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卡诺萨的闹剧结束之后没多久，帝国和教廷之间的关系又恶化了。教皇认为自己有责任再次对皇帝处以绝罚，继续谴责帝国派的教会势力，皇帝的敌人们也因此又获得了斗争的动力。皇帝做出反击，派兵攻打格列高利，还支持自己的教皇候选人成为克雷芒三世，以代替他口中的"假修士"伊尔德布兰。

格列高利不得不逃离罗马，直到1085年离世时都未能获得正名。据说在临死前，他引用了《圣经·诗篇》第44篇第7节那节被《圣经·希伯来书》第1章引用的经文："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在格列高利口中，原本鼓舞人心的经文带上了悲剧色彩："我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然而正因如此，我在流浪中结束了生命。"

改革运动在大众层面的成果，对上层的影响，大量出现的修会

和之前的帕塔立尼运动、"上帝的和平与休战"运动一样，改革运动在大众层面获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没有必要像某位历史学家那样，将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改革愿望与精英教士阶层对教廷的改革区别开来。另外，教廷改革不能简单等同于教皇权威的扩张，也不能简单地说，后期的和平运动将百姓和教士对立了起来，因为据说教士们利用百姓对和平的渴望，把对自己权利的认可强加在乡村居民身上。

不过，大众层面改革的成败轨迹和上层斗争的结果是不同的。格列高利失败了，于1085年在流浪状态下去世，而法王腓力一世和匈牙利国王拉斯洛一世等君主是否会遵守俗人不得授予圣职的教廷禁令，也很难说。然而，基督教世界中的其他属灵复兴力量却没有因此遭到削弱。

有不少建立时间较早的修会都顺应复兴浪潮，强调起传统的灵修和属灵操练形式，比如与勃艮第的克吕尼隐修院或摩泽尔河畔的戈尔泽隐修院关系密切的修会。其他一些神职人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教士团成员，则在修会中遵循调整过但更严格的规矩。奥古斯丁隐修会（奥斯丁会）的教士团成员可能是这种新情况最著名的例子。但学者们更关注的是另外两方面的发展。

第一个方面的发展是，在主教叙任权之争开始后的一个世纪里，修会数量迅猛增长。我们知道当时人们建立了数千座男隐修院，具体数字还有待学者综合各项资料得出。

由于文献质量不佳，因此我们很难确定女隐修院的具体数量，不过根据一种传统的估算方法，在1070到1170年间，女隐修院数量也猛增了四倍之多。

举例来说，塞诺内是法国北部的一个小地区，小镇桑斯就位于那里，如果有人在1170年去那里，就能看到许多年代久远的宏伟教堂和隐修院，其中一些建筑，比如本笃会的圣皮埃尔勒维夫隐修院，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法兰克人刚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时代。

1070年时，这些古老教堂还像几个孤独的巨人一般屹立在大地之上。到了1170年，大批新建的基督教建筑已经彻底改变了当地的景观。在通往塞诺内的乡村道路上，一座座尖塔高耸入云，各式各样的十字架立在屋顶上，这一切都是12世纪人们虔诚之心的物质明证。

另一个引起历史学家关注的变化与隐修院数量的增加不无关系，那就是全新修会的出现与发展。新修会包括加尔都西修会、熙笃会和普里蒙特利修会。当时，绝大多数新建立的修会都强调组织制度简化与个人禁欲。这些修会也崇拜圣母马利亚，但崇拜圣母的方式发生了变革，崇拜的人也增多了。

这种信仰固然立足于古代的先例，但也符合当时的潮流，人们越来越看重耶稣的人性，更多地注意到婴儿时期的耶稣，也强调他肉身的脆弱，因此出现了感性描述圣母马利亚与圣子关系的强劲势头。

12世纪时，关于圣母及其关怀凡人的故事不断涌现，其中就包括她奇迹般介入凡人生活，保护他们的信仰与道德准则不受异教、乱伦和犹太教威胁的内容。

此外，当时的人也强调圣母的代求者角色，相应的艺术形式和崇拜方式也成了主流。颂扬圣母的祷文与赞美诗突然大量涌现，其中包括《万福马利亚》这篇需要手持玫瑰念珠（马利亚被喻为玫瑰）吟诵的祷文，这篇祷文在12、13世纪之交通过另一个新生的修会得到了普及。

