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篮球最多可以抱球走几步(文学如何让微弱的个体反哺巨人？)

由常立撰文的《我听见万物的歌唱》《你要去哪儿》和《小鼹鼠与星星》是一套关注特殊儿童的绘本，它们被命名为“在一起·融合绘本”。

融合教育是指将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安排到主流学校接受教育，为他们提供一个正常的学习环境。这套书借用“融合”的概念，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日常被遮蔽的窗口，用文学的力量带我们去感受、去理解那些特殊孩子的世界。

下文是王帅乃为这套书写的评论。为了对特殊群体有更深的理解，写好这个评论，她还亲自去体验了一天视障者的生活。她将她的感受放在下文的附记中。

《我听见万物的歌唱》《你要去哪儿》和《小鼹鼠与星星》封面。

纳科夫在《文学讲稿》的序言里将好的文学创作者拆解为三种成分：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擅长骗术的魔法师。又说三者中最重要的是魔法师的身份，大作家总归是大魔法师。既然如此，这里不妨直接将作家称作“三合一魔法师”。

纳科夫是作家出身的评论家，不习惯于条理地概括与精确地提炼，若尝试总结他对文学写作者的期待，大致是：他们的文字能提供直感上的快乐；道德上的完善或知识上的扩充；遵循艺术法则的基础上提供想象世界的新视角。艺术品的处理中包含着节奏与韵律，一场美妙的文字游戏本身将为读者带来愉悦感，读者从文学的“形式”构成中看到了艺术家的创造力。

文字作者常立多次在不同场合里提及纳科夫的这篇序言，可见其对个中阐释的认同与赞赏。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套关注视觉、听觉和智力障碍儿童的融合教育绘本正是其作为儿童文学写作者践行“三合一魔法师”论的又一次文本实验。

文学如何通过它的魔法改变权力关系

《小鼹鼠与星星》，常立 著，荼又 绘，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11月版。一只小鼹鼠（视力障碍者的隐喻），第一次步入动物城。在它的感受中，动物城的城门小小的，房子小小的，花园大大的，路面上一个坑也没有……突然停电了，四周陷入漆黑的慌乱中，但感知力敏锐的小鼹鼠带着大家走出了黑暗。

首先，我们将看到一个关于文学的经典命题：“文学如何通过它的魔法改变权力关系”。

在《小鼹鼠与星星》中，创作者运用图文互补技法，通过一系列美丽的误解和出色的想象力，为有着视觉障碍的主人公鼹鼠打通了理解“城市”的途径。鼹鼠以为城门很小，画面却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他摸到了孩子的玩具城堡；他以为城市很安全，实际上却是因为城市中有工作人员和好心人在为他引导方向、排除路障；他以为城市像一座花园，芳香怡人，实际上他当时正好站在花店里。

《小鼹鼠与星星》插图。

这当然包含着幽默，但这些情节更重要的结构功能则是暗示下文要正式探讨的问题：城市人、健全人理解中的世界，就是世界唯一的可能吗？这些暗示类似于交响曲中“动机”的首次变奏，可能不明显，但翻回来读时会发现它们之于整部作品在结构上的功能。

在意义层面上，它们提出的直接问题是：对孩子而言，玩具城门就是城门；对被照顾被牵挂的人而言，世界就是安全温暖的；而花店，为什么就不能被看作是一座值得你发挥想象力在其中冒险的花园或者小型丛林呢？莎莉可以在想象中远航、与海盗激战，玛丽可以用“秘密花园”治愈柯林，迈克斯可以在卧室里畅游野兽国，约翰派克罗门麦肯席的老师会被大猩猩抓到屋顶上，小鼹鼠的理解有何不可？

不过到目前为止，大致上小鼹鼠还是信息的接收者，动物城则是更丰富、更强有力的给予者和保护者。

但文学是不甘于此的。

于是，必须要有一场停电，这个依赖电气的庞然大物失去了能量的来源。从此时开始，小鼹鼠成为观点和力量的输出者，他所擅长的事让城市完善起来，微弱的、甚至不健全的个体开始反哺“巨人”。鼹鼠分享的故事，或者说是他分享的他所拥有的世界点亮了画面空间。在一个跨页中我们看到，一名视觉障碍者带领健全的人们走出了黑暗、站到了光明里。全书中星星最多、色泽最金黄的一页——这是一种民间故事中象征永恒质地的颜色，出现在这位失明者给予的世界中。

