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球凹凸不平怎么办(乒乓世界冠军的知青岁月)

从1977年至1981年，张德英连续三次随中国队出征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第34届至第36届），获得了3枚团体冠军金牌和2枚女子双打冠军金牌

“我是上海知青张德英，1966年曾荣获全国少年冠军。看了你们在31届世乒赛的电影，我很激动和难过，只能说我想打球”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口述 | 张德英 采写 | 金大陆 吴四海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

全文约5986字，细读约需13分钟

在当代中国，没有其他体育运动能像乒乓那样，承载着如此多珍贵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常读常新，如“乒乓外交”在今天来看就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被徐寅生称为“乒乓球世界冠军摇篮”的上海，从1953年第20至2018年第54届世乒赛，为国家队贡献了近三分之一的主力队员。上海通志馆与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为21位老中青上海乒乓名将做了口述史，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相互印证，是这些故事的一个母题。

本文节选的是“知青冠军”张德英的故事。1953年生的张德英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上海知青，1974年代表黑龙江省女队夺得全国锦标赛团体冠军，并入选国家队。她是第34、35、36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主力队员，两获女双世界冠军，曾任上海乒乓球队教练，后创办张德英乒乓球培训中心。文中，张德英回顾了自己的乒乓与知青经历交集的岁月，以及其拼搏的一生如何体现她所理解的“精神与命运”的关系。

1960年代，张德英（后排左二） 和刘萍、高爱莉等队友在上海市青少年体校门口合影 图/刘萍提供

知青记忆

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的时候，我正在静安区常德路小学读书。那时学校的球台不太好，但我打球的劲头很足，一放学就去打，有时回家后还到附近小菜场的板台上打；平时则喜欢看别人打球，小学老师也指点一下，总的来说是自然学的。

1964年，上海市少体校招生，记得是在黄浦体育馆测试选拔的，我穿的是塑料鞋，水泥地很滑，我索性就脱了鞋子，赤脚上场了。也许招考的老师看我有股劲，打球的灵敏性也不错，就选了我。进队以后是池惠芳教练带我的，因为进行了正规训练，进步很快，成绩也蛮好。这时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的事迹已为万众景仰和追捧。我就把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林慧卿、郑敏之、李赫男等世界冠军的照片挂在床前激励自己。我是典型的左推右攻正胶打法。1966年我14岁，池指导带队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比赛，我和徐剑琴、邵培珍组成的混合组拿了全国团体冠军。周总理给我们颁发奖状，我们真是又激动又高兴。

正当我打球技术上升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市少体校也停止了训练，乒乓馆的大门关闭了，没有球打了，我很伤心。但我确实喜欢打球，就约了队友王家麟，从窗户里爬进去，那时人比较瘦小。而且我们还随身带着电灯泡的，因为球馆里面的灯泡都被卸掉了。打完后我们再从窗户翻出来。那时，我和王嘉林还骑着一辆自行车，要么他带我，要么我带他，到处约人“打野球”。记得我们曾去上海音乐学院打过一次比赛。

不久，“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见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人，还说有打乒乓球的地方，而且兵团还有工资，我便决定去了。市少体校有三十几个人报了名，乒乓球队的只有我去了黑龙江兵团，还有一个人去了江西。那天，同学帮忙弄了辆黄鱼车，把我在市少体校宿舍的行李运回家中，我还从车上摔了下来。走的时候很多人都到火车站送行，我们一帮十几岁的孩子，听着高音喇叭里 “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去”的歌曲，踏上了赴北大荒的征途。

整整坐了三天的火车，我们到了兵团所在地，举目望去，没有房子，只有几顶帐篷，带队的说今天晚上行李都堆在外面，人在帐篷里休息。但没办法躺下，大家就是背靠背地凑合着睡。第二天，因为人多不够住，又搭了些帐篷，包括厨房、厕所等。我们去的时候是4月份，冰雪刚刚开始融化。第一份工作是装卸工，就是到火车站去装卸煤、木头、面粉等。工作时间不固定，有时火车是晚上来的，哨子一响，我们就集合上工。那时也没什么机械化的工具，主要靠双手搬上卸下。50斤一袋的面粉还算好的，最难搞的是煤炭，我们先要用铁锹铲到筐子里，再抬到堆场去。水也不够，每天除了刷牙一杯水外，洗脸是用冰融化的水，含有不少泥沙，毛巾、被沿都是黑乎乎的。更难受的有虱子，搞得全身发痒。冰天雪地里，只能吃馒头，菜就是大白菜加个汤。上个厕所，屁股会被冻僵。

