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篮球架(黄仕忠丨道在屎溺——偷粪记)

黄仕忠 辑录

我在读小学时，学了一个“粪”字，繁体字写作“糞”，所以又学会骂人叫做“米田共”。但在乡下，这粪却并不是贬义，而是个宝贝。那个年头，化肥极少，主要依靠人粪与猪栏肥，有肥料才能保证粮食产量，所以农村里盼肥料就像盼星星盼月亮。听说就有城市边上的农民去城里去偷粪的故事。

凌凌说：“不是偷粪，叫掏肥，用钱向市民买的。”

凌凌做小姑娘的时候，是在黄岩县城里长大的，不知道这事。我说：“买，是正常交易；悄悄地去，不付钱，便是偷呢。”

凌凌问：“这个怎么偷啊？”

志熙解释道：是这样的，住在县城周边的农民，进城时常挑个空粪桶。在城里办完事后，就去街道居民家掏粪，当然是要付钱的。

我说，我也听说过这么一件事：乡下青年进城掏粪，正与主家讨价还价，转过头时，突然看到住在那个院子里的，就是班里的女同学，拿眼睛正往他这边看，顿时羞得脸飞红，赶紧把钱塞给主家，挑起粪桶，立马离开那院子，头一回都不敢回。

凌凌还是不明白：“你们说的这个，不是偷粪，是送钱，无法为偷粪作注。”

我于是问：“我们群里有没有人有经历或者知道偷肥的？”

同学中还真有知道这事的。

王延荣老大哥说：绍兴人把粪叫做“料”。农民上城用钱买叫“换料”。偷料的事也有发生，但不常见。第一，上城换料是生产队行为，犯不着个人拆牌子。第二，偷料只能偷公共厕所的，但所有厕所几乎都有先占者（生产队）看守。偷私家马桶，只能在半夜三更环卫车还未来之前，主家又懒得起早，半夜把马桶放在门外。换料风行时，一般家庭不愿意让环卫车来清理。

偷料很少发生，但抢料引发的武斗倒不少见。主要是为争夺公厕肥料。争斗起来，桶担倒翻，满地流淌，以至于盆舀手捧，绍兴城里主要街上就有过好几起。

表面上肥料是宝，实质是口粮太少。当年生产队收获粮食，先交公粮，再留储备粮（若动用，要层层审批，因是“备战备荒”），再留种子粮。这三项是硬性规定。然后才能分口粮。年成好肥料足，能吃饱；肥料缺收成少，吃不饱。再加上知青下乡抢了农民一口饭。

延荣大哥还在为自己当年抢了农民那口饭而自责，任平说：“知青胃口大，正当年，油水少。那时我在余杭，搭伙在农民家，有位同学一下子将一钵头饭都吃光了，你们全家朝他拜。”我觉得“朝他拜”这个词用得好，那场景活灵活现！现在的小朋友肯定这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呢。

凌凌说：我们家在县城大街上，当年爷爷做生意，厅堂很宽敞，给我们做饭的奶奶来自乡下，因此常常有进城掏肥的农民在我家烧中饭吃，确如前面同学们所提，通常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行动的。

我想，凌凌肯定不知道那时偷偷打量她的人里头，还有她的同学。

凌凌说：农民进城掏粪肥的时候我还小，应该还没有什么同学。就觉得家里突然进来一群人，很热闹。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就管自己玩，也不知道其中的一些细节。倒是后来我下乡当知青了，才知道这桌饭吃得也是有点讲究的。农民自有农民的文化和规矩，一般说来，农民借用城里人的厨房，饭菜他们自己带来自己做。有些时候主人家也会客气地送给他们一两个菜，但这个菜，表示的是主人的客气，农民是自始至终不碰的。如果有谁不懂规矩，冒冒失失地伸筷过去夹起来吃了，就会被整个生产队的人嘲笑一辈子。

我下乡的队里有一个毛头小伙子，据说就是当时进城掏粪肥，主人送上一碗鸡蛋羹，全生产队的人都不碰，初次入行的他，拿起调羹，“噗通”一声捞了一勺，塞进嘴里。直到我下乡，这个事情还被队里人拿出来当笑话说。“噗通”一声，就是他们描绘这件事情用的词，每每讲到这里，周围的人就会哈哈大笑。