《小鼹鼠与星星》插图。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写过，好的文学作品总会为社会的弱势成员赋权，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会像民间故事的主人公们那样在大结局中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指他们会在文学世界里获得比高位者分量更重的“话语权”，这可能是由更多的篇幅来保障的，也可以由叙述视角和直接引语的数量多少等方式来达成。总之，他们会赢得读者更多的感情。

那些真诚、善良的弱势者，则往往成为文学世界里最值得尊重、最能久久打动读者、让读者不由自主生出亲近之心的人。

安提戈涅以孤弱女子之身反抗国王克瑞翁违背人性的法令，凭借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千钧笔力，她的形象成为后世“自然法”的象征；文艺复兴时代，拉伯雷动用狂欢节广场去倒置“上下”等级秩序、颠覆权力关系，让平民可以对“国王”拉屎撒尿、蹬鼻子上脸；浪漫主义的雨果用极致的对比赞美受尽恶意的丑陋敲钟人，对自私恶毒却颇多借口的主教虽抱有人道主义上的怜悯却并不掩饰鄙夷之情；现代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以幽默和天真之心塑造的纯善男孩哈克令人动容，他所接受的社会教育让他深信救助黑人伙伴会被上帝施以火刑，而他的本心却让他最后瑟瑟发抖地决定：“那么，得了，我就下地狱吧。”

权力被拒和翻转的时刻，往往是一部文学作品最震慑人心或让人拍案称绝的时刻。

可惜在许多原创儿童文学中，顽童最后常常输给陈旧的秩序和偏见，纯真的坚持最后必须通过高位者的“被打动”来盖上荣誉的勋章，仿佛没有上位者的认同和加冕，一切坚持都没有意义。甚至，对智力障碍儿童的歧视也赤裸裸地写在某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里：“妈妈开始吃药——不幸中的万幸，妈妈吃的都是没有副作用的中药。要是吃了西药，就糟糕了，也许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一个叫皮卡的男孩子了，即使有，也不会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整天像拧紧了发条的玩具）、聪明过人（所有的人都说他‘聪明绝顶’）的男孩，也许是一个只知道冲人傻笑或翻白眼的傻子。”——难以想象家有特殊儿童的父母读到这样的文字时内心的绝望与愤怒。

而《小鼹鼠与星星》却通过对文法（以及自然常识和逻辑）的了解与遵循，让人心悦诚服地尊重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生命，相信“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简单道理不只是一个“道德正确”的口号，让读者由衷地信服“我们需要他们”。

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位盲眼主人公看作是一位中世纪的吟游诗人，那么这就从一个儿童故事转变为了对文学创作行为本身作探讨的“迷文”作品。诗人的工作是以想象力、创造力将平凡生活中的事物“陌生化”，假如庸常凡间是被“惯例”的美杜莎石化了的世界，文学的魔法则是——换一个视角或观测器，换一种语词去指称和定义，就能让石化的世界重新活起来。在小鼹鼠所有的讲述和回馈中，星星闪现——细心的读者将发现，有许多星星的形状源于这位小诗人从城市游历触摸到的物质的形状。这正是艺术创作的运行机制。

《小鼹鼠与星星》插图。

从形式层面上说，这些都是城市生活里极不惹人注意的平凡之物和小细节，埋没在惯常的视角和名称中，但鼹鼠的重述让它们“陌生化”，使它们熠熠生辉；从意义层面上看，这些事物是城市烟火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动物城对少数群体的爱的给予。对于后者，鼹鼠可能并无所知，然而人类对于惬意和美好总是有体会、能记得的，尤其是对一个敏感的孩子或者诗人而言。所以，小鼹鼠一一记在了心里，并以文学的魔法回馈了城市人，将他们带出枯竭的荒原、虚无的黑洞。

是的，“星星”当然是智慧和爱的萤火。文学世界的永恒法则是美者无敌、仁者无敌（再强调一遍，这里的“无敌”不是指人物获得世俗意义上的胜利）。写作者表现出了对这两条法则（其实是一致的）和对虚构力量的高度信赖。

