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工角度分析流浪汉世界杯(无家可归30年，流浪汉突然在北京分到一套房)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流浪汉，特别羡慕他。

他流浪了三十年，在街头露宿，但是在疫情到来的时候，突然分了一套房。

那是一套公租房，帮他申请的人叫张潇，是一个专门帮助流浪汉的社工。

张潇之所以能申请到房，是因为他做了职业生涯中最大胆的决定：

让这个流浪汉跟常年驱赶他的那些人，“开战”。

本文所有照片，来自故事亲历者，为保护隐私，流浪汉为化名。

那天深夜，张潇被电话铃声吵醒。电话里一个苍老的声音，哆哆嗦嗦像受了惊吓：“老板，我需要你帮忙。”

他认出了那个声音，是一个叫“”的50多岁流浪汉。

说，刚刚正在街上睡觉，突然一帮人从车上下来轰他走，不让他在这睡，非把他东西装车上。急死了，但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知道怎么阻止他们，只知道也许张潇能帮他。

张潇听完睡意全无，让把手机递给那群人。怕吵到一旁的媳妇和孩子，他摸黑从卧室走到客厅，带上了门。

“你好，我是北京和风社工的负责人张潇，请问你是哪位？”

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传出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你找我有什么事？”

“你现在眼前站着的这个人叫刘铁军，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你没有任何权力让他从这儿离开。”

“你是谁啊？”

“我是北京和风社工的负责人张潇。”他又说了一遍，“你是谁？”

没有声音。

“谁叫你们来的啊？”张潇想知道是哪个职能部门，才好找对策。

嘟，嘟，嘟，的电话被挂了。

事后，张潇回忆，也许在这一刻开始，他和就成了共同体，都面临生存的危机。

当时，和风社工事务所也在悬崖边，团队即将解散，没有人再愿意给他们钱。大家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服务流浪汉，是不是在添乱。

如果再不做点什么，在更多这样的长夜中，社工和他们服务的人，最终都会消失。

为了救人，也为了自救，一个深埋了十多年的大胆计划，又出现在张潇脑子里。

“你们对露宿者有多了解？”

提问的是一位老太太，一头卷发，戴金丝眼镜，很文雅。

张潇正参加一场答辩，二十多平米的房间里，摆了一张长桌，坐了五位专家，卷发老太太是其中一位，好像是教授。

社工组织需要向政府申报项目，以获得资金支持。此前都是张潇的同事来答辩，但今年因为太重要，他决定亲自上场。

张潇向老太太介绍，我们管那些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叫露宿者，和风从2014年成立，就是一个服务露宿者的社工机构，协助他们脱离露宿，获得尊重。

露宿并不意味着是好吃懒做，和风曾对三环内所有的露宿者做过调查，发现最多的三类人群是访民、外来务工滞留人员、拾荒者，此外还包括绝症患者、乞讨者、离家出走的人等等，他们理应被帮助。

他还说，和风怎么接触露宿者，怎么取得他们信任，做过什么事，这群人面对的困难有什么。

老太太点头称赞，你们很有意义，政府照顾不到的时候有你们照顾。

对这样的开场，张潇挺满意。

他胖乎乎的，长相讨喜，原本毫无领导的架子，总是甘于做团队里受欺负的人。

但这一次他搞了一言堂，别人提议的项目，发食物、带人洗澡等，都被他否了。他铁了心要干自己的项目，哪怕只有自己支持。

他的项目是“流浪汉”世界杯，要在露宿者中组织一支足球队，但考虑到他们身体太差，就用机器人替代。球队会和别人踢比赛，尤其是要和他们最怕的救助站踢一场。长久以来，露宿者们都作为一个麻烦存在，到处被嫌弃，被无视。他试图让露宿者们能通过踢球，被人看见，被人了解，从而有机会脱离露宿。

今年，和风申请的项目经费是29800元，只有往年的五分之一。

事后传出小道消息，甲方里有人说为了几十万还可以理解，为了两三万张潇就亲自来做答辩，挺丢人的。

张潇毫不在意。

答辩的一开始挺好，但进入最后阶段时，一位专家否定了张潇的项目。

“流浪汉世界杯的事情我知道，你的和人家的不一样，真去踢球可以强身健体，而踢机器人足球就是带着他们去玩乐消遣。你们这么做对流浪汉有增益吗？”

说话的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士，张潇认得，她是大学老师。他反问，难道露宿者没有娱乐和消遣的权利吗？

“我不是说他们有没有这个权利，我是觉得你们对露宿者理解的不够深入、不够透彻。”

“我们现在有2000多个服务对象，做了100多个案子（帮助他们结束露宿），我该怎么理解他们，我该怎么形容他们呢？”

女老师教育他，你的项目要和宏观的政策结合到一起，“北京是首善之区，你不能让街上有那么多露宿者，大家都睡大街你怎么维护首都的形象呢？”

这个问题让张潇恼火，因为总有人这么说，是他们带来了流浪汉，他有些激动：

“第一，我们是2014年成立的机构，2014年之前北京市有没有露宿者？”