张德英下乡来到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务农，图为她在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师部照相馆工作时的留影

记得第一次收到上海来信，晚饭后，大家纷纷上铺打开手电，看自己的家书。不知谁看着看着“妈啊，妈啊”地哭了起来，紧接着又一个哭了起来，十多岁的姑娘哪经得起这种情绪的渲染，全屋的人哭得像个大合唱。后来连长找到我，责怪我带头哭，我是不承认的，因为确实不是我带的头。

要说打球，睡的都是帐篷，通铺之间的通道非常窄，连吃饭的台子都没有，怎么可能打球呢？后来逐渐好些了，砖头房子造起来了。就这么过了大半年，我爸爸生病了，我挺着急的，总觉得在这里待不下去，就想走人。我请了假，背着两个旅行袋打算回上海。巧的是同车来的一个上海小姑娘，她妈妈也生病了，我们二人就一同上路了。我们先乘车到哈尔滨，再乘车到大连，那时知青基本上都不买票，我也如此，遇到查票的就躲到厕所，把门插上，或是开始查票时，车正好进站了，我就从一扇门下车，再从他们身后的门上来，跟查票的人兜起了圈子。哈尔滨是大站，查得严，我就在前面的一个小站下车。同行的小姑娘是小业主出身，比较怕事，到了哈尔滨就不敢再走了。我反正一门心思要走的，在大连买了张9块钱五等舱的船票回到了上海。

此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又不想再回去。听说崇明有农场，我就过去打听，但因自己的关系已转到外地，人家怎么能收呢？实在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又回到了连队。这下好了，兵团战士“临阵脱逃”，连队两百多人开会批斗我，逼我做检查。我只得照当时的政治口径说犯错误的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扎根边疆的意志不坚定”等，最后落了个警告处分。后来连长叫我在下大田和烧炉子两个活中二选一，我选了后者，即一个人负责烧七个炉子，没想到这一烧就是一年。烧炉子就是用两个箩筐一根扁担铲煤挑煤，再加上铲煤灰清炉子，周而复始。夏天不烧炉子，就到食堂扛面粉袋，和面做饭，我包饺子的手艺还是不错的。

我想打球，我要打进国家队

第31届世乒赛在名古屋举行，师部放露天电影，我拿着小板凳，坐在冰天雪地里看完了这部纪录片。在电影里，我看到了徐寅生、李富荣等上海籍运动员，我是边看边流泪。回到照相馆的小木屋，我点亮蜡烛，拿出从上海带到黑龙江的乒乓球板。或许是感到前途渺茫，或许是出于对乒乓球的情结，我倚在窗前，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之后我鼓足勇气，拿出信纸，含着热泪给徐寅生写了一封信。现在我还记得信的大意是：

尊敬的徐指导:

我是上海知青张德英，现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6年曾荣获全国少年冠军。看了你们在31届世乒赛的电影，我很激动和难过，只能说我想打球。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关注我一下。

信是发出去了，但没回音。后来徐主任说他没收到，收到的话肯定是要回的。第31届世乒赛后，各项体育活动都开始逐步恢复起来，我们师部与当地县里搞了乒乓球比赛，我也报了名。当时拍的照片我还保留着，木制的乒乓台凹凸不平，尽管条件不好，但气氛非常热烈。最后我与黄浦区原少体校的一名队员决冠亚军，我获得兵团的女子第一名。男子第一名是打削球的王昉，他后来也进入黑龙江队当陪练。现场的观众起哄说让男冠军与女冠军打一场，我还赢了他。

