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巴黎不是为了钱(人生不如一句十四行诗：波德莱尔与十九世纪巴黎社会)

“人生不如一句波德莱尔”。对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一般印象，我们停留在《恶之花》里那些腐败而唯美的意象：疯狂的徒、美丽的盲女、清冽的月光、恐怖的腐尸。这位晚期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敏锐地捕捉到了第二帝国时代的巴黎所弥漫的颓废情绪与时代精神，并以他的天赋进行了表达。他是自我放逐的流浪者，也是真正的先知：他看到了城市的暧昧与现代文明的压抑，也洞悉到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孤独。

19世纪的巴黎街头

然而对于波德莱尔本身，我们却知之甚少。在好友戈蒂埃的《回忆波德莱尔》中，这位诗人“有自己的王国，自己的臣民，自己珍贵的创造物。”同样，究竟是什么孕育了这位离经叛道的诗人，而群星灿烂的十九世纪又是如何塑造了波德莱尔独特的美学观念？阅读法国文学研究者克洛德·皮舒瓦和让·齐格勒合著的《波德莱尔传》也许会带给我们新的感受，也许我们印象中离经叛道的现代派诗人，其实有着与普通人相似的自负与虚荣心。同样，深深地介入时代并被时代形塑的诗人并非觉得自己是现代派的开宗立派之人。他更希望诗人们能够看到工业化的灰霾天空下，工人们的“领带与上了油的靴子”。然而正是这样的洞见，使他预见了未来的时代所弥漫的现代情绪：在都市生活的孤独与碎屑中，在被现代性所规训的心灵中，寻找其中残存的诗意。

《波德莱尔传》 [法] 克洛德·皮舒瓦、让·齐格勒/著 董强/译 商务印书馆 2021年11月

波德莱尔的“阴暗面”

一本传统的或者说人们喜闻乐见的诗人或作家传记其实并不难写，它的固定模式一般是：传记作者对这位诗人或作家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继而阐述传主的作品到底有多伟大，这些伟大的作品又是怎么被创作出来。例如茨威格写过的大部分的作家传记文章就可以说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这类传记一定少不了的内容是，诗人传主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度过了怎样的童年？和父母的关系如何？在哪里受教育？受到的教育让他形成了怎样的思想、人生态度？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他参与或目睹了什么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怎样影响了他的思想、心灵？上述经历如何表达在他的作品里？为什么他的作品所传达的感受，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普遍精神？为什么他的作品一经诞生就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升华，指出“上帝不言使人言之”，为什么人类总需要诗人、作家来表达他们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的感受和呼声？可是如果这位诗人或作家的作品推出之后无人问津，那就需要从另一个角度着手，指出他发表了“超前的声音”，他的声音在“将来”被谁所发现？像丹纳发现司汤达，或门德尔松发现巴赫。

波德莱尔墓地上的雕像

在这个基础上，为了让传记更具可读性，就再补充一点奇闻逸事、感情经历。考证一下作者的某首爱情诗是什么时候写的？诗的背面到底是哪一位女士？通过这些，读者就可以对诗人的作品产生一个更加立体的感受，借助传记看看到底是什么让那颗心欣喜、愤怒、甜蜜或者痛彻肺腑。

克洛德·皮舒瓦和让·齐格勒两位作者合著的《波德莱尔传》是一个另类，如果读者抱着一种崇敬或猎奇的态度打开这本书，会发现这本传记根本没按上述路数出牌。书中首先展现的是波德莱尔父母的族谱和人生，甚至是外祖父母生平中各种可以找到的证件和证明。波德莱尔的母亲是个孤女，身世确实比较离奇，她出生在英国，是一个流亡在英国的法国贵族的女儿。她父亲参加了保王军战死在法国，她的母亲带着她回到法国寻亲，却死在客栈里。波德莱尔甚至还用过他外祖父的贵族姓氏作为自己的笔名。

但真的有必要花费如此的篇幅去考证“参议院秘书长”波德莱尔先生，和孤女波德莱尔太太的族谱么？真的有必要让一个对波德莱尔感兴趣而打开这本七百多页厚书的读者，先从波德莱尔这个词到底该怎么拼，迪-法伊斯太太到底是不是真的和迪-法伊斯先生结了婚，迪-法伊斯先生到底是不是参加了保王军写起么？

对这一点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不太吃得准，所以他很贴心地告诉大家前多少页里不会有关于诗人的内容，如果对诗人的父母不感兴趣，对诗人的继父也不感兴趣，读者可以自己跳到60页以后。就算坚持看完了这六十页，对波德莱尔也依然一无所知，因为这60页里诗人还没有出生。