“第二，从2014年到2019年，因为我们的存在，西城区的露宿者在持续减少，每个人都有了很好的归宿。”

“第三，我们的服务对象被驱赶，经常是从西城跑到东城，从东城跑到朝阳，再从朝阳折回西城，我不认那是能体现北京首善之区的方式，首善是要整个社会能感受到温暖的东西。”

答辩就这样结束了。

张潇之所以要办流浪汉足球队，种子在很早就埋下。

他1988年出生在北京，高中的时候，就琢磨社会与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我是谁，我要去哪，我要做什么”。

可他高考成绩不行，不能直接读社会学专业，只能读一个基于社会学、心理学、法学、人类行为学的二级学科——社会工作。

有必要说的是，张潇学社工的时候，国内还没有社工。

长期以来，国内的社会学没有得到重视，直到1987年才恢复学科，90年代才有了第一批学生，也就是张潇老师那一代人。

社工是什么没人懂，连老师也只知道课本上说的，要遵循利他主义，要帮助服务对象。

为了让学生们理解专业课，老师只能放映带有社工元素的电影，然后一一分析，里面的社工用了什么技术。

大一时，张潇看了香港电影《流浪汉世界杯》，是一个真实故事，一名社工带领一群流浪汉踢球。

社工充满激情，但流浪汉们不当回事，不好好训练，也不敢直面自己的过去，只想放逐自己。

最后，他们克服困难，代表香港，参加了在南非举行的流浪汉世界杯，拯救了大家的命运。

张潇非常震撼，原来社工还能干这种事。

直到2009年，北京才有了第一家专业社工机构。

张潇成了其中一员，但他越干越不对劲，因为整天就是挨家挨户送挂历，或者带大爷大妈做手指保健操，这和他脑海中的设想差太远。

更重要的是，他们关注的仅仅是城里，是住小区里的那些人。但是“社会资源的分配是不平均的，我们只给城里的孩子办活动，山里的孩子怎么办？”

他觉得，一个社工能做的就是专注一个领域，实现领域内的资源公正分配。

基于这个原因，毕业之后他学香港的模式，服务夜不归宿的青少年。但每次外出没发现几个青少年，倒是发现不少露宿者。

于是，他开始专注服务在北京的露宿者，想帮助他们重回社会，不再露宿。

2014年5月12日，和风社工事务所成立，只有三个人，一男两女，是张潇和他的前同事。

他们擅长外展，也就是去街头和露宿者聊天，而不是在办公室提供服务。最早，他们看到南二环有个地方，露宿者多，地下通道里常有二三十号人，于是带着牛皮纸袋，里面装着食物，见人就发，套近乎。

可人家根本不要——他们都是访民，不敢要陌生人的食物，怕有毒。直到张潇他们先吃了，对方才相信。

趁着给食物的机会，张潇问，需要什么帮助，我们能做些什么？这下热闹了，大家都聚拢上来，说自己遭遇过什么不公，能不能帮忙曝光，能不能打官司。

张潇也尴尬，自己一个都帮不了。

后来他再来，这些人把他当免费食堂，50个纸袋本想发一晚上，结果不到一分钟就被哄抢一空。

这让张潇一度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好这个工作。

2019年，和风社工事务所成立的第五年，经历了一次贯穿全年的动荡，团队一共15人，陆陆续续有8人离开，而且都是精锐，最后连日常工作都变得困难。

张潇很明白大家为什么要走——没劲儿。

职能部门的误解，导致经费越来越少；待遇也就提不上来，招聘里一直写的是三到五千。

而露宿者也不好接触，令人身心俱疲，里里外外没有值得留下的理由。

如果再不做点什么，恐怕剩下的人也撑不了多久。于是这一年，张潇回到了自己做社工的源头，想用足球队的方式，来了一次冒险。

项目答辩一个月后，张潇收到了民政局的正式通知，答辩通过，流浪汉世界杯可以举办。

他很高兴，如果露宿者能一起踢球，不仅能更多人看到露宿者，更重要的是，露宿者也能看到，自己的生活并非一潭死水，还有更多可能性。

他们就可能走出封闭的世界，和不同人接触，有更多的机会脱离露宿。

张潇第一个想到的露宿者是“”。

他曾找过一次，想让加入足球队。他给演示，怎么操作机器人带球，射门，很好玩的。

踢球的机器人只有巴掌大小，塑料壳，靠轮子跑，能遥控它摆腿，售价一百左右。

看了看，却说，没功夫陪你们玩儿，耽误我挣钱。

是北京人，因为与家里矛盾，无家可归，露宿二十年。他有一辆三轮车，上面乱七八糟装着杂物，是他所有身家。

半夜被驱赶那天，张潇靠一股强硬劲儿，居然让驱赶的那伙人走了。但张潇也说，“赶紧换个地方吧，唬人的事做一次就够了，咱们搞不过人家。”

张潇有信心能让加入球队。

以前，骑着小三轮，天天收废品，买了之后就去买点酒菜，晚上就睡在街上，一天天就能这么过去。

现在，他晚上一睡就被人轰走，哪怕改成白天自己躺在车上，也会被人叫起来。逐渐他意识到，那些人不仅是针对自己，还是针对所有和自己一样的人。

“票爷，我想让您作为一个代表，去替像您这样的人发声，行不行？”