我说这个故事讲得好。那调羹在蛋羹里“噗通”一声，可不就是料勺在毛坑里掏粪的声音么。不过好在农民们善于自嘲，当事人或许有些难堪，其他人说来时却无忌讳，说着大粪，舀着蛋羹，嘴里不停地吃，不停地说，依然十分和谐。我说保存下来就是好文章啦。凌凌也有些得意，道是：“是的，今天这粪掏的比较彻底。”

说到这里，另一位老大哥金树良以经历者身份冒了头：“我当知青时，曾跟生产队去城里偷过粪。晚上，摇船两个来小时到城里，有人事先踩好点，专门去偷公共厕所的粪，然后连夜返回。”

凌凌像个小姑娘般好奇：“哈哈，怎么会有如此不法农民啊？”

唉，想来真的物品，农民还不敢偷，这粪么，好像与直接可用的物事总归有一丢丢不同，就像孔乙己说读书人“窃书不算偷”。

任平则想起了小时候守护杭大宿舍大粪的经历：“小学时，有人到杭大宿舍偷粪，正好被我看见，大喝一声，他逃了，结果我被老师表扬了一通。”

子帆说：“罗中立油画《父亲》的原型，就是看守厕所的‘守料人’。”

延荣说：“逼真。可惜没画出那双手来。”

幸好这“守料人”不是任平，他只是偶尔“兼”了一下。可对于那些去换粪、偷粪的乡下人来说，这守料人已经是高高在上、高攀不起的呢。

陈建新说：偷粪一事，杭州也有。南星桥一带，主要是对江的萧山农民过来偷或抢。萧山老乡硬朗，骂人、打人都行。大概在六十年代初期，过江来抢肥料。那时候每家每天的马桶，都能卖到几分钱，这也逼使环卫处本来可以白得的人粪需要“赎买”，这是要感谢萧山老乡的事情。

听说萧山老乡也到公厕偷粪，后来被环卫处工人抓到处罚，回去后招来大批农民进杭城，公开抢粪。因为战斗力强，环卫处虽然能聚集人反攻，但引发的战斗已经影响社会安定，后来政府出面摆平了此事。

建新又说：我写过一篇小文，讲杭州抢粪带来的每家每户的马桶可以收取几分钱的事。当年这钱我家是我爷爷收取的，这些钱后来变成雪饼，成为我的每日零食。

呵呵，这么说来，萧山农民去南星桥偷粪抢粪，也可能一不小心就抢走了杭州孩子的雪饼钱呢！

树良说：平湖的近郊农民，一般是拿些农作物给城里的居民，包下他家一年半载的粪，每天早上进城去喝茶时挑着粪桶，喝完茶回家时，顺带把这几户人家的马桶倒了回来。

昱明说：当年宿舍前化粪池，常有农民拉车来淘，给钱。后来发展到几家农户争。有老人编顺口溜：“乡下人儿不识货，担来铜板买臭货。”的是杭州腔。杭州人老话把“拿来”说成“担来”。

宝康说：生产队干活，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太阳离落山还有丈把高即可收工。那天太阳离落山明显还有一丈多高，阿根向队长提议：“要不今天稍早点收工？”

队长反问：“你有什么要紧事？”

阿根皱着眉头涨红着脸：“屁眼拱拱动，人给屙作弄。”

队长提高嗓音：“嗨！这也算事？甭废话，走到下风向一点，立马解决。”

阿根急了：“这哪儿行，我一泡屙一泡尿，再冲上两担水，明天有兑料的来，就可以变两角钱。”

队长想了一下：“好吧，你早点走。不过，拉到裤裆里我不管账。”

阿根满脸堆笑：“好嘞！”说罢夹紧屁股扬长而去。

曹布拉难得露头，感慨系之：“以粪叙情情更浓啊！”

方一新也说：“说屎论尿忆当年。”

广宣说：一帮老愤青，在谈老粪情；谈谈老粪情，浓浓老愤青。

魏丁适时冒泡，广宣说：“魏丁难得冒泡，看来今天也是老愤青情不自禁。”

魏丁自谦没资格：“挑过粪的，才算粪青。”

