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永报道 反思中国足球的“30年之困”，我们必须要说的是，15到20年前的一系列乱政是引发困局的主要因素，而更令人寒心的是，这样的乱政，似乎从未真正停下脚步。

30年困境 始于15到20年前的乱政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改革，2001年，国家队晋级世界杯，但变数其实在国足杀入世界杯的同时诞生——这一年，爆发了甲B五鼠事件。实际上，围绕“豪赌世界杯”，2001年初，中国足协宣布取消升降级，当时的调查显示，2000年甲A场均1.99万人，但2001年甲A场均已经下滑到1.83万人。

2004年，甲A变为中超，但中超也取消了升降级，这一次原因是“奥运战略”。数据显示，2004年中超场均上座1.10万人，2005年1.03万人，可以说，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顶级联赛的场均上座率被“腰斩”——这是崩盘式的下滑。

围绕“奥运战略”，中国足协在2002年推出了“U21政策”，随后围绕2008奥运战略，中国足协也开始漠视国家队建设，结果连续多届亚洲区预选赛，国家队连小组赛都没有出线。

▲“G7革命”

此外，影响深远的“七君子事件”（北京国安、大连实德、深圳健力宝、上海中远、四川冠城、青岛颐中和辽宁队）也对中国足球的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俱乐部提出了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诉求，最终被足协强力压制。

问题的关键有两点：其一，7家俱乐部中的5家也不是什么“好鸟”——实德系和健力宝系为害之烈不亚于足协的乱政。如今，这7家俱乐部只有只剩下一个半在中超——北京和大连（大连只能算半个）；其二，这7家俱乐部提出的方向并无问题，即便不支持这7家，中国足协完全可以在这个方向上进行积极的探索，但直到今日，职业联盟还没有成立。

给中国足球最后一击的是国企退出潮：2004年年初，《足球》曾经对此进行了报道，结果被取消采访资格，但事实证明，在民企并不给力（比如实德系、健力宝系）的情况下，国企的大面积退出给了中国足球重重一击。随后的事实证明，在中国青训最黑暗的时候，始终系统坚持青训的恰恰是山东鲁能，目前山东鲁能在中超本土球员的比例超过10%，此外，徐根宝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球员，但背后的支持者上海东亚同样是一个国企，当时民企中始终坚持青训的只有绿城。

如今，仍旧有声音抨击国企投资足球，包括有关方面也不断“督促”鲁能退出足球，难道悲剧还要再一次重演吗？国企投资足球有利有弊，但至少可以保证中国足球资本构成的多元化，保证中国足球的抗风险能力，毕竟国企的社会责任担当在目前来看还是私企无法比拟的。

▲鲁能足校（via 鲁能青训）

今日乱政 还要重复昨天的故事

21世纪已经走到了第20个年头，但今日中国足球的决策机制就理顺了吗？并没有。

2019年12月31日，中国足协公布了2020赛季的一系列政策，当时记者给中国足协点了一个大大的赞，原因很简单：提出并列入预案，以及提出但没有列入预案的“想法”很多，其中不少可谓是“恶政”，但让人欣慰的是，中国足协最终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是比较符合俱乐部预期的，也是比较符合球迷及媒体预期的。

“其中之艰难，不足为外人道”。中国足协的一位人士在政策落地之后对记者感慨。

就今年新推出的政策而言，我们需要给足协的这一届领导班子点个赞，但是，就整个中国足球的决策机制而言，我们看到的仍旧是乱象。

▲能够及时遏制诸多奇葩新政草案出台，殊为不易

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外援名额，2017年，时任中国足协的决策层决定中超减少外援，从此前的注册4 1、上场3 1，更改为注4上3，但仅仅3年之后，现在中国足协又恢复了外援注册和上场的限制，变成注册6报名5上场4，三年就绕了一个圈。