张潇第二次问的时候，没有再拒绝。

他们签了个协议，成了足球队第一个露宿者，形象印在了招募海报上。他眯着小眼睛，手捧着招募标语，抿着嘴害羞地笑。

但张潇知道，其实在那时，的精神状态很差，很暴躁，生活的不顺心让他觉得，所有人都在逼他，“逼他杀人”。

这也是成为露宿者的原因。

原名刘铁军，1966年出生在北京，兄弟俩人。父母对子女管教严厉，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不听话就得打。

从小，父母教育刘铁军和他哥，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任何事都要先对得起别人，再考虑对得起自己。

刘铁军很信这套，但没想到这都是谎言。

14岁那年，父亲给了兄弟俩四百块钱，让他们去买台彩电回来。路上哥哥却说，要不把钱分了，就说丢了，最多也就挨顿打。

刘铁军不敢，但也不能咋样，哥哥强行给了他二百块后，独自去潇洒了。

刘铁军惴惴不安，有家不敢回，就揣着钱买了一张去广州的车票。1980年代流传，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他也想赚点钱再回来。

可是那里谁也不认识，待了两周，只出不进，钱花完了。

他沿着铁路线，走了两个月，才回到北京。路上靠吃香蕉和玉米，吃得都快吐了。越靠近家他越想，这么久没回来，父亲应该气也消了，没准还会担心自己怎么失踪了。

但一进门，迎接他的不是拥抱，而是一顿毒打。

因为当天哥哥玩完之后回家，发现弟弟没回来，就骗父母，是刘铁军拿钱跑了。哥哥没有任何事，父母积攒了两个月的愤怒，都撒在了刘铁军身上，打得他两个礼拜没能出门。

此后，刘铁军对父母完全服从，再也不会干一点出格的事。

16岁，刘铁军被母亲送去一家工厂，做学徒。他勤勤恳恳，工友做不完的活他都帮忙，喊他干啥就干啥。

但时间久了，他发现就自己是这样，别的人都在想办法偷懒，而且偷懒的人因为会跑关系，还升官了。

他不理解，回家问父母，怎么会这样，怎么和你们当初教育的不一样？父母却反过来嘲笑他，别人都偷懒你不偷懒，你是傻子吗？

刘铁军就此崩塌了，他不明白这世界，好像对的就是错的，错的就是对的。

换了一个工作，他去了建筑工地，因为太过讲原则，太认真，也开不来玩笑，越来越不合群，大家都针对他，领导也不帮他说话。

一次，工友拿着报纸说，最近有个杀人犯，干了些啥事。刘铁军插了句嘴，这不算啥新闻，他们那儿的大院，坏孩子杀人强奸啥都干过。

工友们起哄，说刘铁军是不就干过这个。他又严肃起来，说自己绝不会干坏事。说着说急眼了，工友可能也是半真半假地骂他，刘铁军说不过，突然抄起一把刀，往对方砍去。

好在工友用手挡了一下，没砍死，刘铁军被判了八年。

进了监狱，刘铁军因为蔫儿了吧唧的，更是经常受欺负，谁看他不爽，就是一拳一脚。狱警也对他不好。

刘铁军原来还多少有一些脾气，在牢里他一点脾气都没了，让干啥就干啥，什么都能做。他就想活下来，有一天能回家。

老老实实蹲了八年，一天没减刑，刑满释放后他到了家里，发现自己彻底成了外人。

八年家里发生了许多事，哥哥已经结婚，正准备搬家，对他冷冷淡淡。父母也觉得自己培养了一个坐牢的王八蛋，挺丢人，天天奚落他。

四口人里，唯一对他好一点的，是嫁来的嫂子。

哥哥搬家那天，刘铁军以为是要分家了，跪在母亲面前求她，这个家不能散，我没了你们就什么都不是了。

“傻逼，”哥哥在一边插嘴，“蹲监狱把脑子蹲坏了，人话都听不进去了。”

刘铁军气顶脑门，他说，我受了这么多苦，归根结底不就是因为你吗？

可是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他再把当年发生的说出来，父母也只是说，无所谓。他更愤怒了，为什么我哥犯了错就可以被原谅，我犯了错就被歧视？

一气之下，他拿起一把水果刀，扎进哥哥身体里，然后扭头就跑。

成为露宿者之后，刘铁军靠捡废品、干临活为生。以往的经历，把他推往人群之外，害怕一切穿制服的人。

2018年，他在露宿时，一个男青年靠近他，问能不能聊聊天？刘铁军看那人，没穿制服，看不出什么来头，便问，你是不是便衣，不让我在这待了我走就是。

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和风社工，可以给他介绍工作，办低保。他没听过社工，但感觉他们轻声细语，很有礼貌，确实和穿制服的不一样。那群人，通常是一脚把他踢醒。

