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洋务运动是虚有其表(「觉醒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得与失)

今年以来，《觉醒年代》以一历史正剧的姿态出现在观众面前，随着剧情的推进，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置身其中，一面痛感近代之屈辱，一面又惊叹先贤之热血。

但若跳出那个时代，站在历史的角度去回顾当时之种种，竟有感于其热血背后之莽撞，睿智背后之天真；整个新文化运动，则是有得亦有失。

想搞清楚新文化运动的得失之处，既容易又困难。容易是因为中国近代以来，变革频起，但其主线很清楚，每次变革都是紧紧承接着上次变革而来，顺藤摸瓜，不难解释新文化运动的来龙去脉；难的则是因为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各类思想争芳斗艳，颇有百家争鸣的气势，想要一一梳理清楚，就不是一两万字能搞定的事情了。而且在讨论思想时难免会上升到哲学方面，想必大多数读者也对哲学类不感兴趣。所以本文主要是用社会演进的那套思路来解释新文化运动了。

中国近代的变革之路起始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兴起则是因为内忧外患。外患即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忧则是太平天国，这两场战争终于让清廷意识到自己武备力量上与西方的差距。当时奉命平定太平军的湘军将领胡林翼，看到外国轮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后，深受刺激，乃至于色变吐血。

于是清政府开始变法图强，大搞洋务运动，试图实现当时的“国防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最重要的在于两点，一是武器，二是使用武器的人。因此，清廷开始兴办军工企业，同时训练新式军事人才，而这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军工需要以大量民间现代工业为基础，民间工业化进程则需要国家投资军工来推动；而训练军事人才需要西方科技文化的传播，这就要求现代教育活动的开展，现代教育的兴起则又势必会导致行政管理和政治制度的改革。

而洋务运动其重点本就没在教育方面，更不用说制度方面了，因此即使军工企业办的再好，也注定无法实现国防现代化。但事实上，清政府连军工企业也没有办好——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钱来投资推动军工产业发展。没钱的原因一是赔款、通商导致的白银外流；二是清朝的社会体制。在清朝的社会结构中，皇族、官僚阶级、有功名的乡绅阶级都是用国家财政供养的，而他们都不参与生产性劳动，这也就导致政府无法积累足够“可支配收入”来搞洋务。所以洋务运动必然失败。

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另一值得注意的点，则是办洋务的人，如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他们都是汉人。清朝是满族的天下，满洲部族一向极为重视自己的统治，帝国核心权力永远都要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为什么洋务运动的领导者都是汉人呢？这要“得益”于太平天国了。太平天国之前，各省掌权的督抚几乎都是满人，但满人无法平定太平军；于是清廷不得不划分一部分督抚之权给到汉人，让其统兵平乱。由此以来，汉人逐步掌权，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这也就为后来辛亥革命的成功埋下了伏笔。

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失败而落幕之后，清廷方才意识到行政、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戊戌变法、清末新政都当此范围中。二者内容其实并无大差，可戊戌变法经百日而流产，清末新政却能顺利实施，其中原因也是老生常谈了：领导者的不同——光绪、康有为并无实权；慈禧才是掌权者。

清末新政中最重要两点，一是废科举，二是设立谘议局，这二者也是清王朝瓦解的关键原因。为何废科举？因为学校的兴起。当时的学校并不是从一种对学术真理的探索精神中产生，而是作为一种政治的附属物，其目的也只是为了在政界或者社会上谋求一职业、得一地位，这便也逃不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被讥讽为“洋八股”。在这种情形下，同为出身途径，学校便与科举制产生了冲突。袁世凯、张之洞曾上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绝少，拟请立罢科举。”这便是废科举的原因了。

虽说废科举的原因在此，但其造成的后果却不仅仅限于此。新政中废科举与鼓励商业共同推动了乡绅的城市化。原来科举制和重农抑商造成知识分子以农村社会生活为中心：耕读在农村，关心的事务也在农村。而新政实施之后，读书做官要进新学堂（都在城市中），办工商企业也要进城，这就导致了乡绅的城市化浪潮。

原本城市属于官僚阶级的权力范围，乡绅的权力范围在农村，新政之后，乡绅城市化就导致官僚阶级与乡绅阶级的权力冲突。官僚阶级实际上是中央的行政机构，代表着中央的利益，乡绅则是代表着地方的利益。乡绅城市化带来的权力冲突，即是中央与地方的冲突。1909年谘议局设立（所谓谘议局，类似于地方的议会，其成员多是乡绅阶级），推动这种冲突达到最高峰。而这种冲突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甚至是成功的原因之一。

辛亥革命的起因要追溯到1911年5月的铁路风潮。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清廷要修铁路，但经费不够，只能允许乡绅投资商办。1904年四川乡绅在得到清廷批准之后，开始自己筹资修建从成都到宜昌的铁路。但1911年，清政府决定借外债来修铁路，把这段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一时间，四川乡绅群情激奋，其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商讨此事，但中央拒绝对话。于是四川绅民准备宣布独立，中央政府急忙派端方带湖北驻军入川镇压，造成武汉空虚，遂有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几年中，中国社会看似有一番共和新景象了，又是创设国会，又是制定宪法，又是组织政党，然而终是“虚有其表”。原因在于这些“表面功夫”都是直接抄袭欧美，不适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当时各政党的党纲并没有大差别，而且每个政党背后都没有民众基础——中国的政制，只能是政府领导民众，不能是民众操纵政府。因此，政党并不具备任何真实的精神内涵，所谓共和、国会、宪法等也就只是“纸上谈兵”了。

辛亥革命之后，满洲王室退位，然而在旧政权解体之后，紧接着便是在政权下所孕育的种种“黑暗腐败势力”日益猖獗——即是军阀割据。军阀割据现象的成因亦是上文所论述的乡绅城市化之后造成的地方与中央的冲突，旧的中央政府已解体，而新的共和政府并无真实内涵，自然无法控制崛起的地方势力，于是军阀四起。

各地军阀争权夺利，战争不断，有人统计民国十一年前各地共发生一百七十九次战争。这时全国无所谓中央，政治无所谓轨道，用人无所谓标准，财务无所谓公私。政治的黑暗腐败，几乎到了五代十国那种程度。这种社会惨相激起了知识分子们新的思考：为什么中国的掌权者可以肆无忌惮，可以无视法律，而外国的当权者却不得不受法律的约束呢？他们自己给出的答案则是归结于当权者的文化和国民性上。由此便有了新文化运动，“礼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线装书扔毛厕里”、“废止汉字”、“全盘西化”等口号传遍大江南北。

至此，中国近代的革命从武备革命（洋务运动），到政治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发展到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而几次革命内在的“缺憾”也是一脉相承。此问题钱穆先生早已指出，本文也以其这段论述作为结尾：

文化与历史之特征，曰“连绵”，曰“持续”。惟其连绵与持续，故以形成个性而见为不可移易。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一民族文化与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