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9期，原文标题《成为“迭戈”》，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迭戈·马拉多纳与他的神迹，就此成了永恒的唯一。作为球员，他有一种“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极致震慑。而作为一个复杂的人，他又像是艺术与野性的交织，美丽混乱，让人着迷。

记者/黄子懿

迭戈vs马拉多纳

世界杯像是一个大舞台，球员们在场上竞技，球迷们也争相比拼着助威加油的才艺。所有球迷的助威中，我对阿根廷球迷的印象最深，也最喜欢。他们每人带着一条蓝白色围巾与球衣，举过头顶，甩手挥舞，气氛到达顶点之际，上衣也能脱下，拿来一起挥舞，齐声大喊着祖国的名字。而带动阿根廷球迷挥舞的领军人物，通常就是膀大腰圆、已经发福的中年马拉多纳。

那是一种奔放热烈的舞动，像是在潘帕斯草原上挥舞着马鞭。上千上万的旋转着的蓝白色，能让看台瞬间飘逸起来。与场上竞技相比，球迷看台一直是凝滞的静态，一人一席，固定不变。从空间角度，这能解释为何球迷的横幅、拼图、旗帜会那么多样，助威歌曲与口号如此响亮。因为当空间流动受限时，球迷只能在听觉与视觉上做文章，让看台不至于死气沉沉，也靠此成为竞技场域的一部分。

比如2016年欧洲杯，首次出现在大赛舞台上的冰岛球迷带来维京战吼，极致的视听体验很快流传到世界各地，也被中国球迷争相效仿；再比如，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当地球迷发明看台“人浪”，起伏着的球迷波浪传遍全球，也出现在了1994年甲A元年的成都体育中心。

只是，“人浪”要携全场之力，一旦不能满座就无力为继。但阿根廷球迷的助威，仅靠自己，就让看台有种动态的美。2019年美洲杯半决赛，阿根廷对阵巴西，我在巴西的米内罗竞技场里，现场见证那灵动的飘逸。在球门后的正中央，数千名阿根廷球迷被数万巴西球迷包围着。声量压不过时，阿根廷球迷就齐手挥舞，在黄色海洋中搅动出一个个蓝白色的漩涡，像是飞舞的片片雪花，狂热而炽烈。

这独树一帜的潘帕斯式助威，我能想到的最早起源，也来自1986年的迭戈·马拉多纳。在经历了一届让自己“封神”的世界杯后，他在更衣室与队友一齐高歌，高举球衣挥舞，大喊“阿根廷！阿根廷！”。后来，在每一届没有自己的世界杯上，他都会拿一面蓝白国旗或一件球衣，亲临现场，在看台上舞动，带动着、感染着成千上万名阿根廷球迷。

2019年美洲杯那场半决赛，马拉多纳未能亲临现场，但他在球场内存在感极强。巴西球迷助威时，用葡萄牙语唱着一首歌，即使不懂当地语言的我，也能明显听出歌词里有“马拉多纳”的名字，后来一问，才知其含义：贝利有一千个进球，马拉多纳却是一个瘾君子（Mil gols só Pelé，MaradonaCheirador）。

阿根廷球迷毫不示弱。舞动围巾时，他们用歌声回敬，歌词大意是：巴西请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当爸爸带你回家。我发誓，纵然岁月流逝，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迭戈痛殴了你们，卡尼吉亚羞辱了你们，你们从意大利一直哭到今天……马拉多纳比贝利更厉害。

对于一个中国球迷来说，这两首歌都让我有些小意外，巴西球迷仍在怀念贝利，他们可从不缺少天才，而阿根廷球迷则还在念叨着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上，马拉多纳带队淘汰巴西的典故。在2019年美洲杯那场最重量级的对决中，阿根廷球迷对死敌能做出的最大嘲讽，仍只有追溯到近30年前的意大利之夏。0∶2输掉比赛后，他们不再挥舞，落寞地走出球场，不少人还穿着马拉多纳的10号球衣。

两首歌有一个有意思的细微差异。巴西球迷称他为马拉多纳，而阿根廷球迷更喜欢叫他“迭戈”，迭戈·马拉多纳在此一分为二。马拉多纳代表他的辉煌、成就与污点，是他被拿来与贝利作对比的名字，是半神半魔的二元形象；而迭戈，更像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性聚合，我行我素，爱憎分明，更被同乡和爱戴他的人传唱。

这种复杂的交织，也存在于马拉多纳心里。马拉多纳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俱乐部踢球时，有记者就留意到，他在接受采访时喜欢以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我一点也不吃惊，报纸上会这么写马拉多纳”，“马拉多纳用了一点脑子，上帝就伸出了手”，甚至“毒品交易太大了，马拉多纳很难以一人之力去阻止”。

他更喜欢“迭戈”，称自己为“圣迭戈”（El Diego），自信又自负。2006年他出版自传《我是迭戈》（I am El Diego），他絮絮叨叨地自述道：“因为我是圣迭戈，所以我也叫我自己圣迭戈”，“让我们看看能否一劳永逸地阐明这一点，我就是圣迭戈”，“我一如既往，我就是我，我是马拉多纳，也是圣迭戈”。

“我意识到，他的身体里有一个迭戈，有一个马拉多纳。迭戈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好孩子，马拉多纳则是他在媒体和足球事业上想成为的人，所以马拉多纳不能向外界展现自己的脆弱。”马拉多纳的私人体能教练费尔南多·西格诺里尼说，如果是跟着迭戈，他愿走遍天涯海角、去到世界尽头，但如果是跟马拉多纳，他连家门都不愿意出。

