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兰台。

今天兰台和大家聊一聊一件让整个韩国感到尴尬的考古发现。

要聊透这个话题，兰台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韩国20世纪最大考古发现——百济武宁王陵。

1971年7月，韩国忠清南道发现了公元5世纪到公元6世纪的百济武宁王扶余斯摩的墓，人家姓扶余，叫斯摩。

百济武宁王扶余斯摩的王陵，也是朝鲜半岛三国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唯一一个确认墓主身份的王陵。

这个武宁王扶余斯摩，和中国关系还很深；因为他是南梁武帝册封的“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

其实从这个角度说，扶余斯摩的墓不能叫王陵，因为他只是南梁武帝任命的宁东大将军。当然，这里开一个玩笑，因为梁武帝也册封他为“百济王”，所以他的墓称王陵也没有问题。

其实，这座百济武宁王陵从发掘之日起，韩国考古工作者就从王陵里发掘了大量的梁朝时期物品以及手工品，足以认为当时百济与中国关系交往之密切。

看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问了，既然这座百济武宁王陵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被发现了，那么怎么还有让韩国全国尴尬的考古发现呢？

这是因为虽然百济武宁王陵是在1971年被发掘的，但是韩国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对整个墓园进行保护性发掘工作，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

就在最近，韩国国立扶余文化财研究所对外表示，在对去年（2020年）进行发掘调查的武宁王陵和王陵园29号墓入口砖石进行调查时，在切成两半的莲花纹封砖侧面发现刻有“造此是建業人也”的字句。建业是南京的古称。研究所强调，这意味着造砖工匠来自中国。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很有可能，这位来自公元6世纪南京的工匠主持了百济武宁王陵的修建工作，毕竟对于公元6世纪的朝鲜工匠来说，要烧制莲花纹封砖，可能超出他们的能力了。

正因为如此，韩国公州教育大学教授李炳镐（音译）才对韩国媒体表示，从29号墓砖上发现“建業”可见，当时百济和中国有过交流。而从字体来看，可能系中国人刻写。但建业人只参与砖石还是参与整个石墓建造，尚难下结论。

意思是决不能承认中国人主持修筑了百济武宁王陵。

为什么韩国人对于一个出自建业的工匠反应这么大呢？

这和近代韩国的民族塑造有很大关系。

提到韩国的民族塑造，就不得不提申采浩了。

申采浩生于朝鲜一个没落的两班家庭，简单说就是朝鲜的没落贵族家庭，他生于1880年，他读大学的时候正好是东亚风起云涌，中日俄三国角力半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接受过完整传统教育，而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朝鲜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使命当然是避免自己国家“亡国灭种”。

那怎么样避免国家“亡国灭种”呢？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当然是激发国民的民族认同，对，这就是19世纪欧洲人发明的民族主义。

申采浩认为培养民族认同感的关键在于塑造民族英雄，他认为“只有拥有了国民的英雄，宗教才能成为国民的宗教；只有拥有了国民的英雄，学术才能成为国民的学术；只有拥有了国民的英雄，实业家才能创造国民的实业……国民乎，英雄乎。”

所以申采浩决定重写朝鲜历史，他的理由是朝鲜传统历史是儒家学者的“尊华史观”，而1900年以后是日本的“任那日本府”的历史观。

尤其是前者，他认为“数百年来儒教风靡全国，所有人读的是华夏化的朝鲜史，没有华夏化的朝鲜史当作夷狄的故事，不肯上口，……没有读过朝鲜史，怎能有人编纂朝鲜史。”

申采浩把历史的本质理解成“我和非我的斗争”，就是说历史是“我和非我的斗争记录”。

申采浩在朝鲜上古史《总论》中是这样说的：历史是什么，是人类社会“我”和“非我”的斗争从时间开始发展，从空间开始扩大的心理活动状态的记录。

世界史就是世界人类发展状态的记录，朝鲜史就是朝鲜民族发展状态的记录，什么是“我”，什么是“非我”，简单地说凡是主观位置上的东西都是“我”，其他是“非我’，。比如朝鲜人称朝鲜为我，称英、美、法、俄等为非我;反之，英、美、法、俄等国各自称自国为我，称朝鲜为非我。

