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用“夏虫不可语冰”来比喻有些人见识短浅，不明大道。但也在侧面说明，在古人眼中如蟋蟀一般的“百日虫”身价怎样低微。但如今小小蛐蛐却在山东缔造了一个规模以亿计的庞大王国。

山东县城的蟋蟀经济

每年的秋季，山东宁津和宁阳两县都变得格外热闹。平时略显冷清的街道上满是挂有各地牌照的汽车，每个店铺摊位前都挤满了操持着各省口音的人。这是当地一年一度的“虫季”。

“虫季”，顾名思义是虫类生物繁茂的季节。很多昆虫，特别是蟋蟀科昆虫，在立秋前后会因为进入繁殖季变得格外活跃。期间虫鸣不止，虫斗不断，八方来客云集至此，目标皆为强壮的斗蟋。

如今在山东省宁津和宁阳两县，蟋蟀经济已经成为了当地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以宁阳县为例，2020年全县GDP为251.8亿元，每年围绕着蟋蟀产生的经济效益便有10亿元。

特别在宁阳的泗店镇，2020年的“虫季”仅有30-40天，这段时间便有超过6亿资金在当地流动。因为蟋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上到政府，下到黎民都乐得为“蟋蟀经济”服务。

每到“虫季”前后，宁阳和宁津两县的农民就放下锄头拿起粘杆和虫网，没日没夜地在山坡田野的碎石中翻找蟋蟀。原因无他，品相好的蟋蟀更值钱。

在宁阳和宁津地区乡间地头，大街长道边经常能看到摊位，他们就是“收虫人”。他们会从农民手中收购有品相的蟋蟀再拿到县城的大市场销售。据他们表示常有“牙大头圆”的蟋蟀卖到数千甚至上万元。

逮到一只好蟋蟀的收益就抵得上辛苦种地一年的收入，怎能不让人疯狂。捕虫大军不仅包含当地农民，更有从外地赶来的“淘虫客”们。

特别是宁阳出产最好斗蟋的泗店镇，在虫季全镇人皆捕虫也不是稀罕事。流浪在外的游子纷纷回乡，每日忙于工作的人民废寝忘食，就是希望能捕捉到一只“常胜将军”，改变自家的命运。

宁津和宁阳两地蟋蟀产业的发展都各有优势。宁津是全国出名的“斗蟋之乡”，以盛产冠军而著称。全国打造地方斗蟋产业的先河便是宁津。

全国第一个蛐蛐罐产业基地，第一本为蟋蟀写的地方志，与中科院吴继传教授合作编写的《中国宁津蟋蟀志》都在宁津。

全国第一届“中国宁津蟋蟀文化节”在1991年8月便已召开，不仅宣传了传统文化，还举行斗蟋爱好者之间的切磋大赛。因为蟋蟀，宁津全年接待旅客3万人次，全年蟋蟀交易额达3亿元。

2020年9月，一座身长175厘米、重达880公斤，通体由碧玉雕琢而成的“蟋蟀王”雕像落户德州宁津县。由此可见蟋蟀产业在当地的独特地位。

相较之下，宁阳县也不遑多让。宁阳县同样盛产战力强横的蛐蛐，而且当地还着力打造了规范化的蟋蟀交易市场和全国知名的斗蟋比赛。

目前宁阳县拥有全国最大的蟋蟀交易市场和文化品牌中心。作为享誉海外的“中华蟋都”，宁阳斗蟋不仅在2009年被评为省级非遗代表项目，还被命名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同宁津县一样，宁阳县在1998年也举办了“中华蟋蟀友谊大赛”。该比赛已经连续举办二十三届，目前已更名为“宁阳蟋蟀世界杯”，被入列山东省非遗保护十大亮点工作。

