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纳斯特鲁埃瓦(关于马德里的10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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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FI

翻译：让富朗索瓦张

巴塞罗那也许有高迪和美景，兰布拉大道和大海，但是马德里强有力地启发了西班牙最有影响力的某些导演。在拉斐尔·希尔关于一战的歌舞剧《香特可蕾的女王》（The Queen of Chantecler, 1962）中，那里是间谍和丑闻之地，迷人的民歌歌手查利朵不得不逃出那个是非之地；在海梅·查瓦里的《夏天的自行车》（Bicycles Are for the Summer, 1984）中，展现的则是内战后的创伤。

海梅·查瓦里

弗朗哥或许能通过审查制度控制西班牙电影院中上映的电影，但是以马德里背景的战后电影却展现了挣扎、贫困、险恶的破败景象——就像何塞·安东尼奥·涅维斯·孔德以拉巴派为背景的新现实主义戏剧电影《犁沟》（Furrows, 1951) ，以及赫罗尼莫·米乌拉的黑色惊悚电影《他们总在黎明时分归家》（They Always Return at Dawn, 1949)展现的那样。

在卡洛斯·绍拉的《饲养乌鸦》（Raise Ravens, 1976）中，那个阴郁的马德里房子让人幽闭恐惧。假日过后，姐妹离开，隐喻在弗朗哥去世后，这个封闭的国家即将开放。

《饲养乌鸦》

民主治下，新的西班牙精神体现在阿莫多瓦的马德里中——风趣、新颖、包含无限可能。

阿莫多瓦目前的20部电影中，展现了各种各样的马德里：从《我为什么命该如此?》（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1984）中，马德里圣灵感孕区（La Concepción）主干线M30旁，拥挤的房屋、到《回归》（ Volver ,2006）中理查德·罗杰斯T4航站楼闪闪发亮的地面和 阿道弗·苏亚雷斯机场；从《破碎的拥抱》（Broken Embraces，2009）中，格然维阿街上，时髦的奇科特博物馆鸡尾酒吧，到《空乘情人》（I’m So Excited!，2013）中，20世纪30年代的塞戈维亚高架桥——苦恼的阿尔瓦想在那里自杀；从《激情迷宫》（Labyrinth of Passions，1982）中，熙熙攘攘的拉巴派，到《胡丽叶塔》（Julieta，2016）中，中产阶级移居的萨莱萨斯区。

《我为什么命该如此？》

在别处，是霍纳斯·特鲁埃瓦的《梦想家》（The Wishful Thinkers, 2013）中，闲逛者的城市，电影中出现了诸多名胜，比如中心的马约尔广场，也是阿莱克斯·德拉·伊格莱希亚的《野兽之日》（The Day of the Beast, 1995）中，受亵渎的大都市，欧洲之门的超现代巨塔象征着恶魔。

下列影单中，评论家、电影人和我一道，称颂伊比利亚半岛中心地带在银幕上的形象。

《骑车人之死》（Death of a Cyclist, 1955）

导演：胡安·安东尼奥·巴登

大学教授胡安（阿尔贝托·克洛萨斯），大学教授和富有的交际花玛利亚·何塞（安东尼奥尼最爱的露西娅·波塞）私会后，开车回马德里，意外撞到一位骑自行车的人。

两人害怕呼救会让事情败露，于是逃逸，任车手死去。《骑车人之死》将新现实主义和黑色紧密结合，通过内疚和偏执表现了他们的分裂。

导演胡安·安东尼奥·巴登（演员哈维尔·巴登的叔叔）通过电影，大胆探索了西班牙内战对国家精神的震动。马德里沉浸在阴郁中。阴郁不只在骑车人一家居住的曾被轰炸的公寓中， 也在车祸附近，也是胡安表达良心谴责的战场遗址上， 也在明室中，战后统治阶级那充满假笑的聚会中。

莎拉·怀特是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西班牙研究的高级讲师。

《红十字女孩》（The Red Cross Girls, 1958）

导演：拉斐尔·J ·萨尔维亚

《红十字女孩》是曲马德里都市牧歌。这是一部典型的肤浅的20世纪50年代浪漫喜剧，在四位年轻漂亮的马德里姑娘（madrileñas Madrid ‘girls’）带领下，游览首都的地标景点。

这四位姑娘参军为红十字会筹款，她们分别是：孔奇塔·韦拉斯科、玛贝尔·卡尔、卢斯·马尔克斯和凯蒂娅·洛里茨。

孔奇塔即将成为明星，正逐步成长为精力充沛的女主角，就像“阿莫多瓦女郎”卡门·毛拉一样。凯蒂娅实际上在《我为什么命该如此?》中出场了，阿莫多瓦既尊重她在《红十字女孩》中的角色，也喜欢这种轻快、鲜明的本土喜剧。