小军说：借《红灯记》台词：“有大粪话题垫底，什么样的话题全能对付。”花式聊大粪一天。想起小时写作文，主题“没有大粪臭，哪有稻米香”。估计明天每一餐都特别香。

老师出题，全班同学所写故事高度一致：说自己放学或上学时，路过一片农田，农民伯伯正在施肥。一阵风吹过，粪臭味迎面袭来，自己立刻捂住了鼻子，还不停地说真臭。此时，农民伯伯停下了手里的活，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说：“没有大粪臭，哪有稻米香。”我顿时感觉很是惭愧，恨不得钻进地里去。

写成这样，如果文字通顺，基本得分为“良”。

树良说：搬新家的第一天，我们老家的习俗是要开伙好好吃一顿的，讨彩头的话叫红红火火。也会有一些至交的亲朋好友上门来聚聚人气，名目叫“暖灶”。今天我们搬进新群，人气也旺，也有点红红火火的感觉。虽说讨论的是粪，但正如小军的作文题目：没有大粪臭，哪有稻米香。

任平说：文学史第一部《粪青现形记》在2022年4月12日诞生。

【回音壁】

黄仕忠（中山大学，诸暨人）：最近我们杭州大学中文系1978级同学新设一群，云端相聚，述及当年与“粪”相关故事，亦庄子所谓“道在屎溺”，连谈三日，犹有剩义。我是话题的引发者，于是谨作剪辑，也借此记录那个时代。

吴振武（吉林大学，上海人，诸暨保姆带大）：哈哈，不错，也是我很熟悉的味道。学习时传祥时，还去实际观摩了一次。虽然那时人很小，后来下乡，就不用说了。

肖瑞锋（浙江工业大学，南通人）：读罢大作，勾起诸多少年时代的回忆！江浙文化习俗或有差异，但当年吾辈顽童亦习用“米田共”作为“粪”之代称，相互调侃，彼此嘲弄，颇以为乐。兄之描述，栩栩如生，令人捧腹之余，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谢谢兄台分享。

吴承学（中山大学，潮州人）：题目值钱。哈哈，没有经过粪，哪来香。老兄多写。很有意思的。同辈中，多数人还真写不了，后代人就更不必说了。喜欢看这类独特的体验文字。我虽然是那个时代过来人，但比较起来，只是小镇知识分子家庭，生活面还是小了。

彭玉平（中山大学，溧阳人）：我居然读完了，真是好读好玩。庄子说“道在屎溺”，可见一个“粪”字也可直接通向道的。大文通向一个特殊时代的生活之道，其实也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之道。多留点这样的文字，别让后人闲着，也让他们好好研究研究。

刘勇强（北京大学，南昌人）：谢谢惠示大作！清初贵省小说家徐震的《照世杯》中有一篇《掘新坑悭鬼成财主》，堪成吾国“粪文学”颇可玩味的鼻祖，大作与徐作臭味相投，亦“照之可知世事”。

余幼时居省城，犹得见乡民入城挑粪。从田头到城里，往来近十里，实在辛苦。那时在“自由市场”买回的青菜叶上，有的还沾着入厕用的草纸、报纸片，比起现在空中“气溶胶传播新冠”的传言，当年吾民真是活在原生态中。此种人生况味，不可不为后人留一丝一缕。

陈维昭（复旦大学，潮州人）：新纪实主义！汕头也把“粪”叫做“肥”，我记得小时（大概是七几年吧），我们家门口经常有一老太挑着两个粪桶，沿街叫买，轻声地叫，因为买粪是违法的，有纠察队来抓的。有一次，她正在沿街叫买时，纠察队来了，她急中生智，停下来，对着路边一块菜地里一勺一勺地施肥，大概是给自家的菜地施肥是被允许的。这时菜地主人从家里出来，轻声而有力地禁止她：“这样施肥会把菜弄死的！”幸好纠察队走了。后来大家都佩服老太太有智慧。

孙立（中山大学，郑州人）：哈哈，我下乡时也偷过粪！先偷本村的，再偷邻村的，最后回城偷。都是凌晨时分，夜深人静，偷人家积好的肥，拉回去可换很高的工分。一车粪等于好多天（具体不记得了）的工。

栾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陕西子长人）：仕忠兄，这些事情，我们都经历过。您的文章写得生动真切，很让人想起过去的艰难岁月。今天的青少年是很难理解了。粪肥宝贵，那是绿色肥料。化肥方便，却副作用多。

