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南非世界杯回放迅雷(关于推荐10件作品参评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的公示)

根据《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规定，经新京报社推荐，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审核，拟推荐以下10件作品参评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公示时间为4月16日至4月22日（五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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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社

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

2021年4月16日

1、新闻版面：《珠穆朗玛峰最新高程为8848.86米》；作者：林野、陈冬、吴娇颖；编辑：林野、俞丰俊

2.新闻版面：《这120件生活垃圾你会分类么》；；作者：黄哲程、林野、师春雷；编辑：林野

3.副刊作品：《燕都：寻找最早的北京》；作者：李阳；编辑：马培杰、罗东

燕都 寻找最早的北京

撰文/李夏恩

土，大地的年轮。层层的尘土堆积，将过往的时代掩埋在地底，土层上又建造起新时代的造物。地上和地下，将现代与过去分隔开来。北京，地上，中国现代化的首都;地下，古老的历史正在沉睡。但有时，沉睡在地下的过去也会被惊醒。惊醒它的有可能只是一把最平平无奇的铁锹。

1963年10月，一位叫施友的北京房山琉璃河镇黄土坡村农民只想挖个菜窖，却不想挖出了两坨生满暗绿色铜锈的铜疙瘩。此时尽管大跃进运动的热浪逐渐消散，但村民们看到金属物品的第一反应，还是田间地头刚消失不久的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土高炉。

青铜器学家程长新回忆自己1970年代在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负责文物抢救工作时，就曾从废品回收站和有色金属冶炼厂拣选出四件珍贵的战国时期燕国青铜器。据北京市文物局在1980年代进行的一项统计，在那段非常时期，仅从熔炉前抢救出的各类金属文物就达到117吨。

幸运的是，这两件铜疙瘩并未遭此厄运。一位见过世面的村民告诉施友，距离村子五十公里外的北京城里，有个地方叫“文物商店”，那儿才是地里挖出来的东西最该待的地方。于是，1964年初，施友把两个铜疙瘩装进袋子里，一路颠簸地来到北京，并最终在琉璃厂找到了传闻中的文物商店。

琉璃厂，曾经享誉世界的古玩交易市场，从弗利尔美术馆中的商周鼎彝，到大英物馆中的明清御窑珍品，如今全球顶级物馆中最引人瞩目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太半都曾在这里经手出入，无数古玩书画的传奇故事在这里流传。

尽管当施友到来时，这里已然辉煌不再，但传奇故事仍给他安排了一个角色，只是他的高光时刻，在两个铜疙瘩摆上柜台时就迅速画上了尾声。店员在仔细检查后发现，这两个铜疙瘩的历史至少有三千年之久，它们是周代贵族祭祀宴饮的礼器，其中一件是鼎，内部铸有“叔作宝尊彝”的铭文;另一件是爵，铸有“父癸”两字铭文。根据两年前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一切现在地下遗存的文物，都属国家所有”。这两件文物被当即扣下，收归国有。“当时给了他一块钱路费作为奖励”，西周燕都遗址物馆空旷的展厅里，办公室主任陈国栋指着墙壁展板上的一张照片说道。

施友本人或许无法理解他无意间的发现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在物馆的解说词中，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发现被追溯到1945年。根据一种流传的说法，一位名叫吴良材的业余考古学家，出差途经琉璃河时，在这里搜集了一包古老的陶片，把它送到了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手中。苏秉琦通过对这些陶片的研究，认为这是处有价值的遗址。“这些陶片后来也没找到。但实际上，陶片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物馆的研究人员李亮解释说。而施友发现的鼎和爵这两件三千年前贵族专享器物，可以据此推断出应该有贵族在这里生活。按照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贵族应该居住在城市中。那么这里应该有座城市。

这条逻辑线看起来顺理成章，指引的线头——那两件珍贵的青铜器——也已经发现。但还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把它们串联在一起。

“差一点”

被遗忘、被错过的地下都城

一片拆迁中的农舍，随处可见的断砖碎瓦点缀着生长茂盛的庄稼地和灌木丛。根据规划，这里将会建成一个考古遗址公园。尽管时过境迁，但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仍能认出当年的遗迹，“这是当年我们发掘的灰坑，就是你们平常说的垃圾堆”，赵福生指着车子前方一个十字路口说道。这位年过七旬的考古学家身材高大、精神健旺，满头银发剃成短短的毛寸，记忆力和表达能力就像身手一样敏捷。

这个灰坑，或者说是古代垃圾堆，可以说是赵福生考古生涯的开始。48年前的深秋，他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同学们一起来到琉璃河镇，跟随著名考古学家邹衡进行发掘工作。那次发掘源于邹衡的一个推想，他推断这里很可能是先秦时代一个重要的诸侯国，燕国最初的都城所在。

燕国如今声名赫赫，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听过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荆轲的幕后主使正是燕国的太子丹。但除此之外，人们对燕国的所知便寥寥无几。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燕召公世家》时就发现，燕国史料匮乏佚散、淆乱错讹之处颇多，而且似乎备受前代史家轻视，春秋时代史家左丘明在《左传》中对燕国的记述屈指可数，《国语》中竟没有专门的《燕语》，关于燕国的内容全部附记于他国的记载之内。当司马迁叙述燕国早期历史时，只能用最简略的笔法，讲述武王伐纣之后，将自己的同姓同辈召公奭封于北燕。之后，只能用一句“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一笔带过。占据了燕国八百年历史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历史记载的空白处，恰恰是考古学者大显身手的领域。自1956年起，邹衡就开始有意识地寻找燕国最初的都城。北京的卢沟桥、广安门和陶然亭一带，都曾被怀疑过是燕国最初的都城所在，但经过调查，又都被一一否决。直到1962年，北京市文物队(北京市文物局的前身)的考古队员苏天钧告知他，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希望他前去调查。这一次，他和三名学生在调查性试掘的探沟中找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但仍不足以证明这里就是西周初期燕国的都城。

1972年，这片沉寂的遗址再次变得喧嚷起来。这一次，前来发掘的人员从最初的四个，变成了四十多个。而赵福生就是其中之一。

“你听说过工农兵大学生吗?我那会儿就是。本来大学应该一二年级先学基础知识，到三四年级再去实习。但我们那会儿要求对大学进行‘上、管、改’，由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去管理大学、改造大学，要改造原先陈旧的教学模式。所以1972年9月，我们刚刚上了两个月课，考古知识只学到旧石器时代，就被拉到琉璃河这个地方进行实习了”，赵福生望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农田，发出坦率的大笑：“我们刚开始什么也不会，也不知道，就会挖地，邹衡先生让我们挖哪儿，我们就挖哪儿，边挖边学，这叫‘在实践中学习’。”

