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时年96岁的前苏联元帅亚佐夫与世长辞。

至此，所有的前苏联元帅都已驾鹤西去。

在一个月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曾接受普京的嘱托，特意慰问这位“老兵”，并向其授予了“为祖国立功”三等奖章。

在私下里，绍伊古也和这位前苏联的元帅私交甚笃。

这位前苏联元帅在未满18岁的时候，就已经扛枪走上了战场，曾经亲历列宁格勒保卫战，亦曾驻守过极寒的远东地区。

他荣辱一生，曾位居元帅，也曾被打入大牢，为苏联、为俄罗斯鞠躬尽瘁。

苏联解体后，亚佐夫并不受叶利钦的待见，直到普京当政，亚佐夫才感受到了军人应有的荣光。

在他80、90岁生日当天，普京都专程为其庆生，并向其授予了象征着军人无上荣耀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在临终之前，亚佐夫曾向俄罗斯媒体留下了一段录音，并要求媒体在其离世之后再公布录音 的内容。

在录音中，亚佐夫强调了普京的贡献，表示他无愧于俄罗斯领袖的身份。

此后，亚佐夫表示：中国道路是个人与国家结合最好的道路，俄罗斯应该向中国学习。

这段录音公布后，人们起初是惊讶，因为人们只知亚佐夫是一名军人，却不是他同样是一位洞悉时局的“学者”。

之后，人们便是感动，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元帅，至死都在惦念着自己的国家。

那么，亚佐夫对中国有着怎样的研究呢？他什么要劝普京走“中国道路”呢？

一、亚佐夫视角下的中苏合盟

尽管亚佐夫的职业是一名军人，但是他自幼就对中国颇有研究，甚至可以被称为一名“中国学家”。

亚佐夫是第一批主张从中国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军人，此外，作为苏联政府对华政策转变的见证者和当事人，亚佐夫和中国打了很多交道。

无论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读书时，还是在军队任职时，亚佐夫始终认为中苏关系和平向好契合两国利益的需要。

亚佐夫可以被称为中苏关系的推动者，他自豪于亲自访问中国，帮助苏联政府确定中国之行工作的范畴。

在担任远东军区司令期间，亚佐夫一直在考虑过去几十年间中苏关系不断变化的特点。

亚佐夫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构成了正常的中苏关系，对抗还是合作？

利益之争是否根深蒂固到阻碍了真正的和睦关系？

北京和莫斯科能否改善关系以改变亚洲甚至世界势力的平衡？

我们是否夸大了中美关系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呢？

围绕着这些问题，亚佐夫对中苏同盟的内部关系进行了客观的研究，并在访华期间表示：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一样存在矛盾，但是中苏友谊不可分割，中苏不该被割裂。”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宣布与国民党残余的“广州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天，中苏两国正式建交。

建国后不久，毛主席应斯大林邀请访问苏联，共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亚佐夫元帅对于这段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

“苏联迎来了意识形态上的新盟友”，“中苏将作为战略伙伴来制衡美国”。

在朝鲜战争当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苏联的战机有着密切的合作——苏联飞机帮助中国夺回了阵地的制空权，志愿军战士们则是为社会主义阵营而奋战。

在1958年的台海危机期间，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宣称：“攻击中国就是攻击苏联”，并称将对向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国家进行核武报复。

当时的亚佐夫正在军事学院学习，他认为，这两个事例表明，中苏同盟使得中国得到了军事的保障，而苏联则是巩固了国际影响力，中苏两国和则两利，友谊深厚。

亚佐夫认为，中国在科学人才培训方面和苏联同样有着携手前进的美好历史。

在50年代，有大约7000多名苏联的顾问在中国工作，这为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向工业现代化提供了更进一步的动力。

而中国投桃报李，在苏联面对危机时挺身而出。

1956到1957年间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即所谓的东欧危机。

危机发生后，苏共深感事态严重，于是邀请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与苏波会谈，协助解决问题。

亚佐夫认为，中国介入东欧危机绝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出于伟大的中苏友谊。

尽管两国在方法上发生了分歧，但是中苏两国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两者都希望阵营团结。

苏联主要在“强硬”和“怀柔”之间徘徊，中国的态度是限制苏联施加于阵营内其他国家的特权。

最后，中苏联合公报正式发布了关于阵营关系的协议：社会主义国家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列宁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之上的。

这份公报重申了1954年中印协议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亚佐夫认为，由于中国的调节，苏联和波兰的关系得到巩固，波兰国内及东欧紧张局势得到了缓和。

