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黄思隽（本文首发于《足球周刊》）

拜仁慕尼黑是一家极端的足球俱乐部。它既是德国最受欢迎的俱乐部，也是最讨人厌的俱乐部；它既拥有一支星光璀璨的国际球队、是一个享誉全球的品牌，又一直强调“我们就是我们”的巴伐利亚自豪感。德国足球专家乌利·黑塞（Uli Hesse）通过《缔造世界级豪门（Creating A Global Superclub）》一书，向读者系统地介绍这家独一无二的俱乐部是如何一路走来的。

从荷兰人赫塞林克担任主席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拜仁从来都不怕到国外寻求帮助。这一点在当时德国足坛并不罕见，只是拜仁开放的程度异乎寻常，而且持之以恒。在主席安格洛·克诺尔领导下，拜仁早在1911年8月就签下了一名英格兰教练。

这里的关键词是“签下”。当时的德国足球是业余性质的，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仍将如此。这也是德国直到上世纪60年代之前一直没有全国性联赛的众多原因之一。只有职业俱乐部可以承担派出球队穿越如此大国的开销，也只有职业球员可以经常性地在国内旅行。因此，日后成立的德甲永远都与职业化这一概念有着本质上的联系，两者相辅相成。

德国的足球比赛长时间以来都是区域性的，规则、赛程、参赛队数、联赛名称等等都在更改，唯独基本概念从1903年首个全国性冠军诞生以来就一直没有变过，直到德甲联赛在1963年姗姗来迟。每个区域分成几个组别，常规赛季结束后，每个组别最好的几支球队进行小规模淘汰赛，以决出区域冠军。然后不同区域的冠军再捉对淘汰，最终以一回合定胜负的决赛来决出全国冠军。

拜仁在1910和1911年都是德国南部的第二强队，仅次于无可匹敌的卡尔斯鲁厄，非常接近于跻身全国淘汰赛阶段。一场与卡尔斯鲁厄的比赛，吸引了约4000名球迷到场，为拜仁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聪明地投资这笔钱？主席克诺尔建议签下一名全职的带薪教练，为期试验性的一个赛季。为什么要试验？一些南部俱乐部听说不是每个英国人都是专注的运动家，有些来自该国的教练会经常光顾酒吧买醉，而不是带队四处征战。

拜仁从卡尔斯鲁厄挖来了查尔斯·格里菲思。他并非执教拜仁的第一位外籍教练（甚至还不是第一位英格兰教练），但他将球队带上了新的高度。格里菲思在每个工作日都安排训练，并要求俱乐部在冬天租用健身房，以让球员在室内训练。他通过跑步训练提升了球员的体能，通过举重加强了他们的力量。

问题只有一个：成绩。常规赛季收官战的失利，令拜仁失去了县联赛的榜首位置。无法在区域淘汰赛中跟一些知名球队交锋，意味着拜仁再也无力支付格里菲思的薪水，只能在1912年4月与其分道扬镳。但种子已经播下，格里菲思教会了拜仁以很职业的方式参与比赛。翌年，克诺尔的继任者兰道尔签下了一名更著名的教练——前布莱克本前锋与英格兰国脚威廉·唐利，他是第一个在英格兰足总杯决赛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

唐利已执教过3家德国俱乐部并大获成功，兰道尔对其寄予厚望。拜仁当时是慕尼黑最好的球队，是巴伐利亚州最好的两三支球队之一，属于南德的七强或八强。兰道尔认为，下一步是成为全国的顶尖球队。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当时球队已经走出了3名德国国脚——右边锋马克斯·加布隆斯基、中锋弗里茨·菲尔斯特与门将路德维希·霍夫迈斯特。

俱乐部整体也很健康。1913/14赛季，拜仁拥有900多名会员，其中青年人有400个左右。12支成年队与12支青年队参加各个级别的有组织足球比赛，前景一片光明。但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唐利能否带来成功。因为在1914年夏天，世界大战爆发了，唐利突然成为了敌人，只能匆匆回国，兰道尔以及拜仁三分之二的会员和球员都要为国走上战场。