张潇认识刘铁军的时候，同事告诉他，这老头为人老实，即便贫困潦倒，也乐于助人，买东西给比他更落魄的人，就是不太好接触。

张潇理解露宿者的小心翼翼，这很常见。

当年，他离开了那群访民露宿者，继续拓展范围，碰到的一般露宿也都警惕十足，吃喝可以，但不多聊。

建立信任唯一的办法是刷脸，隔三差五就去，让对方熟悉自己，慢慢才能有话。

露宿者告诉他，生活在城市会付出多少艰辛。他们大多数人是被迫露宿的，无家可归，只能栖身在桥下、地下通道、麦当劳。

露宿者也与乞丐有区别，他们在乎自己的尊严，天亮了要去拾荒、卸货、卖艺、看门，用劳动换取生存的资本。

不过，他们确实会有很多卫生问题，让自己不讨喜。

张潇说，接触时间久了，不用眼睛看，鼻子一闻就知道附近有没有露宿者。他形容，那是把鸡蛋和尿搁一个瓶子里，放一周时间，再打开的味道。

但一个人不干净，就意味着不能生存吗？

张潇看过他们溃逃的样子，慌慌张张，要在极短时间里，拾取能带走的生活物资。而驱赶者们，大声呼喝着，还有一分钟，准备清场！

有一段时间，因为有人怕他们睡在公厕里，所以他们连公厕都不能进去。

认识刘铁军之后，张潇发现，他唯一的爱好，喜欢买，想着有中奖的那一天。在张潇口里，他就成了，票爷。

足球队有票爷加入，这给了张潇信心，可以招募到更多的露宿者。他知道，二环路有段河边，聚集了十来个露宿者，可以去那里试试。

那有一个地下通道，有灯，小瓷砖贴在墙上。之前，七八个露宿者固定住在那里，还有三四个流动人口，偶尔会来。

领头的叫彭大哥，一口东北口音，但硬说自己是河北人。他说，自己在石家庄打了人，不知道打没打死，也不敢去求证，就在北京一直流浪。

他像是地下通道的家长，负责组织打理一切，白天去干活，赚点钱，晚上回来给大家买菜做饭。

但后来，地下通道被装了摄像头，这群人被赶走了。他们挪到了洞口，摄像头照不见的地方。但没待多久，又被举报，清理了。

最后，彭大哥想了一个法子，躲在天桥下。

早上四点他们生火做饭，赶在第一波晨练的人起来前，吃完饭各自散去，中午不吃，一直到晚上再回来，七点钟居民们也在吃饭的时候，他们赶紧吃完，就躲进自己铺盖里。九点多遛弯的人都散了，他们再出来活动一下。

张潇和彭大哥关系不错，曾经帮助他解决过桥下世界的老大之争，送走了一个年轻的露宿者。这次，他拿着机器人，想邀请他加入。

不过，桥下的地点又被举报了，找到彭大哥的地点在桥上。

张潇好奇，怎么跑桥上住了，不遮风不避雨的。

彭大哥说，住哪里都被赶，只有这里，地上小方砖中间有一条细长的青砖，这是两个辖区的分界线，住在这里，这个区的来了我就去那个区，那个区的来了我就去这个区，只要不在他们辖区就没人管。

寒暄一会儿，张潇拿出机器人，想让彭大哥参加进来，把露宿生活的真实状态告诉更多的人，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

但彭大哥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说，自己还有很多人要养，傻媳妇、坐轮椅的瞎眼老头，都指着自己干活赚钱，没时间去玩。

他的生活已经被逼到了死角，只习惯逃来逃去、担惊受怕的日子，很久没体会过，什么叫娱乐，什么叫快乐。

张潇找到了一个有洁癖的露宿者，满身是疑团。

一开始，他以为这是一个大姐，干干瘦瘦的，精神也有点问题，不太好沟通。问她叫什么，她说自己叫齐天，一听就是假名字。

她总是出入麦当劳，张潇原以为是去那里找吃的，但越观察越不对，因为十分钟就去一次，太频繁了，再怎么饿也有吃饱的时候吧。

最后张潇派了一个女同事跟进去，才知道齐天是去洗手。她老觉得自己手脏，脏了就去洗，洗得特干净才放心。冬天，一遍一遍洗，有没有护手霜，出门就冻，冻了再洗，满手都是龟裂。

和齐天的破冰就从她的手开始。她点名就想要嘎啦油，还非得是装贝壳里的那种。抹到手上了之后，她放松了下来，愿意说自己的事了。

张潇问，你一个人在这儿怎么活呢？她说，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男的，我老公。

齐天的丈夫王忠诚，一个中年男人，很腼腆。说是丈夫，其实就是半路夫妻，搭伙过日子，这在露宿者里很常见。

附近一个停车场的管理员给他们介绍了活儿，管理员上白班，他们上夜班，不给工资，但是给一个栖身之地，不会到处被撵。

齐天很愿意加入足球队。

张潇找了一个女社工，陪她一起训练。训练的地方在一个胡同里，无外乎熟悉操作，前后左右射门这些。

一开始还挺正常，但是突然有一天，齐天对这个女社工说，“我不想流浪了，我想回家。”

