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份，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土山屯村，考古工作者们正进行着一场针对汉墓群的抢救性发掘，编号为147号的墓葬吸引了考古工作者们的注意。

考古工作者发掘的琅琊墩式封土墓，147号墓便是典型的琅琊墩式封土墓

几名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了墓葬的封土和外棺，看到崭新如初的内棺，他们满怀期待，但随着内棺的慢慢开启，一块木板映入眼帘，考古人员犯起了嘀咕，为何内棺什么东西都没有？

原来这块木板是棺内顶部的盖板，能够隔绝空气，更好地保护棺内器物、遗体，但这一墓葬带给考古人员的惊喜远不止一处。

伴随着考古进度逐渐深入，墓葬出土了金龙玉席等珍贵器物，墓主人头罩珍品温明，口含“龙珠”身浸清水，其身份也渐渐明朗，是名为刘赐的县令。

与奢华的陪葬品相比，县令的身份耐人寻味，小小县令为何有奢华陪葬品？

这一切还需从发掘现场谈起。

（一）抢救性发掘，发现奇怪的墓葬

时间推回至2017年，这一年考古工作者们在土山屯村开启了针对当地汉墓的抢救性发掘，土山屯村在西汉时期隶属于琅琊郡，而按照史书《汉书》的记载，琅琊郡“秦置，属徐州”，墓葬群所在的古琅琊位置特殊，秦皇统一六国后南登琅琊，徙民三万户，修筑琅琊台，以观海望日。

琅琊台与张家楼同属于黄岛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土山屯村赋予了特殊的魅力，也使得考古工作者对东南沿海地区汉代封土墓怀着尤为重视的态度，去探寻土山屯村汉墓的真相。

2016年5月到2017年11月，经过两年多的挖掘，考古工作者们在土山屯村墓群发掘出178座古墓，包括汉代、东周等时期的墓葬，而汉代墓葬形制特殊、出土文物丰富，其中编号为147号的墓葬在发掘时让考古队员们大吃一惊。

2017年6月，因基建施工，考古队员们对汉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就包括编号为147号的墓葬。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考古人员们将墓葬的封土以及外椁清理出去，开始针对内棺进行发掘，但在发掘内棺时却大为吃惊，考古人员连连感叹，这真是一座奇怪的墓葬。

该棺椁的内棺崭新如初，宛如刚下葬一般，两千年的岁月没有为它留下清晰的印痕，整个棺椁保存得很好。保存完好的棺椁内部又将是什么景象？

考古人员对此十分期待，在打开内棺封盖后，考古队员却愣住了，为何棺椁内部什么都没有？原来里面还有一块木板。

木板隔绝了空气，有利于更好地保存棺内器物以及墓主遗体，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在这块木板移走之后，一汪跨越千年的清水映入眼帘。

棺椁内积蓄着大量的清水，因为清澈见底，棺内的器物一览无余，在清澈的水中，金色的光芒若隐若现，彰显出随葬品的奢华气度。考古工作者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开始对棺椁内的文物进行发掘，金器表面的灰尘被慢慢掸去，众多器物渐渐呈现出真颜。

金子在古代是贵重的金属，作为陪葬品出现在墓葬中，往往是墓主人身份与财力的象征。这激起考古人员更大的好奇心，想要探寻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在墓葬群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的其他较高等级的墓葬，墓主人身份均姓刘，他们借此推断，该墓群为刘姓贵族的墓葬群。

两千多年前，秦末农民起义加速了秦朝的灭亡，从起义队伍中崛起的泗水亭长刘邦最终战胜了西楚霸王项羽，定都长安（西安古称），建立了西汉，开启了刘姓汉朝的统治，因此刘在汉朝为皇族的姓氏。

但土山屯村的墓葬群与皇城存在着较远距离，远离汉朝时的政治中心，考古工作者们希望在墓葬中找到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其他物品，墓葬中出土的印章，成为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关键物证。

小小印章，揭示墓主人身份

在两汉时期，统治阶级制定了严格的官印管理制度，公印虽然能表明官员身份，但不归私人所有，也不能任意随葬。汉朝在授予官员官职或爵位时，存在着赐印绶（印信以及系印的丝带）这一环节，例如记载众多官制的古籍《汉旧仪》有载：“拜御史大夫为丞相，左、右、前、后将军赞，五官中郎将授印”。