对虚构之力的信任并非易事

信任虚构之力，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即使对盛名已负的作家而言。

常立曾经在一篇以余华小说《第七天》为探讨对象的论文中指出，这部作品虽有批判现实的道德勇气，而在与世界经典文学（他以《包法利夫人》为例）的对比中却显出一处明显而至关重要的缺憾，即作家并未从心底里相信虚构的力量、文学的力量——“如果足够信任作品的虚构，就无法理解鼠妹及其他死去的人们为何盼望离开永生之地（即无钱买墓地之人死后所居之处）而向往安息之地（即有钱买墓地之人死后长眠之地），除非永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残酷的天罚。”

但小说对永生之地作出的却是浪漫童话般的描述，并没有给出天罚之类的暗示。对比福楼拜将庸常生活中“失败”的小人物包法利夫人塑造成文学史上小布尔乔亚女性版堂吉诃德的壮举，常立认为假如作家本人“没有对文学可能性的信仰，没有对虚构之力的信任，就无法在文学中创造出生命的喜悦，这是我们当下的文学距离‘伟大’还比较遥远的原因”。

我们确实能够在另一些文学写作者中看到他们真挚强烈的“迷文”“迷语”情结。莎士比亚在情诗中写：

当你在这永恒的诗行中得到永生；

只要人们能呼吸，眼睛能看见，

只要此诗长存，它将使你永恒。

对屋大维看似恭顺的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的最末段，话中有话地立下雷霆之言，与终结罗马共和国的帝国君主争夺不朽的精神王国领袖地位：

我的作品完成了。任凭朱庇特的怒气，任凭刀、火，任凭时光的蚕食，都不能毁灭我的作品。时光只能销毁我的肉身，死期愿意来就请它来吧，来终结我这飘摇的寿命。但是我的精粹部分却是不朽的，它将与日月同寿；我的声名也将永不磨灭。罗马的势力征服到哪里，我的作品就会在哪里被人们诵读。如果诗人的预言不爽，我的声名必将千载流传。

俄国诗人、时年19岁的马雅可夫斯基在“未来派”宣言《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中强势宣布：

我们命令尊重诗人们的下列权利：一、有任意造词和派生词以扩大诗人词汇数量（造新词）的权利……如果说在我们的字句上暂时还留有你们“健全的理性”和“高尚的趣味”的肮脏烙印的话，那么，在这些烙印上面，自身有价值的（自在的）词所具有的新的未来的美的亮光，已破天荒第一次在时隐时现地闪耀。

这种对虚构和写作者力量的强大信心是当下许多原创文学作家并不具备的。

一旦讲故事，就必须遵循文学的至高法则

诗人必须保留不死的英雄梦想。并且，他们会有一些常用的花招去维系和践行它，比如反讽和对“美”之元素的提炼——

在黑暗的地下，鼹鼠奶奶给孩子们讲星星的故事是为了贬低白天和城市的价值，她用隔断的方式保护视力障碍的孩子们。小鼹鼠没有全信，所以他还是选择了出门，他感受到了白天、触摸到了城市的样子。

但我要提请读者注意，这里最有趣的一点是在他所塑造的美好世界中，“星星”仍然是基本元素，诗人吸收了长者故事里最美好闪光的部分。一个好的讲故事的人需要会“提炼”之术（确切地说，“提炼之术”包含两个部分，即有发现“美”的敏感和以美的元素重组新的意义世界的能力）。

《小鼹鼠与星星》插图。

文学就某种角度而言确实是超道德的，其遵循的最高道德就是美。那些老辈子的仇恨故事、带有许多陈腐观念的民间传说，用文学的目光观察之并非全无是处——不论如何，你我都会承认，星星是美的。于是诗人提取了星星这个元素，当他再造世界、完善世界时，就以此为基模或核心。

更值得反刍的是，即使是想把孩子留住的奶奶，一旦选择了讲故事的方式，便也必须遵循文学的法则，用“美”作为理由把子孙们留下。

绘本的文字作者在前述文章中谈及《包法利夫人》为何卓越时轻轻滑过的一句话可以作为这类情节的注脚，他说这一切是靠着福楼拜对“文体至上的唯美主义”的追求最终实现的。也就是说，对“形式”的不懈追求保障了小说意义的成功实现。举这个“小说家中的小说家”、最著名的文体家为例来论证写作者对语词和文法的看重及对其进行再造的自觉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

