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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后可以打羽毛球吗(《村·落》求学记)

更新时间:2022-10-25 23:36:04

文/许文通

自曾祖父以来,其后子孙大多粗通文墨。我祖父三兄弟虽未上过学,但受益于曾祖父的调教,平日亦需翻阅、誊抄经文,倒也识得不少字,且学这些是很需要记忆的。到我父亲这一辈时,当时村里所有的大学生都出自祖父一门——二叔参军后考入军医,现已是教授,少将军衔;五叔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六叔考入三明纺织工业学校。六叔仅比我大六岁,一向成绩优异,高考成绩发布时,他兴致勃勃地与我进城同去,但成绩极不理想,与预估的分数相去太远,比如英语预估至少在八十五以上,而实际成绩仅六十多分。他的班主任一见到他,就说希望他能复读。如今看来,他的成绩极有可能被掉了包,这在当时是容易操作的。

到了我这一辈,大学生就更多了,我弟(小名茂华)考入成都理工大学;堂妹考入兰州石油大学;堂弟考入清华大学,读研后进入美国UIUC伊利诺伊香槟分校,获士学位;堂弟考入福建工程学院,后进入厦门大学读研究生;堂妹考入广东理工大学,后进入香港大学读研;堂弟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此外,还有表弟考入天津大学。


求学的经历其实大多已经忘记,而课余时间和上学、放学路上的趣事倒还记得一些。幼时,我对读书了无兴趣,即便幼稚园也不大想去。那时候,祖父、祖母、小姑海兰,还有几位叔叔和我们都聚在一起吃饭。家中人很多,天冷的时候大家嫌板凳太冷,大多站着吃。吃了早饭便要散去各做各的事,最后睡眼惺忪起床吃饭的总是我们兄弟俩。某日一早即下起了大雨,大家都不急着出工,只等雨小些,并开玩笑说今天雨太大,歇息一天。可我不能不去学校,面对湿冷的天和热闹的聊天气氛,愤愤不平地说:“你们竟可以不用做事,我却还要去读书!”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在他们看来,有书可读而不用做体力活是何等安逸之事!其后,我多次听到一些打柴的妇女们说,要是有书读不用干活该多好!

我上幼稚园之处离家甚远,从山脚的水尾村到位于山腰的盖头,先要走一段平路,再一路拾阶而上,即便大晴天也要走半个小时。若是遇上下雨,道路泥泞,到校时往往鞋子尽湿,花费的时间就更多了。路很远,以至于一个清晨,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鸽子,可以自由飞翔。醒来后仍沉浸在梦境里,以为可以很快地飞到学校去,可以多睡一会儿。

六叔上小学时学制是五年,此时正在盖头读五年级,与幼稚园同在一栋楼内,可以同行照顾。心情好时我就自己走,走不动或不想走就让六叔背着我一步步走上台阶。六叔背累了换他的同学许宪明背,许宪明背累了再换六叔背……半途有几户人家,天气晴好时总有一老头坐在门口晒太阳。他见着我总是笑着,像是对我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今天这孩子又要人背了”“今天这孩子又不用人背了”。他总是穿着军绿色衣服,打着补丁,笑起来的时候露出少得可怜的几颗牙。我不嫌弃他,但也并不理会,面无表情地继续前行。累了,大家就坐在石阶上休息,这些台阶凹凸不整,但很干净,杂草就从石缝里钻出来。初夏,路边的芦苇花探出了光鲜的脑袋,在微风中摇曳着。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们急冲冲往学校赶,上课时间快到了,路上已见不到几个学生。走到一个岔路口,突然一头牛迎面冲下来。我本能地往旁边避让,但这庞然大物似乎是冲着我来的,撒开蹄子朝我狂奔而来。道路不宽,我吓得魂飞魄散,拔腿就往岔道跑。牛在后面紧追不舍,赶牛的人紧随其后,想拼命把它拉回来,但是没追上。岔道的尽头有一户人家,从门口窜出两条狗来,它们露出獠牙狂吠不已。我走投无路,吓得呆在那儿。戴着斗笠的牛主人终于追上来了,他一把拉住缰绳,牵着牛头也不回地走了。这时六叔也赶过来,责备我乱跑。我这才知道,原来牛不是冲我来的,只是想逃脱它的主人。

有时,六叔和同学会利用周末到上山砍伐杉树。先将砍倒的杉树去掉枝条,截出一段两米多长的树干,剥去皮,再削成木条,晾干。中午上学时,六叔把它从水尾扛到盖头卖了换钱。木材收购站的附近有家商店,这也是村里唯一的商店,购买日常用品在这儿,称为“百货”,意思是贩卖的商品很多。但我估计,哪怕把所有物品都罗列出来也凑不足百件。打酱油、买醋的人要自带瓶子。酱油和醋都用大瓮装着,揭开盖子,用一个长柄竹器舀一勺就是半斤,再通过漏斗流进瓶子里。在这昏暗的屋子里,各种气味飘散出来,混合着形成一股难以言表的古怪气味。

卖木条得了钱便可以在这买可乐,六叔先尝两口,剩下便是我的了。有时喝得太急,舌头便会被吸在瓶口,我吓坏了,忙把瓶子用力往外拉,舌头终于脱离了,并且发出“砰”的一声响。我想再次尝试,却怎么也不成;或终于被吸住了,却再也发不出之前那么响亮而神气的声音。

回家要经过一段马路,拐弯处有个大平台,过了这个平台就要一路往下走台阶了。这里视野开阔,居高临下,风光一览无余,可以望见层层叠叠的稻田、散落的村庄和蜿蜒曲折的道路,有时还能看到成群的麻雀“叽叽”地叫着从树梢飞过。一阵山风吹来,大有羽化而登仙之感,不胜惬意。

这是个极好的地方,如果那个妇女不在的话。还未到达拐弯处,远远地就听到她的呼喊。她先是喊一个名字,再喊一声:“你快来哦!”又喊一声名字,再喊:“你还不来!”她叫的是谁我不知道,其实是听不清楚,但那声音带着哭腔,顶尖锐、顶凄惨,让人毛孔倒竖。那个背影非常瘦弱,发觉身后有人,便会转过头来瞅瞅。每到此时,我只能加快脚步,尽快远离那个可怖的声音。听说那妇女的儿子走出村子谋生就再没回来,从此杳无音讯,是远渡重洋、辉煌腾达,还是客死他乡已无人知晓。于是她疯了,每到临近中午,就慢慢踱到这里,一声声、一声声地呼唤她儿子的小名,喊够了再慢慢踱回家去。

有几次她正往回走,与要回家的我迎面而来。我看她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蓬头垢面,眼珠子像是凝固了一般。远远地看见她,我就骤然紧张起来,生怕她突然发疯冲过来,好在马路很宽,她也并无恶意,只是样子吓人而已。