孙玫（台湾中央大学，扬州人）：记得我们扬州从前的习俗是：郊区的农民每天一大早拖着粪车，挨家挨户倒马桶。等到秋末，再拖着满车的大菜/汤菜进城，挨家挨户地送，以便城里人腌制咸菜，而这咸菜晒干后就是梅干菜——梅干扣肉的原料。

扬州郊区的农户多是菜农，而扬州人爱吃各种蔬菜，也是有了名的。所以扬州人又有菜驴子的雅号。那可是非常健康的蔬菜和生活方式啊。“文革”时全国的食品供应会议在扬州召开（可见当时扬州人也还吃得可以）。外地人到了扬州后，编了顺口溜：“扬州三大怪：自行车比汽车快，女的反把男的带，到了早上八点钟，家家都把马桶晒。”

张丽萍（杭大历史系七九级，诸暨人）：好生动的一段历史。转给我先生看了。他家当时住绍兴洗马池头，对农民上城抢粪、换粪印象深刻：先是农民来公共厕所抢粪，拿着料勺打起来是常事，后来有人守着不让掏了；再然后农民便一早来家家户户收，还要看料的成色，然后给相应的草纸；不同大队的农民也常常因收粪吵架。收粪农民总这样对居民说：“明早你仍旧给我，我不会给倷（你们）吃亏咯。”[笑脸]。

赵延芳（浙江大学，诸暨人）：那时绍兴城的商业氛围，也是我们前所未见。特别奇怪的是，已经到了晚上十点多，不少卖棒冰的人还用竹签在小冰柜上使劲敲，“劈劈啪啪”的声音响彻大街小巷。清早还有一个奇观，大街上竟排放着款色大同小异的一长列马桶。

后来我偶尔在诸暨城里人家过夜，每日清晨天还没放亮，就听到有城郊人上门收购屎尿，大声地叫“料有没有？料！”这时，城里主妇就会应声拎出马桶，甚至还有稍可的讨价还价，争个二三分钱上下。

王兆鹏（武汉大学，鄂州人）：呵呵，有趣。那个年代，好多偷东西的行为不算偷。至少是几人一起偷，为公家偷，偷公家的，或为大伙偷，都不算偷。70年代初，我们队里几个伙伴为做篮球架，结伙去钻探队偷钢管，去邻村偷树锯成木板，偷回来理直心壮，还蛮有成就感。

郑尚宪（厦门大学，福建仙游人）：“道在屎溺”—— 一个资深“粪青”的回声。

看了仕忠教授记录整理的、老杭大学友集体创作的据说将填补文学史空白的《粪青现形记》，莞尔之余，不禁想起了两千多年前庄周老师的教导：“道在屎溺。”同时又想到一句歇后语：“粪坑里砸石头——激起‘公粪’。”于是我这个外校的资深粪青也来“公粪”一把了。

在我们家乡，动物的粪便叫“屎”，如牛屎、猪屎、狗屎、鸡屎之类，而人粪尿则叫“粗”， 粪桶叫做“粗桶”，倒马桶叫做“倒粗”，给农作物用人粪尿施肥叫“浇粗”，如此等等。为何叫做“粗”，无从考证，只知道祖祖辈辈都这样叫。既然“从来如此”，大概“便是对”的了。

鄙人上大学前跟“粗”整整打了八年半交道，算得上“资深粪青”了。

记得下乡第一天出工，就是往生产队最远的“山里坑”田垄送“粗”。粪桶有大中小各种型号，最大号的一担能装140斤，中号的一担120斤，小号的100斤。队长看我个子小，而且初次下地，帮我借了一副100斤的粪桶，而且没有装满，说算80斤吧。“山里坑”离村庄3里路，挑100斤送一趟记3个工分，挑80斤记2.4个工分（秋后算账，折合人民币0.144元）。我那时体重68斤，挑起80斤的粪桶已很吃力，而且一起步就要上坡，更是举步维艰，等我一步一挪、几步一停地蹬上村后的小山包，别人早都跑没影了。捱到岔路口，我不知道该往那边走，就坐在路边发愁。好在过了不久，有人已经挑了一趟回来了，给我指了路，我这才继续在崎岖山路上往前蹭。一个上午下来，别人都跑了三、四趟，我只勉强挑了一趟，还把肩膀磨破了。

