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足球人口(萨达姆是“大阿里巴巴”？20年后的伊拉克在无政府状态中重启)

位于巴格达近郊的泰西封古城塔克基思拉宫遗址，始建于公元6世纪，如今只余残骸（摄影：李亚楠）

文/刘怡

这个在无政府状态中宣告重启的国家，依然深陷于族群对立和“滚木效应”带来的重重麻烦之中。但以个人威权和纯粹的武力恫吓压制社会潮流的时代毕竟正在过去，伊拉克的希望蕴藏在对差异的容忍和适应之中。

萨达姆·侯赛因高6米的全身铜像，于2002年4月28日，即这位政治强人65岁生日当天，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巴格达天堂广场（Firdos Square）揭幕。与河西充斥着浮夸的现代主义建筑和巨型广场的政府街区“绿区”相比，位于卡哈尔街和穆萨纳·谢巴尼街交叉口附近的天堂广场面积远为局促，不免使慕名前来的外国游客大失所望。但对当时统治伊拉克正进入第23个年头的萨达姆本人来说，这依旧是一个象征意义足够突出的地点：在广场东北角，是以公元624年穆罕默德战胜古莱什部落的巴德尔战役发生日命名的“斋月14日”清真寺，代表这个国家的宗教传统。西侧并排的两栋大楼是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地标性建筑：18层的巴勒斯坦饭店和118米高的喜来登伊什塔尔饭店，代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的黄金岁月。沿着穆萨纳·谢巴尼街继续向东北方前进，则可抵达占地200英亩、年访客数量超过150万人次的巴格达动物园；在国际制裁压力下，这是伊拉克人少有的休闲去处。而萨达姆的铜像就矗立在所有这些建筑之间，傲慢地俯瞰着他所创造的一切。

一名年轻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巴格达底格里斯河右岸的居民区，背景中可见“斋月14日”清真寺（摄影：李亚楠）

这位政治强人的一切梦想，最终结束于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其后带有极强偶然性色彩的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年4月9日，即美军攻下底格里斯河畔的总统行宫之后的第三天，前伊拉克国家摔跤队队员卡齐姆·谢里夫手提一把10公斤重的大锤，抡出了砸向萨达姆铜像基座的第一锤。路过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调来一辆M88A2“大力神”型装甲回收车，将钢索套到铜像的脖子和脚踝上，随后发动了柴油机，高举右手的“萨达姆”从6米高的底座上重重跌落了下来。聚集在巴勒斯坦饭店露台上的各国记者拍下了巴格达市民向铜像吐口水和丢鞋的镜头，并通过电视信号和互联网传递到全世界，成为了这场战争中最富煽动性的一个画面。

整整18年过去了。在今天的天堂广场，巴勒斯坦饭店的生意已经略显冷清，曾经屹立着萨达姆铜像的基座则被改建成了一个喷水池。对新一代伊拉克人来说，那位政治强人已经彻底走进了历史。在2016年完工的巴格达购物中心（Baghdad Mall），儿童在游乐场中欢快地玩耍，美容院鲜艳的招牌就悬挂在古老宗教领袖伊玛目侯赛因的绿色旗帜之下。烫着各种发型的本地年轻人每一分钟都在用旧款iPhone和“华为”手机登录Facebook、Tik-tok，热衷于通过短视频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日常生活。在阿尔·祖拉公园（Al-Zawraa Park）的摩天轮下，我甚至目睹了一群包着头巾的年轻女孩用自拍杆合影，她们与全球各地的同龄人几乎毫无二致。

从2016年到2021年，我三次来到巴格达采访，每一次都目击到令人感慨的新变化：街边超市开始出售啤酒，“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被逐出摩苏尔，政治选举不再与爆炸和暗杀相伴随……但同样有许多现象在不断提醒我，这毕竟是一片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常态的土地。每天停电7到8次属于正常现象，任何一个身着便衣、未曾携带证件的警探都可以随意拦下一名行人盘问大半个小时，2020年1月在巴格达机场被美国无人机炸死的伊朗将军苏莱曼尼的照片就悬挂在许多城市的主要街道两旁。在什叶派信众云集的南部地区，人们会兴高采烈地步行两个星期，前往圣城卡尔巴拉参加一场宗教节庆：毕竟，他们平时长期都处在失业状态。

