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理事(专题 | 足改五年)

2015年2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受到全国关注的足球改革，彼时嵌入于整个国家系统的改革战略之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下文均称《总体方案》）于2015年1月26日经国务院审议通过，报由中央深改领导小组进行审议。

2015年3月24日，中国足球协会在京召开第十届执委会第四次会议，正式提出落实足改方案。

当时光流逝，五年一个周期之后再度回眸旧案，足改与足改精神落地落实了多少？我们的各级别国字号队伍和俱乐部赛事取得了多少进步？我们的青训与青训赛事在规模与吸纳足球人口两个层面是否达到了期望？

今天，通过对当时具体规划的回溯，我们可一窥这是收获的五年，还是失去的五年。

规划一

“三个目标”，即“三步走”战略

所谓三个目标，总体方案中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

近期目标：改善足球发展的环境和氛围，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制定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创新中国特色足球管理模式，形成足球事业与足球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

中期目标：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

远期目标：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足球成为群众普遍参与的体育运动，全社会形成健康的足球文化；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积极申办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国家男足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进入世界强队行列。

评价

以“近期目标”来说，“改善环境和氛围”。平心而论，足改方案这五年周期的后期，中国足球可谓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狭义上的经济危机，与此引发的则是广义上的社会危机。

中甲中乙大批量的欠薪、欠税、解散、失业……几乎是把职业足球的根基破坏殆尽。

持续十年之久、特别是在近五年达到最高峰的顶层金元狂潮，将联赛生态整体的运营成本拉到了历史峰值，致使大量的民间中小资本退场，间接打击了足球人口的吸纳。

以“中期目标”来说，依托于举国体制的优势和基建的完备，中超和足协杯等国内赛事的承办水平已趋亚洲顶级、世界一流，中超上座率在这五年连续位于世界第六（场均观赛破24000人次），也是在这五年中超开始走向欧美、转播权卖遍全球。

但是男女足的各自目标均未实现：这五年男足连续折戟亚洲各级别青年赛事，青少年队伍近17次征战亚洲各级赛事只有2次闯进8强，1997年龄段国奥无缘东京奥运，2001年龄段国少更是25年来首次无缘亚青赛。

女足情况稍好，世界杯小组出线 进军东京奥运在望，特别是精神面貌自贾秀全上任后大有改观，确实可喜。不过，距离“重返世界一流”依然差距巨大，面对欧洲各国近五年普遍重视女足并快速崛起，中国女足的改革步伐要加快了。

以“远期目标”来说，申办世界杯这个愿望当前由于传统举报规则（同一大洲不可连续举办）的限制而阻力重重。但随着中国足球党委书记杜兆才在2019年正式成为国际足联理事（这是这五年中国足球最重要的外交胜利），以及2021世俱杯和2023亚洲杯举办权的收入囊中，斩获世界杯其实并非遥不可及的神话。

至于“国家男足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进入世界强队行列”这一条规划，笔者暂时不予评述………

规划二

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

身为行业领导部门，中国足协一直以来的身份尴尬（官办机构与社会组织之惑），是中国各行各业对中国足球这个职业（领域）各种蔑视与误解的集合倾注点。

从现实情况取例，以已经累积达16亿人民币的中超外援调节费里为案，这外援调节费的安置目前就因为足协的身份问题而遇到困难。

既因为中国足协身为行政部门却没有收费许可证，又因为所谓的“足球发展基金会”受到国家《基金会管理条例》约束而不接受各俱乐部调节费名义上的“募捐”，而只能放在中超公司的户头——但这又因为足协自诩为商业社团，便又违背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的财务转移规定……

所以巨额的外援调节费一直是个尴尬的烫手山芋。

在《总体方案》中，关于足协改革，大致可集中于这两条：

① 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原则调整组建中国足球协会，改变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构架。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

② 中国足球协会不设行政级别，其领导机构的组成应当体现广泛代表性和专业性，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地方及行业足球协会代表、职业联赛组织代表、知名足球专业人士、社会人士和专家代表等组成。

评价

从事实出发，2019年8月末的中国足协换届、前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党委书记陈戌源的上任主席，以及新一届足协执委班子史无前例地聘用了大批社会人士，这在落实方案精神方面是一项历史性的跨步。

从理论而言，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怪胎形态，已经得到了终结。

但是，同样是从事实出发，以陈戌源、刘奕为首的中国足协改革派虽然高调上台，不过民众期待的“戊戌变法”却始终没有等来。

足协新班子虽然在限制无血缘归化、遏制金元投资等措施上，有效地打击了旧制势力的既得利益——然而在现实中、尤其是面对重大突发社会事件时，足协仍旧无法摆脱体育总局的行政领导。