《恶之花》[法]波德莱尔 著 钱春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在之后的内容里诗人来了，但依然看不到任何我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只能看到少数的几首诗是写给谁的，却听不到作者对这首诗的赞美，也读不到诗人在写下这首诗时和“缪斯”间的悱恻缠绵。书中的叙述只有这首诗写于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可以确定”它写给谁、或“我们依然不确定”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在这种基调之下，这本传记怎么读都更像审讯记录。两位作者以一种惊人的耐心对波德莱尔笔下的、口中的、笔记里的每一个细节去一一求证。这个过程中波德莱尔依然神采奕奕、侃侃而谈，但作者会经常让他停一停，提示读者“是的这件事是这样的！因为找到了他写给谁的一封信，或者谁写给别人的一封信可作佐证”。或是“此事属实但没有他说的这么严重，实际情况如何如何”。

为什么抛开诗人的作品不谈，却要竭尽所能地搜集整理关于波德莱尔的形形色色的文字记载、档案证件、甚至是法庭判决和凭证票据？凭借旁观者的回忆、书信、访谈、诗人的往来账目来重构诗人的一生，这种努力真的有必要么？一只母鸡的Ｘ光片或者解剖报告，对吃煎蛋的人有所帮助么？两位作者把二十多年的时间花在一位诗人的生平上，其中一位甚至没有机会看到本书出版，最终却写出了一本充满客观性的“档案里的波德莱尔”，一张可以帮助我们洞悉《恶之花》的Ｘ光片，它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还原了波德莱尔人生里被忽略的一环——波德莱尔自己竭力想要抹杀掉的另一面。

孕育诗人的“腐朽”家庭

本文开端提到的“传统的诗人传记”，实际上历史并不悠久，它是十九世纪的新生事物。在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和艺术运动横扫欧洲的年代，诗人是万众敬仰的偶像，也是媒体追捧的明星，诗人的每一篇新作都是媒体报道的对象。在这场文学造星运动里，最直接也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造星方式，就是把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划等号。把作者看作是他诗歌里的“我”。告诉每一个被诗打动的读者，这些诗是是诗人生活的结晶。诗人在爱中沉迷，在欢乐的巅峰里飞升、也在恨的深谷里跌落。在这个过程中，他笔下迸发出了甜蜜的曲调、或者发出杀戮的强音。

龚古尔兄弟

这种宣传手法像掀起浪漫主义巨浪的狂风，风神的代表就是圣伯夫。圣伯夫完美地展现了什么叫“传记法评论”：向读者揭示作品背后的感情轶事，像“缪塞的那首诗的灵感其实并不是来自乔治桑”之类。对传记评论法，普鲁斯特的态度非常有代表性，他第一次向出版人谈到自己的写作计划时说“我要写一篇反驳圣伯夫的严肃文章！”他那本一千多页漫长小说的起点就是为了证明“圣伯夫在作者和主人公之间划等号的方法是错的！”龚古尔兄弟比普鲁斯特更加毒舌，某天圣伯夫在沙龙里眉飞色舞的给大家讲了乔治桑和缪塞分手的故事后，龚古尔兄弟里的弟弟在日记中写道“圣伯夫就是这种人，别人情侣吵架，他恨不得躲在床底下听！”哥哥马上又补充“应该说是恨不得在床底下写出来，第二天登报纸！”

波德莱尔比普鲁斯特早出生半个世纪，他生活的年代里圣伯夫的方法是文学界造星的主流手段。波德莱尔一生都和圣伯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非常清楚人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诗人。所以他绝不会像普鲁斯特那样说“小说里的那个马塞尔不是我！”甚至，他还会亲自演示一个诗人到底该怎么去写一本诗人传！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本身就是一部诗人传记，唯一贯穿始终的主角就是“诗人”。诗集伊始，诗人诞生在一个充满了“衰朽文明的家庭”，摇篮边满是“拉丁灰烬”。他从小浸染在这衰朽帝国的颓废趣味里，在孩童的年龄就已经在精神上衰老了。他有一个同样衰老的父亲，和一个诅咒他的母亲。他离开了家庭却陷入现代生活的深渊不能自拔。被堕落的罪恶诱惑，被冷酷的世界折磨，寄希望于灵魂的救赎却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信仰，内心想要祈祷嘴里吐出来的却是“念给撒旦的连祷文”。

