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行侠创始人辞世了吗(夏志清夏济安书信中的文学意见：旧小说好作惊人语，五四后品位成问题)

撰文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已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至第四卷，书信的年代也从前几卷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转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这些年里，兄弟二人的处境也发生了变化。1959年，兄长夏济安以英文系交换教授的名义来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签证到期之际，经由陈世骧在加州伯克利找到了研究岗位。弟弟夏志清在耶鲁毕业之后，忙于求职教书、结婚育儿，辛苦辗转于多所大学教书——他曾在信中抱怨所教的大学学生程度低劣、常识缺乏——最终收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聘约。

此前，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以《夏志清为何认为不如？》一文，梳理并节选了夏志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述，也在《夏济安致信夏志清：作者想象力不够丰富 是部坏小说》文中总结了兄长夏济安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思考片段。在《书信集》的第四卷里，兄弟二人的文学观点愈加完整成熟，其中也不乏一些“奚落”和调侃之语——这也使得信件中的文学意见，虽不像研究著作或教科书般正经，却充满了真实性和趣味感。由青年步入中年，二人的人生际遇与心态变化也体现于信件中，夏济安多次讲到了自己的激情转淡，人生志愿也愈加随波逐流。 然而在变动之中，不变的是兄弟之间的互相勉励、彼此赞许，身处北美大陆的两端，他们积极回应着彼此的文学意见，称赞着对方的著作论文，推荐着值得阅读的作品文献，有时也会为对方的学术发展路径和人脉关系“略加指点”。

夏志清：“为什么中国没有走西洋文学的路子？”

在其中几封信里，夏志清和夏济安集中地谈起了精读《红楼梦》的心得。夏志清说，自己以前看重《红楼》意象和隐喻的部分，现在觉得精彩的部分还是在写实。他补充道，近代小说从福楼拜以来，就很注重象征和意象，这可能只是因为小说家对人性观察得不足，所以要用另一种丰富来掩盖心理上的贫瘠。夏济安在信中特别地提到中国旧小说的反叛者形象：水浒里的英雄和孙悟空都是叛逆者，但是最彻底的还是贾宝玉。“贾宝玉非但是总结中国旧小说的rebel tradition（叛逆传统），而且也是一切才子佳人小说的发展的顶点。”他在信中，鼓励弟弟可以世界的眼光重新估计《红楼梦》的价值，“胡适的榜样放在那里，学者们所走的路的确是会变狭的。你来写旧小说研究，必可用世界的眼光，为中国文学批评开一条路。”

夏志清在之后的信中，确实体现出了这种以“世界的眼光”重评中国旧小说的路径。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他再一次提到中国小说与世界小说对比的重要性——“我以为除非把它与西洋小说相比，否则我们便无法给予中国小说完全公正的评价。”在这一比较过程中，他认识到中国白话小说成长于小市民说唱活动之中，与近代西洋小说的一个创作者、一个观点、一种人生观、一种风格的写法完全不同，因此会有插科打诨的闲话、杂乱无章堆积的叙事以及旁逸斜出的说教。

在与兄长的信件中，夏志清以“更重视人物的结局还是过程”入手，比较起了旧小说与西方近代小说的不同：在《今古奇观》内，小说重视的是人物的结局，而不是中间受到的折磨与福气，这种方法是与近代小说截然相反的，“近代小说有兴趣的是actrual process a living（一生的实在经过），不是一个人最后得到什么，但近代小说只考验一个生活快活不快活，老实不老实，容易增加self-pity（自怜）之感，好像人生无意义，事事不如意。”此外，《今古奇观》的人物似乎没有功夫考虑自己的条件和动机，所以人生中充满着奇迹，而近代人对万事已不感到惊奇。中国旧小说中的夸张与惊奇感，这一点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变成了夏志清对于中国旧小说的总结，说书人“好作惊人语”，“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他们艺术的粗浅与听众的天真，”以及“假如把故事中耸人听闻的成分除掉，就没有什么故事好讲了”。

在之后的信件中，夏志清也详细地写出了自己看“三言二拍”的感受，他认为这些故事有很明显的缺点：大多可以预测，坏人动机也不外乎财和色，构建的世界也太过清晰，毫无神秘可言——即使说话人绞尽脑汁地构建神秘感。但在这些故事之中，也有真实清新之作，比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篇就获得了他的赞赏（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也将这一篇称为“明人小说集中最伟大的一篇”）。他认为，女主角和两位男主角——一位是丈夫，一位是情人——都是真心相爱的，他认为小说中的人性是非常可信的，“忠于自己的肉体和心灵和对丈夫的爱不一定相冲突，婚后的偷情也不一定表示不忠实”——而这样对情欲宽容的情形在中国小说中极其少见，甚至连《金瓶梅》与《红楼梦》都缺少这种正常的“温煦与热情”。可惜的是，中国小说并没有延续“蒋兴哥”这一路线，夏志清写道，中国小说只讲人物繁多、情节热闹，不然一定会有近似欧洲长篇爱情小说的传统。为什么中国没有走西洋文学的路子？兄长夏济安在信中回应说，“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无疑牵连到西洋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胡适之、冯友兰等都想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问题，他认为，跟他们的问题相比，胞弟提的这个问题要有趣多了。

