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冠没有视频裁判(欧冠裁判如何炼成)

当历经波折的2019-2020赛季欧冠决赛的终场哨声响起，来自拜仁慕尼黑的科芒、莱万多夫斯基和穆勒在场上大肆奔跑，疯狂庆祝，而带领决赛裁判组的达尼埃莱·奥萨托也与同僚们深情相拥。这一刻，胜利者为自己成为世界焦点而喜悦，裁判们则为自己的“默默无闻”而自豪。

“最好的球队赢得了冠军，但没人去讨论裁判，这就是最好的结局。”欧足联裁委会主席罗伯托·罗塞蒂感慨。

欧冠决赛后，欧足联推出官方裁判纪录片《Man in the middle》，讲述了欧冠裁判是如何炼成，以及那些备受关注的判罚背后的故事。

精英裁判之路

裁判的最高境界，就是对比赛的任何方面做出最小干扰，但实现“默默无闻”并不容易，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高强度训练、对技战术与规则的深刻理解和团队协作。当然，最重要的，是对足球这项运动的热爱。

良好的体能是成为一名裁判的首要素质，想要跟上比赛节奏，必须保持日常训练的强度与职业球员一致。

数据显示，一个精英级别的欧冠联赛主裁判，平均每场比赛要跑动10-13公里，这甚至超过很多职业球员的跑动距离，而其中还包括了20公里每小时的剧烈跑动，以及场均1800次左右的变向和变速跑。

来自比利时鲁汶大学的运动专家维尔纳·赫尔松会为欧冠裁判们设计训练计划，其中的一项折返跑训练，要求裁判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组60米 36米的套娃式折返跑，每组5个往返，一共3组。这样的强度，只是顶级裁判每日训练内容的一小部分。

像教练一样，裁判员在备战比赛时也会参考和研究两支队伍的技战术特点，这与裁判的临场执法息息相关。球队的战术打法、定位球习惯、球员的越位情况都需要被收集和分析。

罗马尼亚籍裁判奥维迪乌·哈采甘曾执法过2018/19赛季多特蒙德与巴塞罗那的欧冠小组赛。赛前，他细心研究了多特边锋桑乔突破时的技术特点。当比赛中桑乔使用惯常手法突入禁区时，哈采甘选择跑到禁区右侧的前沿来观察防守球员的动作，最终准确判罚了一粒点球。

而更加讲究细节的裁判员，甚至会在赛前想办法摸清每名球员的行为特征：有的喜欢假摔；部分大牌爱向裁判施压；一些经验丰富的防守悍将则会在裁判的视野盲区侵犯对方球员……当对这些信息了如指掌时，临场判罚才能更加从容。

对足球规则的透彻理解也是关键。足球规则看似清晰简单，但在实际执行时拥有许多“可判可不判”或“找平衡”的空间，手球和点球的判罚也远比规则条文上叙述的更加模糊和复杂。裁判们对足球规则的解读一旦有所出入，那么整项赛事的尺度都会变得难以把控。

欧足联会定期组织培训和会议，召集裁判们一起讨论不同情境下的抉择和判罚。这一会议还有另一项功能，就是以团队的形式对裁判进行支持。

苏格兰裁判威廉·科勒姆直言，团队的支持对裁判非常重要。他在比赛时，会要求视频助理裁判对他的正确判罚进行鼓励，而不是只在耳机里冷冰冰地告诉他“检查完毕，判罚正确”。

优秀的裁判员各有强项，但对足球的热爱是他们的共同特质。不同于职业球员和教练员，裁判员的日常训练大多是单独进行的。放弃陪伴家人的时光，每天独自进行几小时的高强度训练，如果不是怀揣满腔热爱，这样的生活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已经有27年裁判经验的斯洛文尼亚裁判达米尔·斯科米纳，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职业球员，但是15岁的一次伤病结束了他的球员生涯。为了继续从事热爱的足球事业，他努力学习规则转型裁判。

其他的精英级裁判，几乎都有着相似的经历：从小喜欢足球，因为种种原因难以成为职业球员或教练，最终决定以裁判的身份在绿茵场挥洒汗水。

奥维迪乌·哈采甘的经历更是传奇，除了喜欢足球以外，他一直有志学医。2010年，他拿到解剖学硕士学位，但医学院高强度的学习和工作让他意识到，想要同时成为优秀的医生和裁判是不现实的。最终，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放弃医学道路，成为一名职业裁判。

干扰与专注

裁判是一个时刻要面临干扰与压力的群体。据统计，一场90分钟的比赛，合格的裁判需要完成300—350次判罚，每10—15秒就要进行一次或大或小的抉择。临场执法要求裁判永远在最好的位置，用最快的速度做出判罚，但这只是最理想的状况。

裁判需要保持公正，但是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会被各种内在和外界因素影响。

研究表明，现场观众的情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裁判的判罚。

在给一群裁判播放同一场英超球队的比赛时，有的裁判只能看到录像的画面，有的裁判观看的录像中却有观众的原声。事实证明，只观看了画面的裁判吹罚尺度更加严格，并且对主队客队的判罚都十分平衡。而听到现场原声的裁判则表现出对主场观众的顺从性。

实际上，裁判经常需要通过直觉进行判罚。由于很难看到事情的全貌，在全神贯注看着球时，他们还要用余光注意其他球员。这样的执法方式难免出现遗漏，可对一名优秀裁判来说，一次严重的失误就足以断送职业生涯。

就算是对犯规球员合理合规的惩罚，也可能对裁判造成困扰。“人们认为罚下球员会让裁判高兴，但事实完全相反。出示红牌会让裁判感到自己控制场面的能力不足，进而感到沮丧。”意大利名哨詹卢卡·罗基说。

