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内涵(诗人 | 埃兹拉·庞德：一首超现实意象诗歌的跨国内涵)

埃兹拉·庞德逝世50周年

从世界诗歌史的意义上讲，正是庞德深受日本俳句、中国古典诗歌和其他如东亚、南亚文化影响的意象诗歌，才打破欧洲象征主义诗歌的僵局，这种现代场景和自然意象并置的意象诗，在往往被人误读之余而藏匿着跨国文化杂糅的本质。

原文 ：《一首超现实意象诗歌的跨国内涵》

作者 | 长江师范学院 周航

图片 | 网络

《诺顿现当代诗选》收入了美国重要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一首短诗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全诗只有两行：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然而就是这首只有两行的意象诗，竟然是西方现代诗歌意象诗派的重要作品，且为庞德的代表作之一，重要性堪与其长诗名篇《诗章》比肩，是现当代英语诗歌的经典之作。

这首诗定稿于1913年。据庞德在Gaudier-Brzeska一书中自述，诗兴缘于1911年26岁的庞德从巴黎协和广场地铁站出来时看到一张张漂亮的脸晃过，尤其是看到一张漂亮的孩子的脸，紧接着又看到一张漂亮的女人的脸之后，那种印象和感觉搅得他一整天魂不守舍，苦苦地寻词觅句却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直到那天晚上才突然有了感觉，有关颜色而非声音的一首单一意象诗的雏形于是就产生了。他最初写了30行，不过后来撕掉了，但诗情始终沉淀于心，挥之不去，6个月后又改写成15行，1年后最终形成了这首日本俳句式的两行短诗，并迅即引起西方诗坛的关注。

这首诗在中国同样激起强烈反响，短短两行，中译版本却层出不穷，杜运燮、洛夫、余光中、郑敏、赵毅衡、流沙河、飞白等诗人或翻译家都有过精彩的译文，特别是杜运燮所译似更为精准传神。杜运燮所译《在一个地铁车站》有两种译本：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

尤其第二个版本最是简洁而流传甚广。不过，笔者觉得诗题译为《在地铁站》似乎更佳。因为庞德在诗题中用的是不定冠词a，很明显，他无意特指巴黎协和广场地铁站，而是欲把这种感觉洇漫到地铁站这一全球现代轨道交通的普遍性能指上。

超现实的意象拼贴、并置与杂糅

庞德在定稿《在地铁站》一诗的头一年——1912年，即提出意象理论，这首诗是其意象诗理论的实践之作，打破了当时欧美诗歌的固有格局，同时也是中西诗歌跨国性的一次有效呈现。

这首诗实际上是超现实的，它以诗歌的形式探索另一重人类经验，将现实、观念、梦幻、情景、异国情调等糅合到了一起，给人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这无疑是又一次现代文学革命。

人群中的无数“面孔”是诗句的核心意象，单一的面孔并不能激发全新的体验，从强烈的现代意识感出发，将那无数移动和飘忽不定的面孔“突然”间定格，并拼贴成一个充满梦幻感的画面，便产生了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庞德于1914年曾就意象诗写作说过“就是绘画、雕刻或写作的模式的输入”，于是定格、拼贴与杂糅就成为他意象诗写作的惯用手法。诗通过“显现”一词承上启下，这是动的，但迅速与前面幽灵般的“面孔”并置，将另类延伸式想象的意象定格：无数的“面孔”在一瞬间幻化成了朵朵“花瓣”。于是，静的、动的、面孔、花瓣同时交错、混杂、合融，并相互在情绪流动中实现某种抵达。

然而，“抵达”或者诗意结构的实现并非这首诗的终点。氤氲在这短短两行诗中的还有一种气氛的萦绕和想象的扩散，“幽灵”“湿漉漉”“黑枝条”等附着在意象之核的外部，平添一道感觉之悚与刺骨之冷。由此，这种简洁到极致的形式处理，最终给读者带来探索其中的体验之趣。终究，“面孔”之于“幽灵”，“黑枝条”之于色彩鲜艳的“花瓣”，其间外在联系之因和内在对抗之力，又使读者心头挂上诸多问号，取下这些问号的方式与过程总会因人而异。各人之异，必催生对这首诗的不断理解与重新认识。

跨国内涵或社会政治指向

庞德是1910年代伦敦先锋派的核心诗人，他首创的意象派诗歌直接得益于日本俳句和中国古典诗歌，他在代表作长诗《诗章》（The Cantos）中，将汉语、希腊语、意大利语交错混用，这并非常说的意象叠加或现代性拼贴，而是现当代英语诗歌中的一种跨国文化内涵的融入。这点是以往解读这首诗时并不常提及的，但或许正是庞德意象诗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技术性的解读要以不遮蔽诗歌的真正内涵为前提。

如果跳出诗歌形式，庞德和艾略特等诗人一样，他们的诗歌内涵和成就应该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联系起来，跨文化与跨国性将成为他们诗歌内涵的基本特征。庞德的意象主义诗歌，除了受中国古典诗歌与日本俳句的影响，还被东亚、南亚的文化元素所塑造，同时又受益于毕加索缘于非洲面具的立体主义的影响。于是，不难想象，《在地铁站》里那些移动的、如幽灵般的“面孔”为何会成为庞德这首诗的核心意象。“面孔”与面具这个时候也成为想象之中的一种并置关系，其中拼贴而成的立体感与面具之后的神秘感，迁移到了“湿漉漉”“黑枝条”上的“朵朵花瓣”上，从而外泄了嫁接、杂糅之下的巨大想象空间。

从世界诗歌史的意义上讲，正是庞德深受日本俳句、中国古典诗歌和其他如东亚、南亚文化影响的意象诗歌，才打破欧洲象征主义诗歌的僵局，这种现代场景和自然意象并置的意象诗，在往往被人误读之余而藏匿着跨国文化杂糅的本质。

一直以来，庞德的《在地铁站》更容易被人忽视的是其中隐含得更深的社会政治因素。无论是艾略特还是庞德，他们的诗歌都难逃美国扩张主义和霸占他者文化的嫌疑。他们横跨不同大洲和文化及地理政治上的差异，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悖论地建构起呼应本土化的诗学。譬如有一首署名庞德的诗叫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其实全诗的内容完全是对中国唐代诗人李白《长干行》的直译，而庞德并没有标明是译自李白的诗，可见庞德的意象诗歌并非纯粹的自我创造。只是，很多时候诗歌形式与技巧上的挪用、语言学意义上的暗喻转变，共同促成了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主义诗歌的存在。文学史标签虽是“美国的”，他们在诗歌中的现代主义拼贴，却是在探索更加复杂的跨国杂糅体验。

最后，诗中“黑枝条”上的“朵朵花瓣”，有西方诗歌评论家对其做了种族主义层面的解读，指出这是黑人面孔的隐喻。一方面，这恰可证实庞德诗中所隐含的跨国、跨文化和社会政治元素的存在；另一方面，仅就诗歌文本而言，也要避免走上过度解读诗歌文本的歧途。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拉马扎尼跨国诗学研究”（18YJA752024）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15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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