2016年时，巴格达街头随处可见的混凝土防爆墙“布雷默墙”（摄影：李亚楠）

从英国托管下的“人造”国家到进入共和时代，伊拉克花费了37年时间。从萨达姆·侯赛因成为最高领导人到复兴党政权最终结束，则是整整24年。如今，在第二次海湾战争结束18年后，新的政治制度和权力分配结构在这里终于稳定了下来。但光是这一切还远远不够：2019年秋天开始的全国性抗议示威显示，在今天的伊拉克，最核心的政治问题已经不再是“亲美国”或者“亲伊朗”，而是就业、贫富差距、腐败等民生痼疾。在阿拉伯世界追求平等、公正的潮流中，伊拉克不再是特例，而是共同事业的一部分。这只拥有悠久历史和坎坷过往的“巴比伦雄狮”，依然有着它的困惑；但走出“暴政循环”的种子，也正在新一代伊拉克人心中播下。

离开萨达姆的日子

2016年秋天，瓦西特省省会库特市的谢赫（Sheikh，部落领袖）萨阿德曾与我面对面同在一位中国商人家中饮茶。人到中年的谢赫皮肤黝黑，气度不凡，说话慢条斯理。和大多数伊拉克人一样，他在饮用任何品种的茶水时都会加进大量砂糖。“您如何看待萨达姆·侯赛因其人？”我问道。“那是个大阿里巴巴。他在位时，政府的地位极其强势，说一不二。国家通过出口石油获得了大量外汇，但都消耗在无谓的战争中了。萨达姆被推翻之后，我们获得了一个弱势政府，一群小阿里巴巴代替了那个大的，政出多门，一事无成。油价走高时，阿里巴巴们可以勉强满足彼此的欲望；一旦下跌，就开始相互争吵。贫困率倒是没怎么变过，一向颇高。”

与中国人印象里那个足智多谋的阿拉伯樵夫不同，在伊拉克人的日常俚语中，“阿里巴巴”代表的是匪徒和强盗。甚至连美国大兵也学会了这种用法：他们把形迹可疑的武装分子一概称为“阿里巴巴”，与越南战争中的“越共查理”类似。而当这样的评价是出自谢赫萨阿德这样的外省大人物时，可信度就相当确凿了。

位于巴格达“绿区”内的“胜利之剑”雕塑，这也是萨达姆时代最著名的公共建筑之一（摄影：李亚楠）

即使被送上绞刑架已有近15年之久，“大阿里巴巴”萨达姆在萨阿德以及其他伊拉克人心目中的印象依然清晰。几乎没有人怀念这位暴君，但每个人都不止一次问过自己：与纯粹的无政府状态相比，单个独裁者的统治是否更容易忍受？毕竟，历史悠久的地理和教派区隔已经使伊拉克人习惯了“我们”与“他们”的区分：阿拉伯人是“我们”，库尔德人是“他们”；穆斯林是“我们”，基督徒是“他们”；农民、小商贩和低级公务员是“我们”，知识分子是“他们”。萨达姆的暴政在某些时刻曾经侵犯到“我们”，但更多时候加诸于“他们”头上，这形成了一种心理安慰。而绝对的混乱状况却可能随机性地伤害到一切人——在2003年美军入侵的最初几个月里，溃散的正规军、民兵组织以及武装黑帮在各大城市纵情劫掠，掳走从发电机、医疗设备、计算机到电缆、灯泡在内的一切有价值的公共和私人财产。在萨达姆时代受到刻意打压的什叶派社区及其代理人在这类活动中表现尤其踊跃，而他们最终在2005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成为了主要执政集团。任教于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历史学家塔比特·阿卜杜拉告诉我：“你可以把这种劫掠看成是财富的原始积累。今天伊拉克的新贵阶层是在不光彩的抢夺基础上产生的，所以无法获得公众的足够敬意。”无怪乎同为什叶派穆斯林的谢赫会称他们为“小阿里巴巴”。