四位马德里姑娘唱着上口的主题曲（红十字姑娘/春日的新娘/敞开心房/小曲哼起/寻觅爱侣）驶过街道，镜头下的马德里从没有那么鲜亮愉悦，纯真自由。

彼得·伊万斯是BFI《崩溃边缘的女人》的作者。

《小流氓》（The Hooligan, 1959）

导演：卡洛斯·绍拉

卡洛斯·绍拉的首部作品采用黑白摄影。这部新现实主义电影以粗暴的写实风格，聚焦一群孩子行非法之事，希望筹到钱，让胡安成为斗牛士，在竞技场上登场。

与1951年的经典电影《犁沟》一样，这部电影也描绘了安达卢西亚移民的困境：他们竭力在城市边缘谋生。

《小流氓》与20世纪40和50年代那些摄影棚电影分道扬镳，将西班牙电影带上街头，发明了一种新的拍摄电影模式，绍拉在后来的电影《快，快》（Deprisa, deprisa /Fast, Fast, 1981）中也用了这种模式。

《快，快》

电影启用未受训练的演员，摄制上有种粗糙的纪录片风格，并出现户外的地标（如黎牙实比市场、曼萨纳雷斯河畔的贫民窟、阿拉木德娜公墓，那时还叫“中国”），这些都让电影显得直接，引人共鸣。都应和着通俗的弗拉门戈吉他曲。

玛利亚·德尔加多是伦敦大学皇家中央演讲和戏剧学院的评论家。

《崩溃边缘的女人》（Women on the Verge of a Nervous Breakdown, 1988）

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

仅在24小时内，现代女子佩帕（卡门·毛拉）被爱人伊万（费尔南多·古林

）抛弃；她与伊万的前情人对峙，后者刚出一家精神病院，决定杀了他；她欢迎一对小夫妻——玛丽莎（萝西·德·帕尔马）和卡洛斯（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后者是伊万和露西娅的儿子——来看看她准备卖掉的公寓；同时为朋友坎德拉（玛丽亚·巴兰科）提供避难处，因为坎德拉被前男友，一位什叶派恐怖分子利用了。

《崩溃边缘的女人》主要在摄影棚拍摄，不过城市无疑是马德里。何塞·路易斯·阿尔科恩的摄影亮化了景物，加强了马德里独特的色彩。

阿莫多瓦的细节是纯粹的奢侈品：一片奇妙而混乱的土地，一座矛盾而不完美的城市，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佩帕那好说长道短的耶和华见证人看门人，还有那个收藏一堆八卦杂志、零食、杜松子酒和“感谢吸烟”标志的曼波出租车司机。

华纳·格拉内罗是伦敦西班牙电影节的总监。

《前往摩洛哥》（Going Down in Morocco, 1989）

导演：费尔南多·科洛莫

想象一下果浆乐队的《凡人》加上一点威利·拉塞尔风格，背景再设在20世纪80年代的马德里：差不多就等于《前往摩洛哥》了！

自由奔放的青年药贩子楚萨（薇诺妮卡·福克）引介逃离中产阶级生活埃莱娜（埃塔娜·桑切斯-吉永），一同住进与她的表弟（胡安·查诺华）和菜鸟警察男友（安东尼奥·班德拉斯）的公寓。结果是，在拉巴派原先糟乱但快乐的生活被搅得一团糟，那里正是拉斯特罗跳蚤市场在的那摇摇欲坠街区。

安东尼奥·班德拉斯

阿莫多瓦电影常客班德拉斯和福克为电影贡献了出色的表演。路易斯·阿隆索·德·桑托斯这部戏剧的电影改编版受批评而商业上大受欢迎，它探索了经历彻底的社会改变后，长大成人意味着什么。

导演科洛莫以所谓早期后弗朗哥时代新马德里喜剧闻名，在这里善意而幽默地称赞了民主国家都市生活的诗歌和痛苦。

邓肯·威勒是利兹大学的助理教授。

《光之梦》（The Quince Tree Sun, 1992）

导演：维克多·艾里斯

《光之梦》讲述了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安东尼奥·洛佩斯努力在自家花园画出温柏的故事。他住在灰暗、忧郁的马德里外缘地带。这种忧郁就来自电影的主题：在画布上捕捉时间的不可能性，展现生命和世界的失败性。