教学楼是用青砖搭建的,高高地耸立在一块大石头上,看着很有气势。青色的砖瓦、绿色的窗框,再加上青葱高壮的柳杉、红豆杉和樟树的掩映,显得很协调。其实整个校园就一栋两层砖瓦房——教学楼兼老师办公室,外加一个操场。教室里,一个略胖的女老师激情四射,用雄浑的声音让我们猜谜语:

“叮铃铃、叮铃铃,一头说话一头听。俩人不见面,说话都听见。”

这是书本上的一则谜语,老师问谜底是什么。小朋友们异口同声地喊出了答案:“电——话——”

我从没听说过电话,更没见过,一脸茫然。直到四、五年后,我才在村委大楼看到了那“一头说话一头听”的玩意儿。那是一部手摇式电话,联系在外的人,需要先打到乡里,再一层层往外接。但接线员并没有耐心,甚至因为嫌弃某个村子的人而拒绝连线,所以很少有人能够顺利打通电话。谁若有幸听到铃声响起,定会像听到自己中奖的信息一样欢喜,连忙抓起电话,声音颤抖地问对方要找谁。不论对方要找的人离得多远,接电话的一定会撒腿跑去叫人,并全程陪同,一脸羡慕地聆听他们的谈话内容。

有时,接线员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便把线拔掉,他们的交谈便中断了。

也学习歌曲,现在印象已经很模糊,依稀记得有一首歌,内容是一个小朋友自诩小画家,各色彩笔一大把,画只螃蟹四只脚……我也没见过螃蟹,更不知道它有几条腿,但这位小朋友的一大把彩笔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女老师姓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她削的铅笔非常漂亮,只需一把小刀,就能将铅笔削得光滑且粗细适宜。她常在教室里吆喝着:“还有谁要削铅笔?”

除了学习猜谜语和歌曲,也学习拼音和简单的汉字。五叔放假回家,偶尔也会纠正我的握笔姿势。有一次他检查我的作业,就在新家客厅的那张大圆桌旁,让我自己数一数吃了几个“好”。那时候老师评价学生的作业往往用“好”“中”“差”三个等级,我们把获得老师“好”的评价称为“吃了一个好”。我数了数,一共七个。五叔说,好减不算,只有五个。

祖父问我在幼稚园学了几个字,我默不作声。他就乐呵呵地讲起了故事:

“孙子刚放学回家,正在家门口扫地的爷爷就拿扫把蘸满水,在地上画了一横,问孙子:‘这是什么字?’

“孙子左看右看认不出。爷爷很气恼:‘一二三的一字都不认识?’

“孙子说:‘爷爷,爷爷!我们老师写的一字没这么大!’”

晚上,有时父亲让我们练习毛笔字。没有现成的墨水,要先在一方砚台上倒点儿水,再用墨锭磨出墨来。昏暗的灯光下,父亲先用自己的毛笔在纸上写一个小楷的“大”字,并教我如何握笔、蘸墨,然后就只顾誊抄自己的东西。父亲写字并不见长,甚至不懂起笔、收笔之道,对我的书写也没什么要求,能画出字来就行。我就用那支分了叉的小号毛笔依样画葫芦,在纸张上写满“大”字。开始写得很认真,不一会儿就越写越不耐烦,越写越大,很快就写满了一页。弟弟茂华写得更糟糕,画符一样地涂抹,展示出了连康定斯基都无法企及的抽象。

这一年无忧无虑,幼稚园就一名老师,偶尔请假教室便乱得不行。有时候高年级的同学下楼到幼稚园找弟弟妹妹,顺便耍个杂技——倒立,都会引来大家惊羡的目光。几个男生纷纷效仿,可没一个能倒立成功的。小朋友的倒立成了倒栽葱,屁股上粘了厚厚的灰,有时还撞疼了脑袋,可没人在乎,“嘿嘿”一笑就过去了。

一次,老师没来上课,教室乱得像战场。突然,讲台上站着个男的,个子高高,脸又黑又长,双手插在衣服口袋里。在我的意识中,男人应当把手插进裤口袋,女人应当把手插在衣服的口袋。如果男的把手插进衣服口袋,感觉太女性化了;如果女的把手插进裤口袋,感觉像是个男的。眼前这位双手插进衣服口袋的男人就是我们的副校长,全校唯一的男老师。大家吓坏了,慌忙回到座位笔直地坐好。副校长神情严峻,他用方言对我们说,今天老师家里有事,不能来上课,让我们在教室要保持安静,不要打扰楼上同学。

随后,副校长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往年,有一个孩子非常贪吃。有一天他看见一片菜瓜,想吃得很,口水都流了下来。”他扫视了一下班级,顿了顿,为了营造气氛,还夸张地将两只手掌尽可能地上下拉开,比了一个高度:“口水流得有这么长……”小朋友们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大家谁也没见过流这么长的口水,都哈哈大笑起来。副校长也一改之前的严峻神态,张嘴微笑着,露出两颗兔牙,看着又有点儿不像微笑。要知道,这是我有史以来听到的最好笑的故事,虽然也是以“往年”两个字开头。

在所有可以生吃的蔬菜、粮食中,我对西红柿这种新奇的植物印象深刻,有黄、有红、有绿,油光发亮,但那种浓烈奇特的味道似乎比今天的要浓烈得多。父亲曾种过一畦,产量很高,可惜大家都很嫌弃,也就不再打点,以至于渐渐荒废,最终连那块菜地都被芦苇侵占了。几年后我才认识了副校长说的“菜瓜”——有的农民将它们放置在早上用来装大粪的木桶里。这时,我竟然把“菜瓜”理解成了“红薯”。我对生红薯没有多大食欲,但仍旧咽了几口唾沫,还想象出了一畦红薯的画面,想象出了那个孩子流口水的样子……

后面的故事情节和结果我已经忘记,好像是孩子偷吃地瓜,被人一顿毒打后死了,并得出不能偷别东西之类的教训吧!现今看来,这个故事也许是真实发生过的吧!副校长讲完故事又叮嘱几句就走了。大家端坐着扭头目送,好像有点儿留恋,又像是希望他快点儿走。没过一会儿,小朋友们就陆陆续续离开座位各玩各的去了,教室又重归混乱。之后,虽然也偶尔有老师进来吼一句,但小朋友们并不买账,也没有老师再来讲故事了。

盖头村海拔高,春天云缭绕,空气潮湿,玻璃窗上经常会结出小水珠。下雨天出不了教室,下课无趣,大家就在玻璃窗上涂涂画画,上完一节课又结出一层,可以接着画。操场上并不铺煤渣,都是黄土。若非不得已,大家是不到那儿去的,脚踩在上面会带出一层厚厚的泥,粘了泥的鞋子又重又滑,只能找个台阶,抬脚把这层泥刮掉。操场到教学楼之间正好有两个台阶,这儿就成了大家刮泥的理想之地,刮完了还要把脚在走廊上用力地跺几下,老师们对此非常嫌弃。也有人脱下一只鞋,在一块大石头上用力敲打;待黄泥都去得彻底了,再换另一只。