4年间，超过60名会员未能保全性命，但兰道尔活了下来。他从法国前线回归，并获得了两枚军事勋章。德国输掉了战争，皇帝被迫退位，德意志帝国覆灭了。犹太人兰道尔以为证明了自己是普通的德国公民，却不清楚右翼政党很快就会将战争失利归罪于社会民主主义者与犹太人。或者他也不清楚自己深爱的慕尼黑会逐渐地从一个自由、艺术与愉快的州府变成法-西-斯主义的温床。或者他也不清楚整个国家会越来越敌视他，最终导致他只能撤退到唯一一个可以得到尊重、热爱与保护的地方：他的俱乐部，拜仁慕尼黑。

1919年1月，会员再次选举兰道尔为主席，拜仁也就此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那个夏天，兰道尔将唐利带回了慕尼黑，考虑到一战仅仅结束了几个月，此举非常大胆。一年之后，主席又有另一个具有先进性与前瞻性的举措——为所有一线队球员购买意外保险。

这是迈步前进的好时机，因为一战期间发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德国人对“体操”失去了兴趣，而疯狂迷上足球。和平年代的最后一场决赛吸引了6000名观众，而战后首场决赛则有35000名球迷挤满了看台。比赛开始后，球场门口还排着长队，有人为了得到一张球票，不惜叫价200马克。战后的一些社会变革，例如八小时工作制的引入，将足球变成了工人阶级的运动。

工人们不仅仅观看比赛。1900年1月成立的德国足协（只比拜仁早成立一个月）蓬勃发展。1919年，足协拥有3100家俱乐部与46万会员。一年之后，这两个数字分别增长为4400和76万。有超过2万支球队参与足协辖下各个年龄组与级别的俱乐部比赛。拜仁一线队是其中之一。战后，这支球队虽然说不上是处境挣扎，但垂涎已久的南德冠军头衔依旧可望而不可及，如今纽伦堡成为了霸主。

不仅如此，一家令人讨厌的慕尼黑小俱乐部在挑战拜仁在城中的统治地位。一支名叫慕尼黑瓦克尔的球队让兰道尔头痛了好几年。别无他法，兰道尔再度寻求国外的帮助。1924年，拜仁签下了生于苏格兰的教练詹姆斯·麦克弗森。在他的管理下，一线队球员开始向半职业化靠拢，他们踢比赛甚至是出席训练都会得到报酬，尽管数额并不大——每人每月最多进账150马克，而当时德国工人的月薪在200马克左右。这是典型的拜仁举措，也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只是时机并不好。管理层出现越来越多顽固保守派的德国足协正准备将职业化扼杀在摇篮之中，甚至严格到打算禁止俱乐部与职业球队踢友谊赛。

在麦克弗森执教拜仁的第一个赛季末，俱乐部在德国剧院举办了一场令人惊叹的成立25周年庆祝派对。《踢球者》杂志描述道：“从来没有一家足球俱乐部会因如此美妙的活动而成为城中热话。”在足球场上，也有让俱乐部会员与支持者惊叹的活动——与来自南美洲的俱乐部比赛。5月初，拜仁迎战阿根廷冠军卡青年。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他们成为首支踏足欧洲的阿根廷球队。卡在欧洲旅行比赛3个月，在德国踢了7场比赛，对拜仁的1比1是唯一没有获胜的比赛。

拜仁最渴望的周年庆礼物一年后才到来。1926年，球队打破了纽伦堡的垄断，以2分优势击败卫冕冠军，赢得巴伐利亚州的区域联赛冠军。麦克弗森的球队接着又力压菲尔特，赢得了南德冠军。拜仁首次跻身争夺全国冠军的决赛阶段。但喜悦是短暂的，拜仁在16强阶段被一家在慕尼黑很少人听说过的小俱乐部——莱比锡福图娜所淘汰。

下一个带领拜仁杀入决赛阶段的教练同样是外国人——从慕尼黑瓦克尔签来的匈牙利人莱奥·魏斯。他带领拜仁赢得第2个南德冠军。在全国锦标赛半决赛中，拜仁在杜伊斯堡对阵汉堡，上半场以1比1结束。下半场，拜仁守门员阿尔弗雷德·贝恩斯坦手指骨折。由于当时还没有换人规则，后卫埃米尔·库特勒被迫客串守门，拜仁最终以2比8惨败。