艾里斯向我们展现了受两种艺术形式消亡的影响，绘制的作品，消亡的正是绘画和电影。 大概是因为《光之梦》在拍摄的时候已经不属于二者， 因此表现了流逝的过程。

因此也展现了夜间灯火照亮的马德里，而蜂巢般的大厦中，电视催眠般闪烁的画面，表现的正是对两位作者（画家和导演）努力留住时间的冷漠之情。

阿尔韦托·莫赖斯是获奖的电影制作人，最近的作品《母亲》将于年末首映。

《死亡论文》（Thesis, 1996）

导演：亚历杭德罗·阿梅纳瓦尔

电影背景设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阿梅纳瓦尔的性心理学惊悚处女作宣布20世纪90年代，青年导演是题材逐渐多样的西班牙电影界一支生力军。安娜·托伦特——自在经典电影《蜂巢幽灵》（The Spirit of the Beehive ,1973 ）和《饲养乌鸦》中扮演小女孩后很少出现在银幕上——扮演安吉拉，电影学生，正在为论文，研究银幕暴力与社会病态倾向。

而当她揭开一场深入教职员核心的大阴谋， 她的研究就从理论变为世纪，也让她五味杂陈。

阿梅纳瓦尔当时是康普顿斯大学的学生， 因此这部处女作叙事本事就很漂亮；同时，尽管国际化的模式比较明显，电影还是让人回想起1993年，瓦伦西亚3位青年女生遇害的事件，同时反思了同时期西班牙真人秀热潮。

威尔·马萨是英国文化协会电影部的高级项目经理。

《谍影重重3》（The Bourne Ultimatum，2007）

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

与詹姆斯·邦德留下一串豪车残骸不同，另一位JB——杰森·伯恩在世界上更低调。为与系列对动作英雄类电影低调化革新的思路一致，伯恩也许力量超人，智力超群（CIA暗中实验的成果），但他也擅长隐匿，因此他选的交通工具是普通的火车。

在格林格拉斯紧张、凌厉的 阴谋惊悚电影《伯恩的通牒》，也是马特·达蒙的杀手士兵-特工第三次登场。伦敦滑铁卢车站，一位调查记者在高峰时段被枪杀，在伯恩全世界的搜索中，繁忙的马德里阿托查车站是他经过的第一个地标。

伯恩在虚构的北大街334号见到一张过去的面孔后，来一场打斗——在经济上讲，属于大师级：伯恩轻而易举地放到两位阻挡他的杀手，（终于）找到踩石行动以及抹去他记忆的阴谋的核心。

达蒙·怀斯是《帝国》杂志的影评人、特约编辑。

《梦想家》（The Wishful Thinkers, 2013）

导演：乔纳斯·特鲁巴

马德里，灯光优美，咖啡馆和广场仿佛有魔力一般，一直是展开情感之旅的空间。马德里那蜿蜒的街道和犄角旮旯，由特鲁巴家族两代电影人铺开在观众面前：老特鲁巴的处女作，无拘无束的《初级歌剧》（Opera prima,1980），到霍纳斯的《每首关于我的歌》（Every Song Is about Me, 2010）。

但是，乔纳斯·特鲁巴的第二部作品《梦想家》却致敬那城市不怎么提及的忧郁的美，用以凸显一种体验电影的方法的消逝。

乔纳斯·特鲁巴用过时的黑白胶片拍摄，在人物走过逐渐关闭的电影院、书店和其他文化地标时，弥漫着过于真实的经济危机的氛围。而这也是关于接受改变，采取新的视角的电影，就像片尾那两个小女孩随手玩弄亲爱的电影胶片——或者说和城市本身一样。

马尔·迭斯特罗-多匹多是《视与听》的影评人、电影研究者。

《特鲁曼》（Truman，2015）

导演：西斯科·盖伊

导演盖伊和编剧托马斯·阿拉盖是一流的当代巴塞罗那中产阶级生活的编年史作家，拍出了像《在城中》（In the City，2003） 《小说》 （Fiction, 2006）《V.O.S》（2009）和《双枪男人》（Una pistola en cada mano /A Gun in Each Hand, 2012）这些电影，却因第一次拍加泰罗尼亚以外的《特鲁曼》大获成功，不得不说有些讽刺。

而《特鲁曼》不只是将背景设在马德里，还采用一种外人的视角：多数人来自外地，无人询问你是哪里人。

这些低调的大师通过这部精心打磨的小空间电影，不费力地捕捉到日常生活中的跨国交流，还找到了马德里 电影很多地方放大了不同、分离和敌意，但电影主旨却是完全不同：马德里与巴塞罗那从没有那么类似，同时也更像它自己。

《特鲁曼》完全不关注马德里的旅游名胜，而是表现多种多样的居民，持续的流动性，还有拒绝屈从狭隘的身份观念。

塞莱斯蒂诺·德莱托是《从浮华城到边城：洛杉矶的电影》，即将由韦恩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