法国文学评论家圣伯夫

《恶之花》里波德莱尔用结构精巧、形式完美的诗，展现了一个诗人的一生。他用韵文做了圣伯夫作的工作，波德莱尔知道没人会去塑造他这个文坛新人，所以把作品和“传记法评论”，诗和对诗人的塑造结合在了一起，不难发现这本1857年出版的书几乎像是波德莱尔整个生命的一个镜像预言，一个《恶之花》的真人版。他也有个苍老的父亲和抛弃孩子再婚的母亲，同样离开了家庭马上就陷入享乐生活的诱惑不能自拔。一生都被社会折磨，被法庭剥夺了一个成年人的全部尊严和权利，被母亲、继父、哥哥抛弃，沦为别人的“被监护人”。负债累累，被债主督催逼命，在书信里哀嚎“我有好几部已经成熟的作品写出来就能还钱”，“但债压的我喘不过气来，根本没法工作，写不出文章又没法还钱。”1864年他为了碰运气去了比利时，演讲和找出版人的计划全都遭到失败，但为了躲开债主的折磨不敢回巴黎。最终在比利时中风失语，被母亲像货物一样运回法国。这个诗人受苦受难的故事充满浪漫传奇的味道，成为很多波德莱尔传记文章的基调，甚至给波德莱尔带来一种未卜先知的光环，他死在1867年，但1857年出版的《恶之花》却已经预言了他的整个生涯！

但假如不止步于感动，而是产生了一点怀疑，那么这两位几乎把半生的时间都花在波德莱尔身上的研究者用这本《波德莱尔传》给出了答案。

浪漫主义诗人的判决

为什么要怀疑波德莱尔并不是《恶之花》里的“诗人”呢？线索在于波德莱尔自己除了是诗人之外，还是一个评论家。他的整个创作，无论是诗还是评论文章，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那就是对浪漫派的批评。在浪漫主义的黄金时代，波德莱尔是一个中学生，但已经是浪漫派坚定的崇拜者了，有着典型的文学青年的狂热，但这种狂热却逐渐被一种诗人的专业性所取代。

浪漫派的热潮中“圣伯夫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学明星。有像是雨果这样的先知，用诗和文字为人类的进步指明道路；有像缪塞这样的浪子，用自己在爱情中感受到的欢乐和受到的伤害，写出一首又一首悱恻缠绵的诗。很多诗人自己也相信作品是生活的结晶，所以在生活中特立独行，扮演作品和评论家赋予“诗人人设”。很多读者对之趋之若鹜，但波德莱尔却渐渐感到不屑：如果只有享受到快乐才能写快乐的诗，被抛弃了才能写离别歌，被背叛了才能写出愤怒的仇恨曲，那诗人的才能表现在哪里？如果一个人靠长相、名望、钱、谈恋爱就能成为一个好诗人，那诗人和“人”还有什么区别？“用生命创作”说起来非常崇高，但它不就是“用身体写作”吗？

1857年《恶之花》受审，圣伯夫为波德莱尔辩护的理由是“这些主题其实缪塞都写过！”“为什么缪塞被选入法兰西学院却要控告波德莱尔？”对这种辩护，波德莱尔自己非常不以为然，因为波德莱尔最看不起的诗人就是缪塞，此外波德莱尔和缪塞都不觉得雨果能算是诗人。

法国诗人缪塞

在波德莱尔看来缪塞是一棵月桂树，风如何吹拂他的枝条，他就如何唱歌。波德莱尔并不想当一棵随风飘摆的月桂树，他在自己的评论里抨击缪塞、挖苦雨果。他认为诗和一切艺术一样是一门技术，有自己的规则、有自己的技巧，诗人有自己的军火库那就是“字典”，要用诗的技术去创作、这种创作不是为了表达感受，而是为了追求和展现美。诗人要发现自己时代的美，并用诗去加以表达。要凭本事写作而不是靠感情，更不能坐等自己的生活在诗或者小说里结晶。可见波德莱尔理想当中的诗人，并不是《恶之花》里的那个诗人。这种差异刚好揭示了波德莱尔的另一面，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堕落的享乐诱惑、陷入深渊不能自拔、最终被折磨而死的诗人。相反，波德莱尔的整个生涯都保持着作为一个“投身革命的修道士”的儿子的狡猾和精明。这就是波德莱尔的好朋友纳达尔说的“波德莱尔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却有着非常不现实的一面。”