从1979年跻身最高领导人之位开始，萨达姆统治伊拉克长达24年之久，任内不仅发动了两次对外战争和数以百计的内部镇压行动，还把个人印记深深地刻在了从纸币、建筑到社区名称的一切事物上。今日戒备森严的巴格达“绿区”，并非美国占领军的创造，而是萨达姆留下的遗产。从他登上总统之位的第一天起，他本人以及复兴党领导层日常办公和居住的场所就被设置在这块由围墙和岗哨包围的封闭区域内。由英国设计师布莱恩·库珀主持修建的旧王宫被更名为“共和宫”，作为新总统的国宾馆，随后又建造了杂糅有新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复兴党党部。在80年代财力相对阔绰的阶段，萨达姆几乎把“绿区”变成了个人建筑趣味的展示地：250米高的无名战士纪念碑，造型复古的国家庆典广场，以及浮夸的“胜利之手”雕塑，齐集于“绿区”内的阅兵大道周边。每逢7月14日共和革命纪念日或其他重要节庆，这位自恋的“大阿里巴巴”便会站到根据他本人的双手模型建造的“胜利之手”下方，检阅共和国卫队以及游行群众。

尽管自诩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者，萨达姆在生活方式和行事手法上却更乐于模仿古代君主。从巴格达到提尔西特，“大阿里巴巴”造型浮夸的行宫遍布全国各地，他利用这些宫殿展示各种品味怪异的巨大雕塑和油画，宴请复兴党高官，举办舞会和狂欢派对。诸多行宫中最怪异的一座位于希拉的巴比伦古城遗址附近，背靠幼发拉底河，其中陈列着巨大的柏尔尼（黑夜女王）木雕和带有罗马柱装饰的浴缸，毫无美感可言。而这座号称“萨达姆山”的夏宫，就建筑在传说中的巴比伦空中花园遗址之上——部分原因是萨达姆希望通过这番折腾，和他衷心崇拜的新巴比伦暴君尼布甲尼撒二世建立关联。这位公元前6世纪的君主曾经攻陷耶路撒冷、流放犹太人为囚，又吞并过巴勒斯坦，正是志在建立“霸业”的萨达姆的偶像。

已故西方文明史大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曾经提出过一项关于两河流域政治历史的假说：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城市群落分散、无险可守，统治者往往必须周期性地强化法律和官僚制度，才能确保自身的统治高枕无忧，故该地区在古代历史上一向暴君辈出。类似的评价同样适用于萨达姆：尽管只有少数人真正认为他值得爱戴，但在现代伊拉克历史上，萨达姆是唯一一位连续统治这个国家超过13年的最高领导人，他给伊拉克带来的影响之深超过任何一位其他政治领袖。

而在这个垄断一切社会资源、也管制和挑拨一切群体的庞大威权消解之后，普通伊拉克人所能信赖的只有眼前切实可见的力量和组织。拥有独立武装的库尔德人建成了与巴格达若即若离的自治区，美国支持下的城市什叶派拥护伊斯兰达瓦党，广大农村则处在激进的萨德尔运动的影响之下。“我们”与“他们”的区隔催生出了多个次级权力中心，彼此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和直接，准战争状态长期无法解除。即使是在时局趋于稳定的今天，普通伊拉克人对社区、教派和省份的忠诚依然远远超过他们的国家意识。而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飞行员等具有特殊技能的精英早在十多年前就已举家迁往欧洲，留下前途暗淡的国家继续待在不确定性中。

一名巴格达妇女从安装有铁丝网的防爆墙下走过（摄影：李亚楠）

褪色的“黑金”

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INOC）下属的达乌拉（Daurah）炼油厂的高架火炬，在底格里斯河河曲的突出部上喷出熊熊火焰。傍晚时分，废气燃烧的火光在浓厚的雾气中摇曳不定，将河水映成一片橘红色，显得触目惊心。在与炼油厂隔河相望的小院里，前伊拉克能源部长贾巴尔·阿鲁艾比（Jabbar al-Luaibi）的办公室主任马哈茂德略显激动地对我抱怨着库尔德自治政府在基尔库克油田问题上的自行其是：“他们的战士的确为保卫油田做出了贡献，也为北方石油管线的照常运行提供了帮助。但没有任何一项法令批准库尔德人自行出售原油并获得收入。如果每个省的政府都自行其是，伊拉克对其他产油国将作何交代！”