赵福生和他懵懂的同学们，就这样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这位熟练的考古学家学习如何寻找历史抛洒在土中的物证。赵福生回忆自己曾找到过一片西周时期的陶质屋瓦：“我把它拿给邹衡看，他看了很高兴，还教我在笔记本上把它的样子画下来，但那片瓦后来不知道哪儿去了，笔记也找不到了”。这块失落的瓦片当然也是一块物证，证明人类在这里的居住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但这仍然不能证明土下必定藏着一座被湮没的地下都城。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场发掘，最恰当的就是“差一点”。邹衡在发掘前，自然也听闻了八年前农民施友从菜窖里挖出两件青铜器的事情。因此，他特意带领四五名学生在菜窖附近挖了条20米×0.5米的探沟，却一无所获。事实上，这条探沟只要再向南多挖几米，就会挖到大片燕国墓地。

邹衡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些人质疑他的判断，甚至贴出大字报指控他欺上瞒下，故意将汉代遗址说成是西周遗址。转机终于在1973年春天发生。赵福生回忆道，那是因为开春时黄土坡修路，“在铁路隧道南部的道路右侧，发现了两座墓葬，还发现了青铜器”，由此，北京市文物队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合作进行了一次全面勘察发掘，发现了成片的西周墓葬。所有的疑惑和埋怨都涣然冰释：“大家看见挖出东西来了，就都兴奋了，不骂邹衡先生了。”

但邹衡此时已调离了琉璃河遗址发掘现场。直到多年后他回到这里，那时，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令克侯于匽”

由青铜器指引的燕国都城

线索已经被串联在一起，剩下的事情就是用充足的时间逐步消化这一巨大的发现。随着发掘的逐步深入，重要的发现接踵而至。雕琢质朴的玉器、镶嵌螺钿的漆器，光洁的原始青瓷，轻轻叩击还能听到清越的声音。

最重要的当然是青铜器。各种器物从祭祀的礼器到车马辅件一应俱全。在一座标记为M253号的墓葬中，发现了迄今为止北京体量最大的青铜器。这尊青铜器是一件祭祀用的鼎，根据内壁铸造的26字铭文，它属于一位名叫堇的贵族。这位贵族受匽侯之命，前往西周的都城宗周，向太保贡献食物，因此获得了太保的赏赐，铸造了这尊鼎。铭文中出现的“匽侯”即是燕国的国君;而太保，则被认为是受封燕国的召公或他的后代。

堇鼎的铭文佐证了《史记索隐》中的记载：召公奭虽然受封于燕，但本人没有就封，留在都城继续辅佐王室，只是派遣长子前往燕国。之后，召公奭长子一系世代继承燕国君位，而他的次子则在京城继任召公之位。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地位已经毫无疑义。

1986年10月14日，最重要的发现开始正式发掘。那是一座标记为M1193号的庞大墓葬。令考古学者们震惊的是，它拥有四条墓道。在礼制等级严格的周代，这意味着墓葬的主人属于王侯一级的煊赫人物，很有可能就是燕国的国君本人。但尚不确定是哪位国君，端赖墓葬中是否能找到带有铭文记载的青铜器。然而，这座墓葬已经多次被盗。究竟还能遗留下什么文物，没人说得清楚。

发掘进入11月，凛冬将至，土地一旦封冻，就只能放弃发掘，等待来年开春化冻再继续进行。就在准备停止发掘的前一天，负责墓底清理的考古人员，意外地从泥水中发现了两件锈蚀严重的青铜器，一件是罍，一件是盉。两个多月后，除锈工作完成。器物内部的铭文显现出来，立刻成为考古和历史学界瞩目的焦点。这一罍一盉中均刻有相同的43个字，尽管字数在周代青铜器中并不算多，但记载的内容却极为关键。最关键的是其中的五个字：

“令克侯于匽”——(周王)命令姬克到燕地为诸侯。

至此，琉璃河遗址作为西周燕国始封都城的地位最终敲定。而M1193号大墓的主人，就是就封燕国的召公长子、燕国的第一代国君姬克。

“这些都是复制品，真的应该都在首都物馆”，赵福生俯身透过玻璃，看着里面的克盉和克罍哈哈大笑：“这些都是我安排的。”1995年8月，西周燕都遗址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当年参与发掘遗址的赵福生，成为物馆的第一任馆长。他解释说当时文物盗掘猖獗，而物馆的保卫力量却很薄弱：“只有几个雇来的村民当保安，还有我这个半大老头子。”“所以我干脆就都用复制品。”

“这里只有这些粗陶器和土疙瘩是真家伙，没人想抢这些东西”，赵福生向一个展柜走去，那是一大块黄土疙瘩。它陈列在玻璃展柜里，前面的标识牌写着“夯土标本”。“很不起眼是不是?但三千年前这座城市，就是用它夯筑起来的。”

今天村民脚下的田地，就相当于三千年前古人头顶的天空。土层层累积，盖住了千年前的城市，直到它被一个挖菜窖的农民惊醒。于是过去和现在发生了联系，让物馆的参观者可以想象自己正走在三千年前古人的头顶。

“殉人”

野蛮及其迈向文明的变革阵痛

两个男孩或许能猜到自己即将面临什么。毕竟，有太多和他们一样的少年男女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尽管他们一个十三岁，而另一个只有九岁，本应有着属于这个年龄少年的健康与活力。但他们年轻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他们被套上有生以来最奢侈的衣服(在那个年代，这可能更多意味着有衣服可穿)，脖子挂上了石头、贝壳和骨头做成的项链，腰间配上了青铜短剑，在送葬的人群中显得分外亮丽显眼。

这两名被殉葬的男孩属于标号M53号墓。在同属M53号墓的随葬车马坑里，还有一具16岁的男性少年，被作为驭手殉葬在车马旁边。旁边陈列的M52号墓也殉葬了一名15岁左右的少年。

中国古代文士喜欢将上古三代想象成礼仪道德的典范时代，圣君贤王代代相传。只有少数文献提及殉人这一行为。譬如《墨子·节葬》中提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诗经》中的《秦风·黄鸟》被认为是秦人哀恸三位良臣为秦穆公殉葬而死。但很少有人意识到以人殉葬是一种制度，更没有人敢想象这一残忍的制度在由圣君成汤建立的商代达到巅峰。1934年，安阳商代殷墟遗址发掘出四座大型陵墓，考古学家们震惊地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座四千年前的大型屠杀现场：一行行头盖骨、一副副整齐排列的骨架。绝大多数尸首分离。1935年，更大规模的一场发掘发现了10座大墓，由此发现了更多的人殉。

公元前1046年，周人及其同盟者，在周武王姬发的率领下，攻进商朝都城朝歌，殷商末代君主纣王受辛兵败自焚而亡。商朝覆灭，周朝建立。武王革命一向被后世史家文人认为是以仁义之师征伐不仁暴政的典范。但关于这场革命的一份文献《逸周书·世俘解》却记载了一场大肆屠戮战俘的庆功典礼：