这种二重性分别表现在波德莱尔的诗和波德莱尔的评论文章里。《恶之花》里的诗人天真，《美学珍玩》或《浪漫派的艺术》里的诗人聪明，甚至有点狡猾。但人们很少会同时看这些书，所以忽略了这一点。读诗的时候人们认为波德莱尔是一个受苦受难的诗人，读文章时又觉得他是一个高明的理论家。只有把波德莱尔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把他的思想和追求看成是一个整体，才能理解完整的波德莱尔。一个聪明、狡猾的诗人，决心探索、展现属于十九世纪、现代生活的美，无论它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哪怕是无头尸体、或者街边的死狗，再或者是捡垃圾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主张在有生之年很难取得人们的认可，但坚信未来是属于他的，就像本书引用的书信“我终究已经有了点名望，人们会来跟随我！”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的形象看起来和自己的作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那对于波德莱尔这样一个熟谙圣伯夫的方法的评论家来说，也无疑是一个有利无害的好事。所以他要用诗为自己的探索抹上一层浪漫的油彩，赋予最重要的人物、那个“诗人”以实质性。

《波德莱尔传》的两位作者抛开《恶之花》、也抛开《美学珍玩》，用客观的证据重新构建起波德莱尔的形象。尤其是计算了波德莱尔的金钱往来，因为他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就是欠下的那笔巨债。很多人都对这笔巨债深信不疑，包括波德莱尔的母亲奥皮克夫人。以至于波德莱尔死后，奥皮克夫人甚至不敢直接继承他的财产，以免被他欠下的债务拖累。但事实上，波德莱尔最大的两笔债并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虽然债主此后一再上诉，但依然没能得到法庭的认可。1870年奥皮克夫人去世，波德莱尔最大的债主终于同意和奥皮克夫人的继承人和解，只得到了声称的一万五千法郎债权的十分之一的现金。

《巴黎的忧郁》[法] 夏尔·波德莱尔 著 郭宏安 译 商务印书馆 2018年6月

如果连波德莱尔的母亲和母亲的继承人都能在法庭推翻他欠下的最大一笔债务，为什么波德莱尔自己不能呢？更何况他还有一个法庭给他设置的“监护人”昂塞尔。昂塞尔虽然被波德莱尔描述得冷酷又残忍，但事实上昂塞尔对波德莱尔也抱着一种近乎父爱的情感。如果波德莱尔向他求助，奥皮克夫人都能做到的事他也不难做到。再考虑到波德莱尔的亲哥哥就是法官，他亲生父母、继父的家族全是搞法律的，耳濡目染的波德莱尔不会对法律一窍不通。波德莱尔如果向哥哥阿尔方斯诉苦，哥哥只要稍微审查他的账务，就会提示他这笔账不一定成立，到法院去申请就能否决掉。

即使波德莱尔真的负债累累无力偿还，透过本书也可以看到他其实并不像自己说的那么孤立无援。波德莱尔一生都在抱怨可怕的奥皮克将军把他逐出家门，母亲的改嫁剥夺了他幸福的童年。但事实上书中随处可见他写给母亲的求援信，类似“你今天去银行给我汇五十法郎，把汇票塞在信封里寄到…”。纵然奥皮克将军在余生都没有和继子和解，但他终究死在1857年，波德莱尔人生的最后十年里，他又得到了自己的母亲。而且奥皮克夫人一直希望唯一的儿子波德莱尔能够离开巴黎，到翁弗勒尔和自己一起生活。假设一下，波德莱尔真的抛下了他在巴黎的“堕落生活”。到外省和母亲一起生活，用自己的写作还债、靠母亲的钱生活，那波德莱尔会是什么样子？对此有一个最好的参照物，那就是文学宅福楼拜，而且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恶之花》同一年被帝国的轻罪法庭认定为“伤风败俗”。

终究波德莱尔既没有推翻他的债，也没有抛下他在巴黎的生活，到他心心念念的翁弗勒尔的妈妈身边去当另一个福楼拜。因为在巴黎有他想要探索的生活，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超级大都市巴黎正在冉冉上升。他离不开这个城市、也离不开他日新月异的生活。他甚至离不开那些“每年会苏醒一次”的债主，他需要他们来和自己一起演好“现代生活的诗人”这出戏。

波德莱尔以一种小布尔乔亚的精明态度，走完了诗人那条“通向星星的路”。让同样精明狡猾的纳达尔赞叹不已。在浪漫主义的黄昏，响起了当时还没有名字的“唯美主义”运动的第一声霹雳。而这个神奇且浪漫的故事，在《恶之花》里不会有。在大多数其实大同小异的波德莱尔传记里也不会有。因为它太难写，也太难取悦读者，因为它只有像本书一样被写成一本“审讯记录”，才能被成功的展现。

文/高林

编辑/朱天元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