但鼹鼠奶奶没料到的是，美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很难完全被掌控。因为世界上的美可能都在互相好奇和彼此寻找，它们天性要蔓延。文学评论家保罗·瓦莱里在一百年前的一次国际笔会上讲，理论上各国的作家们是聚不到一块儿的，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正是把各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工作，他们要挖掘各自语言的独特性。只有奇迹才可能让各种文化下的作者欢聚一堂——这就是“爱”的奇迹。

瓦莱里认为，各种各样的文学都相互地为人所钟爱，它们相互寻找，并强烈地爱慕对方。情人间相互征引，彼此影响，映出万千种新的倒影。在这个绘本里也是如此，依靠小鼹鼠，“美”生出了一个升级进化后的“新星星故事”，他以星星讲述了一个包纳了城市之美和善的故事，它反讽却又丰富了“奶奶的星星故事”，而城市人欣喜地接受了它。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化的自我维护和“拓张”？但它顺从了美的天性，这比鼹鼠奶奶们靠把自己和子孙封闭在地下世界、编恐怖故事贬抑城市人的文化要有效多了。

一则“迷语”的寓言

《你要去哪儿》，常立 著，张帆 绘，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11月版。故事描述了一位智力障碍的男孩，名叫小石头。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他只会说一句话：“你要去哪儿？”不同的人物对于他的问话有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他没有礼貌，有人从他的行为中悟出了一些道理，也有人只是和他一起玩……

我们再来看看《你要去哪儿》这个以智力发育障碍儿童为书写对象的故事。作者在这里聚焦了“沟通对话”之力。这个故事起于“对话的落空”，终于“对话的达成”，确实非常“儿童文学”。参照前文瓦莱里的感叹，假如这是一个成人文学脚本，大概率要变成巴别塔的飘零四散结局。“黄金乐园奇迹”是儿童文学的常见结局，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值得一提的是，故事发展于“对话的误解”——问话者和回答者角色反转，智力发育障碍的小石头被当作“先知”的实质原因是他成为了人们与自己对话的媒介、成了一面镜子，映出了问话者们内心真实的渴望。

《你要去哪儿》插图。

健全的问话者们生活在语言之中，却迷茫而不知自己的前路，小石头的失语恰好构成了一种静默应答的力量，对话的停顿空缺亦是言语的一种方式，“无应之答”使得人们有机会、有勇气也有理由去将自己的真实愿望付诸实践。全文充分肯定了对话、肯定了语言的力量，却也没有贬抑静默和空白，即使我们不把空白当作另类的言语来看，至少我们也能明白，有一些东西可以超越语言，那就是人们探求真实自我的欲望和施予爱的愿望。

如果不是这样，公主和王子就不会毅然决然向能把人变成石头的恐怖城堡进发，魔法师也不会自己决定回去解开“化石咒”——这个魔法师多少有点像王尔德笔下那个守着自己的花园不让人进来玩的巨人了。

《你要去哪儿》的画面中也有一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人物身体的着色时而颗粒化、时而平滑顺畅。不知道这是出于画者的有意设计还是“直觉”，但可以发现，似乎只要人物处于“对话”之时或沟通状态畅通时，他们的身体涂色就很顺畅，水性颜料的流动和透气感就非常明显，而一旦对话结束，人物的面部和四肢着色就变得颗粒化了。

也就是说，画者张帆确实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这部作品的主题，并诉诸视觉表达。语言让形象不再粗粝，而变得温润柔和起来。“对话”让世界不再是一片蓝灰的忧郁之林，归根结底，是“爱”通过言语行为让人从石化中恢复生命。

《我听见万物的歌唱》，常立 著，杨 绘，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11月版。它讲述了一位内向、孤独的聋人女孩学习手语，获得友谊，重新认识世界的故事。

