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态度良好(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认罪态度好且为社会贡献大，二审改判缓刑)

案情回顾：

2006年，原审被告人刘某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深圳市T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某，为获得深圳市某的改造工程，其与林某多次接触后商定：由林某负责操作让被告人刘某中标事宜，原审被告人刘某负责融资和工程建设，二人平分预期四、五千万的项目利润……

2007年在林某的帮助下，刘某挂靠的公司从参与投标的四家公司中胜出，原审被告人刘某顺利获得该工程项目。

为获得该项目工程，原审被告人刘某在招标之前送给林某人民币50万元和三星手机一部；在中标该项目之后，其又先后六次给林某送钱人民币1850万元。共计向林某1行贿人民币1900万元。

辩护思路：

1．刘某系自首；

2．刘某系被索贿；

3．刘某愿意预交罚金人民币50万元；

4．刘某作为民营企业家，对其宣告适用缓刑，既符合刑法谦抑性和司法关怀原则，也是现有刑事政策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上诉人控制的公司的上千名员工免遭失业的风险，有利于社会稳定。

一审法院认为：

被告人刘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公司人员行贿，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刘某的行贿行为系被索贿而实施。被告人刘某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的其他辩护意见与事实相符，予以采纳。被告人刘某行贿金额巨大，社会危害性大，不宜对其适用缓刑，辩护人的量刑建议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刘某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二审法院认为：

……

二审期间，上诉人刘某主动预交罚金人民币50万元，具有悔罪表现。上诉人刘某系民营企业家，为社会作出过较大贡献，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无不良影响。为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本院决定对其适用缓刑。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但量刑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刘某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缓刑考验期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罚金已交纳）。

蓝秦律师总结：

适用缓刑的对象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人。而根据本案的行贿数额来看，已经达到刑法规定的数额巨大标准（在3-10年之间量刑），因此要具备缓刑适用的前提，就需要在法定刑最低位判处或者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而上述案例中的刘某就有自首这一法定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这也是其最终获得缓刑的重要因素。即便法院只是按照从轻处罚，但如果刘某没有自首，或者只是坦白，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此外，被告人还需要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才能适用缓刑：1、犯罪情节较轻；2、有悔罪表现；3、没有再犯危险；4、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从一审判决来看，一审法官是因为被告人行贿数额巨大，所以认定刘某不具备缓刑适用条件，其理据是不充足的。其实，对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情节严重、数额巨大等情节，是否与缓刑适用条件之一的“犯罪情节较轻”相互矛盾，在刑事审判参考1001号中，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即认定缓刑适用条件的“犯罪情节较轻”所考虑的因素通常比认定情节加重犯所考虑的因素更为广泛，不能认为情节加重犯就必然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就必然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如果经综合权衡，对被告人宣告缓刑要比判处实刑，更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和取得更好的法律、社会效果，也可以认定被告人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

二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可以适用缓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平时获得的奖励以及荣誉证明。即被告人多次进行社会公益活动、在社会突发事件中捐款捐物等等。这些属于证明被告人品行良好的品格证据。

不少法律工作者可能认为被告人的品格与案件事实没有关联性，所以主张这些都没有用！这种想法并不完全正确，例如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应当进行调查。人民法院除应当审查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量刑情节外，还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审查以下影响量刑的情节：......（四）被告人平时表现，有无悔罪态度.......。

该规定实际上已经肯定品格证据在量刑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在本案中，被告人品行至少可以证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小，以及宣告缓刑后对所居住社区不会有重大不良影响。另外，从刑罚适用的社会效果来看，被告人的企业规模较大，就业人员较多，如果对其判处实刑，可能造成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的负面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这也是法院判决时考量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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