农村生活是艰苦的，但也很锻炼人，两年下来，我已成了一个地道的庄稼汉，样样农活拿得起放得下，挑起一百多斤的担子也能健步如飞了。接下来那几年，除了生产队出工、村办瓦窑干活、种自留地外，我还偷偷地在山里开了不少荒地，专门种番薯。番薯种下了，肥料哪里来呢？除了千方百计积肥外，还得进城买“粗”。

上世纪七十年代，化肥奇缺，农家肥也很金贵，城里人有条件的便在自家后院或屋旁埋一两个大粪缸，积攒人粪尿卖钱。于是隔三差五的，我便和县城周边的许多农民一样，挑着大号粪桶，一大早进城去，走街串巷，拉长了嗓子，边走边吆喝：“有粗卖呒——！”就这样走着喊着，听到有人喊：“买粗的，这里来！”就知道有门了。于是跟着对方到藏宝之处，揭开盖子，看看粪水成色，议好价钱（一般每担0.35-0.4元之间），取下粪勺，尽量往粪缸底搲稠的，装满两桶后，再帮主人把粪缸周边冲洗干净，挑起粪桶走人。

有时候运气差，兜了半天，都没遇上卖家，不免有些着急，只好顶着烈日一遍又一遍地走，声嘶力竭地喊。有一次走到我的母校——县城实验小学门口，学校已经放学，学生成群结队、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地涌出校门，想起当年在这里的学习时光，再看看自己眼下这般模样，不禁黯然神伤。

正在感慨之际，一个老太太喊住我，让我到她家买“粗”，于是赶紧跟着她去。这显然是一个旧时的大户人家，后院很大，有几棵大树，粪缸半埋在树阴底下。我装满粪桶后，照规矩帮主人冲洗好粪缸周边，正要挑担走人。只见旁边石桌子上什么时候放了一盆清水，一个丰腴白皙的少妇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条毛巾让我洗手。这可是从未有过的待遇。我赶紧边退边说：“不要不要！”少妇开口了：“xx，你不认得我了？我是yy啊！”我抬头一看，天哪，竟是我的昔日同学！更准确地说，是我的同桌，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同桌。电光石火般，往事一下闪现脑海：

她是五年级时留级到我们班的，比班上多数同学大。而我因为提前一年上学，在全班年龄最小，而且长期营养不良，小学六年，一直是班上最瘦小的一个，但学习成绩却一直遥遥领先。老师特地安排她跟我这个小组长同桌，让我学习上多帮帮她。同桌没几天，我就发现她人很老实，但头脑不开窍，一些很简单的数学应用题，她都不会做，常常交不出作业，满脸通红，窘迫地睁着大眼睛看着我。于是课间课后，我这个负责收作业的“小弟弟”组长常常辅导她这个交不出作业的“大姐姐”组员，她的成绩因此提高不少。她为人本就温婉善良，我又在学习上帮助她，所以对我特别好，常会带些小零食悄悄塞到我书包里，班上有大同学欺负我时，她也会出面护着我。两年同桌共读，毕业时，我竟对她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依恋……

多年过去，没想到我们竟会在这种场合相遇！原来她已为人妻人母，是这户人家的儿媳。我又惊又窘，百感交集，只觉得热血上涌，头脑昏乱，半天说不出话来。她又问：“听说你后来没上中学？”一句话戳中痛处，我顿时泪如泉涌，转身挑起粪桶，快步走出她家，一口气冲出县城，顶着烈日狂奔十几里，回到村口大树下，放下粪桶，放声大哭。从此以后，我只要进城，即使不是买“粗”，也远远地绕开她家那一带。

转眼到了1978年5月，我报名参加高考，要交照片，于是我趁进城买“粗”的机会去照相。当时全县城只有一家国营照相馆，门可罗雀，我把粪桶放在照相馆旁边的墙角旮旯里，进去照相。想起上一次进照相馆，还是12年前小学毕业时的事了。虽然照一张1 英寸照片，还是0.47元，一点儿没涨。但是我还是有些心疼，心想这笔钱可以买不止一担“粗”，要是没考上，这钱就白花了。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高考成绩出来，我上线了！公社托人给我捎了一张纸条，通知我第二天去县城体检，上面还写着我的各门课成绩。于是次日一早，我兴冲冲地挑着粪桶进城体检去了。