所以，真正爱戴迭戈·马拉多纳的人，不仅是爱他作为马拉多纳的辉煌与成就，更是爱他作为迭戈的真挚纯粹，冒险与激情，甚至恣意妄为。阿根廷球迷如此，全世界球迷也是如此，包括中国。对于我们来说，贝利的时代过于久远，无缘见证，没有情感连接，也少有影像资料留存，在父辈们的谈资里一片空白。马拉多纳却是我们亲眼见证的第一代球王，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球王。他在1986年世界杯的神迹表演、在那不勒斯的孤胆神话，都定义了“球王”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下的标准。无数后辈们争先恐后，仍不能望其项背。

这个球王又是如此与众不同。与他齐名的贝利，退役后经常西装革履，因连续无心的预测乌龙，成了一个被频繁调侃的商业符号。接近他的超级巨星们，要么成了足坛的政客与俱乐部官员，在商业活动中谈笑风生；要么转型做教练，成天穿着贴着运动品牌商Logo的训练服，眉头紧锁，愁容满面。

只有迭戈·马拉多纳，依旧潇洒而纯粹，热情似火，像是阿根廷国旗上的那个骄阳。在中国彩色电视刚刚普及的年代，他一身蓝衣、戴着队长袖标出场的样子，像极了在玻利维亚山间，带着满腔热血的拉美左派青年们打游击的革命头子。一头卷发配耳钉，裸露着的粗壮下肢，霸气十足。退役后，他即使体态发福，也神采奕奕，在大雨中的绝杀后狂奔滑翔，在看台上挥动着蓝白色的球衣，感染着所有球迷。

这种影响力与感染力，超越国界、语言与文化。在他最辉煌时，不仅阿根廷有无数新生儿被命名为“迭戈”，就连那不勒斯的一个中央教区里，也有25%的新生儿被取名为“迭戈”与“迭珈”（Diega，女性用名）；邻国巴西，球场上的对手，也有迭戈·科斯塔这样出生在80年代的球星，被见证过马拉多纳时代的父辈们，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这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希望。只是，我们得承认，成为下一个迭戈·马拉多纳，将永远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再没有人达到过他的成就，也再无人能展示他那般纯粹的真我。天才从活在规则之外，变成了被规则驯服。

活在规则之外

阿根廷在20世纪初人均GDP一度排到全球第七。这个新兴国家，从未放弃寻找其国民精神的代言人。1928年，阿根廷作家罗科托（Borocotó）撰文建议，阿根廷应该为一个“Pibe”（西班牙语，小子）建一座雕像，以代表阿根廷的足球文化与自我想象：这小子面部很脏，有一双宛若骗子的眼睛，眼神狡诈又明亮，头发蓬乱而浓密，穿阿根廷式的条纹衫，膝盖上布满了涂消毒水的伤口，带着一个用旧袜子绑成的足球。“如果这座雕像有一天能升起，我们很多人都会为他脱帽致敬，就像在教堂里那样。”

32年后，这座雕像般的人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一个贫民窟出生。马拉多纳几乎完美符合“Pibe”形象。他出生在富人区与穷人相隔的一条河边，臭气熏天，家中有7个兄弟姐妹，都靠父亲一人养活。他3岁拿到第一个足球，很快无师自通学会颠球、颠袜子、颠纸团。他矮小敦实，脚掌奇大，能自如操控一切，人球合一，以至于当他去世之后，足坛巨星们对他的赞美与惊诧，并非来自赛场，竟然来自赛前的热身。

1989年，马拉多纳在那不勒斯队的一场比赛前，热身时不系鞋带、与球共舞的表演，伴着球场播放的80年代歌曲《Live is Life》，在他辞世后火遍了社交网络。很多球星都感叹马拉多纳热身时展现的技术与天赋。马尔蒂尼说，马拉多纳热身时，他们都会坐在那里，“看得入迷”；普拉蒂尼说，他能用足球做到的，“马拉多纳用一个橘子就能完成”。

而那一切，马拉多纳不到12岁就能做到了。为了给家里挣钱，童年时代他卖废品、收烟盒锡纸、帮人开出租车车门，在足球比赛中表演颠球挣钱，最后登上全国媒体，被招入阿根廷青年人队；不到16岁，他创下最年轻的登场纪录。他的天赋就此被阿根廷人看见，他们亲切地称他为“金童”（El Pibe de Oro）。

那时的阿根廷，经济已陷入萧条。“Pibe”之说提出后，阿根廷很快在30年代的军事政变后陷入衰退，广受爱戴的胡安·贝隆与“贝隆夫人”艾薇塔也无法阻止国家的滑落。对于这个天才，阿根廷人与军政府都寄予厚望，马拉多纳由此在场内外被优待，被娇惯，活在规则之外。

小时候，他常因球技高超而跨龄比赛，哪怕不去考试，在校成绩也能及格；15岁，他签约职业球队，球队给了他家人一套公寓，带他吃住五星级酒店。1979年为阿根廷赢得世青赛冠军后，他被军政府征召入伍服兵役，但只剃了头就退役回归，军政府将他视作珍宝，希望他继续担任全国青年人的偶像。天赋能为他带来特权，打开各种规则的口子，这是年轻时马拉多纳从中学到的。

但贫民窟教会了他生存技能，也教会了他做人的准则与义气。2005年，马拉多纳跟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回了一趟家乡维拉－费奥里托区。在脏乱的河水边，他说，这片土地是他思想与性格的发源。这种性格，反叛而狡黠，善良而蔑视权贵，当地西班牙语里有“viveza”一词，将其视为穷人的精明与智慧。他以自己的血统与出身为傲，自称“cebecita negra”（黑小子），一个当地上层阶级用来指称底层意大利后裔的词。

