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裁判正直的有哪些人(“做人要做正直的人”怀念我父亲、已故老足球裁判员邓效良先生)

图说： 邓效良先生

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我父亲邓效良因患尿毒症，医治无效，以八十八岁的高龄离开了我们。父亲生前是中国足球裁判界元老、新中国第一代国家级足球裁判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上海市分会委员、上海市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副主任。在先父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我将一枚铮亮的银哨和一支磨旧了的钢笔，放在他的骨灰盒上。在先父六十年的足球裁判生涯中，他曾经吹哨执判一千多场国内和国际足球赛；而这支钢笔，则陪伴着他笔耕大半辈子。这两件珍贵的物品，渗透着他对中国足球裁判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全身心的奉献，也寄托着我对他的思念和情怀。

我遥望大洋彼岸的祖国，那里是父亲长眠的土地。我深情地热爱和眷恋那美丽的故乡，我衷心地祝愿她繁荣昌盛，蒸蒸日上。我的耳边常常响起我父亲生前的铿锵话语：“吹哨功夫在于做人”，“做人要做正直的人”。父亲的教诲，道出了吹哨与做人的关系。今天，我写这篇文章以纪念我的父亲，对当下纠正社会时弊，克服不正之风，净化绿荫场地，会让大家萌生些许的思考和启示。

全心奉献裁判事业 吹哨执判六十春秋

我父亲邓效良，祖籍广东番禺，一九零八年出生于上海。他自幼喜爱足球，五、六岁就踢小橡皮球。在上海广肇义校念小学时，即是小足球队队长。在上海圣芳济中学读书时，他对足球更为迷恋，被入选校足球队并担任足球队干事。一九二七年，父亲进入英国人经营的英美烟厂（后改名为颐中烟厂）担任高级职员，随后经他发起并由厂方出资筹建组成“英美烟足球队”（后改名“颐中足球队”）。该球队当时在上海地区称雄一时。不久，我父亲又入选当时由广东籍青年组成的“岭南足球队”，司职前卫。在他二十五岁时，改从裁判，担任足球绿荫场的“黑衣法官”。从此，父亲凭着对足球事业的满腔热血，开始全身心地倾情投入那长达六十年的足球裁判生涯。

我父亲虚心向前辈学习，努力钻研足球技战术和比赛规则，不断提高足球裁判业务水平。一九三三年他考入上海中华运动裁判会足球组，开始担任当时上海甲级足球联赛和一些重要比赛的裁判任务。一九四五年，他当选为上海足球联合会副理事长。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以主人翁的姿态和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足球事业。一九四九年，上海市体育筹委会成立，他当选为筹备委员，主要负责足球裁判组的工作。随后，他先后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上海市分会委员，上海市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中小城市足球锦标赛裁判长，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全国足球分区赛和国际足球赛的裁判工作。直至一九六八年，父亲年事已高，挂哨退居二线，从事足球裁判的组织和培训工作，并积极为打好中国三大球的翻身仗献计献策。

我父亲先后担任全国各级足球联赛正、副裁判长十七次，仲裁委员十五次，考试委员八次，并多次担任有关比赛和委员会的考核、审批、评委、观察员等职。他在足球裁判生涯中，多次受到国家、上海市、杨浦区等有关部门的表彰，国家体委曾经授予他“国家级荣誉裁判员”的光荣称号。他在上海卷烟厂工作期间，曾经担任厂工会主席，组织和协调全厂几千员工的体育和文艺工作。父亲曾经连续当选为上海市杨浦区第四届、第五届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四十年代，我父亲在上海精武体育会担任副总干事，并亲自参与创建上海精武体育会足球队（前身为“青白足球队”）。他积极物色人才，先后罗致了一批生力军，如陈成达、方纫秋、郑德耀、陈福赉等人，这些生力军随后均成为驰骋活跃在中国足坛风云的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上述四人曾经都是五十年代中国国家足球队的主力队员。父亲曾经先后为三十多期上海市、区、县、高校足球裁判员培训班讲课，并作现场辅导。他先后培养了五百多名足球裁判员。我国著名的国际级足球裁判员臧志林、徐炳胜，以及优秀的国家级足球裁判员邓耀坤、李致富等人，皆出其门下。