同时，中国解决阵营内部关系方案被采纳也提升了中国政府在阵营内外的声望，而且没有损害中苏联盟的团结，中苏友谊得以进一步巩固。

1953年，斯大林去世，标志着个别领导人对共产主义运动支配的结束，四个月后，朝鲜半岛的停火使中国摆脱了一个军事上的负担。

亚佐夫认为，上述两件事情对日后中苏同盟的影响非常明显，导致了中苏矛盾渐深。

但是，亚佐夫依然深信着中苏必须走上和谐向好的道路。

二、亚佐夫视角下的中苏矛盾

在当时由于“个人崇拜”的存在，只要斯大林在世，像中国这样缺乏经验的国家就得对克林姆林宫膜拜；只要朝鲜战争持续，就会使中国可能面临大规模战争，中国对苏联就有着完全且迫切的依靠。

但是，这两个条件的消失了，中苏的关系似乎不再像是以往那般紧密。

从经济方面来看，中苏同盟的经济互动主要体现在：贷款、“工业项目”、技术援助及贸易。

亚佐夫认为，如果中国偿还贷款，这会使得“中国对苏联的出口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是没有回报的”。

但是，中国仍然坚持着还清了贷款，这让亚佐夫感到惊讶，他认为中国在不断地走向独立。

对于中国的强大，亚佐夫并没有担忧，反而感到惊喜。

亚佐夫认为，中国的发展弱化了苏联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使中国在未来政策的决定上减少了对苏联的依赖。

他曾读过中国《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苏联还有一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对此，亚佐夫深表赞同，并且鼓励中国谋求真正的独立自主。

针对波兰事件，亚佐夫指出，毫无疑问中国对此持谴责态度，中国官方曾对苏联和波兰的对话进行警告说：“大国注意避免沙文主义，相对较小的国家避免民族主义，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团结无疑将会得到加强”。

中国在1979年宣布，不会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终止一年后恢复该条约，但也表示说随时准备无条件讨论中苏关系。

另外，东北地区和地区的贸易往来在中断十五年之后又重新开始。中苏之间的贸易额度虽然只是双方全球贸易的一小部分，但仍然在数量和质量上稳步增长。

双方对价值方面相互谴责的停止，被边境两端真实的生活所代替，这为两个面积和意识形态上如此接近的邻国敞开了更放松的关系的大门。

对于中苏产生的矛盾，亚佐夫表示：

这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大事情，中苏的关系必将紧紧相连。

在访华期间，亚佐夫指出：在军事领域，相对于早期苏联为中国提供完全喷气式飞机、足以复制苏联坦克和火炮力量的生产能力以及包括柴油动力潜水艇的海军核心技术，现在的苏联已经难以展开援助了，因为中国已经足够强大。

亚佐夫满含期待地表示道：在政治领域，两国仍然能够重现中苏同盟全盛时期宣称的“紧密团结”关系。

可惜的是，在亚佐夫访华不久之后，苏联便是宣告解体，而他本人也被迫下狱，完全地淡出了政治舞台。

直到普京登台，亚佐夫才逐渐走向公众的视野，享受到了军人真正的荣光。

不过，前苏联早已远去，年迈的亚佐夫也不再干预政事。在新世纪的开始，俄罗斯与普京的名字紧密相联。

普京被俄罗斯人称为继列宁之后，俄罗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

自执政以来，普京一直保持着60-70％以上的民众支持率。可见，普京的治国思想代表了当今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想。

普京社会发展道路的确立，是基于总结“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基础上。

在普京的带领下，俄罗斯迎来了由衰转盛的20年。

但是，远离政治的亚佐夫为何在临终前留下遗言，表示“俄罗斯要学习中国道路”呢？

三、普京道路

普京当政之初，扬弃了叶利钦时期的国家虚无主义，提出了以“国家”调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即媒体所谓的“普京道路”。

普京完全控制了俄罗斯的政治节奏。

在保护原有宪政格局的前提下，普京有效地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寡头经济势力和官僚腐败分子这“三大政治势力”。

普京还倚重中央的强力部门，构建起自己的权力基础：

通过强力集团，控制了俄罗斯的“强力部门”；通过圣彼得堡帮，控制了克里姆林宫；通过“统一俄罗斯”党，俄国会——杜马变成了普京的助手；通过温和改革派，普京得以推进其经济改革。

俄罗斯社会学家奥尔加·库留西塔诺夫斯卡娅在《普京先生的精兵强将》一书中，对此现象做了这样的解释——作为前苏联最有权势的强力部门，克格勃是苏联解体的最大“失意者”，克格勃近半成员、约30万人被迫“下岗”，其中约2万人受雇于“寡头”，更多的克格勃则陷入了贫穷。

普京的执政，使得克格勃的袍泽找到了归宿，开始全力支持这位同僚能有所作为。

作为普京的老乡、校友或昔日同事的圣彼得堡帮，是普京的第二大权力支柱，也是普京平衡、制约克格勃势力的主要力量。

在2000年的大选中，普京驾驶苏-27战斗机突然视察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等经典举动，出自于圣彼得堡帮的策划，这为普京当选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普京的带领下，俄罗斯人口出生率增长了18%，未成年人口死亡率在俄罗斯历史上最低。