夏志清：《水浒》“将活生生的人改造成匿名的工具”

夏志清关于《水浒传》的见解也颇值得留意。他写道，《水浒》根本不可与《红楼》相比，全书写得最好的只在鲁智深、林冲、武松以及宋江和阎婆惜一段，三四十回之后就无比沉闷和机械——原因在于，“在路上”的好汉被收编为守规矩的集体分子，更不要提梁山伯领导艺术中的“残酷”与“计谋”，“中国读者一向对这种cunning（计谋）很有兴趣，但这种cunning迹近侦探小说所exploit（利用）的cunning，对成熟读者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中国公案小说发达得早，原因也在此。”他还将水浒好汉与凯鲁亚克《在路上》里的人物相比，认为他们除了在不近女色一点上有分歧，其余时候是差不多的，所以鲁、林、武也都是在路上的几章最为精彩，等到他们上山了以后，反而成了无个性的人，“可怜林冲杀王伦后，鲁智深、武松上山后，一共没有说过几句话。”而《水浒》的最大悲剧，他认为就是“将活生生的人改造成匿名的工具，为一个团体的增强而处理”。

“水浒”悲剧这个观点在夏志清196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得到了拓展。在“水浒”一章中，夏志清写道，“水浒”英雄的独行行为与集体行为应当加以区分，因为独行侠都遵守英雄规则，而梁山集团只遵从流氓道德；当“水浒”的英雄好汉齐聚一堂，他们反而制造出了比腐败官府更为恐怖的统治，最终，流氓道德战胜了个人英雄主义，英雄们也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至于《儒林外史》，夏志清也延伸出了一套关于中式理想人物的理论，他写道，不知道吴敬梓对杜慎卿、杜少卿这两位理想文人是不是怀有讽刺之意，如果加以讽刺，那是非常不易了的，中式的理想文人始终脱不开“孟尝君的慷慨”、“伯夷叔齐的清高”和“司马相如的风流”几种类型，“他们看不起的是官场和一般士大夫的作风，他们所追慕的是不受拘束的自由，但是有了自由后，他们的行为仍受convention（习俗）所支配，做不出什么真正enrich（丰富）自己生活的事情来。”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夏志清对这类理想文人的批判显得更加强烈，他说，最后决定在山水中纵情一生保全节操的杜少卿，只给读者留下了无用之人的印象，只是将世界拱手让给了庸俗贪污的官僚而已。而另一类理想英雄以武松和鲁智深为代表，他们的生机和活力仅限于身体，在智力情感方面都停留在初级原始的状态。

夏济安：“五四以后的taste是大成问题的”

在这些信件中，我们还可以看见兄弟二人对当时小说家的品评，有些品评显得不留情面。夏济安从修辞的角度批评了老舍的小说《火葬》，“的确没什么好。”称老舍“好像台上表演过火的演员”，结果只让读者看到他在卖弄文字，并不得到什么比旧小说更深刻的印象。对此，夏志清也在回信中表示同意，“《火葬》是极劣的小说，《四世同堂》也恶劣，抗战以后老舍被宣传迷了心窍，写的东西大不如前。”在读郑振铎的《中国文学研究》时，夏济安讲到了五四后的文字品位的问题，“郑振铎文章写得很坏，根本还不知道批评文章该怎么写法。有时会忽然出现低级的诗意散文……我很怀疑那些小说家（郑振铎的朋友们）恐怕也会写出这种美丽的文字。五四以后的taste（品位）是大成问题的。”对于萧红，夏济安倒是给予了褒奖，“萧红的《回忆鲁迅》写得非常好，虽然只是片片段段，不成系统，但是此女的眼光和文才都是上等的。”至于鲁迅，夏济安则写道，“他是一股巨大的摧毁的力量，最能戳破中国人的complacency（自满）；我认为台湾的乌烟瘴气，实在需要鲁迅风去一扫。”