“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县首白畤，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

如此残忍地对待战败的殷商臣子和战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似乎都与周武王仁义之师的千古芳名相悖。中国古代学者对这段记载或是避而不谈，或是斥为伪作。但现代学者认为，这段记载很可能描述的是当时的真实情形。而周人这样做的目的，也并非因为他们和被灭亡的商人一样残忍嗜杀，而是出于对等原则，对商人犯下的罪行以血还血的同态复仇。

在最初的公正而血腥的报复后，周人对投降的殷遗民仁德以待，物馆里两座墓葬的主人就是例子。M52的墓主人“复”和M53的墓主人“攸”都曾蒙燕侯赐予贝币，攸还被特别赐予画衣。当然，这些周人对殷遗民的仁德恩赐中，也包括那四名不幸的人殉——前朝的野蛮暴虐的余毒需要时间来洗涤，而洗涤的过程中又难免产生新的牺牲者，他们是野蛮迈向文明的变革中的阵痛。

在这里，有一个貌似意味深长的细节，那就是M52号墓的主人复，这位下葬时躺在重锦画棺中的殷遗民贵族自然是想永生不朽，但墓葬打开时他的骸骨早已朽烂成泥土，反倒是那名不幸的少年殉人，因为只用竹席包裹，所以骨骼与泥土中的矿物质进行了交换，反而保存得非常完好，多少给人一种历史有意讽刺的错觉。

“目前”

寻找最早北京的故事并未结束

首都物馆展厅，柔和的灯光下，西周燕都遗址出土的文物真品吸引着一双双好奇的目光。它们是三千年前一个国家都城在这里创建的明证。它们被深埋在地下，镶嵌在历史的年轮里，直到被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发现、解读，揭开一段埋藏了三千年之久的历史。

但这段历史并未讲完。琉璃河地区发现的遗址虽然已经被证实是燕国始封之地的国都，但这座都城仅仅存在了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便遭到废弃。废弃的原因至今不明。这座遗址最奇怪之处，是北城墙保存完好，但南城墙却只有断断续续的几点护坡残垣。

“你看，这上面只有几个点，南城墙就只剩下这么点”，李亮用手指着图示上的几个模糊不清的点和虚线：“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这道城墙究竟有多宽，也不清楚它的走向究竟什么样。我们现在猜想，它可能是被大石河冲毁了。而这场洪水，很有可能正是导致燕人放弃这个国都的原因。”

赵福生却根据自己考古发掘时的发现，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在宫殿区发掘时，他发现了大量建筑构件都有烧焦的痕迹。这证明这座宫殿应该曾被大火焚烧过：“这里也许发生过动乱或是战争，所以才会着这么大的火。但也有可能它够倒霉，同时遇上外敌入侵和洪水，不得不弃城逃跑。”

西周燕都的历史倏然终结，在这座国都被废弃后，一些平民似乎还留在这个地方，但居住的痕迹只延续到西周末期，便消失了。时间流逝，尘土堆积，遗址消失在地下，被人遗忘。新的移民来到这里，建造屋舍、种植庄稼，修筑城墙，然后又被废墟。周而复始。直到有一天，一位农民在挖菜窖时挖出了两个青铜器，抱着它们放在了琉璃厂文物商店的柜台上。

但寻找北京最早城市的故事，并没有在这片遗址上止步。在首都物馆陈列燕都遗址出土文物的展柜两旁，还陈列着从北京其他地方发掘出的青铜器。1977年，平谷县刘家河的一位农民在村东水塘边取土时，偶然发现了一批文物，这批文物有40多件，包括铸造精湛的方鼎、圆鼎、鬲、盉等多件礼器，甚至还有臂钏、耳环和一串绿松石项链。通过研究发现，它们属于比西周燕都更早的商代中期。

“从这些发现的商代文物来看，或许应该换个更严谨的表述方式”，首都物馆副研究员冯好微笑着说：“应该加上一个‘目前’——西周燕都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北京最早的城市。或许在我们脚下的某一个地方，还存在着一座更古老的城市，等待着某一天被发现。”

4、副刊作品：《四百廿：历史与神话中的四行孤军》；作者：李阳；编辑：宫照华

四百廿：历史与神话中的四行孤军

撰文/李夏恩

烟柱腾空而起，与低垂的乌云相接，连成一片厚重的烟墙，在残垣断壁间蜿蜒，所经之处，炽烈的火焰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将深秋十月的瑟瑟寒风化作灼人的热浪。但灰白的余烬，却如凛冬的雪花一样，带着余温，缓缓落在这片焦黑色的大地上。宽阔的街道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小径则被瓦砾掩埋，成了高低不平的山丘，摇摇欲圮的建筑物不时落下碎石残砖，绝望地为这片废墟添砖加瓦。

这就是张秋明眼前所见的一切。他是一名普通士兵，隶属于88师524团一营二连，在过去的七十多天里，他亲眼目睹闸北，这片上海华界繁华喧嚷的所在，如何在频繁的轰炸和激烈的巷战中化为废墟。在战事最严酷的两周里，平均每天有超过两百枚炸弹倾泻在这片土地上。在这片死亡的杀戮场上，他身边的同袍像麦秆一样被整片收割，几乎每五名士兵中就有两人会牺牲。

张秋明能安然活到现在，可以说一半是靠运气。放眼四周，那些熟悉的身影已经长眠沙场，而新的面孔，他尚未熟悉，就已阴阳两隔。

集兵

张秋明可以算得上是营队里的一名老兵了。但仅仅两个多月前，他还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平凡铜匠，唯一和士兵这个职业沾边的地方，就是他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修理枪械的工作。他当兵的经历也颇为偶然，作为一名靠双手吃饭的手艺人，他不必像那些贫民将“当兵吃粮”当成谋生出路。“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开战风声日紧，“他妈的，上战场去”这个念头也曾在他的脑海里转悠过，但却没有付诸实践。直到8月11日那天，他正在路上走，突然被军队拉了壮丁，硬拖去扛麻袋。张秋明“没有休息的接连一天半，只吃了一顿饭”，没拿到一分工钱，却吃了不少棍子，“我后来实在做不动了，木棍子抽得我一条条多粗的痕，我怨透了，我的脾气使我受不下去，才决心报仇”。于是，在8月12日下午两点钟，他趁机逃跑，直奔88师的征兵处，自愿投军。