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之时，俄罗斯经济连续5年稳定增长，成为全球经济继中国之后的又一大亮点。

在许多俄罗斯人看来，也许是天意——俄罗斯人该过上好日子了。

因为，普京的俄文名、姓和父称的头三个字母正好是“国内生产总值”一词的缩写，一些报刊往往就用此来代表普京的全称。

俄罗斯国内政治与行政学会委员莉利娅·舍夫佐娃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电话采访时说：“对许多俄罗斯人而言，普京能成功地给人们涨工资，这就已经令他们非常满意了。”

普京道路最大的特点是兼收并蓄，总体显得多彩繁杂甚至矛盾。

但是，看似平静的俄罗斯，却是暗流涌动，甚至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四、普京道路的缺陷与俄罗斯的未来

普京道路的一个中心任务是，加速经济发展，保证俄罗斯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

但是，这是现有的普京道路无法解决的难题。

俄罗斯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能源原材料出口拉动。联邦政府收入的30%和外汇收入的45%，均来自石油与天然气及其产品的出口。

目前俄罗斯的经济，仍然没有摆脱二十世纪90年代形成的能源原材料出口依赖型的发展模式。

前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曾说，俄罗斯一旦失去原料出口优势，“进口就会大大超过出口，这有可能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

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使得俄罗斯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此外，由于俄罗斯投资环境差、政策多变、行政腐败、社会治安不良以及证券市场不发达等不利因素存在，使得投资效率低，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

俄罗斯经济结构不合理状况，短期内很难改变，同时，阻碍着整个经济形成良性循环，这是普京面临的最大经济难题。

俄罗斯轻工业发展滞后，投资结构不合理。

投资不足使固定资产的老化率居高不下，目前老化速度仍高于更新速度。除有出口市场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外，大部分加工工业老化的生产设备将无力进行更新，目前淘汰比例为 20％。

行政障碍多、地下经济猖獗等问题使得失业问题难以解决，贫困人口仍高达总人口的29.4％。

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一方面存在着极富的人群控制着大部分的财产，另一方面还有大约 27%的人群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些偏远地区的居民，包括生活在远东、西伯利亚的人，仍处在艰苦的条件中。

雷厉风行的普京虽然使得一些不法寡头遭到打击，但“隐形寡头”左右经济的情况仍然存在。

重新全面实行国有化，会导致政治上的极度对抗，社会上会再次出现严重分裂，经济上则会受到严重打击，资本会加速外逃。

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普京总统并不打算，也不可能向所有大资本家宣战，即使是考虑到他们不太清白的过去。改变私有化结果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后果。”

因此，普京如何利用寡头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削弱、分化和控制寡头，仍是一个挑战。

垄断问题、行政权力膨胀和腐败问题，不仅仅严重危及到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还影响着俄罗斯的政局。

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半西方化的国家，历史转折关头的焦点向来就是政治，而在普京的改革中，政治层面的权力配置至关重要。

正如普京所说，“政治的艺术是在‘必须’和‘可能’的之间找到平衡。我们每次遇到的情况都是千差万别的。适应这样的变化，这便是一种艺术。”

普京希望出现两党制或多党制，并且相互之间产生竞争的局面，在现今俄罗斯社政治利益非常复杂多样的背景下，还是遥遥无期。

选民对普京本人的拥戴，仍是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取代的基本因素。

此外，普京的外交调整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心态都将产生影响。如果调整不当，还可能是普京执政生涯的一个陷阱。

美国《国家利益》发表俄罗斯问题专家特列宁的文章，他指出，俄罗斯在外交问题上，由于缺乏连贯的外交战略，与美欧中包括与日本的关系，经常受到“短期”和“务实”因素的指引，因此显得摇摆不定。

就普京的外交战略而言，俄罗斯现有的经济实力无法与其强国目标相匹配，现在的俄乌战争就是一大明证。

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利因素，甚至面临着致命的缺陷。

亚佐夫口中的“中国道路”看似美好，但是必须要适合国情。

面对俄罗斯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中国道路”未必行得通。

而且，普京对进一步深化俄罗斯经济和社会体系的改造充满信心。

对普京来说，“发展目的就是要使公民能丰衣足食。为达到这一目标，要采取负责任的步骤”。

俄罗斯的命运依旧掌握在普京的手中，而俄乌战争前景未卜，一切难有定论。

普京道路或许会带来奇迹，对我们来说，唯有静观其变。

参考资料：

《Бывший советский маршал Язов》

《戈尔巴乔夫、亚佐夫和军界》 戴尔·赫思普林 苏联问题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