张潇问她，她也答不出理由，只说，别问我，我就不是想这么过了，我想结束这样的生活。

这时张潇才知道，齐天一直有身份证，但真名不叫齐天，她是齐齐哈尔人，也不是什么大姐，才30岁。

当初来北京是因为和家里闹别扭，以为北京好赚钱，怎么都能活。后来干了几份工作，发现自己啥也不会，又不想回家，就开始露宿街头。

张潇后来想，可能是因为她和女社工接触多了，想到自己也年轻，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她请求，现在就要走，立刻马上就走，如果现在不走，可能就永远走不了了。

没想到，仅仅让一个人看到生活的小小不同，她就可以脱离露宿，这更加坚定了张潇的信心。

但等人真的走了，张潇又有些许遗憾，球队少了一个稳定的队员，肯定会影响比赛，现在亟需补充新人。

新人竟然自己找上了门。

几天后，和张潇说，有个露宿的人，最近一直在楼下，是不是找你的。张潇下去找，原来是齐天的丈夫王忠诚。

直到齐天走了，王忠诚还是一无所知。等他察觉到不对，已经是几天之后了。

王忠诚想找张潇打听，但又不知道和风事务所在哪里办公，只能整天在附近地铁站转。

王忠诚见了张潇，才知道整个事情。他有点伤心，但很快看开了，说，“人聚人散，都是留不住的。”

他还说，自己可以参加足球队，“也算是帮我媳妇还个愿，当时答应你们的事了，参加就跑了，她不仁我不能不义。”

足球队找齐了六个露宿者，集训的第一天，已经是十一月，约定的时间是上午十点。

第一个来的是，他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到了。骑个三轮车，在楼下一拐一停，还挺潇洒。

王忠诚带着老耿一起来，那是他在街头找到的老兄弟。他俩都太客气了，缩着脖子，见人便点头哈腰，就差鞠躬了。

再之后进来的是李大姐。她凌晨四点就出发了，距离不算远，开车十分钟不到，但她是走来的，还拖着一个坏了轱辘的拖车，一点一点蹭过来。拖车里装着她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李大姐的理想是做家政工，但因为没有身份证，没人要她。

她最大的特征，是安静，一个人坐在那儿，没有任何反应，像雕像一样。

张潇跟她打招呼，她也就笑一笑，点点头。张潇说大姐别客气，小零食随便吃。李大姐还是笑一笑，点点头。

后来他才知道，大姐只跟女性说话，话也不多。

而则完全相反，那天他很兴奋，四处闲逛，和人搭讪，似乎自己是组织者，对一切都在掌握中。

最后到的两个是最年轻的露宿者，他们是一起来的，都迟到了。

但这还不是最令张潇生气的，他最生气的是，俩人进门一人一句——

“今天什么时候结束？”

“今儿有饭吧？”

看得出来，大多数人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来，有些纯粹是出于个人感情，有些就是来混饭的。人到齐之后，因为是第一次正式训练，很多人都刚见面，需要自我介绍下。

起的头，他说，我叫刘铁军，你们也没有必要记得住，知道我叫就行了，我跟他们非常熟，和风的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都叫我，你们叫我也行，我跟他们认识好多年了，这就跟自己家一样。

张潇才发现，原来也这么能说。

下一个是李大姐，她说，我叫李冬梅。笑了一笑，点点头，没了。

王忠诚和老耿也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背景，接下来就是那两个年轻人了。

其中一个人说，我叫王宗宝，我是陪崔奋来的。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看得张潇又气血上涌。

那个叫崔奋的人最后发言，他说，“My name is Jack, hello everyone, glad to see you. “

张潇愣了一下，全场都笑了，这是哪儿来的活宝？

最后来的这两位，都是北京人，本来不至于露宿街头，纯粹是太懒了。

张潇认识他们是在鼓楼附近。看见有个人在翻垃圾桶，他上去问，兄弟，是不是有困难了，晚上有地儿住吗，是不是睡大街？

没想到那人说，不是，我有房。

张潇不敢信，他又打量了一下对方，三十来岁，戴副眼镜，衣服鞋子都挺脏的，一看就很落魄，靠自己的经验看一定是露宿者，怎么可能有房。

后来他们约了一天，这位还真带张潇去家里了。就在鼓楼旁边，一个大杂院里，有一间大约五平米的小屋子。

屋子隔成了两半，里面大的租给了一个修空调的师傅，一个月600，外面的自己住。因为太懒，他不愿上班，就去街道办了低保，每月有1100左右。

但他觉得还是不够花，干脆多加100块钱，把自己那一半也租给了空调师傅。他每个月拿着1800，就在街上晃荡，开始露宿。

这人就是崔奋。后来在街上，他认识了几乎同他一样懒的大宝王宗宝。两人胃口很对付，就混在了一起。

崔奋管自己叫Jack，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最喜欢《泰塔尼克号》，里面有Jack给女主画人体素描的镜头。他想，自己是Jack就好了。

后来张潇大概了解到，崔奋和身世类似，都有一对严厉的父母。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争气，可他不是学习的料，还能怎么争气，太抽象了，够不到。