天气放晴就要到操场做广播体操,教学楼正对着操场,学生按年级从低到高排列,面向教学楼。经常停电,广播播放不了,就安排一个高年级的男同学站在二楼走廊正中央喊口令:“跳跃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做完操还可以疯跑一会儿。几株大树站立在操场正中央,树形苍劲优美,树干上布满苍苔。大树参天,比教学楼要高出很多,有的树枝延伸到了屋顶,瓦片上有落下的叶片和圆球状的小果实。延伸出的树枝有一根已经坏死,我天天关注它,很希望它突然断掉,并且能砸到屋顶的瓦片上,但是直到我上完幼稚园也没见它断掉。多年后当我再见时,那根枯枝连同支撑它的一大根枝丫已不见踪影。我也常常像诗人一样在树下徘徊,时而抬头仰望繁茂的枝叶,时而俯身捡拾落下的果子,或用脚把坚硬的果实碾裂开来,有时还把右手掌抚在粗糙的树干上绕行。雨天可以看见水从枝叶上滴落下来,在地上形成一个个很小的水坑。有时雨水还会滴落在脖子上,顺势流进后背,又冰凉又湿黏。

小朋友们喜欢绕着大树奔跑,偶有摔个狗啃泥的也不在乎,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继续冲跑。或有两个只顾跑却撞到一起的,随后便会“哇”地传来惊天动地的哭声,从第一声“哇”结束到第二声“哇”开始之间停顿的时间很长,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发生了极其惨烈的事故。但这“哇”声持续减弱,最后变成抽泣,不一会儿就止住了。如果事情严重,老师就把他们喊来各批评几句,事情就算完美解决了。

操场的一端立着个大大的架子,架子上方的横杆被钻了两个大孔,两根竹竿从孔里穿过,平行地插到地上,整个架子就像一个奇特的神坛。高年级的同学站在架子正中间,左右手各握一根竹竿,猛地一跳,猴子一样左右手交替着往上爬,到了架子的顶端,就倏地滑下来。有时下来得太急,一屁股摔坐在地上。一旁的同学并不扶他,只是望着他哈哈地笑。几个女生甚至捂着肚子笑弯了腰。在我看来这是很不适宜的,男同学出了洋相,女生应当矜持地装作没看见默默地走开,顶多掩面而笑,定是不能驻足停留的。摔倒的男同学似乎并不介意,反而更来劲了,自己一骨碌爬起来。我也爬过几次,但是两根竹竿很粗壮,间隔又远,根本不能像他们那般潇洒,只能抱住一根往上爬。竹竿很滑,我手脚并用,使尽了吃奶的力气也爬不高,没两下就滑落下来。

操场后边连着一片斜斜的树林,树很多,枝叶密得不见阳光,都和操场的树一样高大,树下的杂草却没了,都被蹦跳冲跑的同学踩得稀烂。雨后初晴,在这玩耍可得分外小心了,一个趔趄就有可能让你飞出老远,甚至屁股开花!

上课时间到了,陈卓兰校长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站在刚刚喊口令同学的位置上,从腰身后掏出随身挂着的哨子威武地一吹,大喊一声:“全部回教室!”于是大家汗流浃背地纷纷往自己的班级跑。我很想拥有这样一个哨子,很想像陈校长一样神气地吹,当然不是在学校。有一次,我远远地看见陈校长的哨子是金属做的,闪闪发光。

陈校长个子不高,戴着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镜片上显现出一个又一个圆圈,以至于我无法猜测出她的大致年龄。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戴眼镜的人。幼稚园放学比较早,下了课我就到楼上五年级教室门口等着。有时天气冷,陈校长便让我进教室避避寒,有一次还把她的火笼给我取暖。二楼的栏杆是木头做的,用长条形的木棍分隔成一个个格子。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我百无聊赖,于是尝试着把脑袋从格子里伸出去,缩回来;再伸出去,缩回来……我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试过去,兴味盎然。有的格子略窄一些,这下好了,伸出去的脑袋无论如何都缩不回来了,却又不好意思哭,只得左右手各把持住一根栏杆,像个即将被砍头的囚徒。绝望之际,陈校长发现了,就笑呵呵地帮我把小脑袋毫发无伤地推回来。

一次放学时,下起了小雨,我们没带伞,就把报纸折叠成一顶帽子戴在头上遮雨。有时我不打招呼自己先跑回家,六叔急得到处找。


上了一年幼稚园就升入一年级了,我上完小学一共换了五所学校。不过,这些学习之地如果全都称为“学校”是不太妥当的,比如上一年级的地方其实是水尾村的仓库,称作高地小学。

仓库有两层,与盖头小学相比,离家近多了。顺着一旁的楼梯往上走,就到了上层。上层有一个很宽敞的空间,旁边还有几间小屋。这里平常都闲置着,空荡荡的,偶尔用来充当戏台或置办酒晏。

一年级就在这个大空间里上课,二、三年级则在一旁的小屋里。二楼光线很暗,没有电灯,只从木板墙缝和小窗户透进点光。地面是木板铺成的,有些钉不结实,踩上去吱吱作响。每到下课就好似万魔洞失守,成群结队的学生跳绳的、追逐冲跑的、上下楼往返上厕所的,声音很大。下雨天,村里的老人不出工,都聚在这儿聊天、讲故事,楼上震天动地,楼下的心惊肉跳。老人们轮流上楼视查情况,轮番苦口婆心地说教,只想感化这些生性顽劣的猴子。可是大家都在乎,反而跑得更欢了!终于,一个白发苍苍,体格有些硕壮的老人冲到楼上厉声呵斥。面对从天而降的照妖镜,群魔立及作鸟兽散。可老者的前脚刚踏出门,后面的同学就像出洞的老鼠,一个个探头探脑又出来了。

仓库横跨小河,下大雨的时候水量激增,浑黄的水从上游奔涌而下,裹挟着枯枝败叶从楼下穿过,浩浩荡荡地向下游奔去。有的人家在河岸边种上南瓜、葫芦,甚至把瓜架搭在河面上。那些南瓜、葫芦长势良好,一些藤蔓延伸到瓜架外,垂到了河面上,在洪水的冲击下有规律地点着头。这时候可以撕下作业纸折纸船,并一只一只地投进激流里,看它越漂越远,或被洪流吞噬。也有用大张报纸折叠的,吸水性太强,大而无用,漂不远就沉没了。也有不会折或没耐心的,就把作业纸撕成碎片撒进水里,并大声吆喝着,却并不能引得旁人的关注。

随流水漂向远方的不仅有小纸船,还有那段记忆。没多久,应该是半年之后吧,“学校”就迁移到了底蔡村的一个土堡。

黑板是用几块木板拼成的,再涂上黑色的油漆。老师把阿拉伯数字写在黑板上,从“1”写到“50”,占据了大半块黑板,令人望而生畏。父亲要我背诵乘法口诀,我说班上同学也不会。所谓读书,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过是挨日子,有人玩得太疯狂,直到上课了才发现书包还挂在哪棵树上。桌面空空如也,他像只无助的鸭子东张西望。老师发现了,盯着他问:“书呢?”