体检地点设在一所小学。到了那里一看，门口站了两个民兵，一人背一根老套筒，腰间还假模假式地扎着干瘪的帆布子弹带。我小心翼翼地把粪桶停放得离门口远一些，还没靠近，一个民兵拦住了我：“干什么干什么？今天这里高考体检！”我赶快掏出那张纸条递过去，说我就是来体检的。民兵一看，瞪大了眼睛：“这是你的分数？”我说：“是的。”他赶紧喊伙伴：“快来看，这个农民考了397！”接着非常热情地领我进去，见人就喊：“这个人考了397！”结果那天的所谓体检一关都没检，在一路啧啧声中签字盖章，出奇的顺利（后来才知道，我的成绩是全县文科第二名）。

一个月后，我拿到了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入学报到时间在8天之后。于是我在跑大队、公社和县城办理各种手续的同时，赶紧把手头各摊事情做个了结。其中最要紧的，是把家里粪坑里积攒的所有“粗”都挑上山，给我的那些宝贝番薯中耕施肥，一直忙到离家的前一天下午。

傍晚时分，夕阳西下，晚霞满天，我把陪伴了自己多年的“粗桶”挑到小河边，揪了几大把青草，把它们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擦洗得干干净净，再往上游走几步，一头扎进水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然后一身轻松地挑着粪桶回家。

第二天清早，我换上了村里土裁缝为我赶做的新衣裳，依依惜别了乡亲，告别了这个我洒过无数汗水、泪水还有血水的乡村，告别了我的“粗桶”，开启了新的人生。

戴伟华（华南师范大学，扬州人）：看了您的文章，想起少年时偷粪的事。这种大动作的偷粪还真没参加过，小动作的偷粪常有。那时候要提一个粪篮，拿一个粪勺，去拾鸡粪，如果遇到一堆狗屎，那真是开心，所以能体会什么叫“狗屎运”。拾不到粪的时候，那必须要偷，偷人家鸡窝里的粪。多数情况下是成功的。也有弄得鸡飞狗跳，惊动主人，狼狈逃窜的时候。

拾粪也有开心的时候。几个小伙伴，在一个平地上，挖一个小洞，找一块瓦片，看谁能把小瓦片打到洞里面。有活动规则的，中间可以用粪勺互相勾斗，但手脚不能碰到瓦片。后来才知道这是玩的“高尔夫”。

罗韬（羊城晚报，广州人）：有趣！珠三角城乡情况也大略相同。农民入城沿街巷买尿（不买米田共），有经验者，以担杆一头蘸而闻之，能分辨其兑水比例。

广东河网交错，水运发达。运粪基本由疍民包了，农民入城交换，只做尿生意。疍民有专门运粪的船，俗称“屎艇”，已经有上百年历史。廖恩焘的广州话七律：对过酒楼湾屎艇，刚啱风正一帆悬。

又：我家楼上有一老婆婆，带五个孙子，家庭负担重，善制假尿，以禾杆草浸水至金黄，倒入尿缸，色泽甚佳。卖尿时，邻家小孩低声揭发之，买尿农民甚机警，以中指蘸尿，而口吮食指，然后说：“好淡！这尿我一试即知加水不少！”

张求会（广东省委党校，安徽含山人）：这个月底，又到了老父亲的忌日（八周年）。您的文章还真让我想起来一件事：老父亲小时候，跟着大人起大早去室外捡粪，用粪筐装，挎回家作肥料。起得太早（竞争关系），天黢黑黢黑，看不清地上的是不是粪，有时候真会趴下身子辨认，甚至用鼻子嗅。第一次听了就心酸，现在更心酸。

牛粪粑粑我有印象。牛粪肥力不够，丢弃在地上又可惜，所以乡下人会拾捡回来，和以锅底灰，摊成圆饼状，贴在外墙上，晒干了，做燃料。火力不大，炒菜不行，煨或熏更合适。牛粪没有猪粪臭，农民伯伯说牛吃草，没有猪那么杂，所以不臭。茅草房，泥砖砌的墙，牛屎粑粑贴在墙上，下雨天也不怕。一个个大致规则的圆形牛屎粑粑上，有很清晰的指痕，有的还是五根手指齐全的图案。还是蛮好看的。