兰道尔在1930年签下了队史第一位真正的传奇教练，但要介绍他的名字并不容易。他在奥地利出生时名叫里夏德·科恩。在执教巴塞罗那那段短暂又失败的岁月里，人们把他称作杰克·东比。大多数拜仁球迷把他叫做里夏德·东比或者是小东比。如此混乱的原因在于他踢球时昵称太多，“小”是因为他个子矮小，“东比”则来自匈牙利单词“domb”，即小山之意，“东比（Dombi）”一般用来形容小胖墩。不管是什么意思，他喜欢别人叫他东比，因为科恩这个名字会暴露他是犹太人的身份。

东比身上有许多现代化的东西，例如他会坚持有球训练，以尽可能地模拟比赛的情况。请来东比之后，拜仁不光得到了一名教练。多年之后，一份俱乐部刊物写道：“他是教练、理疗师、按摩师、总经理与组织者——所有职务集于一身。”他还是一名很有眼光的球探。他从老东家之一的VfR曼海姆引进了一名很有天赋的小伙子——刚刚度过18岁生日的奥斯卡·罗尔。

在东比执教的第二个赛季，拜仁打进了1932年在斯图加特举行的南德锦标赛决赛，对手是法兰克福。上半场，精神不集中的拜仁0比2落后。中场休息后，东比的球队统治了比赛，但无法进球。裁判抹杀了两个点球。终场前10分钟，法兰克福后卫弗朗茨·许茨用手挡住罗尔的射门，裁判却示意比赛继续。一群拜仁球迷冲入球场，成百上千名中立球迷追随。拜仁右闸西格蒙德·哈林格后来回忆道，球迷将他和队友们托在肩上，让拜仁成为了道义上的冠军。

比赛被迫终止，法兰克福获得了冠军。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两队都代表南德打进了全国淘汰赛阶段，而且又一次会师决赛，这一次比赛地设在纽伦堡，此地差不多介乎与法兰克福与慕尼黑之间。为了躲避狂热的记者与球迷，东比没有对外透露球队下榻的酒店名字，还让球员提前一站，在菲尔特就下火车。

决赛在6月12日这个星期天举行，开球时间是下午4点。纽伦堡的球场可以容纳50000人，但比赛时涌入了将近60000人，其中之一是兰道尔，他在场边观赛，希望球员可以最终证明拜仁是德国最好的俱乐部。这是一场紧凑的比赛。但只踢了10分钟，拜仁队长康拉德·海德坎普就对哈林格说：“贝格会以一己之力赢下这场比赛。”他指的是拜仁右边锋约瑟夫·贝格迈尔，这位27岁的慕尼黑人打出职业生涯的代表作。第35分钟，他接应角球射门，法兰克福后卫汉斯·施图布下意识地高举双手把球挡住。这一回，再近视的裁判也不可能不判给拜仁点球，年轻的罗尔一蹴而就。

但此后拜仁遇到麻烦，资深左中卫恩斯特·纳格尔施密茨在半场结束前受伤。纳格尔施密茨1915年就加入拜仁，当时只有13岁。这是他代表拜仁参加的第378场比赛，他可不想在板凳上观看剩余的比赛。他咬牙坚持，中场休息后与其他队友一同回到场地里。

比赛只剩15分钟，贝格迈尔把球传入禁区，前锋弗朗茨·克鲁姆接球内切，10码外左脚打入远角，将比分改写为2比0，拜仁胜券在握。终场哨响后，成百上千名球迷涌入球场，又一次将拜仁球员扛在肩上，连中立球迷也为新冠军喝彩。《踢球者》杂志也指出，以往很少会有“中立观众向德国冠军报以如此热烈的掌声”。

回到慕尼黑之后，拜仁球员受到成千上万名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坐着敞篷马车在市中心巡游，市长接见了球队，不仅恭喜他们取得竞技成功，还称赞他们是“公平模范”。哈林格关于庆祝持续了整整两周的说法只是小小的夸大。这座城市热爱这家俱乐部。