88师原本是战前中国最精锐的4个德械师之一。在留存至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支威武之师头戴德式钢盔，身穿挺括制服，手持枪械的勃勃雄姿。但张秋明的加入，多少打破了这一威武雄壮的表象。这样一个毫无战斗经验的毛头小兵，仅凭能操弄几下儿轻机枪，就“很够资格”顺利入伍。可以推想这支精锐之师，在临战前紧急征召了多少张秋明这样的新人，简单地训练后，就将他们投入激烈的杀戮战场，用脆弱的肉身闪避密集的炮弹来获得经验值。许多人被无情地淘汰。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最初投入战场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原先的军官和士兵骨干现在只剩下两三成”，在10月26日向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的汇报中，88师的参谋长张柏亭表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他将这一情形比作沏茶，老兵是茶叶，而新兵是开水：“初沏时味道很浓，但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88师战斗力急剧退化，一名友军士兵形容这些增补的新兵们连打仗时匍匐前进都不懂得，还大声嘲笑这种“趴着打仗”是“藏头缩尾，有点儿怕死”，而自己则是挺胸抬头“站立着打”。尽管站立打仗看上去确实英勇无畏，但冲锋上阵，“敌人枪炮声，他们的哀嚎声，不幸的已谱上了交响曲”。士兵的军容，自然也不复从前一般挺括威武。《字林西报》的记者罗德兹·法默(Rhodes Farmer)近距离采访一群88师的士兵后写道：

“他们看起来似乎弱不禁风，一些人背着油纸伞;有一名士兵竟然带着一只金丝雀。很多士兵走路手牵手。滑稽的是，这些身形瘦弱、衣衫褴褛的男孩儿们，都是中国的英雄。”

战事的惨烈可想而知，他们自然也能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何等残酷的战况。简单地训练后，这些新兵旋即被投入闸北战场，接受死亡的试炼。他们每人拿到了一支中正步枪，三百发子弹，两箱手榴弹。寥寥无几的战斗经验就是“敌人冲锋时，隔远就用步枪射击，离近就扔手榴弹”。

勇气和信念，多少弥补了训练、经验和战术上的不足。10月18日，88师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在大炮和迫击炮的轰炸掩护下，轻装上阵的士兵们沿着火车北站大街急速行军，在日军尚在惊愕无定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四川北路的一段，切断了日军的补给链。但短短五天后，情势逆转。日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扑，占据空中绝对优势的日本战机对中方阵地进行轮番轰炸，许多士兵来不及还击就粉身碎骨，或是被炮弹气浪掀起的地皮砸进土里。10月26日，在日军强大的压制性火力和精良的装甲部队的攻势下，大场陷落，随即陷入一片火海。苏州河以北的军事压力几乎全部压到了闸北守军身上。日军对闸北实行大规模空袭。一名中国记者站在公共租界通往闸北的新垃圾桥上向北张望，他看到凌晨五点开始，日军就派出四五十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直到下午五点半空袭才告一段落，“敌人引起的火焰高数丈，整个都在红光的围绕中”。

溃败已经无可避免，对中方来说，唯一合理的方案就只有尽量保证有序地撤退，保存有生力量。24日晚，中国军队的总撤退以一种近乎悄无声息的方式进行。前方以激战作为掩护来保证大部队的撤退得以隐秘而有序地进行，大批士兵和辎重车马不断转移。10月26日晚，几乎全部军队都撤出了苏州河以北的阵地。令人费解的是，日军几乎没有觉察到中国军队大规模转移的迹象，在对闸北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后，他们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正忙着在废墟上插满太阳旗。

张秋明这样的88师的老兵，和焦友三这样增补不久的新兵，如果不出意外，也会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转移阵地。至少这天晚上10时，他们所在的第一营得到的命令是：“大场已失守，我们部队今晚有转移新阵地的消息，各营可马上命令各连准备妥当，在原阵地待命，工具器具弹药等，一概不准遗失”。

但仅仅一个小时后，他们的命运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88师524团第一营营长、年仅35岁的杨瑞符，接到来自师长孙元良的命令：524团第一营死守闸北。

1937年10月27日零时二十分，第一营的四百二十名士兵，走向了那个注定会将历史浇筑成神话的宿命之地——四行仓库。

血战

火蛇狂舞，扭动着灼热的身体，气焰汹汹地包围着这些年轻的中国士兵。浓烟裹着劈啪作响的火星，在四面徘徊，伺机突袭。10月27日上午7点，占领了几乎全部闸北的日军，开始有目的地四下纵火。截至中午，一道6公里长的烟墙拔地而起。数千条火蛇在风的助势下四处游走，寻找着一切可以吞噬的易燃物。它们当然也相中了这些年轻的躯体，尤其是在枪弹的伴奏下，显得更为咄咄逼人。

这是张秋明在这场战斗中与死亡的首次零距离接触。他和几名同袍正在外围执行掩护任务，负责掩护所有的士兵都赶到四行仓库。但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烈焰攻势。“我们像稻子似的裹在中间，眼见得立刻要死了”。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决心勇敢直面狂暴的命运，死里求生。而生机竟然藏在与死亡最切近的地方——一座正在被烈火吞噬的木行里。手艺人的出身让他意识到，越是易燃的场所就越会安放灭火设施。“我在火烧得最旺的木行里寻出七八架灭火机，自己背了两架，一路浇过去。”

在灭火自救的一片忙乱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终于等来了这道迟到的命令——本应负责传令的传令兵已经受伤挂彩——连长不得不亲自传达命令，让他们这些负责外围掩护的士兵们退到四行仓库去。

自1935年落成以来，四行仓库就是上海最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之一。长久以来，它被误认为出自天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的设计，但事实上，这座简洁庞大的仓库出自苏格兰通和洋行之手。作为四大银行的仓库，在设计兴建时，它就完全考虑了坚固和实用两大特点。占地超过20000平方米，内部空间巨大，共有五层，是方圆0.53英亩内最高的建筑之一。虽然它当初的选址完全是出于商业、交通和地价三大考虑，而特意选在了上海交通枢纽北站附近，苏州河畔，与公共租界只是一座新垃圾桥之遥。但却阴错阳差地在战时成为占尽地利的防御工事。负责修筑工事的杨瑞符看到这座仓库颇感兴奋：

“这座仓库，真是一个‘天然堡垒’，储存了几千万包粮食，第一、二、三层都是小麦杂粮之类，四层与五层是牛皮与丝茧，都是很有用处。一层至三层，我们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将每个窗户门口封闭了，南墙边的麻包，推挤了五公尺厚，北边各门口，筑有十几公尺厚，是从地板到屋顶。第四层因为材料不够，并为引诱敌人多多消耗弹药，实际我们无人住在第四层，第五层工事昨天已经完成，这层工事非常好，比敌人侵占的交通银行仓库高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控制敌人，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

