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辛与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为何能成为现代的经典)

文/思郁

我们更为熟知的是阿兰·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自从1987年出版后争议不断。布鲁姆在那本书中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批判，对相对主义价值观的质疑，对传统价值的维护以及对永恒经典不绝口的赞誉，都令人印象深刻。尤其在书的结尾部分中，他以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为经典的范例，认为我们在阅读这些经典的时候，会觉得比其他任何时代更真实和充实，因为这时他们与本质的存在浑然一体，忘记了自己偶然的生命，“这个事实能让我们不堪忍受的不完美人性变得可以忍受”。在布鲁姆看来，虽然时过境迁，但人性依然，我们面对的仍然是相同的问题，我们仍然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独特的人性需要，而那些具有永恒的客观之美的经典如莎士比亚的剧作就有了在现时代中重新阐释和焕发魅力的可能。这也是布鲁姆书写《莎士比亚的政治》的原因所在。

这样看来，好像陷入困扰的依然是“经典”的问题。无论经典如何传承，具有什么样的神秘魅力才能流传至今，但毋庸置疑的是，经典确实存在。时光的淘炼也罢，岁月的积淀也罢，不得不承认，希腊的荷马和柏拉图，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法国的拉辛等书写的一批著作已经公认为经典之作。卡尔维诺有讨论经典的十四个定义的名篇传世，其中有一条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还有一条说“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这两种定义的经典已经接近了马拉美梦寐以求的那种“世界的存在就是为了写成一本书”，也接近了尔赫斯所言的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心阅读的书籍，仿佛它的全部内容像宇宙一般深邃、不可避免，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可以作出无穷无尽的解释”，更重要的是这种对经典的陈述给布鲁姆对莎士比亚剧作的政治性解读的提供了正当的理据。

布鲁姆在那篇精彩的序言《政治哲学与诗》中对当今大学生平庸粗鄙的精神生活感到震惊，对经典失去活力不再成为大学生的精神必需品十分的忧虑，“持续地阅读并依赖一本伟大的著作或一位伟大的作家，这种现象消失了。其结果不仅是生活风气的庸俗化，还有整体社会的分裂化，因为对文明人而言，正是对美德与罪恶、高贵与卑贱的理解将他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之所以还需要莎士比亚的剧作，是因为只有通过阅读这样的经典之作，才能唤起某种共通性的情感，某种同一性的道德共识，“他触动了读者的灵魂，读者意识到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因莎士比亚而深刻，于是他成为不朽的领路人和同行者”。这种一致获取的共识和情感，是理解世界和自我的基础，是我们与他人共同生活和交流的核心。作为古典政治哲人列奥·施特劳斯的学生，布鲁姆政治性的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是任何现代的努力专注于文本的自主性和结构的完整性文学批评家所不具备的。那是一种充满个人激情的全新的解读方式。

作家索尔·贝娄是布鲁姆的老同学，他曾评价布鲁姆的这种充满激情的个人风格的写作方式说，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这里提到了真理，在施特劳斯学派看来，所谓的真理是和意见相对。意见是一种人们生活中的共识，具有这种共识我们才有沟通、交流以及和谐相处的可能性。而真理是只对少数人开放的，是秘传和隐微的真理，只有那些哲人们才能领悟这种神秘的高贵。而布鲁姆用政治哲学的方式重新诠释了莎士比亚的著作，只是为了重新建构起人们的这种共识。这也是古典政治哲人和现代政治哲人的区别所在，正如施特劳斯所言，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生活在一个完全丧失信仰的现代世界里，因此就需要寻找到一种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生活的可能性。

从布鲁姆在解读《威尼斯商人》这一经典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良苦用心。因为夏洛克和安东尼奥是犹太人和基督徒，他认为这种信仰差异才使他们势同水火，才是冲突的根本所在。他们之间的敌意源自于对世界的真实看法，对生命中最紧要之物的理解针锋相对，而且绝对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但后来随着鲍西娅这一代表法律和正义的人物的出场，她力图调和这种差异和冲突。她给出的解释说其实这种信仰上的敌意是不必要的，因为无论犹太人还是基督徒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具备共识：他们都信仰《圣经》。布鲁姆的这种解读方式似乎是说，我们需要重建共识和信仰，才有继续生活的可能性。

布鲁姆说，如果精心聆听莎士比亚，我们也许能够重获生命的完满，也许能够重新发现通过失落的和谐的道路。其实不单单莎士比亚，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学会怀抱一颗敬畏之心聆听那些经典的教诲，才能剥开历史迷雾的偏见，收获那些我们已经抛弃了很久的永恒价值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