每次看大作，都能打开记忆的阀门，让情绪流淌一阵。谢啦谢啦！

柯倩婷（中山大学，广东化州人）：谢谢黄老师分享。农村很长时间是靠粪来做农业肥料的，而且是主要的肥料。为此，农民的体力主要就消耗在挑大粪上面。如今觉得问题是臭，是卫生问题，其实，那时候主要的问题是耗体力，农民实在太辛苦了。

姚小鸥（中国传媒大学，郑州人）：不错。生动。郑州“文革”时，因为农民到城里偷公共厕所的粪，使得卫生队减少收入，市革委不愿得罪农民，卫生队把大粪车开到市委大院示威。轰动一时。

刘石（清华大学，成都人）：老夫亦曾乡下住，至今常忆牛矢香。

王国良（台北大学）：白头少翁说“粪青（愤青）”，有趣兼惆怅！

李简（北京大学，北京人）：有些震撼。米共、米田共，小学时听说过。淘粪，记得小时候院子里定时会来背桶的淘粪工人，淘走厕所的粪。后来都改成胡同里的公共厕所，也见过白色的蛆。学农时去农村，见过简易的土坑厕所，但一直以为江南乡间的厕所会比北方乡间的讲究，不意竟然成排成行，男女共用！

刘召明（越秀外国语学院，山东兴人）：哈哈，“粪青”二字值千金。我出生于1970年，非常理解农民对粪料的感情，而且觉得城里人的粪不如农村人的朴实，最近我常常想的问题是：为什么六七十年代的人那么卖力，却活得那么苦？光是活着就耗尽了他们全部的气力。

李晓云（青海广播电视大学，重庆铜梁人）：前几日和老公遛狗，一边遛一边在后面捡狗粪，然后扔垃圾桶里。我就说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时，放学后提着簸箕漫山遍野捡狗粪的事，他不信，说山上哪来的狗。

谷晓恒（青海省文联，共和县恰卜恰镇人）：上小学时，假期作业之一，就是积肥。我们单位的旱厕里，堆满了大粪，冬天的时候，都结成了硬块，堆得很高，我们跳到坑里去刨出来，也不嫌弃，还担心被偷走，所以要留意看守。有一次，有农民拉着毛驴车，偷偷溜进院子来偷大粪，被儿童团员发现抓住了，扣下了肥料，成了我们的“作业”。

陈一萍（四川德阳长大的江苏人）：让我想起姐姐当年当知青时，带着一堆人，回单位占厕所抢粪的故事。几拨知青都要抢，所以单位厕所非常紧俏，一帮人掏粪时，我姐姐负责放哨，防范其他知青来抢！还出现因抢粪打架，用扁担砍伤人的事。交大粪可以记比较多的工分，比下地劳动轻松，所以知青都愿意干。当知青好可怜呵。

朱爱冬（中山大学，内蒙古赤峰人）：小学时，每年寒暑假期间都要完成积肥的任务，城里到哪里去找那么多肥料啊！学生愁，父母也跟着愁……

田东江（南方日报，河北三河人）：我读中学的时候，寒暑假都要给学校交动物的粪，规定要交多少筐，交一筐给个票，开学时交票，当成作业的一部分。

孔小炯（杭大中文系七八级）：哈哈，我们这一届中文的很多人确实无愧为粪青！到现在都还有真正的赤子之心！三版我都看了，第三版最好，第二版的粪票则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我还去爬了楼，看得开心不已：本是污秽之物，却是硬生生被大家聊出了洪荒之意，一抹“老翁分石坐，闲话到桑麻”的雅趣。

许贺龙（杭大中文系七八级）：想起了《人生》中高加林进城拉粪车的描写。

张玲燕（杭大中文系七八级）：我们黄岩那边，64年下乡的知青还掏过肥，70年下乡有女知青跟社员一起进城卖过茭白，说很难为情。

李舜华（广州大学，江西广昌人）：您的文章也是写得越来越让人忍俊不禁。记得少年时读《唐祝文周四杰传》，是民国时程瞻庐根据说书编著的，唐祝文周四杰记中，其中有一段，唐伯虎追秋香时，故意哄船夫，给他取名“米田共”，之间谐趣，令人忍俊不禁。只是具体文字记不清了。唐祝文周四杰记中，唐伯虎追秋香，船夫就叫米田共。