我父亲为中国的足球裁判事业笔耕不辍。他对足球裁判规则的研究，有较深的造诣。他先后为中国足球协会编写《足球裁判员》（一九八四年版）一书，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和《上海体育史话》撰写上海足球裁判发展史资料。父亲具有较好的英语基础，他致力于向广大足球裁判员介绍国外的足球裁判新技术和国际足联的新规则以及最新动态。早在一九七八年，父亲对《国际足联手册》英文原版中“踢点球”或“罚点球”这两个不同的动宾词组进行了精准地转译。他首次在中国足球裁判界使用“罚点球”取代“罚球点球”这一关键术语，并作为内部资料及时发送给当时全国二级以上的足球裁判员。这足以说明在他的翻译文章中，其措辞之把握、文风之严谨和翻译之到位。父亲曾经最早把足球比赛中的各种暴力行为，将其英文的内容面面俱到地翻译成恶劣行为；并指出运动员在比赛中的严重犯规或恶劣行为，主裁判虽然都必须以红牌处罚，但是两者之间是有严格区别的。他单独翻译或与他人合作翻译的外文足球书籍和国外足球裁判技术资料，达数百万字。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新中国足球裁判事业的腾飞，为打好中国三大球的翻身仗，作出了自己积极的贡献。其中，著名的英国足球国际裁判员杰克・泰勒撰写的《论足球裁判》一书，以及《国际足联手册》、《国际足球竞赛规则》、《足球裁判员注意事项》等书，经父亲翻译均已先后出版问世。此外，英国足球裁判会秘书雷格佩因根据足球竞赛规则、国际足联理事会决议和国际足联历次发表的备忘录，所编写的《足球规则问答》（原名《足球裁判员测验问答》）一书，经父亲和他人合作、整理、翻译，已陆续刊登在七十、八十年代的几乎每一期的《足球》报上。在父亲的每篇翻译文章里，都承载着我（们）对他的思念和情感。

图说：八十年代的足球裁判邓效良先生

不畏强暴秉公执法 吹哨功夫在于做人

我父亲生前常说：“吹哨功夫在于做人”。他还经常教诲我们：“做人要做正直的人”。他为人极其随和，人缘很好。但他在绿荫场上，却一身正气，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在旧中国，作为一名正直的足球裁判员的他，经常要受到各种黑暗势力的欺负，威逼利诱，排斥谩骂，暴力攻击，无所不至，其人格受到严峻的考验，有时甚至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在旧上海，他曾经因对一场足球赛的公正执法，结果被输球的上海黄浦区自卫警团足球队殴打成伤。

“做人要做正直的人”，这是父亲对我的教诲，也是他的人生信念。正是这样的信念，给了父亲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敢于面对黑暗势力的威胁，认真吹好每一哨，判好每一场比赛。父亲回忆起这段触目惊心的往事，不由感慨万千地说：“足球裁判员在足球场上犹如法庭的法官，要忠于职守，要执法公正。在竞技场上，一定要遵守公平竞争的体育道德和精神。作为足球裁判员，在场上该吹的一定要吹，该罚的一定要罚，一丁点儿也不能徇私和马虎”。父亲每每说：“吹哨功夫在于做人”，“做人要做正直的人”。一语道出了吹哨与做人、执法水平与道德品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图说：四十年代的足球裁判邓效良先生