纵观马拉多纳的职业生涯，他加盟的几乎都是平民非豪门俱乐部，代表自下而上的力量：阿根廷青年人、卡青年、巴塞罗那（当时并非豪门）、那不勒斯、塞维利亚、纽维尔老男孩。他多次拒绝了从12岁就向他伸来橄榄枝的河床队。在阿根廷，卡青年与河床队历来是死敌，卡的拥趸是穷人与工人阶级，当时境遇并不好，而河床代表中产与富人。“光荣比金钱更重要，所以我选择卡，卡需要我。”

在上世纪70年代末蠢蠢欲动的全球化萌芽中，任何耀眼的天赋与资源都会被看见。马拉多纳崭露头角时，欧洲一些豪门俱乐部都看上了他，他们每年都会来到阿根廷四处考察。军政府认为马拉多纳是国宝，不放他去国外。不过为卡效力不久后，他不得不远走他乡。为了买下他，卡当时欠下巨额债务，一度无力偿还。

马拉多纳来到了西班牙巴塞罗那（下称巴萨）。当时的巴萨处在后弗朗哥时代。在这位独裁者统治下，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巴萨备受打压，并无太多发展。弗朗哥去世后，巴萨认为终于得到机会，能成为一个世界性品牌。已享誉全球的马拉多纳，就成了其全球战略最重要的一步。

当1982年6月，马拉多纳以创纪录的760万美元身价空降巴萨时，是空前的风光与充满信心，队友评价他“天真又饥渴……想吃掉世界一样”。俱乐部给这位南美天才以最优待条件，他每月能挣7万美元，带着自己的私人医生和体能教练，还带来了大量家人与朋友，一行几十号人，都由马拉多纳一人养活，住在俱乐部提供的“宫殿般”的住宅中。

马拉多纳的住宅，从不缺少新闻、名流与女人，不时有关于派对、打架与吸毒的传闻。“无论什么时候去，那里都有吃的，卧室里随时都有人躺着，给你上床的机会。”团队一员说。正是在那段时间里，马拉多纳开始吸食可卡因。“当你身陷其中时，你想说不，结果却不停地听到自己说还要。因为你相信自己能控制，不会有问题，后来变得越来越复杂。”1979年，他还担任着禁毒运动大使，在阿根廷踢慈善赛，对手里有普拉蒂尼。

对这位天才，巴萨极尽纵容讨好，将主教练换成了阿根廷人梅诺蒂，此人一来，就将训练时间从上午改到了下午3点，以适应马拉多纳的作息。赛季末尾，马拉多纳想要去参加一场友人的慈善赛，巴萨拒绝放行，不归还护照，马拉多纳将此视作对个人自由的约束，砸坏了荣誉室里的几座奖杯。

这位被娇惯纵容的天才，似乎习惯了天赋带来的自由散漫，视规则为无物。一旦遭受到规则的约束，他很容易就感到屈辱愤怒，咬牙切齿，寻求发泄与报复，甚至诉诸阴谋。他错失的那些世界杯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像个孩子一般的迭戈。1978年的本土世界杯，阿根廷队首次夺冠，但主教练梅诺蒂没带上17岁的马拉多纳，那天他靠在栅栏上哭了一个小时。1982年，他不满对手一次次侵犯，失去理智，报复性踢人被红牌罚下；1990年与1994年，他都哭得像个孩子，在失败与禁赛后连称这是国际足联的阴谋。

私生活影响了赛场。加盟巴萨半年，马拉多纳只进了6个球。当年12月，他被诊断出肝炎——据说与吸食可卡因有关。他也难以适应西班牙风格，常被恶意骚扰和踢伤。那时的西班牙赛场与现在不同，有一种粗野狂放的好斗之风，讲究身体对抗与拼抢。1983年，马拉多纳被毕尔巴鄂球员戈耶科切亚铲断了小腿，后者现在还珍藏着当时的鞋子。

第一年结束了，巴萨排名联赛第四，俱乐部并不满意。巴萨的娇惯是有价格的，想靠马拉多纳去挑战多年来由皇家马德里建立起来的秩序。从阿根廷到西班牙，环境与规则变了，但索取并未变，甚至更高了。巴萨生涯后期，马拉多纳不受待见，经济收入也出现下滑。1984年，郁郁寡欢的马拉多纳在一场比赛中爆发。国王杯决赛，巴萨对阵老对手毕尔巴鄂0∶1告负丢冠。赛后，马拉多纳用钉鞋猛踹对方一名球员脸部，以一种只有在暴力街区才能见到的方式，引发两队群殴。

那满场飞腿的斗殴画面，不仅在多年之后的现代欧洲足球赛场上再未出现过，当时现场观赛的西班牙国王也没见过，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眼皮底下。马拉多纳的巴萨生涯就此终结。

挑战列强，打破秩序

马拉多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辞世后，在距阿根廷首都11200公里的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圣保罗球场打开了所有的灯，彻夜不息。整座城市陷入悲伤之中，球迷们从各处赶来，在球场挂起的“国王”横幅下，为马拉多纳守夜。蜡烛与灯光一起照耀，点亮球王回家的路。

这座意大利第三大球场曾在2019年举办过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它将更名为迭戈·马拉多纳球场，以纪念马拉多纳在那不勒斯的七年光辉岁月。1984年到1992年，马拉多纳为这里带来了两座意甲冠军、一座意大利杯冠军、一座欧洲联盟杯冠军、一座意大利超级杯冠军。当地人称他为“弥赛亚”（救世主），也会用方言称他为Isso，首字母“I”即指他，仿佛这个名字是神圣的，不用全称，也无需说明。