即便离开球场，裁判们还要面临着媒体和外界的舆论压力。运动专家斯图尔特·卡林顿表示，从心理学的“归因理论”来看，教练和运动员习惯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外界不稳定因素，裁判的判罚首当其冲。

同时，人们更习惯于不信赖裁判。相比球员和教练，裁判回应外界和媒体，为自己说话的机会非常有限，这往往让他们成为沉默的“替罪羊”。

为了提升裁判的判罚准确度，减轻他们面临的干扰和压力，视频助理裁判（VAR）应运而生。

2018/19赛季欧冠1/8决赛首回合，阿贾克斯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塔里亚菲科的补射进球被视频助理裁判判为越位，这也是欧冠联赛史上首次VAR介入后的结果改判。这场比赛的主裁判达米尔·斯科米纳，也执法了当赛季热刺对阵利物浦的欧冠决赛，并在开场不久就根据VAR的回放判罚了一粒点球。

而在另一场欧冠比赛中，当值主裁希蒙·马奇尼亚克判罚国米进球无效的同时，又判给布拉格斯拉维亚一粒点球，这样颇具争议的判决需要极大的勇气，也是在VAR出现之前无法想象的。

VAR和门线技术等高科技的应用，已经成为现代足球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反对者认为，科技的介入破坏了足球的流畅性，甚至让进球后的庆祝动作都变得顿挫，因为进球的球员也会充满迟疑。

这也对裁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引入VAR的目的是纠正清晰且明显的错误，应该用来查看“上帝之手”这样的情形，而不是“腋窝手球”、“脚后跟越位”这样的细枝末节，这于足球的流畅度和观赏性都无益。

主裁判应该信任并利用好新技术，但也要时刻记住自己是最终的裁决者，只有在有充足的理由时才会让VAR介入甚至改变判罚。同时，当VAR介入时，要时刻注意耳麦中的信息，更要注意肢体语言，因为在那个时刻，全世界的镜头都对准了裁判。

面对突发情况的干扰，荷兰名哨比约恩·柯伊珀斯的两场吹罚堪称经典。2018/19赛季欧冠半决赛首回合，巴塞罗那主场对阵利物浦，开场3分钟，柯伊珀斯就察觉到自己肌肉紧张，无法进行加速跑，他受伤了。

但在与裁判团队沟通之后，柯伊珀斯坚持吹完整场比赛，展现了出色的决断能力和抗压能力，甚至在临近比赛结束时，面对梅西时间过久的庆祝动作，他仍能表达自己不满的态度，把场面控制到近乎完美。

而在2019/20赛季国米和巴塞罗那的小组赛中，面对一粒疑似越位的进球，裁判组的通话和视频设备突然出现了问题，无法使用VAR技术进行回放。在这样的情况下，柯伊珀斯依然展现了自己的专业素养，冷静地判罚进球无效，赛后的录像也证明了这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付出更在赛场外

与其他地区相比，欧洲拥有更深厚的裁判储备和更完善的培养体系，这样的优势不仅仅能用“底蕴”二字解释。

在欧洲，良好的足球氛围和文化鼓励人们从事裁判这一职业。比约恩·柯伊珀斯继承了家族经营三代的大企业，但他把更多精力放在足球场上。另一位荷兰裁判丹尼·梅凯利是一位警察，为了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地执法比赛，警察局几乎取消了他所有夜班。而像哈采甘那样牺牲学业，选择成为裁判的案例，在欧洲也并不鲜见。

级别众多的联赛系统和校园足球氛围也在帮助年轻裁判员成长。英格兰就拥有24个级别的480个联赛，共有超过7000支不同水平的球队参与，业余赛事和校园赛事更是火热。因此，许多裁判在十几岁时就有很多机会参与到比赛执法中，这都成为孕育精英裁判的沃土。

欧足联的几位名哨，克莱芒特·蒂尔潘、安东尼·泰勒、达米尔·斯科米纳等人都是15、16岁时就已经成为裁判了。

社区和民间组织对裁判的帮助也推动了裁判们的反哺。很多国际级裁判在年少时中都受到当地俱乐部和民间组织的帮助，而成为顶级裁判后，他们也开始帮助新生力量成长。

达尼埃莱·奥萨托从小到大的照片被贴在家乡一家餐馆的墙上，比约恩·柯伊珀斯家乡的一条路甚至以他的名字命名，而克莱芒特·蒂尔潘在业余时间会帮助勃艮第大区足协培养年轻裁判。

在临场水平之外，欧足联还非常看重裁判员在生活中的品格。裁委会主席罗塞蒂认为，裁判就是比赛场上的法官，想拥有好的执法水平，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因此，欧足联在选拔裁判时，会格外重视执法能力和比赛控制力之外的品格。

新冠肺炎席卷欧洲时，欧足联组织网络训练课程，帮助裁判们维持状态，还组织了多个线上培训班培养年轻裁判。

不少裁判还参与到志愿活动当中，每周为社区老人购买和运送食物。正如蒂尔潘所说，回馈社会是自己和很多裁判一直以来的梦想。

罗伯托·罗塞蒂表示，当裁判能够学到许多人生道理。裁判会明白如何尊重他人，如何明辨是非，但最重要的，是能够培养球场内外都适用的决策能力。

场外的决策，就像裁判们对人生道路的一次判决：达米尔·斯科米纳，判决自己从球员转为裁判；詹卢卡·罗基，判决自己在壮年时挂哨，把更多时间用来培养年轻人。

正如赛场上表现得那样果断，奥维迪乌·哈采甘，在中场休息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擦干眼泪，判决自己吹完整场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