2020年时来自山东、北京和上海等地的20多支代表队，共1500只蟋蟀齐聚宁阳，共襄盛会。最后潍坊市蟋蟀协会代表队取得冠军，赢得40万元的奖金。

2021年因为全国范围内不时有疫情爆发，参与“蟋蟀世界杯”的队伍少了很多，但也有四支队伍，共300只蟋蟀参赛。最终北京队在去年的比赛中拔得头筹。

无论是宁阳县还是宁津县，两地都利用当地特有的历史文化优势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在过去两地的经济主力都是工业和制造业，污染大，能耗高，都借助蟋蟀经济实现了第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

撩拨蟋蟀用的芡草，养殖蟋蟀用的蟋蟀笼和蟋蟀饲料等蟋蟀相关产业在当地蓬勃发展，成为业内相关器具的主流产品。这无疑又养活了一大批从业者。

无论是宁阳宁津两地的蟋蟀特色旅游产业、还是斗蟋大赛和客商交易，都极大地促进了当地餐饮、文娱和酒店住宿等产业的发展。当地繁荣的文化节和旅游业还连带促进了两地其他传统工艺品的销售。

近年来受到疫情冲击，当地旅游和赛事举办受到巨大冲击，好在从业者均已转向互联网平台。如今在淘宝和拼多多上经常能看到销售斗蟋的链接，抖音和快手上也不时能看到蟋蟀卖家的直播和短视频。

在电商平台上，售价从数十元到上百元的蟋蟀应有尽有。通过互联网走近了千家万户的不仅有蟋蟀，更有流传千年的传统民俗文化。

千年传承的传统博戏

之所以山东省的宁阳和宁津两县可以开发出规模如此庞大的“蟋蟀经济”，是具有一定历史渊源和地理条件的。宁阳和宁津是我国出名的“斗蟋之乡”。

蟋蟀在全国几乎所有省份地区都有分布，在我国境内有包括中华蟋蟀、大棺头蟋蟀、油葫芦和中华灶蟋等多种蟋蟀在土质湿润的山坡、田野、乱石堆和草丛之中生息繁衍。

但是并非所有的蟋蟀都适合参加斗蟋蟀比赛。挑选斗蟋，讲究头圆、牙大、牙黑、腿长、颈粗、势强。如同种马和宠物猫狗一样，这些外貌指标直接决定了蟋蟀的品相和赛场上的成绩。

因为斗蟋蟀主要讲求的是雄蟋蟀的战斗力，所以蟋蟀自然是个头越大，肢体越强健越好。牙大代表着蟋蟀在相斗时有更为强大的武器，头圆颈粗象征着蟋蟀肌肉发达，牙有更大的开合力量和杀伤力。

牙黑一般意味着牙更加坚固，有力。这背后也暗合昆虫外骨骼中坚固的酪氨酸多衍生为黑灰色的特点。蟋蟀界将又称墨牙的钢牙视为最高品相，指的就是具有乌黑发亮大牙的蟋蟀有更强的战力。

除了蟋蟀的品相之外，其产地和生存环境也是影响蟋蟀“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恶劣的生存条件往往会诞生出强悍、坚毅的物种，蟋蟀也是如此。

根据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生活在碎砖乱石堆等恶劣环境中的蟋蟀体质更加强壮；在泥土杂草间生活的蟋蟀养尊处优，体质反而虚弱。宁阳和宁津两地的自然环境正好能出产优秀的蟋蟀斗士。

山东省位于黄河中下游，土地多由黄河水中泥沙沉淀而成。因为水土流失严重，山东境内黄河多次泛滥，山东省部分地区土地条件较差，土地荒芜，植被贫瘠。

但这也造就了这些地方土质如铁，钙等矿物质含量丰富。因为吸收了足量的矿物质，当地蟋蟀外壳更加坚固，耐力更强，与其他地区蟋蟀打架时更占便宜。

另外山东临海，较华北其他地区更加湿润。这就使得宁阳宁津的蟋蟀既具有南虫个头大、爆发力好的特点，又兼有北虫斗志高，体力强，争抢凶狠的优势。故而出身这两地蟋蟀往往能克敌制胜，拔得头筹。