一个异乡的球员，何以让那不勒斯人如此怀念与崇拜？也许只有了解那不勒斯在意大利的位置，我们方能懂得马拉多纳的意义。作为一个被西班牙抛弃的天才，他在这座平民城市得到了最大的善待，也报之以自己最大的能量，抚慰了这座城市的伤痕，成了其精神的象征。

意大利历来有南北之分，北强南弱，北方经济实力强于南方，豪门俱乐部也聚集在米兰、都灵、罗马等北方城市。与古典时尚的北方相比，那不勒斯黯淡无光。马拉多纳到来时，它是意大利南部人口最多的城市，密度高，聚集着大量移民，历经1973年霍乱、1980年6.9级大地震的伤痛，进行着重建。北方人眼里，那不勒斯拥挤潮湿，破败不堪，小偷与工人众多，他们称之为意大利的“非洲”，1980年欧洲最穷的城市之一。

马拉多纳可能加盟的消息传来时，据说当地球迷集资凑钱，有人绝食明志，还有人把自己捆在球场栏杆上，说一定要马拉多纳签合同才行。前一个赛季，球队仅排名联赛第11名，差一分就降级。“我想要一栋房子，但他们给了我一间公寓；我想要一台法拉利，他们给了我一台菲亚特。”马拉多纳曾如此笑称自己在那不勒斯得到的待遇。尽管如此，他仍以1048万美元的身价，成了唯一两破足坛转会纪录的人。

1984年6月，7.5万那不勒斯人将当时的圣保罗体育场坐得满满当当，他们高呼着“迭戈！迭戈！”，与78名摄影师一起，见证了马拉多纳登场。纪录片《马拉多纳》展示了那狂热的一幕，粗糙的颗粒状画面里，偌大的球场仿佛在进行一个宗教仪式，等待着救世主降临，万人齐呼，混沌聒噪。“当时，我就觉得即使那不勒斯是一个充满疯子的地方，我还是感觉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马拉多纳说。此后每场比赛都有7万～9万球迷涌入球场，86%是季票持有者，在整个80年代后半期冠绝意甲。

那时的意甲是全世界水平最高的联赛，尤文图斯是常胜霸主，有三届金球奖得主普拉蒂尼，冠军在尤文、都灵、罗马、维罗纳等北方豪强手中轮转；1984年后，贝卢斯科尼入主AC米兰，又带来了“荷兰三剑客”——他曾许以马拉多纳一辆兰基尼和高薪，但被拒绝；还有国际“德国三驾马车”。一时群雄四起，逐鹿亚平宁。

南北方的对抗，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体育竞技。“与北方球队的比赛，承担了文化和种族挑战的所有重要意义。”意大利体育史学者安东尼奥·帕帕写道。第一场比赛，维罗纳球迷就打出种族主义标语。1985年11月，八连胜的尤文图斯势不可挡，来到那不勒斯，他们的球迷高歌着“霍乱的患者，地震的受害者”，“你们从不用肥皂洗澡，是全意大利的耻辱”，以及“那不勒斯人努力工作吧，买马拉多纳已经让你们倾家荡产了！让我们把那不勒斯人洗干净！”

“这让我觉得非常恶心。”种族意味的挑衅，激发了马拉多纳心中的“Bronca”——这是一种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方言，由西语cabrón（混蛋）倒着念而来，代指由愤怒或失望所激发的暗黑能量。那场比赛，马拉多纳罚进一粒精妙的弧线任意球，带队1∶0获胜。进球后，整个那不勒斯陷入疯狂，有五人昏迷，两人心脏病发作。

这场比赛像是他在意大利征途的一个缩影。他用了三年时间，将那不勒斯从一支中下游球队，带到联赛冠军。与世界杯上爆发式的神迹演绎不同，这是一条漫长的攀登长路，要不断地打磨阵容与打法。围绕马拉多纳，俱乐部引进了布鲁诺·焦尔达诺、卡雷卡等强援，直到1987年站上顶峰，1990年二度登顶，将北方豪强踩在脚下。

这种平民英雄带队挑战列强秩序的神话，在今天的足坛看起来，不可思议，也不可复制。“在世上最伟大球星的竞争中，马拉多纳的独特成就，是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一支中游球队带上了重大赛事的冠军宝座，而且当此之时，金钱正逐渐从一种有利因素变成决定性的力量。”著名的足球史学者、足球战术史《倒转金字塔》作者乔纳森·威尔森评价道，其他巨星更多是在一只璀璨球队中穿针引线，发掘队友优点并激励他们，但马拉多纳则是能作为建队基石一般的人物，带队能力极强。“马拉多纳需要的是成为球队的核心，需要整支球队围绕自己、依赖自己。他有的不仅仅是技术、过人、射门和任意球等能力，同时还是一个球队的灵魂与组织者。”

1987年5月10日，那不勒斯人只需一场平局就能赢得建队59年来的第一个意甲冠军。人类学家阿玛丽亚·西尼奥雷利选择在那一天上街散步。“那是美好的一天。”她写道，世界变了，欧洲最喧闹、最拥挤、最混乱的城市街头竟然空无一人。这座城市像坟墓一样安静，因为对手罗伯特·巴乔攻入了自己在意甲联赛的处子球，扳平了比分。球场和城市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翘首企盼着一个结果。