他不好意思回答,把头埋得低低的。同桌掩着嘴笑他,并把实情告诉了老师。

“读书读书,书包都能读丢!”老师白了他一眼,继续讲课。

一下课,忘拿书包的同学就像屁股着了火似的往外跑,没过一会儿又兴冲冲地回来了,把取回的书包塞进抽屉,仿佛得了什么大便宜。

盖头村民用方言叫别人的名字时一般不带姓氏,不过,提及自己厌恶或鄙视的人却常在后边加个缀。这些后缀有表示胖的“冻”“块”,表示稀里糊涂的“嘟”,表示邋遢的“屎”“屁”,表示一无是处的“渣”,表示土气的“佬”,表示不务正业的“仔”等等,丰富多样,有十余种之多。后缀与其人特点之间并无本质联系,有时甚至并不为了表达鄙视之意,只因叫着顺口。什么人配什么后缀,大体依据名字的平仄,这几乎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名字都是仄声的,后缀一定是平声;名字都是平声的,后缀一定是仄声。小学生似乎天生就掌握了给人名加后缀的技能,因此,他们不允许自己厌恶的人叫他们的名字,否则会损耗自己的名誉。同学间有了矛盾,打得过的大体用拳头说话;打不过的,就把仇家的名字写在小纸条上,丢进粪坑里,再咒骂两句。但是,谁若对长辈,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大不敬,大人立刻就拉下脸来斥责道:你怎么能这样乱说,小心雷公!

发作业本同样简单粗暴。发作业的同学高呼着本子主人的名字,三个字还没喊完本子已经飞出去,从最前排飞到最后一排。发本子的以砸中对方的脸为第一要务——砸中了,便功成名就;砸错了,少不了挨一顿臭骂。准确地砸到本子的主人似乎是一项必须掌握的技能,否则没资格发本子。

偶然间,我发现语文老师把“批评”写成了“批抨”,能发现老师的错处实在是高明,并且三生有幸。可惜这位“高明”的小同志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一年级上学期语文、数学分别是70分、60分;下学期更精彩,语文、数学两科都是60分,估计这六十分也是老师半卖半送的;上了二年级就再见不到用黑色笔填写的成绩了。那是老师填写成绩,及格的用黑笔,不及格的用红笔。我的成绩单上,总是红色多,黑色少。平时喜欢热闹,但发成绩册的那天要尽可能远离人群,以免被问及成绩而尴尬。一次考试,可能是半期考吧,语文成绩四十多分,父亲非常生气。但我更怕他看见那张考了9.5分的数学试卷,出人意料的是他对我的数学成绩颇为满意,说:“嗯,数学还可以,能考95分;语文要努力。”他并不细看。

土堡的墙壁用黄泥夯实,上层是教室,下层是闲置的屋子,也是我们的乐园。虽说是“乐园”,玩的游戏却并不高雅,甚至很粗俗。这里尽是堆积得厚厚的粉尘状的黄土,男孩子们最喜欢做的,就是从什么地方拆一块短一点的木板,下面垫一块方砖,在木板的一端堆放黄土,越多越好;再找来一块大石头,趁人不备用力砸向木板的另一端,“啪”地一声巨响,黄土就飞溅起来,一直冲到天花板上。恶作剧砸石头的早已趁势溜之大吉,那些躲闪不及的落得一身灰,只得屏住呼吸,没头苍蝇似的四处寻找出口。

女生就在一小块平地上踢毽子。这种自制的毽子很大,可以用纸做,也可以用塑料。找一本不太厚的书,横向剪成条状,但不要剪断书脊,折叠起来,再把书脊用绳子捆扎牢固,理成蓬松的球状,一个毽子就做好了。玩的时候把它踢得高高的,要高过头,以数量取胜,输了的就要“喂”赢的“吃”。输家低三下四地把毽子抛到赢家跟前,赢的就一脚把它踢到远处;输家又忍气吞声屁颠屁颠把它捡回来,再“喂”给赢家“吃”,赢家又一脚把它踢飞……如果输了的态度不好或“喂”得不够标准,赢的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进食”,输的就白忙乎这一回了。大庭广众之下,这种游戏是女生的专属,男孩踢毽子是要被同伴取笑的。但是私底下,这些取笑他人的男生却照样玩得兴味盎然。

学校也有操场,那是五叔他们上学时带着锄头挖平的一块空地,离教室有点远,并没有人到那玩,况且我们不上体育课,也不做广播体操。久而久之,操场竟被附近的村民据为己有,用来种地瓜青菜了。

六一节到了,真是个好日子,可以分到糖,还能请村班干部来讲故事。可惜村干部讲故事并不高明,他想教导我们不要去悬崖边玩耍,但不小心编成了恐怖小说。他把衬衫的下摆扎进皮带里,挺着鼓鼓的肚子,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有小孩在盖头桥附近的悬崖边玩耍,坠崖摔死了,所以半夜三更常常会传来小孩“哇哇”的哭声……我多次到过那一带,虽然从未听到过类似的哭声,但还是有点心悸。现在想来,那极可能是娃娃鱼的叫声吧!后来,我听说那附近的洞穴里住着一种邪恶的鸟,它们能变成透明的人,都戴着红帽子。我们只能看见红色的帽子悬在空中,它们走动时,红帽子就跟着移动。它们还喜欢迷惑过往行人,使人失去知觉。甚至有同学说,他的祖父曾被那种鸟带到了悬崖边上,幸好及时清醒过来。但它们怕火,若想避免被迷惑,只需点燃一支烟。

那一年,村里要开通从水尾到底蔡的公路。山很陡,道路拐弯抹角,马路必须绕到上黄村的上方。上黄村好似泥土也跟着村子姓,尽是黄土,很疏松。住在下边的村民可不愿意了,他们担心引发山体滑坡,于是和挖马路的争执起来,甚至有村民拿来席子,躺在地上阻止施工。中午,我们早早地赶来看热闹,凑热闹是很重要的娱乐方式。我们都很希望他们能打起来,哪怕互相推搡几下也行。但他们都是一个村的,彼此熟识,挖马路的又都是身强力壮的后生,双方只是理论却并不动手。最后,大家感到无趣,等得不耐烦,就都上学去了。没过多久,道路顺利开通,就从土堡门口经过。


