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俱乐部的法务是什么意思(国内规则难打国际官司，俱乐部涉外法务有短板)

上月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宣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诉孙杨与国际泳联（FINA）一案的仲裁结果：孙杨被禁赛8年，即日起生效。尽管孙杨方面已经上诉，但翻盘机会渺茫。

从“孙杨案”来看，中国体育未能吃透国际规则的软肋暴露无遗。放眼国内体坛，以职业化进程相对较早的中超和CBA为例，不少俱乐部在涉外法务方面没少走弯路，和外援打交道仅限于“国内规则”是行不通的。除了协会行业需要健全并完善规章制度，俱乐部的健康运营也少不了专业人才。

莫德斯特与俱乐部玩“捉迷藏”。图/Osports

中超“国际官司”胜诉率低

在中国足球界人士看来，随着本赛季外援人数的增加，中国足球未来在“涉外法务”方面的工作量也会逐渐增多。以往与外援、外教出现合同纷争需要国际足联仲裁时，中超俱乐部往往是“吃亏”的一方。合同不规范导致在仲裁中处于劣势是主因，甚至有些漏洞是“主动奉上”的。

对于中超俱乐部目前的涉外法务现状，一位从业多年的经纪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国内俱乐部对自身权益的把控还有所欠缺，尤其涉及国际体育仲裁相关规则的方面，更是大部分俱乐部、经纪人乃至行业管理者的短板。”按照俱乐部引入外援时拟定合同的流程，一般为根据洽谈内容起草合同，再将草拟方案交给律师，律师提供意见后对草拟方案进行修改，之后进行合同审批。

这位经纪人透露，目前国内依然有不少俱乐部拟定合同时，完全没有考虑到涉外法务，“什么是该规避的，什么是该争取的，全部都没有体现，认为只需要遵守国内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了”。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案子在国内会被判赢，而到国际仲裁时却出现相反结果的原因。

2014年曾被称作中超的“黄金时代”，即便在那时，中超俱乐部涉外法务的能力也没能取得同步提升。据当年的相关数据统计，中超俱乐部打了超过40余桩国际官司，胜诉率仅为6%，北京国安、广州恒大是少数在国际官司中胜诉的俱乐部。

职业化至今，国内足球俱乐部所涉及的国际官司大致为以下几种：欠薪；双方在履行合约方面难以达成一致；俱乐部解约引发纠纷；外援不辞而别。

如莫德斯特一案，尽管当初是莫德斯特拒不归队，但官司一直从天津权健打到天津天海，至今尚未了结。类似这种“国内俱乐部占理，但在国际仲裁时却不占优”的案例并不少。究其根本，在于国内俱乐部在追求大牌外援、外教时过于妥协，签订合同时“委曲求全”。双方一旦出现分歧，签下这种合同的国内俱乐部自然难以在国际仲裁中胜诉。

中超俱乐部在涉外法务方面并非没有成功经验，但胜诉的经典案例并不多。在全面保障自身权益方面，国内俱乐部依然有一条长路要走。

马丁当年绕开篮协回NBA。图/Osports

CBA摸索外援合同规范过程

CBA联赛的主要涉外法务围绕外籍球员的合同展开。新京报记者采访相关业内人士了解到，经过20多年的发展，CBA的外援运作市场已经相当成熟，但纠纷不可避免，联赛管理者、俱乐部以及中方经纪团队等各方一直在总结经验，探索合理规范的外援注册管理办法。

“外援流动的过程本身就是CBA的外援注册、签约不断进步、不断与世界上其他高水平联赛接轨的过程。”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来说，外援相对我们的本土球员，更‘职业’一些，来CBA打球就是一份工作。大多数人有过在NBA、欧洲联赛效力的经历，他们和外方经纪团队对流程上的操作、尤其是薪资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国内俱乐部或是经纪人近几年的运作能力也越来越高，不少都有在美国学习和从业的经历。”

CBA发生过肯扬·马丁、威尔逊·钱德勒等大牌外援绕过中国篮协，直接拿到国际篮联（FIBA）开的澄清信，得以在赛季中途回NBA打球的事件。外援和其经纪团队善于利用规则“钻空子”，曾让篮协和俱乐部吃足了“哑巴亏”。

本赛季CBA受疫情影响暂停，不少外援担心“饭碗”。有媒体报道，天津队小外援兰德尔收到过多支NBA球队的短期合同，但天津队一度拒绝为其开具澄清信，导致其无法成行。不过，天津队本月2日官宣了与兰德尔解约的消息，主动放行。业内人士指出，在澄清信从被动到主动，可以看到CBA在熟悉并运用 “国际通用游戏规则”方面的进步。

针对外援在联赛暂停期间的解约，CBA修改了相应规则，此种情况的更换不计入赛季外援更换次数，允许俱乐部与外援签订补充协议，调整合同期限和薪资。

CBA进入2.0时代，联赛管理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不止如此。国内球员和外援均有《标准合同》，并经历了从“测试版”到“试行版”的升级；本赛季还增加了新规：打满20场或连续效力超过2个月后才能转为保障合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水货”外援，保障了俱乐部权益。

新京报记者 周萧 刘晨

编辑 王春秋 校对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