哨声吹响后，那不勒斯人疯狂了，他们涌上了街道，肆意庆祝。这次胜利，是多年以来备受歧视的一个贫穷城市的复仇。街道上挂满了彩旗，涂着海蓝色的汽车鸣笛而过。即兴的街头派对持续了好几天，任何人都可以坐下来，在摆满杂物的长桌上吃上一盘意大利面和海鲜，市民们集资自费买单。第二天，全城没人上班。

一些关于马拉多纳的城市神话流传开来。那不勒斯人从撒丁岛进口100头驴组成庆祝花车，马拉多纳坐在王座，而“普拉蒂尼”俯卧在他脚下，还有两万名地方选民在选票上写下了“马拉多纳万岁”（Viva Maradona）。

此时，马拉多纳已超越体育，成为一个符号。他的个性成了这座城市的精神代言。那不勒斯的西班牙街区，有关他的壁画如雨后春笋涌现，一些壁画将他与该市守护神圣热纳罗（Saint Gennaro）相提并论，迭戈是一个孩子，躺在圣热纳罗的怀中。

不过，在打破固有秩序时，马拉多纳仍然骄纵。他与当地黑手党卡莫拉集团有着数不清的关系，他的司机说他与8000名女性发生过关系，有一个他一度多年不愿相认的私生子。周末比赛后，他会放纵三天，只留两天训练。1989年，他还要求俱乐部让他转会到法国马赛，一度拒绝返回。

这些插曲，似乎丝毫没影响他与这座城市的关系。1990年意大利本土举办世界杯，意大利人众志成城，在半决赛对决阿根廷，地点恰好是那不勒斯。赛前，意大利人担心，那不勒斯人会因马拉多纳倒戈，大造舆论，翻出他的负面新闻。马拉多纳说：“一年中有364天，那不勒斯人都被认为是本国人中的外国人，今天却被要求支持国家队。相反，一年365天我都是那不勒斯人。”

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此刻变得复杂与微妙了起来，这是马拉多纳viveza般的聪明。虽然比赛开始后，圣保罗体育场并没有倒戈，球迷们打出标语“迭戈我们爱你，但意大利是祖国”“迭戈在我们心中，意大利在我们歌声中”，但那不勒斯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友善，阿根廷人出场和国歌奏响时，全体为之鼓掌。

“这影响了我们。”意大利门将曾加说，那不勒斯气氛跟在罗马完全不同，“虽然这并非决定性因素。”那场比赛最后踢到点球大战。意大利迟迟拿不下比赛，球迷中间有了分裂。点球大战中，小部分球迷为阿根廷加油。当阿根廷罚入决定性点球时，圣保罗体育场听见了欢呼声。

那一年的决赛被安排在罗马，北方的意大利人对阿根廷人爆发出极大的敌意与嘘声，马拉多纳成为整个意大利的敌人。意大利媒体后来说，今日你去询问一定年龄的意大利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过去30年来，意大利最惨痛的失利并非1994年世界杯决赛、2000年欧洲杯决赛的金球的“突然死亡”，甚至也不是2002年世界杯对韩国遭受的不公，而是1990年的圣保罗之夜。“那不勒斯的失败是最痛苦、最难消化的。”

封神时刻，不可复制

一个球员从人到神的征途，必然是他用精湛的技艺和强大的精神力获取荣耀、睥睨天下的过程，但对世界之巅的冲击，总要有一些图腾般的“封神”瞬间，让他在后人的记忆中被常常记起，被永久传唱。1986年世界杯，就是这样标志性的时刻。迭戈的神迹，在阿根廷vs英格兰的大战中达到顶峰。

马拉多纳在意甲挑战列强的桀骜，我们错过了大部分。直到1989年，央视才首播意甲。1986年世界杯才是中国球迷大范围认识他的开始。那一年，央视首次全程直播世界杯。头一年，中国城市百户家庭中电视机保有率超过30%。“50后”至“70后”为主体的球迷，在大院里聚成一团，在家里摆上一桌，见证了球王登基。为方便亚洲球迷观看，很多比赛被特意安排在墨西哥的中午，包括英阿大战。

那一年，经过意甲钢筋混凝土般防守打磨的马拉多纳，在身心上都更加成熟，他在出征前被任命为国家队队长。那是马拉多纳最想当的队长，1986年前，每当他出征，都会为自己和家人购买队长袖标，“差不多买了200多个了”。

那时候，硬件的不完善程度，放在今天看都有些难以置信：阿根廷队员穿着自己的球衣就从四面八方赶来聚在一起，没有统一队服，教练组的衣服牌子也杂七杂八。“世纪进球”中给马拉多纳传球的队友恩里克，当时甚至连一双钉鞋都没有。

英阿大战前，阿根廷队一度连出场球衣都成了问题。法国赞助商乐卡克（Le Coq Sportif）本给阿根廷准备了蓝白主场球衣，为了应对墨西哥的炎热天气，衣服上留了很多小孔散热。然而，乐卡克忘了在另一套深蓝色客场球衣上也留出这些小孔，那套衣服透气性差，“出汗后比毛衣还重”。

当英格兰抽签选中穿白色球衣时，阿根廷队员绝望了，“我们怎么能够穿着毛衣一样的球衣去踢球呢？”。主教练比拉尔多一度亲自动手，在队服上剪起小洞来。最后，后勤负责人逛遍墨西哥城，终于采购到两套衬衫，缝制上阿根廷队徽与赞助商Logo，然后用熨斗在一夜之间把38套队服的号码烫了上去，用的是银色粉末。当阿根廷队员出场时，很多人脸上还残留着亮粉。要是当天下雨，这些号码都会被冲花。幸亏那是一个大晴天，1986年6月23日，墨西哥阿兹特克大球场涌进11.5万人，气氛热烈，一如头顶的烈日。

