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嘉宾张华(对话祝勇：将组织启动故宫影视剧拍摄)

祝勇在故宫，2018年6月。逄晓威摄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祝勇是个忙人。他精力充沛，写散文，写小说，拍纪录片，还在故宫物院做研究。最近由于他的新书《故宫的文物之美》出版和他担任总导演的纪录片《天山脚下》在央视热播。这样让他再次出现在公共场合，与读者、观众交流。趁此机会，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也与祝勇进行了一次深度专访。

封面新闻：看《天山脚下》，感觉出您是用文学的方式在做影像作品。看了自然而然对当地人有了理解。好的艺术对人心有弥合作用。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但是这样的纪录片对读者是有要求的，要求读者得有一颗安静，耐心，好奇，没有偏见的心才能真正领略它的内涵。

祝勇：你说的刚好是我的初衷，就是以文学的方式拍摄影视作品。实际上文学可以说是艺术的母体，许多艺术门类，都需要站在文学的肩膀上，比如戏剧、电影、音乐，甚至美术，才能飞高飞远。中国最早的绘画，就是叙事性长卷，像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而且，直接改编自文学名作，即西汉张华的《女史箴》、汉魏曹植的《洛神赋》。文学的作用是关照人的精神，假如没有文学性，影视作品也会失掉灵魂。我希望在纪录片中注入文学性，不仅因为我多年从事写作所形成的对文学的偏好，更是出于纪录片自身的需要。说白了，纪录片不是百度百科，也不是猎奇影像（我们的片子因此没有走向影像猎奇的一路，尽管那样容易得眼球），纪录片也要感人，也要关照人的精神世界，只有注入文学性，纪录片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一部好的纪录片，创作和观赏，都需要投入，浮躁了不行。

祝勇在拍摄《天山脚下》

封面新闻：在一个影像技术低门槛，娱乐短视频泛滥的时代，用文学，耐心的方式做影像，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有要求就会有欣赏的门槛，在收视率上会出现曲高和寡的危险。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祝勇：纪录片的技术门槛的确比较低。其实技术层面的东西，是相对容易达到的，最难达到的，是艺术的境界、精神的深度。前些日子去看黄永玉先生，黄永玉先生说，艺术这东西，务实的部分容易，务虚的部分最难。我理解他所说的务实与务虚，务实的是指技术层面，务虚的是指精神层面。后者抓不住摸不着，却决定着作品的高下。就像写作，几乎没有技术门槛，只要识字、会用电脑（或笔）就可以写，写出的作品却千差万别，大师的作品，我们永远无法企及。

至于曲高和寡，纪录片目前在中国还属于小众艺术，观众正在培养中。不像在西方，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纪录片市场。在中国拍纪录片基本上都是赔钱的。但好的纪录片，有关非同寻常的艺术品位和观赏价值。我相信好的纪录片一定会受到观众热爱的，与其看一部三流的故事片，不如看一部一流的纪录片。 《天山脚下》7月2日晚十点半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首播，遭遇了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巴西和墨西哥的比赛。但在这种情况下，酷云EYE数据显示，收视还是居于同时段全国电视排名（包括央视各频道和全国各卫视频道）第五。7月9日开始每晚6点15分在中央电视台四套重播，与世界杯比赛的时间错开，该数据收视排名上升到全国第二。一部纪录片，取得这样的收视排名，说明在中国还是有许多热爱纪录片的观众。只要拍得好，就不存在曲高和寡。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拍得好，这部片子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

封面新闻：作为作家，近几年您除了写作，还在研究故宫文物，做纪录片导演，参与《辛亥》、《历史的拐点》、《苏东坡》、《天山脚下》等等多部优秀纪录片的创作。同时做这么多事情，您的感受如何？这几种工作之间对您来说是怎样的关系？

祝勇：我很享受在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转换，并不会感到混乱，相反，它会给我带来新鲜感，带来创作的激情。不然我可能会陷入一种习惯性的创作中，创作或许早就走进死胡同了。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使我的创作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永远在汲取新的营养。比如前几天看电影《动物世界》，就深受刺激。八零后导演韩延（也是该片编剧）的才华令我倒吸一口凉气，一位电影新人，把许多知名作家、导演都落出好几条街。看完这部电影，让我产生很强的危机感，但重压之下，一部酝酿已久的新书也突然找到了突破口。文学写作是很个人的事，但一部作品的形成，也与作家所处的时空环境脱不开干系。

封面新闻：有人已经发现，现在人们对视频这个信息载体非常依赖，对文字的阅读耐心不够。文字与影像，这两种表达载体，各自对您的吸引是怎样的？他们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祝勇：文字与影像，传播方式与功能不一样，各有价值、魅力，可以互相补充，却不能彼此取代。影像的呈现方式更加直观，但影像很难直接表达思想，只能把思想放在形象的背后，曲折地表达，文字则可以大段大段地铺展，所以思想深刻的文字，尤其是哲学性、思辩性文字，影像很难取代。影像的表现比较直观，这既是它的长处，也是它的短板。相比之下，文字更能调动人的想象力。其实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作家写完才算完成一半，另一半要读者在阅读中完成。我们说一百个人心里有一百个林黛玉，就是因为每个人对林黛玉的想象不一样。文学名著难拍，是因为一旦影像化，就定于一尊了，与每个人的想象会有出入。现在人们不愿意阅读文字，是因为懒惰，其实是放弃了一种审美体验，其实是自己的损失。

封面新闻：这些年您将文物鉴赏、历史考古等内容，纳入您的非虚构作品的创作中。取得众多读者的关注。接下来，您还有怎样的打算和计划？

祝勇：对我来说，文字与影像两种创作是一个整体，所以还都会继续。现在我负责故宫物院影视研究所，还会组织故宫题材的影视创作，其中有些创作会与四川有关，比如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即将启动（抗战时期，故宫将一万多箱文物运离北平，进入四川，成都的大慈寺就曾存放故宫文物）。我自己恐怕还要拍摄一两部纪录片。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更热爱文字，尽管如你所说，很多人已不再有耐心去阅读文字。但在我看来，文字的世界是那么神奇，文字的不同组合，竟然可以创造出那么丰富的世界。用电影《动物世界》里郑开司的话说，我守住了我信的道。在写作方面，我此前写过两部关于故宫的小说，就是《旧宫殿》和《血朝廷》，这是《故宫三部曲》的前两部，接下来我会完成第三部。我的梦想，是早日写完《故宫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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