夏济安还注意到了当时香港报纸上兴起的武侠小说，其中就包括日后鼎鼎有名的金庸。他称赞这些小说的结构、文字和人物描写早就超越了公案小说，可以和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相比。“文字流利，情节离奇，高潮迭出，使得读者看了不忍释手，今天看了明天还要看。有个叫做金庸的以《书剑恩仇录》一书成名……后写《碧血剑》（李自成）与《射雕英雄传》（成吉思汗）（南宋末年，元、金、宋的斗争）都极好。书中……还是提倡忠孝节义那一套，侠客当然都是爱国的。”他写道，武侠小说并不好写，因为对于武侠小说技巧都很熟悉的人来说，再要制造紧张感，是不容易的；并将武侠小说与严肃小说相比，认为还是武侠小说更受读者欢迎，严肃小说已经进入低潮期。对于武侠小说，夏志清倒没有哥哥那么大的热情，他回应道，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霍元甲》《大刀王五》之类的，在耶鲁时读过《江湖奇侠传》，觉得技巧极其拙劣，最近出的更是一点都不知道，一时也不会去找来看。

值得注意的是，夏济安在信中多次提出希望夏志清可以读一读《海上花列传》，他在1955年、1958年与夏志清的通信中都提到了这本书，虽然彼时他也并未读到；在后来“吃力”地读完这本书后（夏济安说书里的清末苏州话和他们用的已经不一样了，因此仍有语言隔阂），他觉得此书很了不起，向弟弟称赞道，“满清两三百年大约只有《红楼梦》和它两部好小说。”

夏济安：人到中年，随波逐流

随着时间推移，兄弟两人的心态明显发生了一些转变，兄长夏济安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一封信中，他讲到今后的着落，自我剖陈似地表示，现在滞留在美国，自己的志愿是随波逐流的了，如果此时去不了伯克利，可能会再申请个学校，或者是去欧洲飘荡，也或许是再回台湾。虽然此前他已经对台湾十分失望了：夏济安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创办了《文学杂志》，堪称一代“文坛领袖”，然而在写给夏志清的信中多次袒露自己的悲观、失望和倦怠的情绪。他把台湾称为“lotus-eater之岛”（lotus-eater，《奥德赛》里吃着莲花果实满足而健忘的人），或是“温暖的、腐烂的沼泽”。一方面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稀里糊涂，好像“行尸走肉”，另一方面又觉得文坛的气氛萎靡不振，现有的作家学识修养都很可怜，即使亲手创办的《文学杂志》的文章也够不着他的理想，更觉察出“名教授”身份所可能引发的危机。

他写道，“我的懒惰、没有斗志、怕麻烦别人、脸皮嫩等等，使得我几乎完全没有为自己的前途用力。你可能都比我着急。我现在的人生观是adrift（随波逐流）主义，没有decision（决定），不用effort（努力）。”随波逐流、没有斗志，这与此前他在信中体现出的笃信和乐观（他在多处仍流露出“出人头地”“一鸣惊人”的积极意愿，甚至还计划着写出长篇小说“名利双收”）确实存在着落差。

1962年，夏济安46岁，虽然他仍会在信中提到某个年轻的女性，弟弟也会回信加以鼓励，让哥哥适当对女方透露爱意，但婚姻仍是没有着落。在与弟弟的一封信中，夏济安谈到父母对兄弟二人的人生大事方面的担忧，“还有一点是二老看不开的，即你的生男孩子与我的结婚。” 兄弟二人各有让父母牵挂的人生事项，随之，他也宽慰似的讲道，“他们不想想，我们已有的成就——总算很成人——是应该值得感谢菩萨祖佛与祖宗的了。人生哪里有十全十美的事？”他写道，随着年龄增长，自己的爱情激情已经淡去。“我年事日增，当然passion（激情）渐淡，把人生各方面看得都比较淡了。男人看重女人，当然为的是passion；有了passion，行动当然大为错误，追求于是很难成功。”夏济安承认自己逐爱的激情减退，他跟弟弟说，近来甚至连“正式小说”都看得少了，就是因为害怕看到恋爱的场面，然而婚姻仍然是不能忘却的心事。夏济安还跟弟弟吐露过一桩小事，他在西雅图机场迎接胡适，胡适因为跟他不熟，同他“瞎客气”，反而触动了他的伤心事，“他在飞机场同我瞎客气，问我：‘你太太好吗？’这种话他对于半生不熟的人大约常说，对我可用不上。”

1968年，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时夏济安辞世已满3年。在这本书的题献页，夏志清写道，“献给我的哥哥夏济安（1916—1965）”；在前言中的最后，他也再一次道出了对哥哥的思念，“他在世时我们手足之间的深情，和1965年2月23日他去世后我感到的孤独，都不是这区区追念的姿态所能表其万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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