今日回望，这插曲仿佛是一面镜子，折射出造就那场经典比赛的很多偶然因素，他们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放在今日再难复制，经典也就此成了永恒。

英阿大战被赋予了太多意义。阿根廷人将它认作是1982年马岛战争后对英国人最好的复仇。那场长达74天的领土之争，有649名阿军军人阵亡，接近英军的三倍。面对媒体，所有队员赛前都闭口不谈，心里憋着一口恶气。国家恩怨前，马拉多纳炽热的爱国情感被唤醒，bronca与viveza也被激发。

“上帝之手”或许是viveza这种贫民窟智慧最伟大的杰作。比赛第51分钟用手打进这球后，马拉多纳瞄了主裁和边裁，看他们都无任何反应。电光火石之间，他跑向角旗杆，招呼队友来庆祝，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帮主裁做出了决定。赛后接受采访时，他说这是“马拉多纳用了一点脑，上帝就伸出了手”。

这并非马拉多纳第一次用手进球。一年前，他在意甲面对乌迪内斯时打进手球，对方阵中的巴西球星济科找到他，“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就去跟主裁说是手球”。马拉多纳紧握济科的手，“很荣幸认识你，我的名字叫迭戈·不诚实·马拉多纳”。济科找到主裁抗议被罚出场，禁赛四场，那场比赛也成了济科的意甲绝唱。

庆祝时，至少有两位阿根廷队友跑来，问他是否手球。其中有梅西后来的主教练巴蒂斯塔，马拉多纳说：“嘘，傻×，来拥抱我。”还有皇马教练巴尔达诺，马拉多纳只丢了一句“回头我再告诉你，先别和我瞎扯”。赛后面对英格兰球员质问，他仍说自己是用头打进的。

2006年，时隔20年，当时场上的英格兰球员莱因克尔已转任BBC主持人，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采访马拉多纳。莱因克尔问他：“为什么你当时称那是‘上帝之手’？”马拉多纳说，因为当时是上帝伸出手，帮了他们，“在那样的场合，主裁和边裁都没有发现手球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多年后，球场上VAR（Video assistant referee，视频助理裁判）普及，“上帝之手”几乎再无可能。

莱茵克尔又对马拉多纳说：“紧接着，你的第二个进球，是我整个足球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心甘情愿地为对手鼓掌喝彩的精彩进球。”马拉多纳听后，简直想亲他一口。

如果说之前的进球是上帝之手，那四分钟后马拉多纳的卷土重来，可称作“上帝之脚”。他从中圈接球后，连过五人，打进了世界杯迄今为止最漂亮的进球。西语解说员乌戈·莫拉莱斯哭着失态了，他带着哭腔怒吼，说这进球让自己看得想哭。

进球固然震撼，但也有一定偶然。马拉多纳回忆，当时英格兰球员非常绅士，超出他预料。他们从不恶意犯规，如果阿根廷球员被铲倒，他们会去扶。这与阿根廷小组赛第一场面对韩国“屠夫式”的防守完全不同。场外敌对并未体现在场内竞技上，至少英格兰球员没这么想。赛后，他们还去更衣室祝贺了阿根廷队。采访他的莱因克尔本人就以绅士著称，整个职业生涯16年，甚至都没有拿过一张红黄牌。

“如果我们的对手是另一个球队的话，那粒经典的进球可能就不会存在了。之前发生类似情况时，我都被对手掀翻在地，但英格兰球员是绅士，他们没有对我犯规。”马拉多纳说，如果对手是意大利、乌拉圭或巴西，那局面会复杂很多。意大利人善防守，南美人则更凶狠。

马拉多纳带球起速后，英格兰球员彼得·里德放弃了追赶，他回忆是其速度“像子弹一样快”，他追不上，为此做了多年噩梦；紧接着是芬威克，他当时身背一张黄牌，动作收敛，“芬威克伸出手想拽我，但他没把手挥到我的脸上……好像伸手在抱一个婴儿”，最后是被过了两次的特里·布彻，与“屠夫”（Butcher）同名的他是英格兰队内脾气最火爆的球员，后来当过中超广州富力队的防守教练。他终于在马拉多纳过掉守门员后想起犯规，但为时已晚，世纪进球诞生了。

那场比赛后，马拉多纳觉得，那届世界杯上，就没人能够阻挡他了。1986年6月29日，阿根廷获得世界杯冠军。马拉多纳去世后，英国《卫报》评论说，对那一届世界杯上迭戈的表现，他们愿借用荷马对尤利西斯与《奥德赛》中对英雄的描述：睿智、狡猾、机敏、精明、艺术、诡诈、欺骗、机警，同时，迭戈的足球是建立在美感、创造力、勇气、自豪感与家国情感之上的。“有一句经常被人使用又经常用得不恰当的句子，在此有了最好的用武之地——他凌驾于善恶之上。”

天才不再例外

1990年，更多中国球迷见证了意大利性感的夏天。那一年马拉多纳30岁，自称状态比四年前还好。他一头精练彪悍的短发，像一个匪帮领袖。对阵死敌巴西，他终场前单骑闯关，于一片围剿中送出致命短传——这一幕，让阿根廷球迷怀念了整整30年，直到2019年美洲杯还在传唱。