马哈茂德正在和我谈论的，是过去90多年里伊拉克唯一一个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经济部门。没有石油这种“黑色黄金”，就不会有萨达姆·侯赛因长达近1/4个世纪的专横统治；还有一些观察家认为，石油才是美国在2003年悍然发动“伊拉克自由”作战的最根本原因。

位于巴格达底格里斯左岸的达乌拉炼油厂（摄影：李亚楠）

1927年对基尔库克油田的试验性开采取得成功之前，伊拉克的国家财政大致靠产出极不稳定的农业和畜牧业支撑。来自英国石油公司（BP）和壳牌公司的技术人员经过7年的勘探，确认该国石油储量至少可达1150亿桶，在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并且开采成本极为低廉。1934年，第一条连通基尔库克和海法港的输油管道投入运营。1952年，连接基尔库克和叙利亚西部港口的地中海管线投入运营；第二年，巴士拉附近发现了新的油田，开辟了第一条经波斯湾出海的直通航道。到1958年七月革命时为止，石油出口占伊拉克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已经上升到了61.7%，年均获利接近8000万第纳尔，较10年前净增38倍之多！

“黑金”的价值不仅在于增加了政府手中的可支配收入，农业、教育业乃至城市化的发展速度皆与之密切相关。1956年，伊拉克政府利用出口石油获得的资金完成了萨迈拉大坝以及塞尔萨尔湖水库的修建工程。到1960年，农业占全国GNP的比例下降到历史性的17%。随着1958年“七月革命”的爆发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兴起，政府在1959年与英国资本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缔结协议，将后者99.5%的特许开采权收归国有，仅允许其保留基尔库克油田的专营权。1972年，复兴党当局最终完成了对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实现了国家垄断。

这是一个一本万利的决定。一年以后，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阿拉伯国家为了报复美国在“赎罪日战争”中偏袒以色列，宣布对美国、日本和西欧实施全面禁运。1973年12月签署的新定价协议将每桶原油的单价由2.9美元一次性提升到11.65美元；作为OPEC第二大产油国，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收入由1972年时的6亿美元直接飙增到了1976年时的85亿美元，到1980年更是上升至史无前例的265亿美元。在激增的财政收入刺激下，萨达姆政府启动了声势浩大的经济开发进程：到1983年为止，伊拉克的总人口较25年前增加了一倍，达到1400万之多，其中75%的居民生活在城市住宅中，超过3/4的农村领土也已经被电网覆盖。人均收入由1968年时的96.9第纳尔增加到了1979年时的825.9第纳尔，成年人识字率超过80%，联合国甚至为此向伊拉克政府颁发了一项特殊贡献奖。激增的国民收入，除去提升了政府的支持率外，也使好大喜功的萨达姆乐于建立一套惠及全民的粗放社会保障制度。从80年代初开始，每位伊拉克居民每个月可以凭身份证和户籍卡领到20公斤大米、5公斤面粉、1公斤食用油和一定份额的茶叶、砂糖；全体居民中有40%的人收入依靠国有企业或政府薪酬，政府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位于巴格达穆塔奈比大街尽头的10世纪阿拉伯诗人穆塔奈比铜像（摄影：李亚楠）

“迪拜算什么！”贾希姆露出了不屑的表情。他的叔叔拉提夫·努赛义夫·贾希姆曾任复兴党军事局副主席，是萨达姆的亲信之一，在2003年美军发布的“扑克通缉令”中位列“黑桃10”。“当巴格达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最繁华的城市时，迪拜还是一片沙漠呢！”贾希姆的这份傲气并非毫无根据：到80年代初为止，伊拉克大部分城市已经拥有了完善的国内短途航线，高速公路网遍布包括沙漠地带在内的全国主要地区。首都巴格达拥有整个中东最大的动物园、第二大的大学和最好的几家五星级酒店，文化中心穆塔奈比大街被誉为“阿拉伯世界的查令十字街”（查令十字街是伦敦著名的书店街）。205米高的巴格达电视塔于80年代初动工修建，1994年最终落成，到2003年为止一直是全市最高的单体建筑。1980年建成的曼苏尔饭店，带有巨大的游泳池、网球场和篮球场，至今仍是许多国家驻伊拉克大使馆的临时办公地。

