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大王(弗里德里希大王的野望)

16世纪初，谪居乡间的原佛罗伦萨共和国官员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梳理自己十余年为政经验和关于君主治术的思考，将这些倾注在《君主论》和《论提图斯·李维的罗马史前十书》等作品中。其中尤以《君主论》最为知名，被称为“邪恶的圣经”。马基雅维里要求政治家在极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勇敢地与基督教道德决裂，为了国家利益不择手段。借助国家利益至上和公共善优先等措辞，马基雅维里为现代统治者消除因作恶而生的良心芥蒂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出路。

200年后，身处启蒙时代，受启蒙思想浸润，并以“哲人”自诩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甫一即位就出版了政治论文《论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及历史和政治笔记》（简称“反马基雅维里”），逐条反驳了《君主论》。但这位国王随后的举动却向世人表明，他是马基雅维里的忠实信徒。伏尔泰不无讽刺地指出了这一反差：“如果马基雅维里有一个君主做他的学生的话，他给学生的第一个建议就会是让学生写文章反对他”。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布莱宁撰写的传记作品《弗里德里希大王：开明专制君主与普鲁士强国之路》从内政、外交、私生活等多方面讲述了这位君主的一生，为我们展现了其复杂多面的性格特征。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举止粗鲁，对待子女时专横跋扈，这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给其造成了深刻创伤，并给他的人生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弗里德里希自幼接受法式教育，热爱文学、音乐等人文艺术，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对一个合格的储君的期许，是“对军旅生活的热爱”，是用剑寻求荣耀。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弗里德里希进入青春期后迅速激化，父亲指责儿子是“娘娘腔”，缺乏“真正的男子汉的志趣”，儿子则抱怨自己的处境无法忍受。两人间的争执甚至发展为父亲对儿子的暴力行为。

这一矛盾的高潮发生在1730年，弗里德里希出逃失败，之后被迫观看帮助他的朋友被斩首。在与死神擦肩而过后，弗里德里希开始屈服并把内心隐藏起来。我们很难估量这段经历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弗里德里希的性格。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在他即位后，“国王的位置已经改变了这个人，现在他……享受专横的力量”。其统治有开明的一面，但也继承了其父的专横风格，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最为充分体现其马基雅维里主义一面的，是其对外政策。以国家理由为名，弗里德里希表现出极度的现实主义，他残酷而狡诈，当发现机会时，就如徒般果断地攫取利益。弗里德里希将欧洲政治视为弱肉强食的竞技场，他在1743年写到，“所有国家，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其根本政府准则都是领土扩展原则”，“我必须承认，如果一个人被欧洲政治大风暴卷进去，那就很难保持纯洁和正直。……他发觉自己不得不做出可怕的抉择，要么牺牲自己的人民，要么违背自己的诺言”。这可以视作他的自辩。迈内克对此评论道：“一旦他坐到嗡嗡作响的政治织布机旁，他的双手就只听他的国家权势利益使唤，只受保护这利益的英雄野心支配。”

在其统治期间，弗里德里希多次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吞并他国领土，正如其名言所说：“如果你喜欢别人的东西，就把它拿过来，辩护律师总是找得到的。”为此，他不惜发动战争强夺，但也乐于巧取。

弗里德里希的首战是吞并西里西亚，而保住这一成果几乎花费了其一生。174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意外死亡后，其女玛丽娅·特蕾莎继位。利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虚弱状况，弗里德里希立刻出兵西里西亚。经过五年战争，弗里德里希成功占领了西里西亚，使普鲁士国土增加了5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了约50%，弗里德里希也因此赢得了“大王”的称号。

由于玛丽娅•特蕾莎及其宫廷不愿善罢甘休，谋划夺回西里西亚，1756年，弗里德里希判断战争不可避免，因此决定先发制人，入侵萨克森，挑起了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随后，欧洲列强纷纷卷入其中，弗里德里希面临俄国、瑞典、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围攻。弗里德里希虽然号称名将，但面对压倒性优势的敌军，只能勉力支撑，加上他有时所犯的错误，使得他所处的形势危如累卵。在16场主要会战中，虽然在罗斯巴赫、洛伊滕等几场会战中获胜，但普军也输了8次，付出了高昂代价。