而官员在离职时应还原印绶，例如西汉汉哀帝宠臣董贤在被罢免时就被收走印绶，此事载于史书《汉书》中：“哀帝暴崩……王莽入，收贤印绶，贤恐，自杀”。官印不仅与官员的荣誉相关，还可能为官员带去灾难，因为丢弃、遗失印绶会遭受相关惩罚。

《汉书》中曾记载着西汉外交家常惠印绶被偷的一件事，汉宣帝统治时期，常惠被汉宣帝任命为校尉，率领汉军守护乌孙军队，共攻匈奴。乌孙人在地理位置上北临匈奴人，汉时其疆域为西北边陲重地，常惠出使乌孙时，却被乌孙人偷走了官印、绶带、节杖，“自以当诛”，自认为要被诛杀，可见官印对官员的重要性。

因为汉代时期官员生前官印属于官府，不可作为随葬器具，故而一些墓葬中出现了明器玉印，以表明墓主人的身份，这种玉印作为明器是身份的证明，以显示墓主生前曾做过何等官职，147号墓中便出现了这种玉印。

经过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两枚玉印，分别刻着“萧令之印”和“堂邑令印”，两枚印章在制作时仿制官印，用墨书展现出墓主人生前的职务，表明墓主人生前曾经做过萧令以及堂邑令。

按照史书《汉书》的记载，“萧”是隶属于沛郡的一个县，而“堂邑”则是隶属于临淮郡的一个县，这些均表明墓主人的身份为县令。

但两枚墨书玉印仅仅能证明墓主人为县令，他姓谁名甚至仍旧存在着疑问。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们发现了墓主人脚边的木牍，木牍上面布满文字，文字是传达信息的媒介，它预示着墓主人的身份即将被揭开。

在后续的考察中，考古人员们发现，木牍记载着堂邑县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堂邑县的户口、田籍等内容，跨过元寿二年，我国历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木牍上出现的日期，见证着这批文物悠久的历史，承载着厚重的历史韵味。

真正揭开墓主人姓氏的是墓主人的个人印章，在这枚印章上出现了“刘赐”二字，证明墓主人的名字为刘赐。印章为龟纽，即印章被雕刻成龟的形状，两汉典章制度汇集《汉官仪》有载：“诸侯王，黄金玺……列侯乃至丞相……黄金印龟钮（钮同纽）”，这说明汉朝官印的一种形式为龟纽，且适用范围较广，上至王侯，下至乡官，均可使用龟纽。

出土的刘赐印印文圆厚，因为材质为铜印，所以呈现出方硬之感，其气韵与一般的圆浑质朴的汉印不同。

这枚印章的出土，驱散了笼罩在墓主人身上的身份谜云，为考古人员探寻更多历史真相提供了线索。

但遗憾的是，史书并未记载太多“刘赐”的生平，两千年时光倏然逝去，墓葬中大量的陪葬品，成为还原墓主人特征与生平的重要依凭。

在考古人员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众多珍贵文物的出土，为今人勾勒出一个富足、年轻但染疾的县令形象。

珍贵文物，还原墓主人形象

仿制官印的玉印以及墓主个人印章，已经让墓主人的身份变得清晰，但墓主人生平事迹仍是谜团，好在墓葬中有着数量丰富的陪葬品，借助这些陪葬品，考古人员们挖掘出更多关于墓主人刘赐的历史真相。

众多陪葬品中一件精美、贵重的器物吸引了考古人员们的目光，在清理墓主人头部位置的文物时，考古人员们发现了一件木盒，在队员们以往的发掘中，并未见过这种制品。

因为木盒上方积蓄着许多污泥，木盒的原貌一时难以还原。

为进一步还原木盒的原貌，考古人员们决定着手打捞出木盒，并进行清理，以探寻木盒原本的特征。长期的浸泡使得木盒没有原本那样坚固，这给考古工作带来的难度，但考古人员们胆大心细，利用水的浮力慢慢将木盒从清水中取出，既保护了文物安全，又给还原木盒原貌创造了良好条件。