赞美祷文的巅峰之作则是13世纪的《圣母悼歌》，这首感人至深的赞美诗表现了圣母目睹其子在十字架上痛苦死去的过程。1084年，第一个加尔都西修会的隐修院由圣布鲁诺在格勒诺布尔主教的支持下兴建，被称为大加尔都西隐修院。

布鲁诺将这座隐修院建在阿尔卑斯山区，复现了基督教会早期"沙漠教父"与世隔绝的修道环境，也着重模仿了这些修士在物质上自给自足的精神。

布鲁诺写到在这里，我们努力，是为了得着明亮清澈的眼睛，看见新郎耶稣如何为了爱的缘故受伤，看见上帝。在这里，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中获得心灵的闲暇，在无言的劳动中获得真正的安宁。在这里，上帝将奖赏给了他的赛跑者，就是世人所不知道的平安与圣灵中的喜乐。

跟古代埃及修士团体一样，加尔都西修会在很多方面更像结构松散的隐修士联合体，而非有严格章程的团体。加入修会的大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成年人。他们渴望隐居，希望避免与"世界"接触，鼓励并践行沉默的修行。修士们虽然没有彻底拒绝集体活动，但也将活动减到最少。

在加尔都西修会名下庄园工作的人们，连非神职人员都得有庶务修士的身份，都要遵循修会的规矩。更准确地说，这些人可能也希望获得庶务修士的身份，因为他们也渴望远离世俗，只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够或自感不配而没有宣誓成为正式修士。

加尔都西修士圣洁的名声广为传播，但他们严格苦修的生活限制了修会隐修院数量的增长。熙笃会的第一个隐修院建立在勃艮第境内的西多。这座隐修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98年，此后修会的每一座教堂都献给了圣母马利亚。

和加尔都西修会一样，熙笃会的成员们希望重现早期基督教修士那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特意将他们最早的隐修院建造在了远离道路的地方，并且亲手劳作，清理出建筑用的空地。他们也去除了传统敬拜仪式中浮华的部分。熙笃会的教堂、装饰品与服装都十分简单，他们不用金器，也不用多色的器物。

修士穿纯白色衣服（他们因此得名为"白衣修士"），外罩软布织成的宽大黑色短肩衣。熙笃会在欧洲的传播比加尔都西修会成功，因为熙笃会修士的生活方式不那么与世隔绝，他们也比较愿意接受年轻人，此外，熙笃会著名成员克莱尔沃的伯尔纳也为修会吸引了许多的新成员。到1150年时，熙笃会已拥有超过300个附属隐修院，分布在基督教世界的各处。

这些隐修院大都拥有庶务修士，这些人清理土地、耕种作物、放牧羊群，要么和修士一起工作，要么为其服务。受熙笃会简朴虔诚生活方式吸引的有男性也有女性。一名男性教会人士在1150年前后写到，女人们"凭借其自由意志，踊跃积极、满怀喜乐地加入了许多青壮男子都不敢加入的熙笃会。

她们放弃了亚麻与毛皮，只穿朴素的羊毛束腰外衣。这些人不仅做纺织一类的女性的工作，还走到户外，用起了斧头和锄头，松土、砍树、清理树根、披荆斩棘，默默地用双手勤勉劳作，获取食物。她们凡事效法克莱尔沃的修士，正如主所说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1150年时，她们的确是在"效法"。

熙笃会的首脑不愿意在内部建立女性分会，不过后来还是在教廷压力下建立了女隐修院（隐修院里也有庶务修女）。修女院和修会的其他隐修院都要接受定期巡查，以保证修士、修女、庶务修士、庶务修女的行为符合道德标准。普里蒙特利修士团的历史则较为复杂。

修士团由克桑滕的圣诺贝尔特在1120年建立。在经历了属灵觉醒后，诺贝尔特摆脱了追名逐利的生活，他所建立的修士团采用改良后的奥古斯丁修会规则，从一开始就欢迎神职人员和男女平信徒加入。

圣诺贝尔特在法国北部的普里蒙特利建立了第一个修会社团，他布道很有魅力，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自己在教会中也获得晋升，最终以马德堡大主教的身份殁于任上。在建立修会时，诺贝尔特会先在当地激起百姓的信仰热情，再建起距离很近的男女隐修院，让修士和修女在同一个教堂中敬拜。

在诺贝尔特于1134年离世之后，这样的组织方式不再受人青睐，修女的重要地位也逐渐成了历史。普里蒙特利修会的入世程度始终高于加尔都西会和熙笃会，他们特别关注穷人的需要。