真是这样吗？在慕尼黑的庆祝人群当中，肯定有很多人已经握紧了拳头，对准了正受到众人敬仰的一位犹太主席和一位犹太教练，其中之一是一位失败的奥地利画家，他住在王子摄政广场，这里在兰道尔的家以东不到3英里。他的名字叫做阿道夫·希特勒。

在1932年的大选中，希特勒所在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获得三分之一的选票。尽管纳粹对结果表示失望，但这仍足以让希特勒在1933年1月当选总理。数周之内，国家制度就变得独裁、野蛮与带有种族主义。

1933年3月，兰道尔卸任拜仁主席。奥托·贝尔这位犹太布商以及拜仁青训主管继位。与此同时，东比离开德国，加盟了瑞士的苏黎世草蜢。赛季结束后，罗尔追随东比离开。从政治上来说，罗尔没有必要离开，他只是为了实现成为职业球员的梦想。尽管关于职业化的讨论已持续多年，但罗尔很清楚，随着纳×上台，这是无法实现了。费利克斯·林内曼成为了德国足协主席，他是业余足球的坚定倡导者。

今天我们都认为兰道尔当年应该像东比那样离开德国，但当时他五个兄弟姐妹中只有一人离开，其他家人都留在了德国。跟其他德国犹太人一样，兰道尔深爱着这个国家，认为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园。而且他相信自己的同胞很快就会觉悟，然后把希特勒这个疯子赶下台。最终，兰道尔一家的生活变得不愉快，甚至充满危险，但他们并不惧怕。

兰道尔一家所不知道的是，纳粹之所以在最初几年内保持克制，主要是为了确保1936年奥运会顺利举行，不会遭到国际社会抵制。但纳粹很快就把面具摘下。奥托·贝尔和他的孩子在1941年遭到谋杀。兰道尔其他4个决定不离开欧洲的兄弟姐妹都在集中营里或路上丧命。

甚至连罗尔也因“叛国”而遭到迫害。在代表草蜢队赢得瑞士杯冠军后，他前往法国，签约斯特拉斯堡。1937年，罗尔赢得金靴奖并率队杀入杯赛决赛。3年后，德军入侵法国，罗尔很快就无处可逃。他在监狱里待了一个月，然后在集中营里又待了两个月，最终被他的“元首”送去了东部前线送死。但他并没有死。一位来自慕尼黑的飞行员认出了这位前拜仁球星，帮他在战争最后几周回到了家乡。

1938年11月，兰道尔遭到逮捕并送往慕尼黑以北约10英里的达豪集中营。经历可怕与毫无尊严的一个月之后，他获得释放，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一战的受勋老兵。不管怎样，此时的兰道尔已经清楚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国家没有前途。他试图前往美国，但没能成功，于是在1939年5月去了瑞士日内瓦，此时距离德军闪击波兰并揭开二战帷幕不到4个月。

在那个时候，由兰道尔一手打造的俱乐部已经不再是慕尼黑最好的球队。几名1932年冠军队成员仍然身披拜仁球衣，例如路德维希·戈尔德布伦纳这位队史初期最著名的球员之一，还有速度飞快的左边锋威廉·西梅茨赖特，以及日后的俱乐部传奇人物雅各布·施特赖特勒。但他们都知道，俱乐部已经失去了心脏。在赢得全国冠军7年之后，拜仁在二战前的最后一个赛季，即1938/39赛季在巴伐利亚州联赛仅列第7，落后榜首的施韦因富特6分，比慕尼黑1860少5分。

拜仁衰落的同时，慕尼黑1860登上顶峰，他们在1941年赢得巴伐利亚州联赛，并杀入全国锦标赛决赛圈。1942年，1860击败沙尔克04，赢得了德国杯冠军，这是他们队史第一个真正的冠军头衔。1943年，1860杀入了全国锦标赛决赛。尽管1860是因为支持纳粹而得到奖赏，而拜仁由于犹太与国外背景，加上曾试图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独立而遭到惩罚的说法过于简单粗暴，但这距离事实真相也并不远。