对爱和语言的强调，正是贯穿三本特殊教育绘本的主题，这同样也体现在《我听见万物的歌唱》中——当对方听见我，我才能听见万物的歌唱，万物各有其声，世界变得五彩缤纷，耳朵里也蔓延出花束来。爱的花朵绽放在语言的枝条上——精神上探求美和善的义涵，形式上则不断挖掘新的语言符号使用之法、赞美语言文字的力量，这正照应着优秀文学作品的两大终极追求。作者的“迷文情结”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阐释工作也是如此。文学评论者是这样一些人，我们需要于虚空中捉住准确、恰当的语词和句式，将之组合起来。比起文学创作者，我们可能是更需要践行文体家福楼拜理念的那类人：“某一现象，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只能用一个形容词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个动词使它生动起来，作家的责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寻求这唯一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

《我听见万物的歌唱》插图。

不过，从一个宽泛的角度来说，所有以符号构造世界的艺术家都是如此，任何好作品都追求精确，即使看起来是泥沙俱下的粗粝，即使是印象派般的“看起来很模糊”，或者像立体主义画家们热衷于几何图形，也无不是以模糊的形式精确提炼世间之物留给我们的印象——从光影的角度，或者从身体结构关系的角度。

让我借用马拉美和瓦莱里的话结束这篇“迷文”的书评吧——宇宙除了最终产生一种完全的自我表达外没有其他目的，“世界生来就是一本走向美的书籍”。所有的表现者、所有依靠语言能力的增长而存活的人们、所有为这部宏伟的书履行一点小职责的人，一起为这部美丽的书干杯！

附记

为了对特殊群体有更深的理解，进而更好地进入文本评论，我决定至少让自己失去一天光明，去尽量体会视力障碍者的世界。我深知，许多独一无二且微妙的感受只有通过肉身的经历才能获得。正如创作者探索各种形式的创作表达一样，评论者也在探索评论的写作路径。

这个计划一开始就是打折扣的，比如我需要一大早约见好友才能正式戴上眼罩由她带着我去寻找我们的目的地——朝阳区的一家贵州餐厅，那里有我忽然很想吃的丝娃娃；比如因为丝娃娃实在不是种方便的食物，为了不给好友添太多麻烦，进餐时我只好取下眼罩；比如她不熟练于看地图导航，又坚持不肯扶我下自动扶梯，每每这种时刻，我也不得不摘下眼罩，否则真是寸步难行。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能记录下一些身体印象。

我第一次靠着自己足底的触觉去判断该前行还是转弯，这才发现盲道原来常常“不翼而飞”，而窨井更是盲道杀手。窨井盖和行道树总是正好“出没”在那一条并不宽敞的盲道上，给本来就行进艰难的视障者人为提高难度系数。

身体的困难经验真切地提示着我“权力”运行的规则，作为权力的上位者，我们排除“麻烦”时可以霸道地将它们挪置、转嫁到少数群体本就狭窄的生存空间中，我们放任自己在一种半自觉不自觉的混沌状态中“为恶”（包括在盲道上停车这样的行为），是因为倾斜的权力结构自有一套法则去测量并解释世界，而这套法则的制订绝不会和权力的下位者们扯上关系，他们作为弱势者，是不可见的。侵占的暴行建立在我们对可见权的把控上，既然是一片空无，自然就不存在侵占。

当我探出右脚去左晃右点怎么都找不到那些凸起时，我把它收回来放在一尺见方的单元格里和另一只脚并紧，好友问我怎么不走了，我站在那儿开始感到一种愤怒从脚底升起。我真切地觉得自己被这个世界扔到了一个断崖上，没有人来过问，因为没有人在乎这里有一个人窘迫地、没有尊严地直立在一块小小的地砖上。

我对朋友说：我猜视障者的鞋底是不是比一般人薄，他们可能和一些漂亮的厚底靴无缘，否则真的很难感觉出地上那些凸起的形状。但我后来意识到，假如鞋底很薄，走不了多久脚就会非常痛，视障者会变成现实版的小美人鱼。

失明人士运动时身体的状态和健全人或许是很不一样的。那天我挽着她的胳膊，大多数时候我的步幅都很小，几乎像是在快速走小碎步，即便对方是我很信任的人，前方确无障碍时我也不曾停顿，但我仍然感觉到整个小腿的肌肉都像在往后缩，那与我日常行走时身体毫不犹疑地趋向前方是完全不同的。

