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刚刚已经结束，中国运动员获得了38枚金牌，追平了伦敦奥运会的金牌数量，为本次奥运会画上了圆满的句点。

我国在2008年还成功举办了本土的北京奥运会，中国运动员挥洒汗水，为国争光，金牌数勇夺第一，充分证明了中国目前强大无比的体育力量。

回忆过往，中国在1932年就曾派出运动员参加了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他的名字，叫刘长春。

艰难成长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逐渐传入近代中国，运动这个词语开始出现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国度，并慢慢孕育、生根、发芽。

作为一种西方的生活方式，体育也逐渐进入近代国人的视野。

起初，我国的体育发展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我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董守义曾经说过，中国近代的体育是在教会学校和青年会的推动下，才逐渐将青年人调动了起来。

教会学校不仅设置了体育课程，还经常组织课外体育活动，在各校和地区之间时常会有运动会和体育比赛。尽管此时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势力推行体育的真正目的，不见得是强健中华民族的肌体，但毕竟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基础平台。

处在大变革下的晚清社会，虽然也有一些开明知识分子提出“德智体”三育的学说，但体育尚只停留在学堂学生放松的一项游戏，更不用提政府中的教育部门能对它有多么重视。

即使是在军阀混战和国民政府统治初期，体育也仍被认为是一种民众的团体活动或学校游戏，但体育的发展，却给了民间体育爱好者们一个契机。通过努力，中国民间出现了许多体育团体组织，这也为日后中国体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体育事业开始有了雏形，大大小小的运动会已经十分普遍，并且不再以教会学校为主。在全国范围内有了五个体育活动大区，即华北、华南、华西、华东、华中，并且各自有了自己的组织机构。

1921年，各大区共同成立了中华业余运动会联合会。

1924年，全国性质的体育组织开始壮大。在这一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全国运动会，五大区体育联合会代表趁此盛会之际，共同呼吁建立一个经常性的全国体育组织。

于是，在当年八月，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正式成立，张伯苓、王正廷担任会长，管理机构中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这也意味着中国人从此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体育组织，终于走上了中国自己的体育之路。这个组织也在之后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打通了道路。

全国体育活动和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国民政府很快意识到这背后可能产生的价值，中国近代的体育活动开始有了官方涉足。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官方性质的体育活动开始出现。原本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计划在广州举办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但国民政府下令停止体协的一切筹办工作，由政府出面，在杭州筹备召开此次运动会。

但当时的政府尚无这种全国性体育赛事的举办经验，结果这次运动会举办得一塌糊涂，甚至出现了运动员和裁判之间的肢体冲突。

在女子二百米接力跑中，锦标之争公开出现在了主席台上，因为这场闹剧，大会被迫停赛半日，张静江、戴季陶等国民党政府大员束手无策，最终只好宣布两个第一，各得一个奖杯，这场闹剧才算收场。

国民政府对体育赛事的干涉只是为了让其为政治服务，但却因为缺乏专业人才，只得作罢，况且体协之中的人物也和国民党内各派系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使得中国体育界在解放前一直存在这种各样的明争暗斗。

消极的国民政府

1931年，中国体协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成为中国国家奥委会，这为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这种国际盛会创造了机会。当第十届奥运会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消息传入中国后，中国体协向国民政府强烈要求派遣运动员参赛，但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拖延许久后，以时间仓促，无法做出充足准备为由，予以拒绝。

这很明显只是一个借口，奥组委在距离奥运会正式开始前，通常都会留出充足时间通知各国，以便各国能够有充足时间进行准备，我国作为与会国不可能事前不知。国民政府故意拖延，将准备时间缩短，最后只能表示时间不足，无法参赛。

那么，为什么国民政府不愿参加这场奥运会呢?