以近在眼前的案例为证，当前辽足俱乐部的生死存亡，由于其在东北足坛社会影响过大、各方利益盘根错节过深，自觉无力的中国足协已经被迫将“是否取缔辽足注册资格”的判官笔，递到了总局领导的手里。

同时，一个更为重要的议题：中超职业联盟，这个最能体现中国足球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机构，竟然依旧是镜花水月。哪怕筹办委员会早已确定，哪怕中国足球已经交出了中超公司的股份，但是职业联盟的挂牌和运营还是遥遥无期。

职业联盟成立的难度之大、以及即使成立也会面临的内部掣肘之乱，笔者此前已经有过论述。保守派苦心经营十年的利益网，绝非一朝一夕的掀桌能推翻。

规划三

完善俱乐部运营模式

大致可细化为两条：

① 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立足长远，系统规划，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

② 推动俱乐部形成合理的人才结构。制定俱乐部人才引进和薪酬管理规范，探索实行球队和球员薪金总额管理，有效防止球员身价虚高、无序竞争等问题。研究引进高水平外援名额限制等相关政策及决策机制，处理好外援引进与本土球员培养的关系。加强俱乐部劳动合同管理，严厉查处“阴阳合同”等违法行为，及时纠正欠薪行为。调整俱乐部运动员转会手续费政策，减轻俱乐部负担。

评价

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欠薪问题，这五年来同时凸显的俱乐部经营困境，就是地方政府和地方足协往往参与度过低，在危机面前存在踢皮球的懒政和严重的官僚主义。

这就导致了一些足球欠发达地区，始终面临着职业足球荒漠化的危机。典型的如安徽、湖南、宁夏、福建、四川。

也有部分地区存在官僚控制欲过强、致使资本权益收缩的现象，典型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职业足球困境。

至于俱乐部“去企业化”以及禁止异地转让，这一块在落实足改精神上倒是效率颇佳，值得点赞。当然了，也要辩证、科学地贯彻政策，切忌一刀切。务必要考虑可能带来的投资商权益受损而出逃的风险。

而在俱乐部人才引进方面，这五年最为震动的事件，无疑是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足协高层保守派势力、前任班子的趋利施政，而导致的无血缘归化正式登堂入室、走进中国足球历史。

无血缘归化，在文化层面为忤逆人伦、欺宗灭祖，在职业层面则是自欺欺人的大开倒车、政治献媚，在经济层面更是黑腐滥行、破坏公平竞争。

剖析而言，实为祸国殃民的兴奋剂，是上一任足协班子在利益输送下，给中国足球埋下的一颗重雷。

不过好在，里皮下课、李铁上任。

作为足协新一届班子主推的“去资本化”改革在教练一环的代表性人物，李铁一定程度上是身为新一届足协班子的“代言人”，因此弃用先前足协冒天下之大不韪所归化的外籍大军，已被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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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四

普及社会足球，改进人才培养

经总结，大致细化为如下3条：

① 推动社会足球与职业足球互促共进。通过社会足球人口不断增加、水平不断提高，为职业足球发展奠定扎实的群众基础和人才基础。通过加快发展职业足球，促进社会足球的普及和提高。

② 加强足球专业人才培训。按照分级、分类管理的原则，构建国家、区域、行业、专业机构、社会力量等多级、多元的培训组织结构，加强对足球教练员、裁判员、讲师等专业人才的培训。充分发挥体育院校、体育科研院所在足球理论研究和足球专业人才培训中的作用。加强国际交流，引入一批高水平外籍讲师对我国教练员、裁判员、讲师实施规模化培训。

③ 加强足球管理人才培训。壮大各级足球协会、俱乐部等组织的专业力量，提升人员素质和工作水平。造就一支适应现代足球管理需要的专业化、国际化的管理队伍。

评价

在比赛数量方面，根据笔者调查统计，2018年中国国内的各项注册在案的十一人制足球比赛总量为：67.1万场次；中国足协下辖的44个会员足协注册的十一人制足球比赛总量为：28.3万场次。

其中，内蒙古（4.1万）、广东（3万）、四川（2.4万）位居省级足协前三甲；大连（2.2万）、成都（1.6万）、南京（1万）位居重点城市足协前三甲。

在地区内主客场双循环联赛方面，2018年仅有7个省足协和2个重点城市足协组织了本地域的联赛。

对比欧洲足球强国，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差距：法国平均每年超过83万场比赛，荷兰身为发达国家中的一个人口小国（1700万），平均每年竟能举办63.3万场比赛！而德国更恐怖，平均每年超过160万场比赛，赛季期平均每周举办8万场！