按照身体现象学者的说法，肢体有意向地向某个方向伸出，是标识权力和施加主体影响的行为，比如过去的体育课上，男孩们打篮球时挥动的双臂、猛扣篮的动作，既占据了相当大的个体空间，又在这个空间范围内传达了强烈的主体意志力，女孩畏畏缩缩的肢体则标识出一个狭小的、不受其影响的空间。紧绷后缩的肌肉指向和全体形态似乎意味着身体主人对所在空间施加的影响力为负，残酷地说，此刻的人在空间里几无主体性可言。

当她告诉我前方是一片平地时，我会在伸出右脚象征性地“探视”一番后急不可待地大踏步拉着她往前冲，偶尔脱离她的胳膊跳来跳去；但又不敢冲得太多，每一片平坦都是如此珍贵，舍不得马上走完它们。

从我们约见的地方到目标地据导航显示步行只需要七分钟，但那天我们走了足足四十分钟。我不知道真正的视障者是否亦是如此，但那天没有急事要办的黑暗中的我并不觉得四十分钟很漫长——很可能健全者和视障者对时间的感知是很不同的。

那天我发现自己的触觉确实比平时更敏锐了，饭店里装热水的杯子，摸在手心我觉得烫；听觉不是什么时候都更好，没有额外听到多少美妙的声音，倒是在公园的亭子里时，周围人叽喳说话的声音变得特别清晰——似乎对噪音更敏感了。真糟糕真不公平，我想，生活已经这样艰难，对痛感却反而更加敏锐了。但仔细想来，这又是极“科学”的，这很可能是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只有加倍灵敏的危险感知力才能更好地保护非健全的肌体躲过灾祸。但这个对比仍然让人心情不好，我仍然觉得不公——在获得幸福的天平上，我们之间的机会不平等。假如人只能顺从自然的定义，文明又有何价值？

我们作为幸运的健全者，是做得不够的。

我知道，为了方便出行，视障者会很快在脑中构建路况图，这种能力在健全人看来就像侦探片里的记忆迷宫一样酷炫，他们过马路时可以靠发动机的声音判断汽车的远近，听上去真的拥有“超人”般的技能。这似乎是在印证一种常见的说法：上帝对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失去视力的人总拥有比健全人更敏锐的听觉。然而，这样的话不能用错地方，视障者——一如健全人——需要从平凡生活中找到独有的力量、有资格拥有诗意栖居的方式，他们可以对自己这样说；但假如城市规划决策者们以此自我宽释，那它就成了一碗馊变的鸡汤。

所有的自动扶梯都很可怕，伸着长舌像要把你卷进去碾碎；

红绿灯上没有提示音；

北京永安里下陷的地铁站像一只张开巨口的黑洞，没有护栏，假如有出行“探险”的视障者（没错，视障者在我们这座城市里出行仿佛就在原始丛林里毫无装备地探险一样）历经千难万险有幸路过这里，很可能会跌进这个黑洞；

爬公园假山的时候，小小的下山道上只有你和你的同伴，其他人都选择从另一条路走；

找不到盲道只是最小的窘迫。出行时生命安全尚未能有保障，体面则几乎是不存在的，随时有可能踩上动物的便溺。

这还是有朋友从头到尾牵引的情形，那天可能是她这辈子到目前为止说话最多的一天，不停地提前告诉我需要走几步、前方的路障是什么形状、有多高、公园里的壁画有多么混搭、商场里的保安大哥用哀伤同情的眼光看着我。

虽然我装了视障人士会用的手机系统并提前训练自己熟悉它，但仍然在那天的实际使用中放弃了。因为我的手机太卡，朋友的耐心败给了黑暗中的我反复失败的摸索。

当我看着视障女孩“小星星”飞速摸读各种文学作品、弹钢琴、站在向日葵花田里闻花香，我觉得心灵被治愈、疲惫奇迹般地褪去，而语言变得多么苍白。

可是，正如吉尔伯特所说，写作者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即使只能表达到这个程度？”

所以绘本的作者呼吁，所有的写作者“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上顽强地创造出喜悦”。

如此，那神话里所言的创世第七日里的完工与安歇之时才能真正到来。

注：题图和文中插图来自“在一起·融合绘本”。

文/王帅乃

编辑/申婵 王青 罗东

校对/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