且看来客多情，甘解衣带终不悔；莫道此物无用，化作春泥更护花。——传说唐伯虎给某县令家茅房所撰对联。

王进驹（暨南大学，广西人）：谢谢，让大家知道特殊年代里的另类民俗。想起“文革”期间看到过一本书，名字似乎是《虹桥作战史》，因那时只知道打仗的书好看，就拿来看了，好像是写市郊农村的阶级和生产斗争的，其中就有不同的生产队到城里抢粪的描写，具体的情节已记不得了，但抢粪这样的场面是第一次从那书里看到的，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粪青现形记》又唤起我的记忆。

李铭建（中山大学，广州人）：有趣有趣！哈哈哈，老兄的题目太有诱惑力了。

前几年在吾易居喝茶吹水，陈忠烈也说到广州四乡农民来省城“收夜香”的风俗和规矩。记得他说，到过年之时，农民进城收夜香时，会向年来“供应”夜香的街坊们送些青菜萝卜等农产，以示感谢。你文末有位老师说到“道在屎溺”，这民俗也是一种农耕时代的人情往来——竟让我感觉温暖。

科学研究说，气味是儿时最强的记忆。但是现在真的很少有这种机会。到农村闻闻牛粪猪粪味道，有时都会兴奋上头，令同行的年轻人和我自己都大惑不解。

张培忠（广东省作协，潮汕人）：黄老师目光如炬，聚焦如此大俗大雅的文学话题。我们这个年纪出身农村，少年时都有起早捡粪的生活经历。潮汕农村因此还有“捡有猪屎呾有话”的谚语。

高玉（浙江师范大学，荆门人）：粪在50年代、60年代这两代农村人中是一种特殊的意象。与此相关的是与猪、鸡、牛、羊、狗等动物的特殊感情。我小时候经常在牛栏、猪圈边吃饭，也没有觉得粪坑是那么脏。所以形成的是和现在年轻人完全不同的“脏”的观念。现在的孩子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王本朝（西南大学，重庆梁平人）：读来很有荒诞感。我老家在川东农村，旧时有拾粪习惯，一般农闲时节，在村前村后田间地头转悠，看到牲畜或人的粪便，就以撮箕捡拾起来。生产队还有指标，完成不了，只有去偷别人家粪坑里的，一旦被抓住，就会被作为坏分子批斗。

俞国林（中华书局，桐乡人）：我家背面一百米是京杭大运河，西面三四百米是一条大河。我爸摇着五吨的水泥船，到杭州运粪回村。那时候，都从城市运粪的。还有上海垃圾运到我们村子，两大船。

赵益（南京大学，南通人）：拜读大文，想起数事。益在农村时年纪尚小，不甚记事，但茅坑一物实在不能遗忘。若论制作形态，天下可与吾乡比拟者恐不多见。盖吾乡如厕之地与猪圈同在一处，粪坑上搭一简易坐架，出恭之际，不仅惟恐跌落，而且生怕背后群猪来拱。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父母进城，居住条件甚佳，房前屋后可以养鸡、种菜，甚至可以种植玉米等粮食。所用肥料来处，乃邻居数家共用之化粪池。抢粪、偷粪之事倒没有，但对此一资源的利用仍颇具竞争情态。父母常以“某某家又施肥了”，激励我弟兄挑粪浇园。不瞒学长兄说，我至今仍不知道现在小区里化粪池之物都排到哪里去了，污水处理厂？岂非浪费有机资源？

孟彦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有意思。将来出一集子，既好看，又能保存史料。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这篇文体很有创新。巧妙地把微信群聊化入“偷肥”回忆中。妙啊！

陈广宏（复旦大学）：有趣有趣，一点也不俗。谈话体叙事好，有一种间离效果。

王贺（同济大学）：看似故事，实为写史，可当信史读。

吴朝骞（杭大中文系七八级）：@黄仕忠 说不定群里的这场讨论会引发一场新的文学创新，如当年的“伤痕文学”。这样我们就无愧于时代了。

任平（杭大中文系七八级）：@吴朝骞 是的，文学创新并不是有意为之，常常由小文章、小事件引发出来。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