旧修会的复兴和新修会的扩张

宗教领域经历的动荡和冲击体现在旧修会的复兴和新修会的扩张上，前面提到的加尔都西会、熙笃会和普里蒙特利修会只不过是诸多修会中的代表，这几个例子足以证明整个教会有多么渴望复兴。正因如此，尚未解决的主教叙任权之争让秉持原则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都心有不安。

冲突引发的暴力正说明有必要尽早达成和解。不过，帝国和教廷想达成协议，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格列高利七世于1085年离世，皇帝亨利四世暂时占了上风。然而，他和他所支持的敌对教皇很快遇到了新的对手——改革派的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他将登上圣座，积极开展行动，提升格列高利派系的地位。

不过，乌尔班并非格列高利的后人。格列高利七世的继任者德西迪里厄斯在欧洲德高望重，他是蒙特卡西诺隐修院的院长。德西迪里厄斯所在的隐修院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极负盛名，其建立者圣本笃是欧洲隐修院建设的重要发起者。德西迪里厄斯成为教皇后改名维克托三世。

维克托三世注定无法长期拥有教皇的三重冕，在病榻上，他为一位时年65岁上下的法国人祝福。这名法国人担任多个重要的教会职务，其中包括兰斯副主教和克吕尼修会副会长，在格列高利七世手下，他还担任了奥斯蒂亚的枢机主教一职。

维克托三世死后，这名法国人成了教皇乌尔班二世。上任之初，这位新教皇便踏上了不寻常的旅途，以重新组织起教廷的事业。为此，他冒险进入罗马城，此后又去而复返，来往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各个角落，召开多次宗教会议。在其中一次会议，即1095年的克莱蒙会议中，乌尔班二世首次以派兵支援被Muslim困扰的东方基督徒为主题布道，最终促成了十字军运动。此后，他又以同样的主题进行了一系列布道活动。

此外，乌尔班还邀请基督教世界中最有智慧的人、他从前的导师圣布鲁诺前往罗马担任顾问。最后，这位教皇还对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的支持善加利用。玛蒂尔达是北意大利地区很有权势的女继承人，热心拥护教会改革。教皇安排她与亨利四世的主要对手巴伐利亚公爵韦尔夫结了婚。尽管敌人十分强大，但皇帝亨利四世依旧坚持主教应由帝国皇帝授予职权，也坚定认为在他庇护下选出的教皇才是正统。

在经历了多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双方都不愿意达成妥协，因此，德意志还得经历多年的动荡。1099年乌尔班的去世本可能成为解决争端的良机，然而，很快传来了十字军攻克耶路撒冷的消息。面对这一奇迹般的事件，有人认为这正说明十字军的发起者乌尔班才是真正的教皇，但亨利四世还是不愿意低头。

1104年时，皇帝的一个儿子（亨利）终于受够了这样的纷争。他有位兄长曾在11世纪90年代发起叛乱，却死于1101年。亨利决定继续兄长反抗父亲的事业，因为父亲拒不让步，不仅于自己的继承有碍，还有损于德意志皇室的传统权威。他无疑相信倘若能推翻他父亲的统治，帝国和改革者们之间就有和解的可能。因此，他着手夺取大权，逼迫亨利四世退位。

在不久之后的1106年，老皇帝去世了。亨利五世执掌大权后，出现了和平的希望。然而，亨利五世很快发现自己高估了改革派人士做出让步的意愿。冲突和暴力仍在继续。直到16年之后的1122年，双方才终于在莱茵兰的沃尔姆斯签订协议，正式结束了这场纠纷。

不过，协定的一些条款依然含糊，双方对于某些内容闪烁其词，甚至彻底避开了一些敏感问题。一些学者因此认为，沃尔姆斯协定违背了格列高利七世和乌尔班二世的真实意图。毕竟，皇帝对主教选举仍有影响力，甚至能在选举结果存在争议时以仲裁者的身份决定人选。

结语：

那么，皇帝放弃正式任命主教的权利，表示将主教领域的权威归还教会，从此之后国王受膏仪式的步骤将不同于主教受膏仪式的步骤（即国王不再于头上涂抹圣油，也不再进行受膏加冕礼，特殊的圣油仅供宗教仪式之用），这样的让步对教会而言是否足够？这样的妥协无异于表明教会不可能彻底自由，但至少在一件事上，沃尔姆斯协定影响深远。自那以后，包括皇帝在内的国王都只能被认作俗人。要实现教会自由这个改革派人士的斗争口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