据《斗蟋随笔》记载，自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至1940年之间，全国蟋蟀悍将26个，山东蟋蟀占17席，宁阳独占9席。其中尤以宁阳泗店出产的品质最佳，多个朝代都被钦点为皇室贡品。

斗蟋蟀在我国有千年的历史，皇帝与蟋蟀最早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唐朝贞观年间。

相传，唐太宗长期饱受失眠困扰，画师阎立本建议皇帝在身边养几只蟋蟀治疗失眠。皇帝一试，果然有效，因此便饲养起蟋蟀，宫中妃嫔和朝中大臣也多有效仿。

以科学角度分析，阎立本不过是利用了蛐蛐叫声有节奏，不刺激的特点，用白噪声疗法为皇帝治病。但是“上行下效”之下养蟋蟀之风很快在大唐风行。

自唐代开始，养蟋蟀斗蟋蟀之风在我国迅速传播。据唐代《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妃妾辈皆以小金笼贮蟋蟀，夜听其声，庶民之家亦效之"讲的是宫中嫔妃也效仿太宗利用蟋蟀助眠。

宋代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中也有“斗蛩亦始于天宝年间”的记载。当时的人对蟋蟀颇为重视，甚至“镂象牙为笼而畜之”用象牙做蛐蛐罐，唐人对于蟋蟀的喜爱可见一斑。

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斗蟋蟀的普及度更是达到了全新高度。那些“常胜将军”们跳出皇宫和达官贵人的门庭，走入寻常百姓家中，连寺庙中的和尚中都不乏斗蛐蛐的高手。

如南宋著名高僧道济，也便是著名的“济公”便以“善走围棋，喜斗蟋蟀”著称。朝中如贾似道的当朝宰辅也是资深的斗蟋爱好者，不顾百万蒙古大军的围攻，撰写《促织经》为后世同道留下重要文献。

北宋文人黄庭坚还专门为蟋蟀总结出了“五德”，即“鸣不失时谓之信，遇敌必斗谓之勇，伤重不降谓之忠，败则不鸣谓之知耻，寒则归宁谓之识时务”。可见斗蟋蟀在当时已成为大众的重要休闲方式。

延续到明清两代，斗蟋依然保有巨大的生命力，明宣宗朱瞻基便是斗蟋蟀好手，在《聊斋志异之促织》和《明朝小史》中竟称呼其为蟋蟀皇帝。国宝《御花园赏玩图》中也描绘了明宪宗斗蟋蟀的场景。

流传至今的斗蟋习俗都是在清朝固定成熟的。关于蟋蟀的文献也不断涌现，出现如金文锦《促织经》、石莲《蟋蟀秘要》、朱翠庭《蟋蟀谱》等关于蟋蟀饲养和品相选择的书籍。

新中国建立后，鉴于在民国和清朝都是权贵地主的方式，斗蟋蟀这一行为被当成封建糟粕残余被批判禁止。直到改革开放后，主流舆论才放宽了对斗蟋蟀的限制。

1990年成为了斗蟋蟀从民间走上前台的契机。为了配合亚运会召开，增强外国对中国的了解，在当年举办的天津国际友好城市艺术节，将斗蟋蟀作为民俗进行了公开表演，斗蟋的民间赛事也随之变多。

即便斗蟋蟀拥有悠久的历史，并在如今呈现产业化发展趋势，但一层阴影始终没有从斗蟋从业者心中散去。如今的繁荣究竟是辉煌历史的复兴还是又一轮资本炒作泡沫？

资本裹挟的新兴热点

如上文所说小小蟋蟀为宁津和宁阳两地带来了引人眼球的经济效益，如同广西网红村，浙江淘宝村一样，山东出现了全镇民捉蟋蟀的“蟋蟀村”。但其实本地人对这一产业相当不看好，因为价格太虚了。