德国《明镜》周刊在2016年5月发表文章，指出拜仁当年对纳粹的抗争被严重夸大，理由是俱乐部早在1935年就引入“雅利安条款”，就跟其他组织那样成为了纳粹帮凶。但事实是，“雅利安条款”的引入为拜仁争取到宝贵时间。这意味着俱乐部可以在没有受纳粹干预下选出新主席。在兰道尔之后，会员连续选出了几任纳粹并不完全信服的主席。跟绝大多数球队不同，拜仁一直没有真正被纳×所控制，直到1943年，俱乐部内部的异见声音才终于消失。

但即便是那个时候的拜仁，也没有忘记那个将他们带上顶峰的人。1943年11月，拜仁在苏黎世与一支瑞士选拔队踢友谊赛，兰道尔在看台上观战。尽管德国秘密警察要求球员不要以任何形式理会兰道尔，但球员还是在终场哨响后走向主看台，向他们的前主席鼓掌致敬。17个月之后，希特勒吞弹自杀，又一场愚蠢和血腥的战争以德国战败而结束。

我们并不清楚兰道尔1947年夏天在慕尼黑走下火车时候的心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心碎了。他深爱的城市有一半变成了废墟。我们也不清楚他为什么会回到慕尼黑，因为他已经获得美国签证，这就意味着他明明做好了离开欧洲的准备。

当时所有俱乐部的情况都很差，没钱，没装备，食物很少，可用的场地也很少。拜仁和1860从1926年开始就不得不共用绿森林球场。对于拜仁来说，这不是理想的方案，因为城里的人都把它叫做“1860球场”，因为它原本就是由1860兴建和拥有，直到30年代末才因财政问题卖给了政府。尽管如此，绿森林球场是当时唯一够大的球场，它也逐渐地成为了拜仁的主场。但1943年，英国皇家空军炸掉了它的主看台，场地内布满了炸弹碎片。

更大的问题在于美军控制了南德，他们怀疑体育俱乐部是哺育军事主义和反民主主义的地方，因此不愿让俱乐部使用公共场地和参加有组织比赛。兰道尔出人意料的回归是拜仁的好运，因为他是个擅长跟当权者打交道的人。他有价值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的犹太人身份代表着纳粹统治期间的受害者，还在于他成就大事的天赋。

1947年8月，兰道尔又一次当选为拜仁主席，并立即致函市政府，强调拜仁会参与传播民主、容忍与开明思想。1948年，兰道尔的愿望实现了，拜仁得到了塞贝纳大街的训练场。至今拜仁仍在使用这个场地，它离绿森林球场很近。但兰道尔对职业化的推动未能取得成功，联赛仍旧分区进行，但最高薪酬制度实现了，俱乐部每月可以向每位球员支付最高不超过320马克的薪水。

兰道尔对无限制职业化的推动无果也许也是一件好事。1949/50赛季，拜仁迎来队史第1000场胜利，在4月3比1击败了FSV法兰克福，这是难得的一场大比分。球队当季在高级联赛南区——当时5个区域的顶级联赛之一——仅仅排在第13。而且老方法也不好使了。那个夏天，拜仁成为战后第一家签约英格兰教练的德国俱乐部，这位教练名叫戴维·戴维森。仅仅几个月之后，拜仁仅比降级区高出2分，戴维森还卷入一场酒吧斗殴当中，于是被炒了鱿鱼。显然，施特赖特勒这位伟大的后卫也无法带动这支球队，直到传说中的拜仁青训部几年后重新开花结果。

1951年4月，兰道尔在俱乐部年会上再度参选主席，但以失败告终。他当时66岁，已先后3次主政俱乐部，总计16年之久。他落败的主要原因是很多手球部的会员选择了他们更年轻和更受欢迎的候选人。这次竞选落败对兰道尔打击很大。他出离愤怒，直到俱乐部几个月后向他授予50年会员资格。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兰道尔继续不遗余力地为他深爱着的俱乐部工作。

1961年圣诞节前4天，兰道尔在施瓦宾去世。他应该走得很安慰，因为俱乐部青年队终于重新培养出一些有前途的孩子。经过一段时间，拜仁青训部门找到了接替奥托·贝尔的理想人选——鲁迪·魏斯，一位因十字韧带断裂而早早结束职业生涯的前球员。正职是律师的他对青年才俊独具慧眼。也许他已经告诉兰道尔有一位名叫贝肯鲍尔的吉辛男孩，又或者是那位来自精神病院的傻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