国民政府对奥运会的消极态度，首先是因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不仅是中国，欧美等世界列强也因为当时的经济危机减少了出席奥运会的人员。时任国际运动委员会主席的亚佛泼轮德奇就曾透露，连美国也派不出足够的运动员参与这次奥运会。

其次，在同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上海也遭到日本侵略，国内先后两次运动会都被迫停办，政府压力巨大，无暇顾及国际性运动赛事。并且国民政府财阀横行，四大家族贪污腐败，造成国库连年亏空，民生问题成为整个社会的重要问题，再加上对外战事吃紧，军费开支更是让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入不敷出的国库怎能再为奥运调拨足够的经费。

再次，中国的体育事业才刚刚起步，比起欧美运动员而言，中国的运动员缺乏参与国际大赛的经验，日常训练也缺乏科学指导，更不要说场地、器材等硬件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国民政府对中国运动员的参赛结果无法给予厚望。

而且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体育尚未真正普及，仅在学校教育内有着一定普及度，但当学生走出学堂后，“体育”二字，便多被抛却脑后。

无论何种原因，民众对于国民政府的消极态度十分不满，在当时国内的报纸上，充斥着对于政府拒绝参赛的惋惜：

“政府对于国际上事件马虎，实为吾人深惜，果能移此次教育部召开之全国体育会议经费，以作助于选派选手赴美，岂不较为光荣得计”。

国民政府也并非拿不出钱，根据计算，派遣十几人的代表队参赛的成本约为十几万银元，而当时在国内召开的运动会，仅私人捐助就动辄超过百万，按理说区区十几万的经费，并非难事。

这与国民政府历来对于体育赛事的漠视，不无关系。因为国民政府认为参加奥运会收获不了任何政治利益，后来国民政府在国难将来之际还派人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正是因为希特勒上台后，国民党当局想要勾结纳粹，捞取政治好处，这才积极参加。

而此时的“伪满洲国”却要派出两位运动员参赛，这无疑是在挑衅我国主权，但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对日本和伪满政权的挑衅熟视无睹，反而通过了《剿匪报告书》，加紧打击红军，仅在《申报》上刊登“伪满政权参赛尚需瑞士总会批准”的消息，以安抚国民情绪。

各方支持

事实上，在传出伪满洲国政权将派遣运动员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之前，中国社会各界并没有对此次奥运会显示出多大热情，舆论也对奥运会报道甚少，没有国民政府和体协派出运动员参赛的报道。

1932年的《体育周报》上，只有一些第十届运动会的前瞻性报道，以及著名体育教育家袁敦礼对于奥运会的评价，而且充斥着大量批判。

袁敦礼认为，奥运会的初衷是好的，但举办过程会给中国运动员带来好胜、虚荣的不良影响。他还认为，奥运会的好与坏，要探求其渊源和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国际地位的高低也不是通过竞技体育能够提高的，体育运动也要有教育意义，否则就是虚伪的，不值得提倡。整体上而言，他对奥运是抱着否定态度的。

但在5月28日召开的奥林匹克筹备委员会第29次全体职员大会中，传出了决议允许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并要求其提交“国旗国歌”的消息后，伪满洲国控制下的《盛京时报》、日本的《东京朝日新闻》开始大肆宣扬。

这就犹如一颗炸弹投入了平静的湖底，全国上下舆论一片沸腾，民族情绪被再次点燃，有关奥运会的报道一夜之间纷纷出炉。

5月30日，上海《时报》首先发难，直接指出日本和伪满洲国政权行为的荒谬。6月12日上海《申报》第三张第十版直接打出二十四个大字：“惊人消息——世界运动会竟准伪国派选手参加，国人感想如何”，深刻揭示了伪满洲国的不合法性，并且抗议本届政府和体协不顾主权，对此举无动于衷。

日本此举，无疑是想通过奥运之机，让世界更多国家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欺诈。

在中国报纸和舆论的宣传努力下，国人很快认识到伪满洲国和日本的阴险和虚伪，那么为了打破日本阴谋，就必须派遣中华民国运动员参赛，这是揭穿伪满洲国阴谋的唯一方法，于是选派刘长春、于希渭参赛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种做法除了粉碎日本和伪满政权的阴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可以借此国际平台，对外宣传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真相。