杨瑞符没有提到的一点是，这座“天然堡垒”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它还毗邻一个巨大的易燃危险品：大英自来火房巨大的煤气储存槽。如果日军对四行仓库贸然进行炮击，万一误中煤气储存槽引起爆炸，势必会震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引来西方列强的国际交涉。这种以绑架公共租界为挡箭牌的措施，虽然看似狡黠，但却在防守中起到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但守卫仓库的孤军不至担心重炮攻击。临近租界的位置，也让日本战机不敢轻易投弹，以免误中河对岸的租界和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天然堡垒”外墙坚固，占尽地利，解决了中国守军面临的两个最大危险。但时不我待。就在仓库第一层工事赶筑之时，清晨八点十分，在外侦察的警戒部队报告敌人已占领原先团部所在的北站大楼，并且插上了太阳旗。三个小时后，第一批敌人逼近四行仓库。他们手持太阳旗，气势汹汹，似乎对这些孤守仓库的中国士兵轻蔑小觑，但他们的高傲旋即遭遇在外围阵地守兵的迎头痛击。杨瑞符声称他们旗开得胜，击毙了五名敌军，其他则落荒而逃。

一个小时后，日军再度集结部队，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吸取了轻敌的教训，倍加小心。记者罗德兹·法默在河对岸安全的租界里，与数千名闻风而来的中国人一起欣赏这场隔河相望的激战。他看到这群日本兵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在碎石瓦砾中匍匐前行，从一个掩体爬向另一个掩体，40多米的距离花了他们50分钟。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隐蔽在暗处的中国守军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日军靠得够近，中国士兵就运用起他们刚入伍时学到的基本克敌法，手榴弹如暴雨般砸向他们。待烟尘散尽后，那些依然能动的日本兵被步枪一一解决掉。几个试图解救伤员的日本兵也被毫不留情地击毙。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日军的手段更加残忍，张秋明看到九名警戒部队的弟兄未及撤入仓库中，被日军俘获，反绑双臂，杀害在苏州河边。在这一轮攻势中，士兵们不得不放弃外围阵地，撤入仓库内。日军的猛攻仍未间断，数名敌兵甚至冲进仓库。七八名攻进仓库的日军被张秋明看到，此时只有他独自守岗，其他人都在里面加固第二道防御工事。

这是死亡第二次寻衅而来，尽管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他在闸北战场上已经历经枪林弹雨，但迫在眉睫的危机还是让他心生恐惧，他轻轻爬进了麻袋，等他们集合到门边的机会，“啪啪啪”枪机发动了，三四个敌人应声倒在地上，其余的狼狈逃去。张秋明死里逃生击毙敌兵的机智之举，得到了同袍们的齐声赞扬，尽管射击时的声响震坏了他的神经，但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了。

但对这位死里逃生的士兵来说，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目睹的一位同袍惨烈的牺牲：“有一个同志，很老的年纪，在身边围了七八个手榴弹，手里也拿着一个，爬到最高楼，看，看见一群敌人来了时，纵身跳下，同时手榴弹也掷了出去。敌人都死了，他自己可也牺牲了。”

这个身绑炸弹从高楼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是四行仓库战斗中最惨烈的一幕。但也有一些研究者怀疑细节的真实性，这个身绑炸弹跳窗牺牲的故事，可能是一些不了解仓库结构的小报媒体为宣传四行守军英勇气概编造出来的虚构神话。这些神话流传开来，甚至渗入亲历老兵们的记忆中，制造出混在真实回忆中的虚假记忆。

无论这个故事最终的真相究竟如何，伤亡始终萦绕着守军的头顶，不时俯冲下来试炼他们紧张的神经。10月28日，下午三点，第二场血战在蒙蒙细雨中开始，杨瑞符记述道：“仓库各楼，枪弹横飞，烟焰闭目”。伤亡人数在迅速增加，但仓库简陋的环境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救治。一名叫周福其的士兵，只能和战友眼睁睁地看着受伤的战友痛苦呻吟，“他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的伤员甚至请求战友给他一枪，尽快结束他的痛苦。”

条件愈加艰苦。直到晚上九点，他们才找到一部电话，与外界联系，请求近在咫尺的租界英美驻军协助，将伤兵运入租界救治。在伤兵离开前，杨瑞符特意叮嘱他们，如果有人询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八百壮士”的神话由此诞生。

试炼

“大家有三天没有睡觉，弄得精神疲倦，那是事实，但是我们不拼命地将工事完成，敌寇就会马上要我们的命，试问大家要睡觉还是要命?以后我假若看见不服从命令而睡觉的人，我绝对的严加惩罚。”

疲劳正在蔓延，消耗着孤军们的斗志。10月29日凌晨三点，当杨瑞符到各连视察加固工事进程时，发现有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地睡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他不得不发出严厉警告，强迫他们起来继续工作。没人知道孤军独守的日子会维持多久。他们只能努力抓紧每一秒时间。通过外面送来的报纸，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这里的坚守，成为了整个上海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他们身上肩负的不仅是守住整个仓库，还有全国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但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国际社会树立的光辉形象，已经让日军颜面尽失。如果说开始的两天，四行仓库不过是日军手指的一根毛刺，那么现在，经过舆论媒体的反复渲染，这座废墟上飘扬着旗帜的孤独堡垒，俨然成为日军心头的一根倒刺。他们无法容忍这样一根小小倒刺竟然成为自己的腹心之患。

下午两点，日军发动第一波总攻，密集的枪炮砸向仓库，但却被坚固的外墙挡在外面。一位顽皮的士兵，用长竹竿将自己的钢盔挑到窗外，作出窥探的样子，竟引得敌军以机枪集中射击，成为了孤军疲累交加的战斗中开怀大笑的一刻。敌人的枪炮声彻夜未绝。但杨瑞符发现一些极度疲惫的士兵，竟然将凶猛的炮火置之度外，甜蜜地睡在地上。

时间终于到了10月30日。猛烈的炮火，甚至让新垃圾桥上驻守的英军士兵也不得不撤退。这天，日军终于使用平射炮向墙壁开火，并且轰开了几个洞眼。但这些洞眼在杨瑞符看来，可谓“感谢极了”。他立刻让士兵在洞口架设机关枪，对敌军聚集之处进行扫射。但这种乐观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深夜11时许，日军开始用重迫击炮和平射炮对仓库进行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轰轰之声，震破了长夜的沉寂。”就在交战最激烈的时刻，突然，他们得到了来自军事最高统帅直接下达的撤退命令。

此时是深夜12点。突如其来的撤退令就像当初的留守令一样，让杨瑞符和谢晋元莫可名状。但他们只能尽快服从命令从仓库撤出。尽管连日来阅读报章让这些孤军将士们知道，自己留守仓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英勇无畏的抵抗精神，吸引世界目光，进而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以抵消连日来战略溃败造成的不良影响。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目的达成得如此之快。