1994年美利坚，盛夏酷热，看台上性感裸露的女球迷，让我们进一步感知着世界的脉动。马拉多纳对着镜头怒目圆睁的发泄怒吼，成了他的世界杯绝唱。很快，他尿检阳性，告别舞台，而阿根廷足球也开启了20多年的悲情史。

阿根廷人永远相信他们的“Pibe”，他们觉得那些都是阴谋。1991年马拉多纳首次被禁赛时，就有71%的国人相信他清白。1994年噩耗传来时，阿根廷人的悲伤堪比1982年马岛战败和1974年贝隆葬礼。那一天，也恰逢贝隆辞世20周年。

马拉多纳退役之后，全世界都在寻找下一个球王和“迭戈”，尤其是阿根廷人。他们自1993年获美洲杯冠军后，再无洲际大赛上的收获。中国球迷们则已习惯在轮回般的期望与失望中，每隔四年就听着那首反复播放、已近乎陈词滥调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在2019年美洲杯那场对阵中，阿根廷球迷的歌词里其实还有一句：“我们有梅西，他将会为我们带来奖杯。”但这个奖杯，迟迟没有到来。

阿根廷最后一次登上世界之巅，还得追溯到1993年美洲杯前的阿特米奥·弗兰基杯（Artemio Franchi Trophy）。这是联合会杯的前身，是美洲与欧洲冠军间的较量，阿根廷战胜了1992年欧洲杯冠军丹麦队。那之后，世界的融合无法阻挡，阿特米奥·弗兰基杯只办了两届就被改为联合会杯，扩军加入亚洲、非洲等大洲冠军；1995年，欧洲金球奖改制，所有国家的球员都可参选，不再只限欧洲籍。马拉多纳掐指一算，估摸着他能拿六座。

全球化融合加速了资本扩张，也带动了球员的流动。欧洲作为足坛中心，以无可比拟的资本与专业化优势，建立起全球球探网络，广罗人才，重点在拉美掘金。毕竟，足球是拉美的骄傲，迄今为止两位世人公认的球王都来自这片魔幻大陆。荷兰传奇约翰·克鲁伊夫被视作欧洲球员的技术天花板，在欧洲独一无二，但能媲美甚至超越他的，拉美就有迪·斯蒂法诺（阿根廷人，后入西班牙籍）、贝利、马拉多纳等人。

这仿佛开启了足球版图上的殖民时代，大量南美球员前往欧洲效力，拉美人才出现空心化。1978年，阿根廷能挑选一个除肯佩斯之外，全员本土效力的阵容；1986年，22人中也能有16人出自本土；而到了1990年，整支阿根廷就只剩8人留在国内。曾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世纪之交，南美解放者杯冠军和欧冠冠军在丰田杯、世俱杯上杀得难解难分，但进入21世纪后再难抗衡。

欧洲的掘金也逐步往下延伸，有天赋的拉美球员，很多不满18岁就会被带到欧洲受训，甚至有了经纪人和商业代言。以梅西为例，作为最接近马拉多纳的天才，13岁的他在2000年就被带到巴塞罗那。在当地，梅西接受了昂贵的生长激素注射治疗，费用全免，这帮助他长到了170厘米。

诚然，欧洲的运动科学水平与专业化程度更高。1986年世界杯前，马拉多纳等旅欧球员要每天打一针保肝针，阿根廷国内球员却对此一无所知。他还在意大利特训四个月备战，“我接受的一切训练，当时的阿根廷见都没见过，之前没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

只是，我们很难再有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种异域天才猛然出现在眼前的震撼，一如马拉多纳80年代从南美横空出世。现在的天才，不再从天而降，不是裂变式地被发现与传播，而是慢慢训练和培养出来的。媒介的无孔不入，让我们不再期盼异域凭空突降一个天才。

脱离了原始土壤的滋养，即使是天才，也不再骄纵，变得循规蹈矩，缺少一种土生土长的草莽与野性，仿佛被规训了一般。梅西纵然球技精湛，数据惊人，俱乐部荣誉无数，但也会被人诟病缺乏领袖气质与带队能力。他的出现，仍未改变阿根廷27年无冠的尴尬事实。

上一个让我们有异域天才突降之感的球员是谁？我们能想到的一个可能，还是巴西球星内马尔。2013年他亮相诺坎普时，一头金黄短发，配一双耳钉和耳环（没错，他一只耳朵要戴耳钉加耳环），洋溢着一种桀骜不驯的少年感。内马尔是现今为数不多在拉美待到21岁才登陆欧洲的巨星，尽管他早被媒体发现报道。这并非因他留恋故土，推迟登陆欧洲豪门更像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一如他后来跳出合同、选择违约加盟巴黎圣日耳曼一样。

1995年，金球奖决定纳入国际球员时，对球员影响更深远的斯曼法案（Bosman Act）也诞生了。法案允许球员在合同到期后自由转会，其初衷是保护球员利益，但执行时却起到另一层效果。法案推出后，小俱乐部的核心球员们不愿再续约，希望合约到期后自由转会豪门，拿高薪和荣誉。这让中小俱乐部逐渐失去了竞争力，顶级豪门吸引力却越来越大，资源愈发集中，足坛呈现托拉斯化特征，贫富两极分化。2000年，14家豪门组建了G14联盟，试图成立一个无升降级的超级联赛。

利己的固化等级制度下，马拉多纳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民英雄单挑列强的故事，像是一个流传久远的传说，可能无法在现实中出现了。他的年代里没有斯曼法案，但有“意甲七姐妹”，英超阿斯顿维拉、荷兰阿贾克斯、法国马赛等俱乐部在欧冠赛场百家争鸣，只有AC米兰能实现卫冕。如今，皇马能实现欧冠三连冠，切尔西、曼城、巴黎等新兴豪门，则很快能依靠金钱具备极强的竞争力。