于是，他干脆不学了，人生也失去目标，自我放弃，成了Jack，逢人就说，自己给谁当过翻译，靠吹牛去争气。

在足球队训练的时候，Jack和大宝是最快上手的那个，但他们却一直在糊弄，正经话不交流，却特嘴碎，蔫话多。

分完各自的机器人后，蔫话就来了，“这东西怎么玩儿”，“这玩意儿能归我们吗？”“这贵不贵？”

别的人都跟着社工，认认真真学习怎么操作的时候，这俩人已经研究得特别好，玩儿的比谁都溜了。

Jack发现，如果同时按前和左不撒手，机器人就一直在转圈。他乐了，和大宝说，“你看这傻逼转圈呢”。俩人毫不在乎的样子，离张潇设想的相差太远。他认为，不管球踢得如何，至少得态度认真，才能达到最后的结果。

但不管他耐心劝说，还是大声训斥，都像是拳头打在棉花上。满屋子热闹，却没人懂他。

大家都熟悉操作之后，是分组对抗，做简单的攻防演练。王忠诚和老耿，加上李大姐分到了一组。一看，连忙说，自己要和社工一组。

好说歹说，他才同意三个北京人一组，开始第一次比赛。

张潇把办公室大厅的所有座椅都挪到了一边，留出一块空地，铺上一个自制的足球场，大约四平米，一边立着一个小门，红蓝两队各自领好了机器人。

开球。

他操作机器人很娴熟，带球很快，到了前场。王忠诚和老耿两兄弟磨磨蹭蹭，才上去防守。带球转圈，想把他们过掉。

李大姐还是安安静静的，机器人也像她，站在那没有动。直到社工说，让她往前往后，她才跟着指令，去移动。

Jack和大宝停在自己半场，还在那里原地转圈。社工让他们快往前走，Jack控制着机器人，一路杀向前方，超过了，超过了王忠诚哥俩，然后，一直出了场地，还在向前跑。

最后，直到超出遥控范围，机器人才停下来。

Jack把遥控器举国头顶，反手着拿，身体七歪八扭，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社工劝他，既然都来了，就好好踢，感受一下。Jack有气无力地说，我这不是踢着嘛。

倒是大宝不转圈了，可能是太无聊，他加入了球场上的战局。他喜欢抢球，不管是对手的，还是队友的，他都抢。

那种机器人为了操作方便，脚侧各有一个弧形的配件，组合起来像是大钳子一样。进攻的时候，球在钳子里方便盘带，防守的时候，钳子如果使用到位，可以把对方的机器人踢翻。

大宝发现了这个乐趣，就专门去把别人的机器人踢翻，足球赛成了摔跤赛。

上半场踢到后来，不干了。他问自己的两位队友，还玩不玩，不玩滚蛋。

那俩也不还嘴，就说自己不正玩着呢嘛。

到了下半场，这俩干脆不玩了，就往另一张桌子上一坐。原来快到开饭时间了，那张桌子上摆好了午饭。他们盯着那些饭菜，别人说什么也不听了。

吃饭的时候，气呼呼和张潇说，能不能换人，把地下通道的老彭换来，谁都比他们强。

张潇却没答应，他说，除非他们主动退出，否则自己不会放弃任何人，票爷您是队长，要相信自己能带好他们。

看着那俩活宝，已经风卷残云吃完，一抹嘴，第一个撤了。临走前说，下回有这个活动再喊我们来。

问题的爆发不仅来自内部，在外人看来，同样没人理解，露宿者踢球的意义。甚至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可想象的。

办公室的小区里，保安来过好几回，敲敲门，东瞅瞅西看看，说有人举报进了流浪汉，这么高档的小区，不能进流浪汉。

来的次数多了，张潇也懒得解释，让他们自己看。保安探出头，发现他们要找的那几个人正在踢球，感到不可思议。

走了没多久，换个理由，又来看一次。他们怎么都不信，露宿者真的只是来踢球？

没办法，张潇只能低调一点，让他们以后来的话，稍微穿好点，先走车道去地下车库，再从那里坐电梯上来，保安就看不到了。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有一回，两个物业带着四个保安来敲门，说有人从窗户往下扔垃圾，一定是这群流浪汉扔的。张潇让他们拿出证据，对方什么也没有，但就是不依不饶。

“人家欺负上门了，能怎么办，谈都没法谈，就骂呗。”张潇说，“最后他们骂不过了，又过来劝你，别生气，我们只是过来核查，我只能告诉他，核你麻痹。”

按照计划，足球队会训练6周，最后迎战救助站代表队，这是张潇有意安排的。

露宿者和救助站是关系复杂的两个群体，按理说，救助站管吃管住，露宿者可以随时求助，但很少有人愿意这么干，因为救助站会把他们送回原籍，而很多人并不想回去。

把他们双方安排在一起，是希望能互相放下芥蒂。尤其是对露宿者而言，要熟悉这帮人，在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有一条退路。

