金1000元的房子居住。

其实，比起在演艺方面的失败，衣食住行方面遭受的冷遇只是毛毛雨。

签约“丽的”之后，张国荣曾被一位知名制片人邀约拍电影，对方告诉他，这是一部以红楼梦为题材的搞笑影片，女主角是黄杏秀（陈百祥老婆），而他则出演男一号。出道就能演男一号，这让张国荣喜出望外，片酬6500元，也是他进入娱乐圈以来酬劳最高的工作。于是，他马上应允，跟对方签订了合同。

可进组几天后，张国荣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原来导演在这部所谓的搞笑影片中加入了大量的情欲戏，但他没有退出，因为对方有黑社会背景，稍不如意就会遭致殴打。

由于尺度过大，这部电影后来被禁。这次不愉快的从影经历，让张国荣意识到，以后接戏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比这更令人心碎的，是被观众拆台。

1980年，正在拍清宫戏《大内群英续集》的张国荣，被“丽的”派到一个大型演出做帮演。张国荣的舞台造型一向前卫，这次由于头发被剧组剃光，他在表演的时候身着西装，头戴海军帽。结果一出场就被观众起哄，嘘声一片。

当时他还没有hit song（红极一时的歌曲），于是唱了一首别人的快歌，唱到嗨处他脱掉帽子扔向观众，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伴随着又一阵嘘声，帽子被观众扔回到台上，场面尴尬至极。

几年后，歌手柳影红回忆说：“Leslie回到后台时脸色发青，眼睛都直了。我刚拍了拍他肩，他突然崩溃式地扑到我怀里哭了，那么个大男人像小孩一样伤心。还呜咽着说：'为什么要这样伤人，我究竟做错了什么……'那场面真叫人心酸 。”

这还不算完。有些比较激进的观众，甚至打电话到他家里，留言道：“你收档啦！麻烦你再多读点书吧！你怕不怕不好意思的！”

面对如潮的差评，张国荣伤心了很久。

后来在参加《今夜不设防》时，他把这段往事归结为自己在娱乐圈最伤心的事情之一。

5、谭张争霸

张国荣还有一件伤心事，与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有关。

1982年，张国荣与“丽的”经纪人因金钱关系闹得很不愉快，于是在导演杨权（张国荣主演电影《鼓手》的导演）的介绍下与经纪人陈淑芬结识，随后签约到华星唱片旗下。

华星唱片是TVB的子公司，拥有很多日本歌曲的版权，张国荣的成名曲《风继续吹》和《Monica》就分别改编自日本歌手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另一方》和吉村坊子的《Monica》。可以说，华星唱片算得上是张国荣的伯乐。

1984年，张国荣凭借《Monica》风靡香港，同时揽获了年度劲歌金曲奖和中文金曲奖，一跃成为乐坛新星，但与此同时，他面前也出现了一位避不开的男歌手——谭咏麟。

自1984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创办以来，谭咏麟始终榜上有名，除第一届上榜一首外，第二、三届均上榜三首，且从第二届设置最佳男歌手和金曲金奖之后，谭咏麟也连续两次包揽该奖项，风头之盛无可匹敌。同时，他也是中文金曲奖的常客，从1981年开始，连续7年拿奖。

一位是乐坛新星，一位是乐坛天王，两者之间自然免不了有一番较量，并由此诞生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香港乐坛独特的“谭张争霸”局面。

转折点发生在1986年。跟大多数奖项一样，劲歌金曲主办方会提前告知获奖歌手及获奖曲目，以便让对方做好准备。这一年，谭咏麟本应上榜三首金曲，但由于他人在澳洲，无法出席颁奖礼，所以被拿掉一首金曲，且无缘金曲金奖的评选，由张国荣的歌曲补位。一进一出，谭咏麟失了一首金曲，而张国荣增了一首金曲，还拿到了当年的金曲金奖。

这种调整引起了谭咏麟歌迷的强烈不满。张国荣刚上台就听到嘘声一片，“给人嘘得像狗一样，嘘回到后台”（张国荣原话），而且对方还口出污言秽语，弄得他很没面子。张国荣的歌迷见状当然不依，于是就开始反击，双方你来我往，现场一片混乱。