“现在所有人都说‘这位球员是巴塞罗那、皇马、切尔西历史上最好的球员’，但我为能成为那不勒斯史上的王者而自豪。”马拉多纳曾说。如今拉美贫民窟的天才，更愿加盟大球队，而在欧洲，即使有哈兰德这样加盟多特蒙德的超级新星，媒体与球迷们也夸他是职业生涯规划道路做得好，揣测着他迟早是豪门的猎物。“从小就梦想加盟皇马巴萨”成了一些年轻天才的对外话语标配，被中国球迷调侃为“儿皇梦”与“儿萨梦”。

马拉多纳还说，他们那个年代更倚重技术，身体素质只是锦上添花，而如今的球场上讲求身体素质比拼，对技术的要求减少了。这或许因为，如今欧式的训练方式更偏向身体素质。技术的淬炼需要天才的闪现，而对身体的训练是能体系化甚至标准化的。运动科学的发展，让天才的技艺被弱化了，灵性变得稀缺。

足坛整体风格，也愈发追求靠体系运转带来的极致效率，训练与技战术都更加整体化与体系化。球队稳字当头，追求极致效率，打法变得功利，最大限度地扼制对手，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个人的倚重，连巴西都在变得快速简练，战术带着浓厚的欧式特征，体系化与功利主义大行其道。2014年巴西世界杯，德国战车依靠强大的整体运转，接连碾压巴西、阿根廷拉美传统两强，让拉美人第一次失掉了在本土举行的世界杯。欧洲的巨轮，带走了拉美足球最后的骄傲。

这种背景下，穆里尼奥编织了“大巴”般的防守反击，即使是瓜迪奥拉的“Tiki-Taka”传切配合与就地反抢，也是建立在尽可能不丢失球权的战术哲学上，“对手控球越少，我们赢的概率越大”。一旦对手拿球，在反击时起势有了威胁，那就立刻战术犯规，用一张黄牌来阻断进攻。假设马拉多纳的“世纪进球”发生在今天，大概率会过掉1～2名球员后，在进入禁区前就被放倒。

不过，这种犯规，不再可能是马拉多纳那个年代屡见不鲜的飞腿，莱茵克尔谓之“能踹到腰那么高的铲球”。马拉多纳退役前后，足坛开始推崇进攻与观赏性。1997年后，背后铲球被禁止，亮鞋底的铲球会被直接红牌罚下，球员被保护起来。这跟当年不可同日而语。马拉多纳曾因背后铲球而断腿，他曾在上场时要在腿上绑两个护腿板，“他们肯定会飞铲我”。

斯曼法案与杜绝恶意犯规，反映的趋势都是保护球员。在现代传媒与社交网络无孔不入的窥视下，作为个体的球员，也在这种保护下变得懂事与听话，被包装了起来，在偶像包袱下、在直接相关的利益面前患得患失。天才不再例外，天才也没有例外。C罗就是C罗，梅西就是梅西，偶像被要求是完美的，不能再有迭戈和马拉多纳式的分裂。这些年，我们逐渐看到，梅西剪掉了长发，内马尔去掉了耳钉，这两个拉美天才，再无初登欧洲舞台时的洒脱与少年感。他们都蓄起了长长的胡须，这代表着成熟，但也丢失了一丝少年的心气。

职业球员中的“职业”二字被无限放大，注意力被要求高度集中。然而，作为人的天赋、本能则是被抑制与弱化的。C罗靠着多年清教徒般的自律，刻苦训练与钻研，方才实现华丽转型；而即使强如2009～2011年的“宇宙队”梦三巴萨，也是拉玛西亚学院一代才俊多年如一，坚持训练一套战术哲学与打法，精心打磨而来的。

这些成就固然可喜，只是，我们当下能拥有的，似乎都是在专业体系中扮演一定角色、带着某种或多种功能的职业人，而少了一个脚踏七色云彩的盖世英雄，他是天才，是国王，也是情人。迭戈·马拉多纳与他的神迹，也就此成了唯一。他不仅是一个球员，还有一种“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极致震慑。他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迭戈与马拉多纳的结合，是艺术与野性的交织，美丽复杂，让人着迷。

2020年3月，马拉多纳重回卡青年队的糖果盒球场，这是他生命最后一年里不多的公开亮相。2001年，他曾在这座球场发表告别演说。他说，自己一生都在犯错，但足球一直是他的救星，“足球不容玷污”。这一次，他连说话都吃力，只能挥手致意。他脸部浮肿，挺着圆圆的肚子，表情因激动而略显呆滞。而这丝毫不妨碍看台上的那些男女老少，像坠入爱河一般，高呼着迭戈的名字。他们的歌声与情感倾泻而出，像是一场倾盆的大雨。

他去世之后，数万阿根廷人排着长队，前往总统府祭拜。他们在灵堂里流着眼泪，带着哭腔，也要继续高唱着迭戈的名字，仿佛在对上帝做最后的致敬。迭戈则在一旁安静地睡着了，盖着阿根廷国旗和10号球衣。很少有人知道，多年之前，他就把阿根廷球衣、10号与左臂队长袖标，文在了自己身上。迭戈与马拉多纳从此血肉相依，永不分离。

（参考资料：《马拉多纳自传：我的世界杯》，《脏脸天使：足球阿根廷史》、阿斯弗·卡帕迪尔导演的纪录片《马拉多纳》和《CALCIO：A History of Italian Foo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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