在之后召开的国际会议上，中国的顽强抵抗，受到了与会各国的认可和同情。一如顾维钧在对战局和国际关系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上海的战斗给了全世界一种印象，中国是有力量回击的。“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布鲁塞尔国际会议与会各国的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西方确信中国的潜力到底还是很大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扭转了之前对中国不团结和斗志差的偏见，这些西方国家相信，“如果从物资上给予适当的帮助，中国可望依靠自己进行战斗。于是，出现了向中国提供军需供应的新的可能性”。

与日本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欧洲国家，首先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军备物资。比利时火速出售大批79步枪与轻机枪，全部现货交运;奥地利出售一批迫击炮;丹麦政府则放行丹麦步枪集团公司的军火大订单，包括320门麦德森20毫米小炮、一批麦德森机枪，以及一个麦德森机枪厂的全套机台设备。捷克总统贝纳斯亲自指示将中国渴求已久的捷克轻机枪的图纸，无偿赠送给中国。法国在不久后，也开放了印度支那作为军资用品运抵中国的交通线。

国际社会的天平虽然势利，但这一次终于选择偏向正义的一方。尽管令人悲哀的是，充当砝码的，是像四行孤军一样成千上万普通中国士兵舍命奋战流淌的鲜血。

这些鲜血从战略上看，很容易被事后聪明的人认定是平白浪费。在诸多对四行仓库血战贬斥的观点中，有一个最刺耳，也最能迷惑那些对不谙史料的读者视听。根据一份日文史料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的记载，四行仓库之战以日军占领仓库，大获全胜告终，在整场战斗中，日军的损失仅有“重伤三人、轻伤二十四人、微伤十四人，总计四十二人”(原文如此)的轻微损失。

但在战斗结束三天后，谢晋元接受外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据日方宣传，谓在日兵入内时，搜查堆栈房屋内，有我士兵尸体百余具，是否确实。据答，敌方宣传，完全不确，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入医院治疗中，而敌方被我孤军击毙者，确有一百名以上，因敌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心信口造谣，绝不可信。”

但诚如谢晋元在采访中坦承的那样，许多孤军士兵在撤退时牺牲。日军用密集炮火阻住孤军退路。大开探照灯追踪企图撤入租界的孤军士兵，进行扫射。这是一场残忍的单方面屠杀。尽管驻守租界的英军想要为这些他们敬佩多日的中国英雄们提供帮助，但交织的子弹阻挡了他们救人的脚步。他们只能等待这些撤离的孤军足够幸运，通过密集的火力封锁抵达英军防线。

杨瑞符在即将抵达防线时被击穿左腿。数日以来指挥战斗的紧张神经，让他直到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才意识到大腿被子弹洞穿，剧痛倒地。张秋明因为战友被火熏到，决定替代他的任务，每隔十分钟丢一颗炸弹，作为战友撤退的火力掩护。但就在他准备跳出沙袋掩体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臂，手榴弹从手中滑落。尽管他机警地从沙袋上滚下去，但炸弹还是爆炸了，他的手臂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后来他被一个外国人送进医院。他的手臂截了一次又一次，重伤感染让他“好几次到了太平间又出来”。但张秋明还是努力活了下来，并且学会了画画：

“我残废了，没有关系，再去作战，还有嘴巴可以把我的经验讲给小弟弟小妹妹听。左臂没有了，还有右臂，就利用我的右手，我现在正在研究无线电报，肥皂和图画，万一不能生活的时候，就靠它们过活。”

战争的磨炼告一段落，而对这些孤军战士来说，生存的磨炼才刚刚开始。

5、副刊作品：《北京雨燕》北京故事|追踪“北京雨燕”的人：揭秘“无脚鸟”的万里迁徙；作者：吴淋姝；编辑：左燕燕

追踪“北京雨燕”的人

揭秘“无脚鸟”的万里迁徙

暑热时节，北京雨燕结群在颐和园、天坛、雍和宫等地展翼盘旋的场景，定格成许多“老北京人”童年记忆中挥之不去的“解暑”画面。

与寻常家燕不同，北京雨燕的体形稍大，外身羽毛呈黑褐色，翅膀狭长。

形似镰刀的双翼擦过晨昏、扎进薄雾，于夏天结束前，消失无踪。人们知道，来年春天，它们会再度现身北京，无一年缺席。

但它们从何而来，又将奔赴何地?

“这个谜底近些年才被揭晓。”

1月8日，第14届新京报感动社区人物评选颁奖典礼上，已在北京观鸟、护鸟10年的英国环境法专家唐瑞(Terry Townshend)在分享环节提到了由原北京观鸟会发起的“追踪北京雨燕项目”。

2014年5月24日凌晨，约50位中外追踪高手、鸟类学家、环志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畔的八方亭首次碰头，将第一批迷你光敏定位仪藏于31只北京雨燕背部。

翌年5月，其中的13只在八方亭被重捕。回收数据显示，7月下旬，它们出京后，于10月末抵达非洲西南部越冬，迁徙路径往返约3万公里。

萦绕在诸多鸟类学家心间多年的迷雾，基本明朗。

“我们关心北京雨燕的生态，不仅是要揭晓雨燕迁徙的奥秘，更想保护这些神奇的旅行者。”项目现场总指挥、北京师范大学鸟类学及鸟类环志专家赵欣如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楔子”

北京雨燕数量从上万只减至两三千只

一颗鸡蛋的重量约为50克。

而一只北京雨燕的体重仅在31克至41克之间。

根据国际环志领域的一个普遍适用规则，为飞行动物佩戴的装置重量必须小于其体重的3%。在此规则下，适合北京雨燕的追踪器极其难觅。

但朱雷未曾预料，9年前自己的一席话，竟使追踪北京雨燕的“楔子”开了篇。

2012年4月，德国柏林，世界普通雨燕研讨大会上，朱雷在发言中强调，北京雨燕的迁徙路线至此仍是个未解之谜。彼时，他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鸟类生态保护专业的研一学生。

作为“北京土著”，朱雷对北京雨燕有着一种道不明的特殊情愫。

他是原北京观鸟会(现称中国观鸟会，隶属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观鸟会)的一名志愿者，曾连续4年担任“北京燕和雨燕调查”项目的执行负责人。

在朱雷眼中，电影《阿飞正传》里提及的一生都不落地的“无脚鸟”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们即是北京雨燕。

1870年，英国物学者罗伯特·斯温侯(Robert Swinhoe)在北京采集到一种区别于欧洲雨燕的标本，他将之命名为普通雨燕的另一个亚种。北京雨燕(Apus apus pekinensis)因此得名。