这种经济上的优越感，甚至不曾因海湾战争以及国际制裁的打击而削弱。政府依旧维持了对成年人的粮食配给；根据联合国制订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伊拉克每天可以向国际市场输出不超过200万桶的原油，以换取主粮、副食品和其他非军事物资。尽管人均GNP缩水了14倍之多，有超过50万婴幼儿因为缺乏药品和营养品而死亡，但政权没有崩溃，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居民外逃现象。到2003年为止，全国2550万合法居民中仅有30万人在海外流亡，部落势力的影响力回升则起到了安定家庭的作用。萨达姆一度甚至认为自己的领导相当高明，还有闲情逸致继续建造新的宫殿和巨大的城堡、雕像。

“2003年的战争给我们的石油工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比预期的要小”，马哈茂德表示，“尽管部分钻井设施在空袭和反美武装的袭击中被炸毁，但因为出口额度不再受限，几个星期内我们的生产能力就恢复到了日均300万桶以上的水平，接近70年代末的水平。目前，我们有能力维持日均500万桶左右的产能”。

问题在于，除去开采经验丰富、并且产量稳定性大致可有保障的能源产业以外，伊拉克的其他经济部门大半处于调敝零落的状态。前国家投资委员会公共关系司司长萨莱赫的看法印证了这一点：当被我问及中国企业在伊拉克境内的投资状况时，萨莱赫略显委屈地表示：“我们感谢中国和韩国企业在能源、电信产业以及服务业方面为伊拉克所做的一切，但大部分项目的运作周期时间还不够长。参与伊拉克经济重建的外国企业和服务公司超过250家，但只有不到5家从事的是长期项目。要知道，伊拉克是一个人口超过3000万的地区大国，我们在住房、电力、公路、建材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问题在于，有什么企业会愿意在政治风险尚未完全根除、交通设施和电力设备超过30年未见升级、教派和社群矛盾纷繁复杂的伊拉克从事投资多、利润率低、见效慢的住房和公路建设呢？在巴格达东部的什叶派聚居区“萨德尔城”，300到500万居民就拥挤在空间窄小、缺少下水道、供电不稳的老式楼房里，为他们兴建住房并集中搬迁需要耗费的资金和动员能力完全无法按照常理推断，而那些藏身于“绿区”中的高级公寓的政府官员显然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阿巴迪（前总理）甚至无法阻止他母亲居住的那条街道被汽车炸弹炸毁，他又能拿什么来保证刚刚建好的新楼房不会马上被炸塌呢？”一位商店店主悲观地表示。只有负责向外国媒体和商人接受投资项目的萨莱赫依旧热情高涨：“关注一下吧，我们的基建市场发展空间还很大！”

武夫当国

巴格达购物中心内开设的一家电影院（摄影：李亚楠）

伊拉克人对中国功夫电影和足球的痴迷，足以令外国观察者留下深刻印象。不止一名哨兵在查看过我的中国护照之后，摆出李小龙的出拳姿势，口中“嘿哈”有声。成龙和李连杰的知名度也相当不俗。而几年前在谢赫萨阿德的家中做客时，他的两个儿子整晚都在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要求我回答三个问题：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哪一支是更好的球队？梅西是世界最佳球员吗？为什么中国国家队总是无法打进世界杯？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尽管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在每座伊拉克大城市街头都极为常见，但本地电视节目中播放的几乎都是粗制滥造的室内情景剧，很少有战争电影出现。“这类电影的拍摄成本相对更高，政府也并不鼓励播出类似题材的节目”，贾希姆告诉我，“或许是因为关于萨达姆时代的战争，人们还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评价吧。关于我们和美国人、和伊朗人的关系也是如此，这类争论可以一直持续到下个世纪”。

