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本政府签字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一、　

9月9日，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举行。为了见证日本法西斯最后低头的时刻，一大早，成千上万的市民涌到侵华日军总司令、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车子必经的广州路、珠江路、黄埔路两侧，等待历史性一幕的到来。 　　

9时整，受降仪式正式开始。冈村宁次低头看了看投降书，取笔蘸墨写下名字后，从上衣口袋内取出一枚印章，蘸上红色印泥后，盖在名字下方。他的手仿佛不听使唤，出现了剧烈的颤抖，连印章都盖歪了。

据受降仪式亲历者、时任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部作战部少将参谋长的严开运回忆，冈村宁次的脸色十分难看，以前那种嚣张的气焰不见了，十分不情愿地交出了随身携带的那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军刀。

为了这个受降仪式，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了整整14年。

投降签字仪式结束之后，冈村宁次等人垂头丧气地走出会场。作为一名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冈村宁次的心里一直是不服气的。在蒋介石的庇护下，这个大战犯神奇地逃脱了审判，于1949年1月回国。

1950年，他被台湾当局聘为"军事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还出版了一本回忆录。

在回忆录中，冈村宁次对八路军的评价是“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充满了对中共游击战无奈的感叹。

冈村宁次

但是对于日本的失败，冈村宁次明显心有不甘。在回忆录中，冈村宁次提出早在1942年，日本便有“结束对华战事的最佳时机”，只是日本海军的一些将领“鲁莽行事，这才葬送了帝国的希望”，导致了日本1945年的无条件投降。

历史证明，这只是这个军国主义分子的幻想，不管是1942年还是1945年结束战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命运都是无法更改的。

二、

冈村宁次1884年5月生于东京，是德川幕府的武士后裔。1915年，他以搜集资料的名义第一次来到中国，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为日本侵略中国做准备。1928年，他任日军步兵第六联队队长，是济南惨案的刽子手之一。

1933年1月指挥关东军进攻热河，并 代表日本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侵犯中国主权的《塘沽协定》。后历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华北派遣军总司令，最后成为侵华日军最高统帅——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抗战中，他指挥日军疯狂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被中国人民称为"侵华恶魔"，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三光”为“烧光，杀光、抢光”之简称，是日军在我抗日地区内杀戮居民与对粮袜房舍与其他物资设备的彻底破坏的总称，日本的作战术语中称之为“烬灭作战”。

是日军对我根据地内一个人不剩的杀光，一间房不留的烧光，一点东西也不留的抢光，其目的是彻底摧残中国军民抗日的战斗意志与物质基础。

这个战术的始作俑者，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使其达到高峰的，正是冈村宁次。

1940年10月，日军在扫荡共军晋冀鲁豫边区时，下过一道命令：这次作战，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

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袜，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这是日军第一次提出“三光政策”。

1941年7 月，冈村宁次继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于8月集中了日军5 个师团及伪军共7万多人，开始自了一场由冈村亲自指挥的"总力战"，也就是一次空前的大扫荡。

日军分为许多股“分区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其疯狂暴行达于极点，相继制造了井陉惨案、野北惨案、北管头惨案、下陀惨案，将根据地的老百姓杀得所剩无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更加紧扫荡我根据地，以加强其对华北的控制。

1942年1月，冈村宁次根据日本大本营所定"确保华北，游击华中，迁回华南，利用华北人力物力"的战略方针，决定对中共根据地再度实行连续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以摧毁抗日秩序，建立起敌伪统治。从这时起，"三光作战"变得更系统、更大规模和连续不断。

1942年5月，冈村宁次集中5万多人鬼子，对冀中地区发动了空前集中性的大扫荡，其“扫荡地区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残酷性之甚，均属空前”。饶阳县被日寇杀害3万多人，武强县被杀者13600多人，定县被杀者14300多人，许多地区成为一片焦土。

三、

冈村宁次不仅仅只是一个只知道杀戮的刽子手，还是一个阴险的阴谋家。作为日军日本少壮派“三羽乌”之一，冈村宁次长期供职于陆军参谋本部，专门研究中国。

“七七事变”之后，冈村宁次与大多数日本将领不同，反对一昧用武力征服中国，面是主张以华制华，甚至提出了"讨蒋爱民"的口号，企图分化抗日力量。另外，他反对扶持汪精卫，认为这会刺激到蒋介石政权，实际上是逼迫其抵抗日本。

从种种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既凶残又狡猾的军国主义分子，比那些只知道杀人放火的强盗更加难以对付。

1941年，东条英机派冈村宁次来中国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其目的有二：一是要他维持华北“治安”，清剿掉华北地区的反日势力；二是劝降蒋介石，尽快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日本能腾出手来，在太平洋与美国一较短长。

作为冈村宁次的学弟，东条英机深知冈村的手段。

东条英机

1921年10月，在德国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疗养胜地，三名日本少壮军官举行了一次秘密集会

三人在这次秘密集会中，谈论了满洲问题，谈论了日本陆军的革新问题，决心要改革日本军队，为将来“征服世界”打下基础。而当时还有一个日本年轻军官，乖乖地替三人站在浴室门口放哨，这个人便是东条英机。

尽管他后来担任了日本首相，但仍然一直尊重这三位“前辈”。

在华北发动了几场史无前例的大扫荡后，冈村宁次认为华北治安已得到了根本扭转，他已完成了一半的任务。但他的身上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诱降蒋介石，尽快结束对华战争。

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原以为只要出兵，“三个月内便可灭亡中国”。可是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错了。中国不但没有屈服，而且也丝毫看不到屈服的迹象。被困在泥潭中的日本内阁，于是决定加紧对蒋介石的政治诱降。