这种偏爱在建筑和屋檐逗留繁殖的鸟类被百姓所熟知。

于北京雨燕而言，燕雀亦有鸿鹄之志。从破壳而出到衰亡，除繁殖期间需短暂降落外，进食、饮水、交配、睡觉基本都在空中进行。

它们脚不沾地。北京雨燕每只脚的4个脚趾均朝前，利于悬挂、攀附在悬崖峭壁、古建筑及墙体的缝隙中。

近几十年来，因旧城改造、农药使用等，北京雨燕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资料显示，北京雨燕已从上世纪的上万只减少到现在的两三千只。

“北京雨燕是我们身边著名的食虫益鸟，与生态环境联系紧密。”赵欣如说，想要保护它们，得从研究北京雨燕的迁徙路线、越冬地点、停留时间等信息入手。

自2007年起，观鸟会选择在颐和园八方亭做北京雨燕环志。鸟类环志是世界上公认的，研究候鸟迁徙动态及其规律的一种重要手段。

赵欣如投身鸟类环志工作始于1983年，据其介绍，基于我国环志的技术规范，一般是将金属鸟环佩戴在鸟的跗跖部(脚部)。

精妙之处在于，鸟儿佩戴的标志环就像一张身份证，有唯一的编号。但回收此类数据具有偶然随机性，高度依赖迁徙沿线地的发现者上报的信息。

“搭桥”

寻得严苛标准下的迷你定位仪

“传统环志历经上百年的回收数据，可能都不及定位仪一年记录到的数据翔实。”赵欣如说。

而定位仪的价格相对昂贵，且对操作者的技术有一定要求。也因此，观鸟会记挂已久的“追踪雨燕项目”一度搁浅。

世界普通雨燕研讨大会现场，朱雷提到，头一年在八方亭筑巢繁殖的北京雨燕中，至少有3成来年还会如期归来。

待朱雷发言结束，一名中年金发女子有些激动地走向他，称得知北京居然有一个如此稳定的雨燕“回巢点”，她喜不自禁，愿与中国的鸟类学家合作，助力揭秘北京雨燕的迁徙路径。

对方即是先于他发言的瑞典隆德大学进化生态学教授苏珊娜(Susanne Akesson)。

早在2009年，苏珊娜及其团队曾给8只欧洲雨燕装上了迷你定位仪。次年，其中的6只被成功重捕。追踪数据显示，它们最终在非洲中西部的刚果盆地越冬。

在朱雷的“搭桥”下，苏珊娜开始与观鸟会接洽。2014年年初，在外方联络人唐瑞和中方联络人、观鸟会志愿者吴岚的积极“搭桥”下，观鸟会的中国专家顾问和外方专家小组达成共识，追踪北京雨燕的专家团队应运而生。

阵容堪称“豪华”：项目总策划、鸟类环志与保护专家赵欣如，鸟类生态与演化专家刘阳;来自瑞典的鸟类迁徙专家苏珊娜，来自英国的雨燕保护专家迪克，以及来自比利时的鸟类环志、标记物专家林顿。

专业设备亦很快被锁定——一款产自英国的净重仅0.65克光敏定位仪，符合严苛的“3%适用规则”。折合人民币约1300元一台。

据比利时皇家自然科学研究院的鸟类环志、标记物专家林顿(Lyndon Kearsley)介绍，定位仪整身长16.3毫米，宽6.1毫米，厚5.6毫米。

唐瑞回忆，2014年筹集到的首批迷你定位仪共31枚，其中，光敏定位仪公司捐赠了1枚;瑞典隆德大学和来自英国的雨燕保护专家迪克(Dick Newell)个人为项目的捐款，分别采购了20 10枚。

开展追踪的地点依然定在颐和园八方亭。

在北京雨燕的诸多巢址中，八方亭的雨燕巢密度居于前列。巢大概在50到100个。“雨燕奉行一夫一妻制，一般一窝2只成鸟。”赵欣如介绍。

原北京观鸟会会长付建平透露，早在2014年初，项目准备前期，观鸟会便早早筛选出一批拥有10余年网捕、环志经验的资深志愿者。

2014年5月24日凌晨，指挥组、网捕组、管理组(分配组)、环志组、佩戴组、采样组、图片采集组(羽毛拍摄组)、宣传组、疏导组、媒体组的志愿者们配合默契，整套工作流程有条不紊地走完，仅用了5.5小时。

网捕

“摘”雨燕的手法像轻轻夹起一支香烟

凌晨2点半，5盏头灯齐亮，网捕组率先进场了。

由8张丙纶丝线网组成的“天罗地网”须在1.5小时内布下，将亭子围住。4点之后天将擦亮，八方亭的北京雨燕会陆续出巢。一些习惯从亭内柱子间穿过的鸟儿按计划将落入细软的网中，并极难挣脱。

八方亭又称廓如亭，始建于乾隆17年，面积约130平方米，八角重檐，是我国现存的最大古亭。

较之野外，八方亭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亭子四周并非空旷的平面，而是被许多支撑的柱子“切割”开。因此，整片大网需改装成几个部分，以填满遮挡柱子间的空隙。此外，八方亭是古建筑，在柱子上钉钉子来固定鸟网的方法断不可行。

“我们只好将细长的网杆贴靠在部分柱子上，用软绳缠绕固定，网其实是直接固定在网杆上的。”自1998年参与野外鸟类环志的网捕组骨干黄伟回忆。

还未到凌晨3点半，网已布好。

早于雨燕“苏醒”的是蝙蝠和麻雀。蝙蝠可能携带诸多病毒，若被咬伤或抓伤，后果不堪设想。为此，网捕组的5名志愿者均戴了2层纱线手套，蝙蝠下网后，暂时被关在笼子里，以免放飞后再次撞网。

“任务量比较大。要保证自己安全，也要避免伤到蝙蝠，还要确保速度。”黄伟说。

凌晨4点半之后，“迷迷糊糊”出巢的雨燕开始大规模撞网。

下手前，志愿者需先判断雨燕是从哪一头撞网的。鸟网不具粘性，但却能“吸附”鸟儿的羽毛，“如果‘摘’鸟方向反了，将会越‘摘’越紧、越‘摘’越乱。”

黄伟形容“摘”雨燕的手法像轻轻地夹起一支香烟。当天，佩戴组总共“夹”到100余只入网的雨燕。

“把雨燕的头从网上摘出后，再把翅膀和两条腿理出来。最后，用食指和中指夹住细细的脖子，其他手指轻轻地落在雨燕背部。”

在“摘取”雨燕和麻雀时，网捕组成员均不戴手套，黄伟解释，“手套会影响灵活性，并干扰我们下手力度的判断，容易误伤鸟类。”

在他看来，北京雨燕并不易“摘”，若运气好，几秒下网，绕得紧的，得用几分钟。雨燕属攀禽，爪子锋利，“被它们的爪子划出几道血口子算是家常便饭了。”