即使不论街头随处可见的武装巡逻车、枪支以及四处悬挂的战殁者照片，往上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军人在伊拉克国家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已经足够突出了。两伊战争进入高潮以后，伊拉克武装部队的规模开始急剧扩充，正规军在1988年一度膨胀到95万之巨，再加上25万预备役和辅助部队，军队总数占到全国成年男子数量的50%。形形色色的军事仪式和庆典，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萨达姆那对浮夸的“胜利之手”雕塑，铸造手模的钢铁来自战争前线缴获的5000顶伊朗钢盔，两把重达24吨的弯刀则由从阵亡的伊拉克士兵手中回收的步枪制成。即使是在经过了90年代的大规模裁军和国际制裁之后，2003年时的伊拉克依然拥有37.5万人的正规军、65万预备役部队以及超过8万人的精锐共和国卫队。

对美作战的结束并没有减少武装人员的数量。相反，由于派系矛盾的激化以及获取轻武器难度的降低，更多离开学校的年轻人拿起了步枪和火箭筒，开始参与名目不一的军事行动。根据伊拉克国防部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8年为止，在伊拉克境内参与对“伊斯兰国”武装和其他激进反政府势力的军事行动的正规政府军共有30万人，警察30万人，私人安保部队约7000人，安巴尔省部落民兵3万人，隶属于政府赞助的民兵总团体“人民动员武装”（PMF）的40个小团体共约6到9万人，伊朗支持的“巴德尔旅”约1万人，库尔德人武装“决死军”（Peshmerga）20万人。以上数字之和已经接近两伊战争末期伊拉克正规军的总人数。

尽管今天的安全状况已经有了显著改善，武装岗哨和路障在巴格达街头依然随处可见（摄影：李亚楠）

在巴格达河东区的一间办公室，我曾经拜访过“人民动员武装”所属的民兵团体之一“伊玛目阿里营”（Kata’ib al-Imam Ali）的新闻主任迈赫迪。这支组建于2012年的民兵武装成员不过数千人，但在2014～2015年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萨拉哈丁省的战役中表现相当抢眼。看得出来，他们从自己的对手那里习得了不少宣传技巧：在迈赫迪的办公室里，七八名年轻工作人员正紧张地将战场图片、新闻以及其他资讯上传到Facebook以及其他社交网站，来增加本团体的知名度。迈赫迪告诉我，他们的成员大部分由新兴伊斯兰政党“伊斯兰伊拉克运动”从南部什叶派聚居区招募，部分成员曾是萨德尔派反美武装以及其他抵抗团体的资深指挥官。由什叶派达瓦党控制的伊拉克新政府成立之后，与该组织达成合作协议：允许“伊玛目阿里营”自筹资金、自行招募武装人员参与对“伊斯兰国”的联合打击行动。政府军给予其一定数量的弹药补给，并允许该部队使用政府军的训练设施、营地和补给站，但不负责阵亡人员的抚恤以及武器装备的配发。“伊玛目阿里营”通过其政党后盾和社会募捐获取资金，每名士兵一旦阵亡，家属可一次性获得4800美元的赔偿和子女的长期教育赞助。

这种自筹资金、并且和政府分享权力的模式，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泛滥的暴力为何在伊拉克无法禁绝。参加各路武装的年轻人可以领取高薪，而当他们回到日常生活时却不具备这种条件。实际上，在巴格达街头，我至少有两次遇到巡逻士兵不懂阅读伊拉克签证的情况，必须电话召来一名资深指挥官或懂得英语的路人代为解释，才得以脱身。海湾战争之后的制裁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和大、中学教师设法离开了伊拉克，意兴阑珊的年轻人也无心向学，旷课率居高不下。到90年代中期，伊拉克成年人的识字率已经由1987年时的80%快速滑落至58%；经历了2003年之后长18年断断续续的武装冲突，这一数字已经进一步滑落至40%以下。高等教育的情形更加糟糕，谢赫萨阿德反问我：“假如你的父母不是在石油行业工作，他们从哪里搞来钱为你支付每年1000到2000美元的大学学费呢？在安全形势无法改善的情况下，国家大部分财政收入都花在了军费和维持居民的基本粮食配给上。你该是有多么大的热忱，才愿意自己贴上几千美元去读完大学和硕士课程啊！要知道，毕业往往也意味着失业。”战争已经使整整一代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时机永远错过了。”