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敬业精神培育新人

我父亲怀着振兴中华体育事业的严谨的敬业精神，倾注极大的热忱来培养我国年轻一代的足球裁判员。他总是身体力行，不但言传，而且身教，做好传、帮、带，将自己多年来的切身体会和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足球裁判员。在足球裁判员培训班里，他经常告诫年轻裁判员：“想要吹好哨，先要学做人”，“做人要做正直的人”，要坚持做人的底线和恪守道德的准则，要经得起球场内外的各种诱惑和干扰。他还要求年轻裁判员在绿荫场上，跑动要积极，反应要敏捷，判断要果断，执法要公正，做到大公无私，既严格又合理。他对裁判员的跑位路线和手势动作，甚至吹哨声的长短，以及裁判员同巡边员（助理裁判员）的配合等细节，都作出详尽的解释和说明。在培训班里，父亲坚持亲临讲课，更注重和实施现场教学。对于足球裁判业务中，涉及到“有利”、“越位”、“造越位”、“假摔”等难度较大的执法内容，他都亲自示范，讲解到位。他在绿荫场上，结合实例，循循善诱地帮助年轻裁判员正确地把握吹哨的“火候”和掌控判罚的尺度，收到很好的效果。挂哨退伍后，父亲虽然不再上场吹哨执判，但每次都提前赶到球场，亲力亲为地与当值裁判员一起在绿茵场内，仔细检查比赛用球的重量和球网、边网的结实度、逐一校正角旗的位置以及认真观察赛场底线和边线的清晰度，并参加有关赛前的裁判小组会，帮助年轻裁判员一起分析球场上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父亲经常说，一场足球比赛的观赏性，不仅取决于运动员的竞技发挥，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裁判员的执法水平。裁判员的执法正确与否，不仅影响到双方运动员的公平竞争，也关系到足球比赛的顺利进行。

在上海市、区、县、高校足球裁判员培训班上，父亲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从不缺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报酬。记得一九八四年的夏天，年近八旬高龄的父亲，冒着上海连续十多天的高温天气，放弃中午休息时间，坚持奔波在上海足球裁判员培训班和绿荫场上，辅导和帮助年轻的足球裁判员。有人对他说：“人家退休发挥余热是有报酬的”！可是，父亲诙谐地回答道：“我是怀着对足球事业的热爱来发挥我的余热。看到年轻裁判员的成长，这是我最大的快乐，这也是给我的最丰厚的报酬”。同样，他把编书和翻译所得的稿酬，全数分发给所有参加撰写、校对、整理稿件的每一位同伴。他常说：“工作是大家做的，成绩和报酬当然属于大家”！

精神文明竞相争艳 期盼中华足球腾飞

“做人要做正直的人”，这是我父亲对人生的一种诠释和一种期许。父亲对中国足球裁判事业的无私奉献、执着追求和杰出贡献，得到了祖国和人民的充分肯定。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二日，在上海市足球协会庆祝父亲八十岁寿辰的宴会上，上海市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上海市分会和上海市足球协会的有关领导，上海足坛宿将，著名足球裁判员，上海各区、县、高校的足球裁判员，各方面媒体以及上海各界人士，数百人与会祝贺。体总上海分会、上海市足球协会、上海虹口体育场和上海精武体育会等单位，在宴会上向父亲赠送纪念礼品。父亲执法公正、忠于职守、无私奉献的精神，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誉。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更使父亲难忘的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上海虹口体育场接见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当时上海体育界知名人士。当周总理得知父亲是位饱经风霜的老足球裁判员时，便热情地走上前去同父亲亲切握手，并问他当了这么多年的足球裁判，有些什么体会。父亲当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而，周总理对中国足球的关心和期望，始终激励着我父亲不断前进在中国足球裁判事业上。

图说：八十年代的足球裁判邓效良先生

我父亲生前十分关切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为中国体育事业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同时，也为中国足球运动始终未能突破“瓶颈”状态而痛心疾首。依他所见，竞技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体育工作者的道德水准和文明修养。他还认为，足球运动更是一项整体性和对抗性比较强的体育竞技项目。运动员踢球也好，裁判员吹哨也罢，其水平的高低固然需要技战术和体能的发挥，但至关重要的是每一个运动员和每一个裁判员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足球运动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面很广，受制于很多因素，亟待综合治理。体育精神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而我们期盼的体育竞赛是更公平、更公正、更阳光。为此，这不仅要求每个足球运动员和每个足球裁判员必须保持其基本的职业操守和做人底线，用社会认可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约束自己。切实遵守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这需要充实所有足球从业人员的精神食粮，更需要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和监督。父亲和我坚信：中国足坛的精神文明之花定会竞相争艳，足球绿荫场上的阳光定会更加灿烂，中华足球事业的腾飞定会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