迎战救助站之前，露宿者们会先和社会上的志愿者进行一场比赛。

志愿者们通过网络报名，什么职业的都有。尤其是一个卖酒的小哥，引起了好几位露宿者的兴趣。几乎所有人都在和他聊，什么酒好喝。

Jack张口就来，我有钱那会儿，还喝过飞天茅台。当然，是没有人信的。

张潇在一旁，什么都不用干，几乎隐身了。他很欣慰，至少在这个场合，露宿者们能和普通市民一样，一起参加个业余活动，坐一块儿吹吹牛，交交朋友。

如果，他们的生活里能一直有这种东西出现，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虽然露宿者们输了，但那是一场气氛欢乐的比赛，也进了三个球。每进一个他都很兴奋，

这是一次美好的经历，张潇希望，这种氛围能延续到与救助站的比赛。但事与愿违。那天，露宿者们知道救助站的人要来了，都有点惴惴不安，也没人说话了，全挤在里面的小会议室里，不敢出去。

大家都从心里惧怕救助站。之前总爱表现的，此刻也大气不敢喘，总问张潇，“他们不会比赛结束就把我们拉走枪毙了吧？”

Jack也没有声音了，永远有一只手不知所措。

外面的办公室，是救助站副站长带队，一共六个人。他们一进门，就换了和风给他们提前准备好的队服。

他们显得很热情，看见了里面几个露宿者，还打招呼，咱俩好像上回在哪见过。可是没人敢回话。

比赛非常沉闷，几乎是救助站掌控了一切，露宿者们全无还手之力。

张潇最担心的不是比赛，而是双方会起冲突，怕救助站说一些话会伤害到露宿者，也怕露宿者会言语攻击救助站。

最后，比分是7：1，露宿者唯一进球的还是，只是不再有庆祝。

按照流程，比赛之后还有合影、吃饭。但就连Jack和大宝都说，不吃了，没事我们先撤了。

那时张潇以为，足球赛会以这样尴尬的方式结束，他最初的种种设想都失败了。但有些不易察觉的变化，已经在悄然发生。

比赛之后一个月，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出事，被封锁，新冠疫情爆发，露宿者们最难熬的日子来了。

那之后，街上店铺大批关门停业，废品捡不到了，食物也捡不到了，去哪里都要先扫健康宝，但大部分露宿者连手机都没有。

疫情的时候，张潇碰见过地下通道的彭大哥，坐在路边，都瘦脱了相。他问，彭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对方盯着他，眼神陌生，问，你谁啊，我认识你吗？

好一会儿，彭大哥才想起以前的事，他说，既然认识，我就不客气了，给我买一碗面。他又说，不是买个我的，是给那个坐轮椅的瞎眼老头，我认他做了干爹。

张潇在一座天桥底下见到了老头，也是什么都不记得了。他站不起来，撒尿就撒裤子上，冬天天冷，裤子都冻成了冰。

当初地下通道那些人，原本都散了，因为疫情又走到了一起，彭大哥把他们都养了起来。但他能力有限，大家几天才能吃上一顿。

他和老头说，如果你死了，我回头给你找个地儿，直接给你烧了，把你骨灰打个包，带回东北去。我也回东北了，不出来了，躲在老林子里，打野兔吃。但如果要是我先不行了，就先把你给弄死，也不让你这么受苦，咱在北京的这件事就办完了。

老头一听，不乐意，说，办什么完了，我是北京人，我不去东北。

张潇后来还见过王忠诚和老耿。他们现在有了三兄弟，磕头结拜。疫情的时候，他们轮流骑辆小黄车，去商场门口，求人给口吃的，靠这样活了下来。

足球赛对他们而言，像是一场梦，结束了，生活又回到原点。

Jack那对活宝，在赛后就消失了，偶尔还能在街上看见，但也形同陌路。

后来他听说，Jack因为露宿，在防控严格的时候经常被轰，警察一查他身份证，居然是110102开头，西城人，话里话外免不得损他两句。

他面子上挂不住，后来干脆躲了起来，住进了一个公园的建筑垃圾堆里，不愿出现在任何人视野前。

他们都在原地转圈，只有一个人，发现了另一条活下去的路，那就是。

在疫情刚开始时还有些钱，买了四袋馒头，路上看见老弱的露宿者，给这人一袋，给那人一袋，一瞅自己一袋都没了，干脆再饿了一天。

后来就不行了，他也艰难度日，尤其是脚，肿得厉害。

张潇最先是在街上看见他，一直建议他去救助隔离点，但他不愿去。后来疫情稍微缓和点，主动找张潇，说自己可能快死了，需要帮助。

他给张潇看自己的右脚，穿的是棉拖鞋，但右脚却无法从拖鞋里拔出来，脚底已经化脓，脓水把脚和鞋子粘在了一起，还发着低烧。

张潇劝他，这个情况就去申请救助吧，但说什么也不干。

这是因为，是北京人，按照政策得回到户口所在地，由街道办接回，通知家属。可是不想见他的家人，所以不愿接受救助。

他最后一次见母亲是十多年前了，他听说母亲病了，躺在医院。他也很多年没见过母亲了，想去看望，可是兜里只有十五块钱，拿不出手。

思来想去，他用这钱买了一个西瓜，抱去医院。

一进病房，就哭了。他说，妈，我对不起你，当儿子的没尽过孝道，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让你当妈，我一定好好当个儿子。