后来，张国荣回忆说，当年劲歌金曲颁奖礼有规定，如果歌手不出席是不能拿奖的，即使邓丽君也不行。

如果张国荣所说属实，那么TVB当年颁给谭咏麟两首劲歌金曲和年度最佳男歌手，用心可疑。因为劲歌金曲颁奖礼的主办方是TVB，也就是张国荣的东家，而谭咏麟的唱片约签在宝丽金，影视约却签在TVB。也即是说，俩人其实都背靠在TVB这棵大树下。只是，那时候没人追究这背后有无猫腻。

获奖受辱这件事对张国荣的影响很深。他自认努力唱歌，把心都交给了观众，但换来的却是嘘声和谩骂，这让他感到心灰意冷。

1987年，张国荣在《银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珍惜过去 肯定现在 把我将来》的文章。他写道：

记得早几年的我，每逢遇上一班朋友聊天叙旧，他们都会问我为什么不开心，脸上总见不到欢颜。

我想自己可能患上忧郁症，至于病源则是对自己不满，对别人不满，对世界更加不满。那段日子真可以用黑暗时代来形容，只要空闲我都会泡迪斯科直至夜深，用吵声来麻醉自己，用烈火酒来刺激自己……

去年的"劲歌金曲竞选"，对我的人生观影响至深，以往一直追求完美的我，终于明白到世事往往不如己愿，寄望越大，失望越大。

八六年是我事业最满意的一年，因为所付出的努力，明显得到人们赏识，还以为大家已接受我，怎料在"劲歌金曲选举"当晚，深深令我体会当年被"柴台"的失落感觉。

同样是在1987年，谭咏麟宣布不再领取竞争性奖项，而张国荣也在两年之后，在红馆连开33场“告别乐坛演唱会”，正式告别歌坛。“谭张争霸”由此成为历史。

6、把“张国荣”做成金字招牌

有一段时间，无论张国荣说什么都有人反对。

如果他说“黑比白好看”，一定有人站出来说，“不对，我觉得白靓过黑哦！”但如果他顺着那人说“白比黑更光亮”，也还是会有人站出来唱反调，“不对，是黑比白更光亮”。

张国荣曾经质问自己究竟为了什么，既然做得不开心，又为何还留在娱乐圈？

后来他想通了，之所以继续留在这个圈子，是因为“生性好胜心强，加上对自己极具信心，我不相信就只得这样的成绩”。如果有一天真的决定不干这行，那一定是自己光荣地走出来，而不是被人逼退。

刚进娱乐圈的时候，张国荣圈内外的朋友都跟他说过同样的话：你的性格不适合待在这个圈子。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在人际关系方面，他确实做得不够好，但他觉得，既然决定坚持下去，就应该积极面对困难，用实力取胜。

所以，他继续勤练唱歌、打磨演技，无论别人是否接受，只要自己唱的歌、演的戏有进步，一切辛苦就都值得。

尽管张国荣仍旧不喜欢观众拿他与陈百强、谭咏麟等人作比较，但他已经开始试着用“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态度面对现实，随遇而安，不再追求太多。

“谭张争霸”结束之后，张国荣放慢脚步，去加拿大休养了一段时间，但在娱乐圈浸淫多年的他，已经适应不了“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生活，况且他也不愿意那么早就退休。

1990年，在导演王家卫的邀请下，张国荣重返香港，开始在电影中寻找最合适自己的位置。两人合作的那部《阿飞正传》对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王家卫的成名之作，也是张国荣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由乐坛偶像向表演艺术家转变的标志。

艺术家不止向观众展示作品，也向观众解剖自我。所以，在张国荣参演的角色身上，观众往往能看到他本人的影子。

比如电影《阿飞正传》里张国荣的经典台词：“你知不知道有一种鸟没有脚的？他的一生只能在天上飞来飞去，飞累了就在风里睡觉，一辈子只能落地一次，那就是他死的时候。”还有电影《霸王别姬》里的经典台词：“人得自各儿成全自各儿”“蝶衣，你可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啊！”