在裁判员方面，截止2018年12月，中国足协下属44个会员协会共有持证裁判员20685人，内蒙古足协（2316人）和江苏足协（1360人）分列省级前两位。

而在全国范围内，广东清远足协（253人）和河北唐山足协（210人）的持证裁判数分列所有市级足协的前两名。

在中国足协下属的44个协会中，竟有多达10个省级足协和2个重点城市足协举办的裁判员培训班仅开设1-2期，完全不符合国际足联与中国足协的相关培训章程；更有两个省级协会在2018年未举办裁判员培训班，新增裁判员人数为零！

在教练员方面，截止2018年9月，中国足协下属的44个地方协会共有持证教练员23694人，浙江足协（2868人）和北京足协（1484）分列前两位。

这样的教练员数量，配比我国巨大的人口体量，同样在欧洲发达足球国家面前相形见绌：在高端教练即Pro级和A级教练层面，人口6680万的法国分别拥有112人和4582人，人口1140万的比利时分别拥有136人和2684人，人口430万的克罗地亚分别拥有138人和456人，人口5480万的英格兰分别拥有283人和1513人，人口4860万的西班牙分别拥有2351人和12738人，人口8047万的德国分别拥有866人和3789人，人口6000万的意大利分别拥有802人和1813人，人口310万的威尔士地区分别拥有79人和247人。

只能说，任重而道远。

规划五

加强足球场地建设管理

具体条文可归纳如下：

① 扩大足球场地数量。研究制定全国足球场地建设规划。把兴建足球场纳入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明确刚性要求，由各级政府组织实施。因地制宜建设足球场，充分利用城市和乡村的荒地、闲置地、公园、林带、屋顶、人防工程等，建设一大批简易实用的非标准足球场。创造条件满足校园足球活动的场地要求。

② 对足球场地建设予以政策扶持。对社会资本投入足球场地建设，应当落实土地、税收、金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③ 提高场地设施运营能力和综合效益。按照管办分离和非营利性原则，通过委托授权、购买服务等方式，招标选择专业的社会组织或企业负责管理运营公共足球场，促进公共足球场低价或免费向社会开放。推动学校足球场在课外时间低价或免费向社会开放，建立学校和社会对场地的共享机制。

评价

截至2019年1月，根据笔者的调研统计，全国共有足球场地54528块，其中标准足球场13613块，非标准足球场40915块。

拥有标准足球场最多的省份是广东：1981块；拥有标准足球场最多的城市则是南京：262块；

拥有非标准足球场最多的省份是河北：5737块；拥有非标准足球场最多的城市则是广州：900块；

拥有室内足球场最多的省份是广东：399个，第二是内蒙古：315个；同时，广东也是拥有现代化体育场最多的省份：305个。

根据人口的换算，中国的5.4万块足球场，平均每万人拥有的场地数量为：0.4块；而法国/德国/荷兰每万人平均拥有场地的数量为：4块，详解如下：

法国共有27957块足球场（其中16613块标准足球场），每年举办83万场比赛，平均每块场地30场比赛/年。

荷兰共有6926块标准足球场，每年举办62万3394场比赛，平均每块场地90场比赛/年。

德国共有33022块足球场，每年为16万支球队提供超过160万场比赛，平均每块场地48场比赛/年。

仅巴伐利亚州足协就注册4696支俱乐部和28266支球队

如果按照德国的场地使用率，我们中国每年应该达到250万场的比赛场次，但事实上我们仅仅67.1万场次/年，而我国的人口数量与德国的对比却是17.5 : 1。

跋.

五年前，改革方案出台后，整个足球界和教育部门等相关行业都十分振奋，但在具体实施上却遇到很多问题。当时为了搞好足球改革，国务院为此专门成立了足球改革领导小组，并由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担任组长，也显示了政府对于足改的高度重视。

2015年4月，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担任组长，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担任副组长，时任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担任小组的办公室主任，时任总局足管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张剑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如今，其中大部分官员及其幕僚均已卸甲，《总体方案》内容的实施和精神的落地到底进行至如何程度，外界只能从眼见的结果去反推看不见的过程。

不得不说，这五年的周期内，中国足球整体的发展是不尽如人意的。不论是经济层面的产业扩张，还是行政方面的简政放权，亦或是落实到终端的成绩，我们改革的步伐似乎走得太慢了些。

中国足球改革，是与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同步同行的。“十三五”已经在国家各领域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徒剩足球还是在原地打转。

新的五年周期已经到来，足协新班子上任也已有半载。作为评论界的看客，我们依然对未来抱有希望，愿《总体方案》的各规划能够早日付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一代人只有一次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