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球员的饮料(被国际足联“严禁”的这瓶饮料，如何造就了三位国际富豪)

文/华商韬略

在北京时间7月8日凌晨结束的世界杯1/4决赛中，格子军团克罗地亚在点球大战中战胜了东道主俄罗斯队，时隔20年后再一次迈进了世界杯四强的大门。在克罗地亚全队欢欣鼓舞之时，他们却因为一瓶饮料，收到了国际足联一张7万瑞士法郎的罚单。

而罚款的理由也堪称奇葩，原来在与丹麦的1/8决赛中，克罗地亚主力中卫洛夫伦在比赛中饮用了红牛饮料。由于本届世界杯的官方赞助能量饮料是可口可乐，而红牛又深受到运动员喜爱，因此国际足联规定，世界杯的赛场上，严禁球员携带任何红牛饮料进场。但即使这样，也阻止不了远动员们的选择。

这瓶被国际足联“严禁”的饮料，在全球消费市场更是堪称神奇，不仅短短几十年横扫全球，并且一举缔造了三位全球级别的超级富豪。

红牛的创始人许书标是一位泰籍华人，他40岁时创立了一家制药厂，却无意中因为饮料成了首富级的人物。

开药厂期间，许书标发现倒班工人、卡车司机等蓝领经常出现疲惫状况，于是，他命令药厂尽快研制一款“保健品”，帮助他们恢复体力。

1966年，一款内含水、糖、咖啡因、纤维醇和维生素B等成分的新品被研制出来，许书标其定位为“滋补性饮料”，取名Krating Daeng，这便是红牛的前身。

许书标是个经营奇才，他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免费派发等方式，仅用时两年，便将红牛打造成了泰国市场占有率第一。

十几年后，在泰国平稳发展的红牛，迎来了其全球化最关键的人物——奥地利人马特希茨。

许书标与马特希茨各投资50万美元，在奥地利新创立公司。在红牛全球化的过程中，马特希茨的贡献更大，“红牛（Red Bull）”这个名字，就是他根据古希腊巫术里的传说所取。

马特希茨将红牛打造了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产品类别，他将之定位于时尚高档、功能性的饮品，并将“运动”作为关键词，长期大规模赞助各种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而在此之前，泰国Krating Daeng卖得比水都便宜。

合资的几十年里，许书标和马特希茨始终“分区而治”，前者执掌东南亚市场，后者大举进攻全球市场，双方均依靠红牛赚得盆满钵满。

早年间，许书标便在自传中写道：红牛每天给我带来超过1100万泰铢的收入（约合220万人民币）。另一边，马特希茨则常年霸占着奥地利首富的宝座。

不过在国际上风头很盛的红牛，却一直未能染指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1993年，许书标创建了独资的海南红牛。然而，在当时渠道为王的时代，作为一个一直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不了解中国市场，注定了他发展得异常艰难。直到他遇到了另外一个泰国华人——严彬。

与许书标不同的是，严彬出生在山东，1970年去的泰国，并且一直和中国市场保持着联系。许书标希望开发中国市场，但他年事已高，无法亲力亲为，于是，他便效仿与马特希茨的合作，在中国另觅合伙人。众多的毛遂自荐者中，严彬最终脱颖而出。

1995年12月，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在北京怀柔正式成立，这家公司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红牛”的主体。红牛维他命的董事长是严彬，大股东则是许氏家族。

红牛刚到中国的时候，国内还没有功能饮料的概念，初期走得异常艰难。严彬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据说当年光是为了推广普及概念，就花了2亿人民币。

为了迎合中国本土消费者的口味，严彬还进行了多次改良，大大减少了牛磺酸的含量。

凭借一以贯之、高举高打的广告战略，红牛“补充体力、精力十足”、“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等广告语可谓家喻户晓。

伴随着强烈的品牌暗示，严彬又配置了强大的销售网络，在全国建立了40家分支机构，以及覆盖全国各地的300万个销售网点。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中国，红牛从赛场、宴席，到网吧、驾驶室，红牛俘获众多群体，一度占据功能饮料超过80%的市场份额。

2014年，红牛单品的销售额便突破200亿人民币大关，而覆盖各饮料线的农夫山泉，2016年的营收也才150亿人民币。严彬也因为红牛的强势表现，在《2017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上，以110亿美元的身家，与苏宁张近东、美的何享健并列第107位。

一瓶饮料，造就了三位国际级富豪，这瓶饮料堪称神奇。但这样的神奇，或许将一去不复返。

2017年8月18日，泰国红牛商标所有者——泰国天丝集团对严彬的华彬集团提起法律诉讼，涉及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以及未经许可生产、销售红牛产品等。

严彬在中国市场深耕多年，与严彬对簿公堂，无疑会给红牛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无论结果如何，红牛都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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