消失的读书人

“回声”二手书店老板里亚德在他的店铺内，他展示的是笔者2016年撰写的有关这家书店的报道（摄影：李亚楠）

“‘回声’书店开在拉希德大街已经有将近60年了，店主最早是我的父亲”，里亚德抽着香烟对我讲述道，“一开始我们贩卖收音机，后来是诗集、小说集和各种外文二手书。萨达姆时代的文化管制政策禁止一切政治类书籍的出版和流通，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但文学受的影响不大。人们尊重知识，也爱读书。那时候，政府高官和大学教授在下班后都会来到这里，喝上一杯茶或石榴汁，买上几本书，闲聊一番。我这里甚至能找到专门为一些老顾客留下的日文书和香港杂志。但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有将近30年了”。

今天的穆塔奈比街和拉希德大街已经失去了“中东查令十字街”的风采。2007年3月的一次自杀式爆炸炸塌了一栋历史超过100年的老楼房，造成26人身亡。在那之后，许多老店主沽清了店面，把旧书店改成了杂货铺或者货仓。“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消失了，读书人也消失了”，里亚德说，“最近20多年里，我的二手书货源主要来自移民国外的大学教授和前政府高官。他们在前往伦敦、柏林和巴黎以前，把无法带走的诗集、小说和其他书籍低价转售给我，我就靠出卖这些过活。但经过几波迁徙，稍有经济能力的知识分子已经悉数离开了，并且永远不会再回返。我还能上哪里再去找货源呢？”

类似的话语，也出现在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前馆长迈赫迪·阿里·拉希姆博士与我的交谈中。博士告诉我：“我已经有将近20年没有聘用过本地的考古专家和文物修复人员了，因为大部分大学已经不再开设类似的专业。有知识、有头脑的伊拉克人，最好的医生，最高的大学老师，最好的飞行员，统统移民去了更安全、收入也更高的欧洲。来到伊拉克参与考古项目和文物保护的，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专家：意大利人有挖掘罗马古迹的经验，负责现场；德国人有技术，负责鉴定；美国人有博物馆设计和布展的经验，负责场馆。至于本地的年轻人，我只敢让他们负责粗笨的搬运工作”。

作为全国最高博物馆的前任领导者，拉希姆博士每月领取70万第纳尔（约合人民币3100元）的微薄工资，也和所有普通市民一样，每月获得5公斤大米、少量面粉以及食用油的配给。他告诉我：“欧美博物馆赞助的项目经费中，有时会拨出一部分作为我个人的津贴。许多时候，我甚至会利用业余时间为零零星星的欧美游客充当古迹导游，这才能匀出余钱支付两个孩子读大学的开销。这就是身为一个伊拉克人的人生啊”。

在萨迈拉大清真寺著名的螺旋形宣礼塔旁，一些举家出游的伊拉克民众正在合影留念（摄影：李亚楠）

令人惊讶的是，一些中老年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追忆1958年共和革命之前的那段岁月：那时还没有复兴党和萨达姆，没有内战和动乱，基尔库克的巨大油田刚刚启动开发，一切似乎都在朝光明的方向驶去。“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曾亲身经历那段历史，但我们讨厌萨达姆和他的一切，宁可想象被革命推翻的费萨尔二世国王或许会成为更好的统治者”，里亚德告诉我。在盛况不再的穆塔奈比大街，历史超过100年的老店铺和老建筑上重新挂起了哈希姆王室的照片，以及在1958年就已经消失的伊拉克王国国旗，仿佛这些并不真切的图腾可以作为往昔美好的象征加以缅怀。在一间开设于1905年的水烟馆，里亚德悠悠地回忆道：“有时会有一些年过七旬的老顾客找到我，我们一起喝着石榴汁，翻阅老照片，分享关于前萨达姆时代的各种记忆。许多人的口齿已经不再清楚，但提到那些遥远的往事，依然会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