简单来说，他认为历史真实与否无关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样利用历史唤醒朝鲜国民的民族认同感，怎么样利用鼓吹朝鲜古代英雄达到激发民族自豪感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拼命攻击朝鲜王国传统历史记录是“尊华史观”：只有把传统朝鲜历史记载的东西统统否定，他才能更好的编造古代朝鲜的英雄历史。

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编的韩国历史教科书内容皆包含“韩国为世界历史最悠久、最刻苦的民族”、“国民理应为自己的祖国奉献和感到自豪”等意识，而韩国史更为韩国教育学院的必修课程，以求这种民族史观能渗透至各阶层。

申采浩的民族史观所带来的效果是相当显着的。

虽然长年历经被殖化、战争及分裂的悲痛历史，但大韩民族仍然在短短数十年间重新站起来，并成为了一个向心力强大的民族国家。

韩国人不但会为国家队员在体育方面获取佳绩而感到自豪，当国家遇有危难之时，亦愿意作出某程度牺牲以拯救自己的祖国：如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竟出现“捐金救国”的风潮即为例子。

但是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就是韩国大众特别不能接受古代韩国有任何“好的东西”是源自中国的。

这也是为什么韩国专家对于百济武宁王陵里出现中国工匠，甚至有可能中国工匠主持修建了百济武宁王陵表示出了那么大的“反感”。

兰台相信，即使之后发掘出更多证据，韩国方面也不会承认这位来自建业的工匠参与了整个王陵的修筑。

附：韩国松山里古坟群和武宁王陵简介

韩国松山里古坟群和武宁王陵(在位462-523)是百济(234-678)时期的代表性遗迹。古坟群里的10多座坟墓，是百济年间将都城定于公州时的历代皇帝的坟冢。至尽已经挖掘出1号到7号共7座坟墓。

古坟群里最值得一看的就是6号墓里的壁画，它是世界上唯一用石壁砌成的壁画。整个坟墓长4米，宽2.5米，南北呈长形隧道状，顶部则是椭圆形的屋顶。东西墙上各画有3条，北边的墙上画有1条吞吐着火焰的小龙。墙上只有作画的部分被涂上了泥土，上面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神图。

广为人知的武宁王陵位于7号墓，是合葬百济第25代皇帝和其王妃的地方。武宁王陵是当时解决5、6号墓的浸水问题时无意中发现并挖掘出来的，独具特色。

同6号墓一样，武宁王陵也是用石头垒起来的，里面有不少国宝级遗物，是研究百济文化的重要资料。至尽已从王陵中挖掘出108种2906件遗物，其中被指定为国宝级的就有12件。

现在都展放于国立公州物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遗物就是王和王妃的金冠和金冠上的装饰品，以及金耳环、金项链、青铜镜、枕头等。为了保护文化遗产，最近武宁王陵被永久地关闭起来，只在古坟群的地下开辟了一个模型展示馆供游客观赏。

忠清南道公州是百济的第二座都城，一共持续了63年，随后百济便迁都扶余。1971年，在公州发掘出了武宁王陵，可以算是世界级的发现。武宁王陵是三国时代王陵中唯一记录了墓主的王陵。武宁王陵是武宁王与王妃合葬的陵墓，包含王和王后的王冠、配饰等一共出土了2900多件遗物。

可以参观到武宁王陵的遗迹和遗物的地方是宋山里古坟群和国立公州物馆(국립공주박물관)。位于宋山里古坟群的模型展示馆是根据封闭的6号坟以及武宁王陵的内部结构进行复原的模型，让人感觉仿佛真的进入了古坟一样。两座古坟是唯一记录了与中国南宋之间有交流的百济砖筑坟。

进入武宁王陵的复原模型内 ，可以看到用砖一点点垒砌的内部构造以及砖上镶嵌的花纹等百济文化的华丽象征。参观完模型展示馆后便到了宋山里古坟群，在古坟的坟顶可以将7座古坟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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