二年级,“学校”搬到了上黄村的一座砖瓦房内。砖瓦房也是上下两层,上层教室,下层堆放杂物,有时还临时住着外地来修筑马路的民工。

学生不多,教室狭窄,发本子用不着费力地甩,自然也少了砸人脑袋的乐趣。年轻的女老师在教室前面讲课,住在楼下“好学”的民工闲着无事就跑上来“蹭课”,羞得女老师满脸通红。

下课仍然是放飞自我的时候,游戏却丰富了起来。

有一种叫“挤油”的游戏,最适合在大冷天玩。只待老师喊一声“下课”,大家就迫不及待冲到楼下。墙根中间站一大个子,其他人往左右两边依次排开,使劲儿往中间挤,大家“嘿呦——嘿呦——”地喊着口号。有的被挤出来,又自觉地排到后面继续挤。墙壁是青砖垒叠的,缝隙间填充着白灰,粗糙得很。好在大家都穿着像青砖一样粗糙的布料衣服,怎么磨都不破。挤上几个回合,大家就都暖和了。上课口哨一响,中间的人突然抽身,两边的就一齐往中间倾倒,嘻嘻的笑声在校园上空回荡。

还有一种游戏危险性就比较大了。在场地上划出一条线,把人平均分成两组,分站两侧。两边的人左抓右挠,都努力要把对面的人抓过来。一旦哪个倒霉蛋被人捏住了手腕或是扯住了衣服,相互之间就纠缠在一起,于是双方都集结人力,展开一场抢人大战。有的人被双方各拖住一只手,疼得只能大喊“死了、死了”,于是双方都自觉遵守规则,松了手,这人就算是“牺牲”了。也有被拉拽得不雅的,这一方的抱住他的身躯,那一头的拉住他的小腿,人多手杂,一起用力,裤子就被脱拽下来,露出两片屁股瓣儿。但这是一位勇烈之士,岂是肯轻易屈服的!于是双方继续争夺,直到被对方一把拖了去,直到同伙的手里只抓住他的一只鞋子。大家都嬉笑着,还有人趁机在他白白的屁股上拍一掌。勇士虽死犹荣,一边提起裤子一边大喊:“我的鞋呢?我的鞋呢?”有时候双方正处于胶着状态,只听得“嘶”地一声清脆的撕裂的声响,就知道一定是衣服被扯破了,双方立即偃旗息鼓,笑声也收敛了许多。被撕破了衣服的,脸上流露出难过的神色,毕竟回家是少不了挨一顿骂的。

最经常玩的,要数“抓人”的游戏。先黑白配选出人来,一部分负责抓,其他人只顾逃。黑白配开始了,十几甚至几十个人一呼啦就围成一个圈,里三层外三层,以至于许多人根本看不见里头的情况,只是把手伸进去比划着,一阵吆喝之后,人就已经选好了。负责抓人当然是辛苦的,每到选人的时候,我就浑水摸鱼,只把身子凑近人群却并不伸手。待到人员都分配好了,我便以看不见为由,问旁边的人谁负责抓人。他们就说出一连串名字。

下课时,老师们倚靠在二楼的走廊上天南海北地聊着,不看表,也没有时间观念,感觉聊尽兴了,就掏出口哨吹一声准备上课。

每年三月初三都要迎神、做庙会,一般持续一个礼拜。这时候,与学校一墙一隔的上黄村礼堂便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众人敲锣打鼓、前呼后拥地把菩萨请到礼堂正中央端坐着,放过一串鞭炮,便开始咿咿呀呀地唱戏。村里有个戏班了,不知唱的是什么戏种,操着一口谁也听不懂的语言。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戏迷便不厌其烦地向旁人介绍故事情节。戏班子人手不够,有时演员不上场,就在后台拉二胡。乐器也很有限,大约就是锣鼓、二胡、唢呐,演到热闹或激烈之时,所有乐器就一起响起来。

教室里,戏班子吹拉弹唱的声音不绝于耳,女老师总是抱怨着:吵死了,吵死了!这期间,只要清闲的人大体会来此听戏。但与其说是听戏,不如说是到此聚集聊天。伴着喧天的锣鼓,老太太交互咬着耳朵,聊得更加有兴致。下课时间,小孩子们自然也喜欢往这儿跑,只把礼堂搅得鸡犬不宁。更有一些调皮的,趁人不备偷跑到更衣室,挂上一副髯须自我欣赏。或趁中场休息时偷扯一件大龙袍披上,再突然从幕后跳到戏台中央手舞足蹈,像只身着皇装的猴子。戏班子的人发现了,赶紧把他拉到后台并一顿训斥。可这孩子并不十分害怕,胡乱脱去龙袍,像当了一回皇帝似的喜滋滋地从台上走下来。其实,何止小孩子对龙袍充满兴趣,祖母就曾亲口说过,她也很希望能穿一穿戏服、戴一戴戏帽。

有一段时间,肝炎病流传甚广。盖头村与外界鲜有交通,并未受此影响。不过,学校仍然熬煮了几大桶中药,让同学们分着喝。中午,大家从家里带来搪瓷盆、杯子,用它盛满棕黑色的药汤,大口大口地喝起来,简直像喝饮料。

放学时心情总是大好的。学校正对着一片开阔的稻田,稻田中央立着一根电线杆,杆上绑着个大喇叭。每到中午十一点,大喇叭就准时响起,先是“铛铛铛”地一阵音乐伴奏,然后就开始唱了:“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听着激昂的歌,望着绿油油的稻田,自豪感油然而生。有时候也唱“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但我并不很喜欢。有时候唱着唱着,突然切换出一个声音:“底蔡的水满快来盖头开会!底蔡的水满快来盖头开会!”

这所学校确是结识“英雄豪杰”的不二之地。有位长我一两岁的仁兄,脸上疤痕累累,仿佛刻上了甲骨文,脑袋上顶着两个螺,这两个螺使得他的一撮头发永远像公鸡尾巴似的翘起来。有一次,甲骨文同志闲来无事,一个人在上黄村仓库溜达,对梁柱上并排的两根电线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爬上架子,用手捋了捋左边那根线,没事!又捋了捋右边那根,仍旧没事!他兴奋起来,撸起袖子,打算左右手各握一根继续捋,可手刚碰到电线,一股电流就遍布全身。幸好他从架子上摔倒下来,否则强大的电流怕会要了他的命!