可以说，张国荣在赋予角色旺盛生命力的同时，也在通过角色向观众传递一个信息：戏如人生。

《阿飞正传》和《霸王别姬》的成功为张国荣带来了世界级的影响力，让他拥有改变周围环境的能力和话语权，他不再需要逢迎别人的评价，但同时他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位终极对手：他自己。

在参加《今夜不设防》节目时，张国荣说了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我，张国荣，站在台上是表演的保证。这句话不单是一个口号，事实上他一直在用努力增加“张国荣”的含金量。

1987年，从华星唱片转投到新艺宝唱片之后，张国荣有这样一番心理变化：

转投新唱片公司之后，好象接受另一个新挑战般，令人斗志增加，连带心情也去到另一个新境界，也不知怎样形容，总之是好多于坏。

事实上在这几个月来，我的心理压力增加不少，一方面工作忙碌令我透不过气，加上自己好胜心强，不希望转了公司之后，给人感觉水准不及以前，所以我更要加把劲。

当张国荣变得越来越强大时，他的对手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超越。

随着《金枝玉叶》《东邪西毒》《新上海滩》《春光乍泄》《流星语》等一系列口碑佳作问世，张国荣转到幕后做导演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觉得导演是一部电影里最重要的角色：演员可以感受别人的命运，而导演决定他们的命运。

从影二十余年，参与拍摄70余部影视作品的经历，让张国荣对电影剪辑和后期制作了如指掌，他相信自己可以做导演，并对拍摄优秀的电影抱有很高的期待。

其实，做导演的想法早在1989年就已经在张国荣心中酝酿。

当年在做客电视节目《周末诸色会社》时，主持人问他，你现在在乐坛这么成功，以后会不会去拍戏？张国荣一脸兴奋，回答说：“其实我今年的最新计划，就是想做导演，现在其实就是叫自己的好朋友在写剧本，希望在今年尾或明年初能实现这个愿望。电影公司方面很希望我连演员也一起做，但我就很想一心一意只做幕后的事。”

但不知为何，这个想法迟迟没能落实。直到2000年，他才在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的邀请下，初执导筒，拍了一部禁烟公益短片《烟飞烟灭》。这是一部由张国荣自编自导自演的片子，他亲昵地称之为“我第一个baby”。长时间积累的素材和拍摄知识，让他毫不费力地完成了这部时长36分钟的导演处女作，前后历时仅五天半。

第一次见到片头字幕“张国荣作品”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眼泛泪花。

2002年初，张国荣做好了各种准备，开始正式实施他的电影拍摄计划。片名还没定，他就物色好了主要演职人员：美指是区丁平，剪接是张叔平，服装是日本的和田惠美，音乐是Michael Galazzo，摄影是台湾的李屏宾，剧本是何冀平…香港演员只有两个，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是肥肥沈殿霞。

唯一令他觉得不完美的是，投资者不是香港人，而是日本人和内地人。他说：

香港某投资者跟我坐下来谈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不外是一盘生意罢了'。我不是在谈一盘生意，我要拍一部好片子。我张国荣为香港歌影坛贡献了那么多，得过那么多的荣誉，为港争光，为什么他们不支持我一下？真的很遗憾。如果我第一部导演的片子是香港人投资的是多么理想呢。

香港电影人林超荣问他，你拉投资这么辛苦，为什么不自己投资呢？他回答说：“不可以这样的，意义不同的，我要有真心赏识我导演才华的投资者。”

然而，这部名为《偷心》的电影因内地投资人深陷囵圄，最终没能成形。这个一生在事业上追求完美的男人，被命运开了一个潦草的玩笑。

《偷心》的流产对张国荣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也成为压倒他生命的最后一棵稻草。唐鹤德说，2002年11月他曾试图自杀，但没能成功。5个月后，他再次选择轻生，这一次他卸下了身上所有重担。

没有人知道张国荣从露台跳下前在想些什么，但从现场的遗书内容来看，他的心态可能与1989年举办“告别乐坛演唱会”时的心态很像：“反正那个时候是巅峰期，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告别，是会让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会记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