在接受《体育时报》的采访中，刘长春曾经谈到：“此次参加世界运动会，为我国第一次之创举，同时亦可谓因伪满洲国逼迫而成之事实，设非伪国满洲竭力宣传派兄弟及于希渭前往参加，恐未必能事实。此次使命，纯代表中华民国，本人希望如有机会，拟向世界青年及华侨宣布东北过去情形。”

这也是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的一个重大意义。

远渡重洋

除此之外，张学良也对东北出身的刘长春参加奥运会慷慨解囊。

上文曾说明，体协并无足够实力组织运动员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参赛，而国民政府更不愿将钱花到这个没有任何政治收益的事情上，加上国家动乱，经济衰退，参加奥运会的经费问题就成为了此行是否顺利的关键。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曾经提出，体育是复兴民族的重要力量，明确地将“体育”与“救国”联系起来。

1928年，张学良还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大力发展体育运动，让东北的体育事业有了质的飞跃。对于体育事业，张学良一直是十分支持的，不论是在沈阳修建的我国第一个现代化体育场还是举办各种运动会，他都出钱出力，此次刘长春代表国家参加这场体育盛会，张学良焉能坐视不管。

张学良对刘长春的资助并未见诸于公开报道，但在1932年的《体育周报》曾经刊登，刘长春美国之行的所有经费均系捐赠而来，捐赠者不愿宣布姓名以示真诚，而根据董守义的回忆，张学良确实资助了刘长春许多钱款，并且后来还多有追加。

刘长春是大连人，1929年，19岁的他考入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后来曾连续打破国内100米、200米、400米的短跑纪录，是全国知名的短跑名将。在伪满洲国政权成立后，为了得到世界认可，伪满政权恬不知耻地试图将刘长春派去参加奥运会，以包装成自己的成就。

为了网罗刘长春，日本人曾经两次上门威逼利诱，但都未动摇刘长春，刘长春还在各大报纸上刊登爱国宣言，作为对日本和伪满政权的回击。

为了澄清其将代表伪满参赛的谣言，刘长春曾给天津《体育周报》投稿，公开声明自己不做傀儡的牛马，要为中国人争光。

刘长春参赛已定，经费也有了着落，体协连忙给洛杉矶大会发电，为刘长春报名参加竞赛百米和二百米、四百米，为于希渭报名八百米、一千五百米及三千米。但此时大会报名截止日期早已过去，不过幸运的是，体协很快收到回复，奥委会同意了中国方面的要求。

但由于时间紧迫，接下来的行程也十分紧凑。

当时从上海前往美国洛杉矶的美国邮船头等舱需要四百美金，次一级的日本轮船也要二百美金，为了节约本就不多的经费，在与美国麦斯轮船公司商议后，刚好在7月8日有一艘轮船前往美国，票价也十分便宜，于是便以团体价格一百六十元预定了两个座位。

经过一番波折后，刘长春终于抵达洛杉矶，实现了中国运动员的首次奥运之行，他的名字也永远地载入史册当中。

不过遗憾的是，由于训练方式的落后，以及对赛程的计算错误，加之海上三个星期的劳顿，刘长春只参加了100米和200米的短跑项目，且未能晋级。

但刘长春在美国参赛期间所撰写的日记随笔，经过记者整理后，见于全国各大报纸，使得中国社会各界感受到了奥运会的魅力，为之后中国选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打下了基础。

刘长春此行还将欧美的运动员训练经验带回国内，推动了中小学体育制度改革和体育教学内容的促进，更推动了民众对于国内体育事业的关注。

国民政府见到反响如此之好，也开始举办体育研究会，发行体育书刊，报道更多的体育新闻，教育部也对中小学体育成绩测试进行规范核查，另外，中国国内此后还成长出了一批女性运动员，为军事体育的发展和中国的生理解剖学的设置，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在第十届奥运会以及世界青年辩论大会上，正如临行前计划的那样，刘长春一行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揭露，赢得了各国代表的声援和同情。

作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新中国成立后，刘长春曾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中国奥委会副主席、辽宁省体育协会副理事长，继续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