2020年《山东时报》的一则消息在网上引发不少讨论，讲述的是宁阳一只品相极佳的蟋蟀对外拍出11万一只的“天价”。但是根据当地长期捉蟋蟀的农民反映，并没有见过多少只身价过十万的蛐蛐。

因为在他们眼中，蟋蟀是非常便宜的，平时数十元就能买到200只蛐蛐。人们普遍将蟋蟀作为鱼或者鸟的“活食”，更有甚者用来喂蜥蜴和蜘蛛。

可能品相稍好一些的蟋蟀能卖到上千块，但是身价过万，特别是过十万的蟋蟀基本就没见过。济南蟋蟀协会的王先生也在采访中表示，现在涌入市场的疯狂买家很多，蟋蟀界的水很深，一般人把握不住。

据这位王驰先生表示，因为昆虫的生命脆弱，稍有不慎蟋蟀就会死亡或者受伤。所以高价买来的蟋蟀多半都是为了比赛套现，没有多少是放在家里养的，极少流入斗蟋爱好者群体。

这些高价竞拍蟋蟀的人基本都是投机客。他们利用斗蟋蟀比赛可以转换为的特性，人为炒高蟋蟀价格。

如上文提到的“蟋蟀世界杯”是官方主办的比赛，奖金不多。其实在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还有奖金更高的“私盘”，一场比赛下来可以赢得百万奖金。

专业斗蟋人通过一次或几次比赛获胜之后寻找“接盘侠”迅速出手套利，久而久之蟋蟀身价不断上涨。

王先生的描述很容易让人想到投机炒作泡沫。事实上这种“击鼓传花”的资本游戏在我国已经发生多次。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君子兰热”，还是从刚刚退潮的“藏獒热”，都是资本的投机炒作。

每当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新一轮产业升级热点尚未出现，都会出现一种或多种资本市场的“弄潮儿”。这里吸引无数的热钱涌入，催生抬高这种产品的价格，因为“金钱永不眠”。

在房地产，影视文娱和互联网创业潮相继退散后，资本需要寻找到下一个可以带来巨大收益或仅仅令投资运营的领域。因为当手中的钱到达一定数量后，如何令其保值就成了一个迫切而慎重的问题。

资本利用手中的本钱做局，引大户入局，再骗老百姓进来接盘，最后自己带着无数钞票转身离场，布局下一轮投机。这种手法在股票市场屡见不鲜，但韭菜年年有，每年都很多。

笔者不否认目前山东的“蟋蟀经济”确实有传统文化盛世复兴的因素存在，但是恶意炒作和虚高价格等现象的出现依然不得不令人心生戒备。因为一个产业的突然崩塌必然会导致普通民众的利益受损。

举一个例子就是“藏獒热”时，全国有很多人抛家舍业投资狗舍。但当热潮散去时，无数种狗沦为流浪狗或狗肉，留给小规模狗舍主人的只有负债累累和一地鸡毛。

据统计，2017年时青海的果洛自治州，辖区5万只狗中有近30%是流浪狗。2015年时拉萨市内有约1.3万只流浪狗。它们绝大部分都是被犬舍和收藏者抛弃的藏獒。谁能保证，下一个泡沫不是蟋蟀呢？

笔者认为，继续弘扬斗蟋蟀的民俗属性，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增加民众对其了解认识，避免民众被带风向。如此下来还是能保证蟋蟀产业健康发展的。

历史与文化是一个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信在互联网社会，伴着先进供销网络的支持和知识爆炸式地传播与普及，以斗蟋蟀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必将能迎来复兴和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张牙伸腿、捉夹抱摔…1500多只蟋蟀角逐蟋蟀界"老大"，总冠军奖金40万！“冠军蟋蟀”诞生！》2020年齐鲁晚报

《争强好斗大将军—蟋蟀》中科院科普云平台中国科普博览网

《山东宁阳县一只蛐蛐卖了11万！靠蟋蟀产业能带来6亿年产值》2020年《山东时报》

《美媒称中国藏獒热退烧：曾象征财富 如今成被遗弃流浪狗》2017年《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