每一只雨燕下网后，即刻被送至一旁的管理组分类。戴过环的回收个体对巢址的“忠诚度”较高，为确保来年回收率，连续多年返回八方亭筑巢的北京雨燕，会被优先选择。

佩戴

雨燕背部和定位仪之间可推入一支铅笔

凌晨4点半，余下的所有小组同步进场。佩戴组的6人快步走向管理组领取雨燕。

如果说网捕是体力活与技术活的统一，给雨燕佩戴定位仪则倾向于巧和细。

时年39岁的梁烜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一名教研员，作为佩戴组骨干，她恰巧有一双骨节分明的巧手，十指修长而纤细。

为一只选中的雨燕佩戴好定位仪约需5分钟。同样是“裸手”操作。

算上2条加固绳，光敏定位仪的重量也仅为0.733克，不过芯片大小，将其摊放在手心，梁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重量。

安装它时如穿针引线。轻细而结实的固定绳从两侧翅膀下方套过，后在定位仪的2个小孔上打结。绳子1毫米宽，软涤纶材料，质地较亲肤。

当打结位置、松紧皆确认无误后，会在打结点刷上一层专用速干“超级胶水”，算是双重保险。

在一旁观看梁烜操作时，林顿直呼其手法专业，连连称赞。

梁烜记得，前一日培训时，待她操作完成，林顿顺利地将一支铅笔推入定位仪下方，“若铅笔不能进入，说明绑得太紧，会影响雨燕的正常活动。”

与常佩戴在大型鸟类身后的GPS定位仪不同，低耗能的光敏定位仪无法实时传回鸟儿飞经的地理位置，只能待重新捕获后下载数据。

项目论文的主要执笔人、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士研究生赵岩岩介绍，光敏定位的原理是依靠日照变化来推断地理信息，因此在春分、秋分前后和途经赤道时，定位仪会被严重干扰，导致数据出现较大误差，“优点则是较便宜，电池较轻，适宜安装在小型鸟类身上。”

放飞前的最后一步是进行生物样品采集。为此，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副教授、士生导师刘阳专程从广州赶来。据刘阳介绍，单凭肉眼，即便资深鸟类专家凑近仔细观察，也难以准确辨别雨燕的雌雄。

因此，明晰雨燕的性别需将采集到的血液带进实验室，“鸟类的翅膀下面有一段较明显的肱静脉，用采血针刺破血管采一滴血珠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还需进行羽毛的采集，“一般是直接用手拔下少量尾羽，用剪刀剪的话提取不了羽根部的DNA。”刘阳说。

重捕

往返约3万公里的长途迁徙

时隔12个月，2015年5月24日凌晨4点半，约50位中外追踪高手、鸟类学家等再度聚首八方亭。

不过2个小时，13只身背光敏定位仪的北京雨燕相继入网。“重捕的喜悦真的难以言传。”黄伟说。

在林顿的指导下，志愿者们对定位数据进行下载分析，飞行轨迹在世界地图上浮现。这是一程来回近3万公里、飞经约19个国家和地区的长途迁徙，“可称作史诗级别的。”迪克感叹道。

回收数据显示，7月下旬，上述北京雨燕出京后，先后飞经内蒙古、天山北部、中亚、阿拉伯半岛、中非等地，最终于10月末抵达非洲西南部，在纳米比亚、茨瓦纳和南非西开普省“休整”约3个月。

翌年2月，越冬完毕，它们如朝圣般向着北京启程，于4月中上旬“到站”。

整段路程，它们依然在天上吃喝拉撒睡，脚不沾地。赵岩岩分析发现，北京雨燕每年有连续9个月都待在天上，“有的个体甚至在繁殖期，都很少进巢。”

而于赵欣如而言，追踪北京雨燕迁徙路径，是为了摸清它们的迁徙动态和规律，从而“对症下药”。

“毕竟，研究是保护的前提。”

他提到，在北京城市化的过程中，伴随大量古建筑的拆除，越来越多的北京雨燕不得不“另寻出路”，钻进立交桥的空隙、洞穴，楼房的伸缩缝造巢。如今，天宁寺桥、广安门桥等地也逐渐成为北京雨燕的新巢址。

他坦言，筑巢建筑物的变化系制约北京雨燕种群数量的客观因素之一，再者就是城市上空的昆虫锐减、大气污染、水污染、农药喷洒等。

此外，北京雨燕的越冬地、迁徙途中飞经国家(地区)的环境状况亦需考虑，“以及当地会不会有食物短缺或猎杀。”

追踪

“嘿，你们也来非洲过冬啦”

对观鸟会来说，只要北京雨燕的迁徙不止，追踪雨燕的路途便没有尽头。

赵岩岩透露，自2014年起，“追踪北京雨燕项目”团队连续4年在颐和园八方亭，给66只雨燕佩戴上同款光敏定位仪，最终回收到25只，“数据量足够大，满足分析要求。项目研究论文现已完稿，预计今年2月前向专业期刊投稿。”

2020年6月末，一则喜讯在观鸟会传开，开展多年的雨燕同步调查数据显示，雨燕自早年的2000只次至3000只次增到6189只次。

赵欣如认为，严谨来看，上述任一制约因素若发生改变，都会引起北京雨燕的种群数量变化。同时，雨燕自身繁殖能力的强弱变化，作为主体因素，也应纳入分析。

今年，观鸟会亦打算在5月为新的一批雨燕佩戴定位仪，“了解北京雨燕途经的国家和地区，仅是开展保护工作的第一步。”赵欣如说。

下一步，项目的专家和志愿者渴望加强国际间的保护和合作，确保北京雨燕每年的迁徙之路是绿色、安全的。

唐瑞表示，北京雨燕前一半的迁徙路径与丝绸之路非常相近。

目前，唐瑞也已向相关单位提议，希望北京雨燕可以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强生态保护合作的“生态大使”，“这有利于伙伴国家将保护计划落到实处，共建绿色的‘一带一路’。”

梁烜能想象，北京雨燕一路跋山涉水的艰辛。

2015年5月24日清晨，当首次与亲手“绑过”的北京雨燕在八方亭重逢时，梁烜的心情很微妙：她双手触握过的仅30余克重的小生命竟能飞越高山低谷，一路裹挟着霜雾风雨、热浪沙尘后，依然惦念着繁殖的“应许之地”——北京。

万里路程，它们没有被身下的其他土地诱惑，而是以日均220公里的速度扬翅，笃定无疑地朝八方亭涌来。比它们离开时更快。

见证13只北京雨燕归来后，林顿眼中亦有微光闪烁，他轻轻点了点一位长途旅行者的翅膀，略有感慨：此前他追踪到的欧洲雨燕最终也会飞抵非洲越冬。

“也许北京雨燕路过刚果盆地时，它们会在空中互道‘你好’，‘嘿，你们也来非

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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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