另有一位仁兄年龄与前一位相仿,脸上也是伤痕累累——这是“英雄豪杰”的标配。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更多,最有名的有三件。第一件是某个秋天的中午,他约了几个同伴上山捡拾板栗,捡够了准备回家,隐约发现草丛中有根头。勤快的他便打算把那根木头扛回家当柴火烧,没想到竟掏出一颗人头骨,吓得他丢下头骨,撒腿就跑。第二件,是他竟把手指伸进正旋转着的打谷机内,结果被绞断了一根中指。这可以从他那根残缺的中指得到验证。

第三件事更有可读性!那是一个傍晚,他和同学在林子里玩,甚至爬到了树上。天色渐渐暗下来,他大呼“不玩喽——回家喽——”,从树上一跃而下。遗憾的是,他久久地很痛苦地蹲着,站不起来了……同伴急忙赶来查看,这才发现一根很锋利的竹子插进了他的下裆。大家都吓坏了,急忙跑到他家报信。他爸匆忙赶来,连夜把他背到乡卫生院。这件事就传开了,有的说他小便的东西被竹片割得只剩下一片皮了,有的还担忧他今后怕是不能传宗接代了……事实证明,所有的传言都夸大其词了。我还在读师范的时候,有一次回家路过他家门口,远远地,他就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向我打招呼,怀里抱着个娃娃,大约还未满周岁吧!


高地小学只开设一到三年级,读完三年级又转到盖头小学读三年级,因为成绩糟糕被要求留级了。这对于那时的很多学生来说是家常便饭,好像不留级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学生。甚至有家长主动要求留级的,他们嫌孩子到盖头小学读书太远了,倒不如在上黄再读一年,等到了年龄就下地干活。在这些庄稼汉眼里,把孩子培养成一把劳动好手远比多识几个字要实惠得多。之前同学大多辍学,被拉到地里干活去了,因而原先班级到盖头小学就读的并不多。

此时,六叔早已经进城读书,也难得回家。可我不愿意再继续上学了,自认为成绩太差,定会在新学校抬不起头来。父亲说,不读书,下地干活你会吗,犁田会吗?我犹豫了,太阳那么毒辣,的确是吃不消的。此时,小学学制已改成六年,想想还得在学校呆四年,不胜忧虑。

父亲又说,读完了小学还要读中学。我竟急得哭了,说我最多只能读完小学。

之前在底蔡、上黄学习是从不听课、从来不做家庭作业的。记得一个春天,父亲和母亲都在外地挖竹笋,祖父和祖母又都去了兰州,只得请外祖母来照顾我们兄弟俩。晚上,我把课本和作业掏出来,摆在桌面上做做样子,不一会儿再收回书包去,作业就算“做完”了。对此,老师也并不理会。到了新学校,读书不得不积极一点。每天天才微微亮,父亲就把我和茂华拎起来晨读。我睡眼惺忪地掏出语文书小声地念着,前面的课文都是优美的小散文,而且插图是彩色的,自然有兴趣,能倒背如流了;后面的大多是故事,而且插图是单一的粉红色,读过几遍就没了兴趣。

读过一会儿书,吃过早饭就约上邻近的堂哥文显等人一起去上学。一路上,上学的同学越汇越多,大家说说笑笑,谈论着粗野的话题。春夏之交,沿途常有农民挑着大粪去肥田,臭不可闻。大家称之为“飞镖”,见了“飞镖”,要么绕道而行,要么掩着鼻子拼命向前跑。

有时还能遇到一个瘦小滑稽、亲和的老头。大家没大没小地直呼其名,他也毫不在意,让他表演个魔术,他就把锄头放下,猛地吸一口烟,鼓起腮帮子,然后用双手拍打脸颊,一边拍一边“呜呜”地发出声来,烟就从嘴里喷出来,像一列刚钻出山洞的火车。

上学的路上,我们总希望能遇着他。他还表演过“断指”的魔术:“看清楚喽!五根手指都很完整,现在我要把其中一根手指拉断!”说着,他把两只手搭在一起,把一根食指往另一只手的方向拉,一边拉一边“好痛、好痛”地喊着。我看那根被拉扯的手指渐渐分离开,就只剩半截了,另半截被另一只手捏着完全分开了。“现在,我要把这半截手指安回去。”他又是“好痛、好痛”地叫着,那半截手指就归位了。他表演得太像了,引得我们赞叹不已。但他每次只表演一个魔术,总是不待我们从他精彩的表演中回过神来,就扛起锄头,头也不回地走了。

数学老师教我们打算盘,同学们都抱着个算盘到学校。经过反复练习,我不仅能把口诀倒背如流,还能把算盘拨得“啪啪”作响:“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一去五进一……”但学习仍旧很吃力,有一道题要求用“释”字组词——我当然不会,借助字典,填写上了“如释重负”。

“你叔叔那么会念书,你怎么就这么差!”语文老师看了看我的“如释重负”,在上面打了个叉,“什么‘如释重负’,乱写!”就是那个把“批评”写成“批抨”的老师,当然这是不能怪她的,当时的老师都是代课的,直到许多年后才转正,文化水平并不高。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很受村民敬重。我祖母曾多次对六叔说,要他读完中学就到村里教书。但六叔志不在此,总是很不屑:“教书教书,你就知道教书!”

“教书哪里不好?你看隔壁的阿鼻(我五年级时的语文老师),上午教书下午做凳子卖得赚钱,放假还不用上课……”

四年级一次半期考试,老师让男女生搭着坐,和我同桌的是一个漂亮女生,大家都叫她“阿妹”,她哥哥可是个调皮的“美猴王”。一个中午,他骑坐在学校二楼的栏杆上,不慎掉下来摔伤了腿。我生性较为腼腆,更小的时候亲舅舅来做客,是要躲起来的。这是我第一次和女生同桌,羞得满脸通红、手心冒汗,考试时只坐了住半个屁股。

铅笔一分钱一支,节俭的同学用到只剩一小截时,就把它套在一根竹管里继续使用。男同学纷纷效仿,有人甚至把一支完整的铅笔削为数截,再套上竹管,好像用这种笔写的字能开出花来。在城里上学的五叔给了我一块很大的橡皮,得花一角钱。第一次见到它时,与两分钱的橡皮相比感觉像块砖头,几年都用不完,可在上五年级时被我弄丢了。笔盒是金属的,用久了就锈迹斑斑,盖子的内侧印着乘法口诀,数学考试时可以“参考参考”。后来又流行皮质笔盒,利用嵌入的一小块磁铁把盖子吸住。但是中看不中用,不出半年,盖子就折断,以致于身首异处了。那时候流行喝“人参蜂王浆”,每盒十二支。喝完后也可以用这盒子当笔盒。

三年级留级了一年,我对此耿耿于怀。偶然听到有“跳级”的说法,就是学习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可以跳过一个年级。我来了兴致,不好意思说出口却牵肠挂肚,然而并没有领悟到好的学习方法,甚至体会不到勤奋的重要性。四年级期末考试前的一个礼拜竟为“跳级”之事难以入眠,晚上躺在床上,听着古老的钟“铛铛铛”地敲了十下,一下,十一下……睡梦中还想着跳级的事。