艰难的处境令弗里德里希常常感到恐惧焦虑，甚至考虑自杀。事后，弗里德里希写作这段历史时承认普鲁士当时“濒临毁灭的边缘”。但1762年，俄国沙皇伊丽莎白去世，新任沙皇彼得三世是弗里德里希的崇拜者，他决定转而与普鲁士结盟，瑞典也退出了战争，奥地利也已精疲力竭，普鲁士最终赢得了体面的和平，确认了西里西亚的归属。不过客观来看，弗里德里希之所以没有彻底失败，不应归结于这一偶然事件，而是很大程度上由于列强有不同的战争目标，并有潜在矛盾，因此未能在联合作战中协调一致，予弗里德里希以致命打击。此外，还应归功于其部下的进取精神和普通士兵作出的牺牲。

七年战争结束后，普鲁士迎来了一段和平时期，努力舔舐伤口，恢复元气。不过随着俄国向西扩张，特别是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东欧局面急剧动荡。不仅如此，俄国对波兰的控制还引发了土耳其对其宣战。为了同时安抚俄国和奥地利，避免普鲁士再度卷入战争，弗里德里希提出了瓜分波兰的构想。实际上，这一构想由来已久。在19岁时，弗里德里希就把目光对准了波兰领土，希望通过吞并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之间的波兰领土，改善普鲁士领土分散，易于遭受攻击的地缘处境。如今，弗里德里希不过是等到了实现这一构想的良机。1772年，利用波兰的混乱局面，弗里德里希的策划推动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联手瓜分了波兰。弗里德里希对此的辩解是，要避免一场战争，就必须瓜分波兰，而战争时带来痛苦和各种犯罪的根源，并声称自己是为了使这里文明开化。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弗里德里希？这多少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弗里德里希大王所具有的复杂性，使得我们很难以简单的黑白来对其作出评价。

必须承认，弗里德里希对欧洲局势的判断大体上是准确的。当时富有雄心的欧洲王室无不竭力扩张领土，以满足自身利益。在瓜分波兰过程中，玛丽娅•特蕾莎哀叹“残酷的必要性”迫使她不得不批准那些在她看来“不道德”和“不幸”的行动。但弗里德里希毫不掩饰自己对她的嘲讽，说：“她边拿边哭，哭得越凶，拿得也就越多。”不得不说，其它欧洲国家君主与弗里德里希之间的区别，更多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在这个纷争不休的时代，恪守道德、善良仁慈的君主并无立足之地。

弗里德里希无疑是个政治现实主义者，作为熟读启蒙作品之人，他绝对无法忽视自身行为的不道德性，但只要必要，他绝不惧怕弄脏自己的手。他所做的一切，除了对个人荣耀的追求，归根结底在于他认为只有通过这样兼并土地，“普鲁士国王才能从目前蜷缩的尘土中爬起来，跻身欧洲大国之列”。换而言之，弗里德里希所图，是在欧洲列国竞逐富强的争世中自立自强。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如马基雅维里的教导，弗里德里希有时像狮子，有时像狐狸，毫不在意道德约束，无论是发动战争，还是在外交中背信弃义，都在所不惜。如他所说：“如果诚实能获得好处，那我们就该诚实；但如果我们不得不欺骗，那就让我们做骗子吧。”

但弗里德里希可能忽视了马基雅维里对审慎的教导，尤其忽视了列强组成联合包围网的可能性，以致在七年战争中不得不陷入孤注一掷的以国运相。在1760年，他写道：“不论我喜欢与否，我现在必须开始一项大冒险，要么加倍赢钱，要么输得精光。”得益于他的军事才能和好运，弗里德里希的豪成功了。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普鲁士在此过程中几近亡国，得以避免这一结果多少是出于命运的眷顾。弗里德里希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成为后世普鲁士及德意志帝国君主的负面遗产，他们延续了这一豪模式，造成了灾难性结果。尤其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第三帝国的领导层得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时，竟然想起了弗里德里希大王在七年战争中的往事，也以为将迎来自己的“奇迹”。

公允地看，弗里德里希的遗产也具有正面意义。在他去世时，大多数普鲁士人坚信，由于弗里德里希的成就，他们生活在一个他们可以为之自豪的国家。而为弗里德里希的雄才大略所吸引而来到普鲁士的格奈泽瑙、沙恩霍斯特等人，在拿破仑战争中将推动改革，使得民族主义在濒临绝境的普鲁士兴起，并唤醒了德意志民族。这些为德意志的统一埋下了伏笔。

正因为弗里德里希大王遗产的双重性，对他的评价也随时代而变化。二战之后，出于对普鲁士和德意志军国主义传统的否定，对弗里德里希大王不乏否定评价。但随着联邦德国经济复兴，人们更多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大王在内政中“开明”的一面，并肯定其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