老太太完全不理他。

他又继续哭，妈，我错了，您原谅我吧，儿子现在没本事，兜里一共十五块钱，都买这个西瓜了。

老太太这才说话：“你不知道我不爱吃西瓜吗？滚蛋！”

从那以后，在心里与那个家彻底一刀两断了。他就是死，也不愿联系他们，所以才一直困在街头。

他本就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露宿之后更极端，只接触同类，因为有过案底，怕被查身份证惹麻烦，也抵触所有公办机构，包括医院、学校。

张潇想到唯一能救的，只剩下救助站。按理说，救助站不能救他，因为他们只救助外地来京人员，本市的需要由户籍所在街道接回。

张潇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去电话，说明了情况，并表示自己愿意承担后果。对方好奇，这是谁，能让你这么上心？

一听有戏，张潇赶紧说，还真不是外人，跟咱副站长一起踢过足球。

救助站签了一张条，被送进了医院。他以为自己要么是糖尿病，要么是“脚癌”，诊断结果是脚气真菌感染。

经过这件事，逐渐对职能部门放下了一些戒心。他原本认死理，非黑即白，害怕改变，只活在自己一亩三分地。

足球赛的经历，让他看到了自我之外的世界，并非都是要害他的，那些穿制服的也分很多种，有的现在还救了他一命。

病好以后，张潇借了点钱，建议他，给救助站送一面锦旗。

这是第一次进救助站，有几个社工陪着，还是很紧张。但对方收了锦旗，也没把他怎么样，就放松了。

这之后，张潇想顺水推舟，把的低保和公租房都办下来，结束露宿生活。没有反对，不再像以前一样，抗拒和穿制服的人打交道。

低保和公租房就是前后脚的事，以的条件，申请这些都很容易。但差点，又被搅和黄了。

2021年，排队等了一年，的公租房下来了。就在要入住的前几天，他突然说，房子给你们当仓库吧，自己不想去了，宁可睡大街。

他告诉张潇，一想到住进房子里，心里不是高兴，而是害怕。他觉得，住进去就是被关起来，没有自由。

张潇急了，谁关你了，钥匙在你手上，要去哪没人管你。

嘴上是这么说，但张潇心里清楚，这是露宿太久，留下的后遗症。要学会脱离街头，学会交水电费，学会和邻居相处，学会独立过上正常的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张潇刚认识那会儿，曾问过他，每天醒来，眼前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那时住在二环一个立交桥边上，他说，每天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桥上的盒子，人都坐在盒子里，离我远远的，和我没关系。那些盒子有好有坏，但都不重要，就是个盒子。

那时的他，困在自己的孤岛上，下不来。

2021年春节，是入住公租房的第一个年。张潇把和风这几年里，服务过的社工，不管离职没离职，都叫上去那里聚一聚。

张潇明显感觉到，高兴极了，这是他最有安全感的时刻，就像他真的有了自己的家，坐满了关心自己的家人，他希望这些家人永远不要再离开他。

直到现在，还想再去玩足球，但已经不太可能了。

张潇曾想借助足球赛，想让露宿者们被更多人看见，脱离露宿。确实，很多人知道了足球队，知道了，但脱离露宿的只有齐天和两个人。

剩下的人，有过改变生活的可能性，但可惜，这种可能来得太晚，也太少。

紧接着，政府提倡“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购买的社工服务大大缩减，和风的日子更加艰难。

以往，和风做个案服务，帮助一个个具体的露宿者。现在，个案服务没有了，只剩下间接服务，服务对象变成了管理露宿者的各职能部门，大家都坐在办公室讨论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张潇看到了喜感的一幕，大家的数据都说，自己的辖区没有露宿者，可是街上明明还有人。

为了生存，和风做了一些和露宿者服务不相关的活儿，只要能赚钱，只要能留下这些社工就行。

2021年11月9日，张潇和另一个社工，又来到了家里。屋里没几个家具，也挺乱，东西乱丢在角落里，保留了露宿时的习惯。

但说，自己已经适应了安稳的日子，冬天屋里有暖气，还能叫外卖，每天就是玩手机，看书，遛弯，生活太好了。

刚入住一段时间，他先是迅速变胖，肚子像充了气的皮球，但现在消退下去不少，白白胖胖，看着就健康，完全不像当初模样。

他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再拿起手柄，去踢踢球。

张潇想了一会儿，没想到好的措辞，只能如实告诉他，足球赛再也办不了了，没人陪你玩儿了。

怎么才能解决城市中的露宿问题？

张潇说，很遗憾，没法彻底解决。我们得正视，露宿就是一个社会现象。没有哪个办法是一劳永逸、可以适用所有露宿者的，粗暴的驱赶和遣送也一定不是。

这是因为，选择露宿的人，都是在生活中受过创伤，才有了这个结果。想让他们脱离露宿，只能一个一个解决他们的创伤。

他们像我们一样，有情感，有权利，即便是登不了台面的生活，也需要被人尊重。

这是北京另一面的样子，知道了之后，我无法对他们视而不见。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