木盒表层的污泥被逐步清理，一件光彩夺目的珍贵文物再度问世，它名为温明。

温明是古代的一种葬器，其作用是用来遮盖尸体，在土山屯村147号墓中发掘出的这件温明，被罩在墓主头上，是一种珍贵的遮盖物。

史书中关于温明的记载很多，早期可见于《汉书》，西汉权臣霍光在离世后，皇帝以及皇后亲临霍光葬礼，御赐的物品中便有“温明”。

隋唐历史学家颜师古引东汉经学家服虔的注曰：“东园处此物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悬尸上，大敛并盖之”。

随葬的木牍记载着随葬品目录，结合史书中对温明形状的记载，对照文献和出土实物，考古队员们确定了该物品正是史书所载的尸体遮盖物温明。

西汉时期权臣霍光为皇室外戚，权倾朝野，他是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异母弟，还是汉昭帝上官皇后的外祖父，可以说是皇室内部的重要官员。

霍光位高权重，其权力之高达到可以废立皇帝的地步，汉昭帝驾崩之后，因为膝下无子，霍光迎立刘贺即位，但随后又请上官太后废除皇帝，与群臣商议后迎立刘病已（汉宣帝）即位。

按照史书《晋书》的记载，生前享尽荣华富贵的霍光，在死后也获得重视，他被以皇帝级别的葬仪葬于茂陵，其葬礼之上配备了玉衣、黄肠题凑等葬具，还包含棺椁、温明等器物。

霍光特殊的身份使其生前死后获得与身份相应的优待，陪葬品温明等器物，彰显着霍光的高贵身份。

土山屯村同样出土了珍贵器物温明，能够体现墓主人高贵身份和强大的财力，值得一提的是，该文物造型考究，在温明上方盘踞着四只包金螭虎，螭虎是玉器中常见的异兽形象，螭虎纹饰在传统文化里是神武、力量、权势等象征。整个器物包金镶玉，纹饰精细，美感鲜明。

温明内外镶嵌着琉璃片以及玉璧，玉璧承担着祭祀上天的重要作用，古籍《周礼》有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因此玉璧常常出现在高级墓葬中，不仅独立出现，还被装饰在其他陪葬器物上，土山屯村的温明便是例证。

在温明的顶板、侧板上方镶嵌着琉璃片、玉璧，一些琉璃片上还有金箔进行装饰，包金镶玉的造型进一步提升了墓葬的华贵气质，让墓葬在细枝末节处彰显墓主人的贵族风范。

在清理了罩在墓主人头部的温明之后，考古工作者们还在墓主人的遗骸上发现了揭示墓主人体貌特征的遗物，以头部遗物为例，在清理过程中，考古人员们发现墓主人拥有近二十公分长的胡子，这不仅能证明遗体保存得较为完好，还佐证了墓主的男性身份。

头顶附近还出土了一把环首刀，汉代时期刀的形制具有独特的特征，刀柄首段被锻造成扁圆的形状，因此有 “环首”一名。秦汉时期，男子已经有佩刀、佩剑的风尚，在礼制的约束下，刀剑的质地、做工同样能反映佩戴者的身份、地位和经济实力。

刘赐墓的这把环首刀造型精致，刀的刀柄部分用金丝打造出精密的图案，奢华精致，造型华贵。

汉代时期环首刀的形制已经形成，它承袭了秦朝环首的基本构造，受到汉代冶炼技术的支持，提升了刀的机械性能，因此环首刀不仅是日常自卫武器还是主战兵器，另外衍生出了礼仪作用。

从刘邦建立西汉再度实现大一统，到汉武帝刘彻借助名将霍去病、卫青等抗击匈奴，一展大汉威严，强大汉朝国力的一个因素便是武器，汉代环首刀被用于战场，成为英勇将士们抗击外敌的利器。

随着时间流逝，汉代环首刀当年的锋芒已不复存在，但刘赐墓出土的佩刀散发着汉代环首刀的余韵，透露着汉代男儿们的雄姿。

随着水位逐渐降低，墓主人的遗骸渐渐显露在考古队员眼前，让人不解的是，墓主人的尸骨发黑，为发掘现场带去一丝诡异的气息，接下来的发现的一件文物，更是让考古队员们胆战心惊。