成绩虽然有了起色,但还是得一步一个脚印地来,跳级的梦想最终破灭了。不过,五年级时老师居然指名要我当班长!这是我第一次当这么大的“官”,虽然班长只是挂个虚名,几乎不用管理班级的任何事务,但仍然感觉到走路时脚下生风。我曾经翻看过班上许多同学的成绩册,对比之下,自己的成绩从一、二年级的四、五十分提高到那时的七、八十分,再看看班上其他同学从一、二年级的八、九十分降到六、七十分,我感到十分得意,以至于突然“志存高远”,有一次竟大言不惭地对好友许戊权说,说不定我以后能像毛主席一样成为国家主席。他们的嗤之以鼻自然被我视为妒忌,多年后我想起昔日的“豪言壮语”,眼前似乎浮现出陈胜高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波澜壮阔的情景。

曾有段时期,每生一个孩子便可以得到政府五角钱的奖励。后来实行计划生育,又不让多生了,超生的还要罚款。抓计划生育的若打探到谁家违反了规定,便找上门来,把怀孕的妇女抓去做流产手术;执意不肯现身的,就要被掀去房顶。为此,一些妇女怀了孩子后便神神秘秘,东躲西藏,听到有陌生的说话或有小车进村就更加慌张起来。放学时,我们曾在盖头村委门口看见有人爬上房顶,用锄头把瓦片推落到地上。房子的主人,应当是怀孕妇女的婆婆吧,在一旁边哭泣边制止。屋顶上揭瓦的人似乎也很为难,干活儿很不卖力。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一个谎言也应运而生。一个炎热的中午,我来到学校比平时稍晚了一些。此时,教室正笼罩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气息。大家面露恐惧,交头接耳,都在谈论一个关于“打针”的话题。一打听才知道,有传闻说中国人口太多,光靠计划生育还不行,便有人派出了一支“打针”队伍,见到小孩就按住打一针,被打了针的人必死无疑!他们还说,家里有兄弟姐妹的,是打针的重点对象,更骇人的是打针的人已经到了峡阳,今天下午就可能抵达盖头村。正讨论着,班主任匆匆走进教室,他认真地对我们说,今天如果你们见到陌生人一定要往树林跑;如果上课时有陌生人进来,你们不用听老师指挥,也只管撒腿往操场后面的树林里跑!

人流后可以打羽毛球吗(《村·落》求学记)


但是,那天我们并未见到陌生人。

平时晚上家中客厅的大门都虚掩着。当天晚上,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给门上了闩。

就这样不安地过了几天,大家并没见到陌生人,更没见到陌生人来打针。渐渐地,谣言没人再传了,大家悬着的心这才放下,大有死里逃生的喜悦。

语文老师向大家推销校徽:“你走在路上,别人也不知道你是哪个学校的。戴上校徽就不一样了,人家一看,哦——盖头小学。不就知道了吗?五毛钱一个,也不贵,大家都买得起……”大家都很喜欢,可始终没人买。

课程单调得出奇,上午都上语文,下午都上数学。上课了,语文老师拿着一叠书本走进教室,随即坐在板凳上,打开书照本宣科开始讲课:“呃……这篇课文呢……呃……”天冷的时候他就双掌合拢,插在两股之间,一坐就是一节课,只有在板书的时候才站起身。

上面有人要来听课,谁谁谁回答什么问题,老师都事先安排妥当了,而且还难得地进行了课前师生问好。老师向我们问好的时候耸着肩膀,笔直而恭敬地站着,样子有点滑稽,我不禁暗自发笑。那天上的是《小英雄雨来》,但课上老师并没有安排谁回答问题,只顾自己讲。我突然来了感悟,要举手发言!这好像是我生平第一次举手发言,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的大事。我憋红了脸酝酿了好一会儿,一激动手就不由自主地举了起来。沉寂了大半节课,终于有学生要发言,而且是主动举手发言,老师很高兴,问我有什么要说的。

我站起来说:“雨来对待敌人就像对待老虎一样。”我们之前学过课文《唐打虎》,讲了姓唐的祖孙俩为民除害消灭老虎的故事,老虎偷食家畜、伤人性命,是大家所痛恨的。

我说得很快,声音又小,但老师还是听清楚了,或者是猜明白了。真是言简意赅、字字珠玑!我感觉后面同学有点骚动,孤苦无助的语文老师抓住这个“闪闪发光”的答案一通表扬:文通的答案,呃……虽然怎么样,但是,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在盖头小学读了三年,老师就上了一节音乐课,那已经是大发慈悲,天大的恩赐了。数学老师陈明玉来自大洋乡,年轻漂亮又温柔可亲。她粗通简谱,自己先咿咿呀呀地学,然后教我们唱。唱的是电视剧《珍珠传奇》的主题曲:“……达理又知书,备位东宫主……”大家一起唱起来,兴致很高,声振屋瓦。我早就会了,而且感觉唱得很好,就和一位同学躲在另一间教室不去上课,一边若有所失地听他们唱,一边嘲笑他们唱得有多难听。

陈老师对工作很负责,但我的数学却并不理想。一次上到“四舍五入”,无论如何我都学不会,陈老师私下教我,仍是不会。那时的学习是非常轻松的,老师很少布置家庭作业,也并没有什么练习册,但期末考试前陈老师会油印一些练习让我们完成。

油印材料可是件麻烦事。先要在蜡纸上写上作业题目,把蜡纸固定在油印机的网上,下面垫上白纸,再往带柄的滚筒上蘸点油墨,在网上用力滚压,一份材料就印好了。蜡纸是油性的,不渗墨,书写时能把蜡刮去,油墨就透过书写的笔记印在白纸上。每印一张,滚筒只能刷一次,否则会出现重影;油墨的多少、刷滚筒力量的大小都要把控好,不然印出来的文字不是太淡不明显就是糊成一团。印好一张就抽去一张,一人印刷一人抽纸,单人操作很不方便。有时陈老师会留下几个同学帮忙油印作业材料,虽然是脏活累活,我们却乐此不疲。

有的老师来自外地,平时就住在村委的宿舍楼里,生火做饭多有不便,副校长要求每位同学自带一捆干柴送到村委食堂。大家满口答应,甚至有人说送两担都没问题,但最后付诸行动的却寥寥无几。当然,老师们自不用担心,早有热心的家长把自家的干柴送来了。

每周上课五天半,周六上午偶尔有一节体育课,没有球框,我们就在操场上扔球。还可以打羽毛球,羽毛几乎要掉光了,像个脱毛的孔雀,球拍也破得不像样,但是大家照样玩得很尽兴。