日本军方于是绕过外务省，指示日本驻柏林武官与德国联系，想请德国出面“调停”。

德国是蒋介石反共的盟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是带着在内蒙古建立一个类似外蒙古的自治政府、在华北平津铁路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停止反日、共同反共等七项条件，去拜会了蒋介石。

蒋介石对陶德曼说，如果他同意了日本的七个条件，“中国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假如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

所以蒋介石婉言拒绝了德国的调停，但却又提出“假如贵国总理向中国和日本提议停止敌对行动，中国愿意接受。”之后，蒋介石还派吴鼎昌、翁文灏和曹汝霖、王克敏、梁鸿志等汉奸接洽，商讨停战事宜。

1937年12月22日，日本提出了一份"解决支那事变的建议草案"，要求中国“放弃反日和反“满洲国”的政策，在有必要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日本、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缔结经济合作协定，中国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这样的苛刻条件，蒋介石表示“决无接受余地。”

四、

德国调停失败后，日本一直没有停止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

日本对中国的诱降，采取的是"多边"策略。诱降汪精卫的称之为"梅工作"，诱降蒋介石的称之为"桐工作"，有专门的机关和一套人马。

汪精卫

“桐工作”由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主持，具体负责人是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抗日战争中，冈村宁次曾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可以说他才是“桐工作”的幕后负责人。

当时宋美龄的弟弟宋子良常住香港，蒋介石决定派军统特务曾广冒名顶替，以宋子良的名义与铃木接触。

双方的会谈真真假假，充满了戏剧性。为弄清“宋子良”的真实身份，日本人还偷拍了一张“宋子良”的照片，带回南京找人辨认，结果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所以日本一直对香港的这个“宋子良”持怀疑态度。

直到 1945年 6 月，日本人才发现了这个“宋子良”是假冒的，自己上当了六、七年。

日本方面处心积虑策划的“桐工作”非但没有达到诱和重庆国民政府的目的，反而被国民政府军统方面摸清了日本的底牌，所以戴笠曾在蒋介石面前嘲笑冈村宁次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冈村宁次与一些死硬的法西斯军人不同，他懂得从日本帝国的利益出发，知道如何采用更高明的手段实现侵略目的。

七七事变后，他赞成所谓的"不扩大主义"，认为日本应先经营好东北再说，怕日本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后来汪伪政权成立，冈村宁次大骂这是“不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做出的蠢事”，认为以汪精卫的人品、威望和实力，不但帮不了日本的什么忙，反而会成为日本的累赘。

同时，他出于巩固占领区的目的，甚至有意改善日军的所谓"形象"。所以这个冈村宁次较一般日军将领更富有欺骗性，也更加狡猾。

1944 年 7月，日本败局已定，更把"争取重庆" 作为打开外交全局的最大要务，制定了《关于对重庆政治工作之实施》的文件，表示"愿意以完全平等的条件为原则"，与重庆方面“实现和平”。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汪伪政权越来越成为日本的一个"包袱"，冈村宁次便建议日本大本营丢弃汪伪政权，来讨好重庆。

冈村宁次亲自挑选了与重庆联络的人选——大汉奸缪斌。缪斌接受任务后，通过秘密电台联系上了戴笠。

缪斌

戴笠接到缪斌的电报后，立即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同意派缪斌密访日本。

虽然开罗会议时盟国便已约定不准单独与日本媾和，但在1945 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英、美两国为换取苏联在远东出兵，出卖了中国利益，蒋介石十分气愤，在日记中写道：“国势之危急极大，不知何日有济？”故而同意缪斌访日， 摸清日方态度。

1945年 3月15日，缪斌化名 "佐藤"，由上海秘密飞往日本，提出了“和平实施方案”，并私下里对东条英机表示：重庆不愿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毁，因为中国的自保依赖日本的继续存 在。日本是中国的防波堤。 如果现在缔结和平，我们也能阻止苏联出兵。

缪斌的这次赴日，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因为日本自首相以下，陆相、海相、外相都是死硬的法西斯分子，他们狂妄而又自大，不愿意承认日本即将失败的命运。所以蒋介石的这次与日本接触，也以失败告终。

冈村宁次得到消息后，顿时面如死灰——他知道，日本的覆灭已经无可挽回了。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之后，缪斌突然被逮捕，并火速被枪决。据说是美军在清理日本内阁的档案中，发现了缪斌在日本的活动，蒋介石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只有将缪斌杀掉，造成死无对证的局面。

这个缪斌在抗战中投靠日本人，固然是罪有应得，但他“有幸”成为第一个被枪决的汉奸，与这次日本之行不无关系。

五、

作为一个“中国通”，冈村宁次很早就意识到，单靠战争根本解决不了中国问题，更不可能灭亡中国。所以与中国妥协，是日本唯一能自救的机会。

这里要加以说明的是，冈村宁次并不是什么“和平使者”，他和日本所有军国主义分子一样，是一个侵略成性、杀人如麻的魔鬼。只不过在怎样“征服”中国的策略上，他比其他人要清醒一点罢了。

冈村宁次的如意算盘是：占领中国东北后，与中国议和，中国接受日本占领东北的事实，日本能腾出手来，将中国战场上的百万大军转移到其他战场。所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冈村宁次会大骂日本海军是一群猪。

但是冈村宁次没有料到，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中、美、英三国便约定，不得与日本单独媾和。

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出的，1945年之前，日本有和中国求和的最佳时机，也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和敌人媾和。我们需要的，是彻底打败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