为了进一步探明棺椁中的遗物，考古队员们决定将尸骨移出进行更细致的观察，而墓主人的颅腔中隐约能看到一抹金色，和遗骸颜色相同的是，棺椁底部同样是漆黑一片，难以一眼看穿棺椁底部的文物样貌。

一位考古队员在发掘时触摸到一个滑腻、冰凉的球体，联想到颅腔中的那团黄色，考古人员认为这一球体为墓主人的眼球，而取出后才发现这个球体其实是金箔兽枕上的装饰物，后来掉入到了墓主人口中，成为他口中所含的“龙珠”。

考古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各种出土的器物均证明墓主人的身份不同凡响，他财力雄厚，有温明、环首刀等珍贵文物作为陪葬品。

在逐渐清理了表层的陪葬物后，考古人员们的重心渐渐向墓主遗骸以及棺椁底层文物转移。

墓主遗骸，显示墓主人的病症

数千年的时光已经让墓主人的肉身随着岁月消逝，仅留下牙齿、头骨等遗骸，根据牙齿、骨盆等遗骸，研究人员断定，墓主人离世时的年龄并不大，仅有四十岁左右，身高约为一米六三，体重约为一百三十多斤。

遗骸潜藏着墓主人基本的身体特征，在研究人员的谨慎观察、推测中被还原成相关数据，也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体状况。

在更细致的观察中，研究人员发现，墓主人骨头存在一定的病症，判断墓主人患有弥漫性特发性骨质增生（DISH），病症常见的表现是脊柱疼痛、椎骨僵硬，身体上的病痛让墓主人的形象更加立体。

年仅四十余岁的墓主人虽然财力丰富，有大量珍贵器物陪葬，但他疾病缠身，英年早逝，未能颐养天年，生命戛然而止，给自己留下了遗憾。

在棺椁底部还发现了更多精美的文物，形式各样、纹饰丰富的琉璃瓦片露出真身，出现在陪葬品清单中，考古人员们便看到了玉片这一器物，但让人意外的是，整个棺椁底部铺满了玉席，它被腐朽的丝织品掩盖，在后续的清理过程中焕发新生。

古人对玉石的崇拜由来已久，玉石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拥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史前先民已经将玉石作为艺术创造的媒介，玉石成为艺术、文化的载体，例如良渚文化玉器里的特殊制品玉琮，凸显先民对玉石美感的认可与创造力。

汉代在丧葬形制中同样重视玉的礼制作用，在汉代墓葬中曾出土过玉衣，它是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的殓服，可见皇亲贵胄对玉石的重视。

与金缕玉衣等玉石制品不同的是，经过细致观察，考古人员们发现，这个在木牍上被记载为玉片的器物，实际上并非玉石，而是琉璃，不是先天的玉石材料，而是经过人工铸造的琉璃，当时的人们认为它能够当作玉进行使用。

铺满棺椁底部的玉席有着庞大的用料，同时上方还镶嵌有金箔，彰显出陪葬品富丽堂皇的气质。

出土的文物以及墓主人的遗骸，刻画出鲜明、立体的墓主人身份，他生前曾在两地担任县令，生活富足，财力雄厚，但是却疾病缠身、英年早逝。

他墓中众多造型精致、质地华美的陪葬品，似乎与他县令的身份相悖。由此考古人员们推断，墓主人刘赐墓葬的繁华，可能并非与其县令身份相关，而是与他刘氏贵族的身份有关，但事实如何，仍待更多史实佐证。

刘赐生活在西汉晚期，经过西汉前中期恢复经济、巩固政权，西汉曾创造出繁荣盛景，朝廷力克匈奴，国家人民富足，而封建社会的礼制发展至西汉晚期也日趋完善。

经过周朝的酝酿、秦朝的继承，再到西汉的稳固，西汉礼制稳定且繁荣，而刘赐墓的豪华风貌与华美气象，便是西汉礼制的缩影。

经过考古人员们细致、谨慎的发掘工作，一位身份尊贵、财力雄厚的县令形象得以还原，墓葬中的他口含“龙珠”身浸清水，向后人“诉说”着大汉的繁荣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