每天下午上课前二十分钟是写毛笔字时间。大多数同学都自觉地拿出毛笔在方格纸上认认真真地写起来,有同学的墨水瓶刚拧开盖儿就释放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老师并不进教室,也有人拿出彩笔画画;或掏出铅笔边画边念念有词:“一个老公公,欠我两个蛋,他说三天还,四天还不完。把他的门关起来,再加上两把锁。”一个造型古怪的老头就画成了。

学校突然要求体育测试,考试的项目是跳绳。虽然大家把跳皮筋的游戏叫作跳绳,但与学校要求考试的跳绳完全不一样。这个两头带柄的家伙我无论如何都用不顺手,双手分别把持住跳绳的两个柄,跳一下把脚绊住,再跳,又把脚绊住,急得脸上火辣辣的。课间休息时,我来到操场练习。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有如神助,呼呼地甩起绳子跳起来,旁边的几位同学惊呆了,就帮着数数。我不间断地跳着,只感觉双腿越来越沉重,越跳越慢,越跳越没力气……听他们数到109时,我使尽全力气凑个整数,跳完最后一下就累得趴下了。

那天中午放学,只感觉腿已经僵硬了,每迈一步都很吃力,但还是得坚持着走回家。阿鼻老师和我们同行,说:“文通,今天跳绳突然这么厉害!”说着,友好地把手搭在我肩膀上,那一刻我险些滚下台阶。

平时放学,大家就成群结队地回家,这时候不用再担心疯子,估计是死了吧!沿途大多是台阶,走惯了这样的路,我们三步并作两步往下冲,解放鞋踩踏在石板上,发出“哒哒哒”的声响。我看到那位九根手指的仁兄,把带子长长的书包甩到后背上,撩开长腿,眼睛紧紧地注视着下前方,那样子就像一副极具夸张色彩的漫画。到了岔路口,大家就分散开去。天气晴好的傍晚,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回家,沿着马路一直走,可以看到日落,秋天还可以到林子里捡拾勾栗。

勾栗的样子和板栗差不多,但个儿很大,大体抵得上一个乒乓球。勾栗产量低,口感也并不见佳,我们在长满灌木和杂草的树下来来回回地找,其实就为了寻找一份惊喜。树底下住着一窝土蜂,洞口由几只肥硕的兵士把守着。据说,它们常常绑架家蜂,俘虏到自己的窝里,并强迫家蜂干活,直到家蜂劳累而死,再饱餐一顿。这些家伙心狠手辣,蜇人也毫不手软。我父亲的脖子曾被几只土蜂蜇过,疼得卧床不起。后来,不知谁给了个方子,把浇入童子尿的黄泥涂抹在伤口上,过了两天才渐渐恢复。

人流后可以打羽毛球吗(《村·落》求学记)


我避开了土蜂,却没能躲过另一种令人讨厌且恶心的家伙。那天,我正窃喜于口袋里装着两颗大勾栗,却感觉脖子根和前胸越来越痒,禁不住伸手抓挠,似乎摸到了一根软软的布条。那时天已经有些冷,很多人已穿上了一种叫“卫生衣”的枣红色内衣。这些衣服大多是“祖传”的,我身上穿的那件,最先是我父亲穿的,再依次传给几个叔叔,轮到我穿时已经很破旧了,甚至可以撕下一些布条。我扯下那根软软的“布条”定睛一看,发现它是灰黑色的,还扭动身子挣扎着——那是一条丰腴的毛毛虫,比铅笔还粗!我吓得一声惨叫,连忙把它甩得远远的。被毛毛虫爬过的皮肤可遭了秧,又痛又痒。为了治好伤口,祖母往草木灰里倒些水,每天用这水为我涂抹,半个月后才痊愈。


陈明玉老师教了我们一年数学,即将被调离,期末考试前她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并说自己住在大洋乡的某某地方,让我们我空去找她玩。

五年级结束了,老师布置了假期作业——写一篇作文,这是上学以来仅有的一次假期作业。作业还没动笔,父亲就谋划着要把我送进南平纺织厂子弟学校读书了。

我父亲是长子,自小饱尝生活之苦,他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不再像他那样吃那么多苦头。入南纺读书须缴纳昂贵费用,虽然经济拮据,但家中仍尽可能地提供了更好的学习条件。所幸的是,我没有像幼时同学那样,十一二岁即告别学校,被拉到田间地头,从此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之路被彻底掩埋。

三年级以来,成绩虽然已经有了明显进步,但南纺学校还是要求我们这些外来学生重读五年级。学校不提供住宿,需在校外租房子,房东只也提供一个简陋的床架,甚至没有床板。

我正式进城那天,天还没亮父亲就挑着床板、被褥出发了。这是我第一次即将长时间离开家乡、离开亲人,心里满是惆怅。弟弟茂华还在酣睡,母亲送我们出了家门,叮嘱再三,又目送我们远去。月光下,我回头看她站在家门口的平台上,久久没有回去。我们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她。

走出了水尾,走出了上黄,又走出了底蔡村口的土水庙,天边终于微微有点光。站在高处回望那熟悉的村子和曾经走过的路,心里酸酸的。我们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又沿着宽阔但并不平坦的公路一直走到三千八百坎坎顶。此时天已经大亮,几朵浮云在空游荡,那一小片薄薄的月亮还贴在天上,似乎就在那裸露狰狞的巨大的石头旁边。每往下走一个台阶,那裸露狰狞的大石头就往下沉,似乎要坠落下来。

沿着折尺形的古道一直往下来到山脚,山下有一条小溪,溪水不深,溪面上没有桥,我们踩着石头从溪上跨过去。此后的几十年间,我百余次地趟过这条小溪。此前,我一直以为水尾村、盖头村才是我的家乡;自进城后,渐渐觉得这条小溪才是一道界限。小溪的这头是家乡,在这里,无论你如何撒野,终将得到宽容;无论你如何困窘,终将有人为你解决;无论你年岁几何,终将是个孩子……过了小溪就到了异地,打此次趟过这条小溪起,便再难得回家。

盖头村仅开设小学一到六年级各一个班。两年后,因条件所限,茂华未能到南纺中学就读,只能转到大洋中学。但大洋离家十里远,须得住宿,条件自然是艰苦的,饮食亦多有不便。每周日回校前,母亲都要为他准备一罐子黄豆闷煮糟菜,这是他返校后下饭的菜。而我在南纺,条件自然要优越许多。1996年,我以超出录取分数40多分的成绩考入南平师范学校(南平高级中学前身)。从此,回故乡就越发难得了。

当年教我语文的阿鼻老师早已幸运地通过考试转为正式编制,后来农村人口急剧缩减、外流,生源不足,他就被调往城里教书,现已退休,其他老师则再未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