当时减少外援，说的是给中国本土球员更多的机会，尤其是让前锋有机会得到锻炼，以利提升国家队水平。听起来很有道理，现在增加外援，最初的动议其实也是围绕国字号，是希望通过提升联赛质量，让本土球员“国内留洋”，进而提升实力，当然后来则是为了世俱杯以及和亚足联政策接轨。

第二个例子：2018年，中国足协决定进行机构改革，由原来的10多个部门变更为30个，理由很充分：扁平化管理、功能细分，解决足协人员严重匮乏的难题。看起来，也是有道理。

现在最新的方案是，中国足协要再次进行机构改革，由原来的30个再次缩减为十几个，理由同样很充分：原来足协机构之间互相推诿，效率低下，现在需要提升效率。同样，也很有道理。

▲足协依旧任重道远

还有另外两件被遗忘的事情：

其一，中国足协今年没有举行“中国足协技术发展大会”。这个会议的前身是“中国足协教练员大会”，最早在2011年举办，2016年12月和2017年12月再次举办，2018年11月更名为“中国足协技术发展大会”，当时与会人员高达500人，这是一个进行研讨和统一理念的会议，但到目前为止，这个会议没有迹象要召开。

随着李铁出任国家队主教练，足协再次提出“大国家队”建设——连“中国足协技术发展大会”都不开了，还谈什么“大国家队”建设？

其二，中国足协今年没有举办“青训工作会议”。这让很多从事青训的人士很纳闷：怎么就不办了呢？而在一年多前，2018年12月，足协在武汉召开了“青少年足球竞赛工作会议”，2019年1月，在深圳召开了“中国足协青训工作会议”。

▲中国足协青训工作会议

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这其实也是中国足球乱政的几个典型特点：

乱政之一：缺乏方向感。足协每次换届都不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而是“寻求另一条出路”，所以，自然是换一届主管领导，就换一个思路，而且，足协主管领导还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比如一会儿“世界杯战略”，一会儿“奥运战略”，他们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走，所以这么多年来思路变来变去，中国足球也便像无头苍蝇一样。

乱政之二：多头领导。比如刚才所说的，新一届足协领导班子在联赛政策上做得很不错，为什么却忘了“教练员大会”和“青训工作会议”呢？原因是，新一届足协领导班子一度没有独立的决策权，主管领导或者相关人士总会发出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指令，中国足协决策层的内部协调机制都是混乱的，中国足球的决策机制又如何理顺？什么这会议那会议，真顾不上了，能解决联赛政策这个燃眉之急，已经不容易了。

至于政策之混乱，只是多头领导带来的副产品而已。

乱政之三：迷失的技术官僚。这个提法有些奇怪，中性的角度就是拥有专业背景的官员，足球领域就是拥有足球背景或者长期足球从业经历的中层官员（高层基本轮不到他们），他们好或者不好，取决于高层管理者，如果高层管理者充分放权但又合理监督，他们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如果高层管理者自己都搞不明白，他们自然就随波逐流了。

良好的机构是，技术官僚责权利明细，是在长期目标和有效机制下工作的，如此，即便高层领导变动，整个机构的决策和运作都会很顺畅。但现在，所谓的“中国足协技术官僚们”都在为自己的位置忧心呢——这是决定养家糊口或者能否过上更好日子的大事情，中国足球的成与败，且放一边去。他们不作为，这足球的事情就真的很难搞了。

其实，具体到中国足协管理层的每一个人，他们可能都是全心全意想搞好足球的，但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一直在作祟，朝令夕改的毛病从来没改变（因为乱政，有些也不得不改），加上内部机制的混乱，每个人都在其中身不由己，随波浮沉，再加上很多人根本不懂足球，不乱政才怪了呢。

必须要说的是，俱乐部也别装清高，他们同样是中国足球乱政的推动者：被足协否决的一些神奇的提案和预案，比如什么合同到期顶薪强制续约，以及现在就废除原有合同重新签订新合同等，其始作俑者都是俱乐部，有大俱乐部，有小俱乐部，有新俱乐部，有老俱乐部。这和当年卑劣的“实德系”、“健力宝系”一样，都是为了一己之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