给国家队徐寅生的信没有回音，我就又给省队写了封信，先自我介绍是上海知青，现在在建设兵团一师，原来得过全国女子少年比赛团体冠军。省里接到我的信后就来联系了。因妈妈生病要回家一趟，我就顺道去了哈尔滨，跑到省队的训练馆。记得我是穿着北方的那种大皮靴进去的，而且当场试打了，省队教练一看不错，就决定要我，让我回去等消息。其实，此刻心里蛮慌的，因为有过想回上海农场的“前科”。兵团是属于沈阳军区管的，当时沈阳部队也有球队，但不是十分专业，当知道省队要调我后，是否会放我走呢？

调令下来了，果然师里不放我。但我铁了心要去省队打球，于是那晚我敲响了师长家的门，师长不在家，我就跪求他的爱人让她说服师长放我走，说我不想去当兵，只想到省里打球。师长老婆看我如此渴求，心软了，当着我的面给师长打了电话。第二天，我整理好行李，师长叫了部车，我拿了自己的档案材料，跟谁都没打招呼，只是和师长道了谢，就钻进了吉普车，车子飞也似的开走了。

我到了哈尔滨，进了黑龙江省队。我非常感谢看中我的那位教练，进队后他对我说，那天你穿着翻毛大皮靴，都能把我们省队的队员打败，我没有理由不要你。这样，经历了六七年的波折后，我重新开始了乒乓球的正规训练。

尽管我的岁数大了一点，但不久我就得了全省的冠军，接着代表黑龙江省赴京参加1972年的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我赢了梁丽珍，进入前八名，获得单打第三名，前八名里就我一个是来自省队的。梁丽珍对别人说，这个黑龙江人，东打一个，西划一个，不知往哪里打，像个土八路。有人跟梁丽珍说，她是上海人，是上海知青。我的目标不只是在省队拿一份工资打打球，我是立志要进国家队的。目标一旦确定了，我真是万般珍惜现在的机会，训练非常自觉，绝对刻苦。我练出的正手高抛发球，至今没人超过我。早上跟篮球队一起跑步，人家跑得多快啊，但我内心里响着的声音就是“我要进国家队，我要进国家队”，信念的力量支撑着硬是不落下。黑龙江冰天雪地，一路跑下来口罩、眉毛都是白糊糊的冰碴。我还在小腿绑着沙袋做蛙跳，让自己的步法更轻灵。人家礼拜天休息，我加班打球，而且还专找男队员练。有一段时间，我的推挡不太好，此时韩玉珍主动提出帮我练，我当然求之不得，推挡是她的强项啊。谁知她凌晨四五点钟就来敲我的门，那就练吧，反正我是拼了，满脑子就是尽快提高球技，早日进国家队。这一拼就是三年。

2018年5月12日，上海市老知青乒乓球比赛发起者张德英与当年黑龙江农场乒乓球队队友顾伟民（原上海市乒乓球传统学校风华中学乒乓球教练）在比赛馆内合影 图/王於竞提供

“借调生”

1974年，我们黑龙江队在南宁得了全国冠军，我是一路横扫对手，这在黑龙江乒乓运动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后来我还到男队训练，其中有一位教练是孔令辉的父亲。我想，这下可以进国家队了吧？但好久也没有什么信息。打听后得知对我进国家队是有些争议的，主要认为我的年龄有些大了。我心想自己已经拼到这个程度，因年龄问题这个客观存在的情况进不了国家队，又不是因为主观不努力、技术水平差。这个打击是很严重的，我还有什么前途呢？你们不要我，那我就不打了！甚至做了退役的打算，因为通向最高台阶的门被一个我无法改变的原因卡住了。真没想到，此时省体委和教练找我谈话了，说是刚刚接到国家队的借调函，借我去欧洲参加斯堪的纳维亚锦标赛。我一听，霍地站起身说：机会来了！

1975年10月，就在出国比赛前的一两周，国家队组织集训了。人家借调是轻装简出，我索性把行李统统搬进了国家队。我想，要是成绩不过硬，国家队不要我，我就直接回老家上海，何谈再回省队呢！一同去的辽宁队的隋建莹、李明、刘新艳都是国家队队员，已经在国家队好多年了。当时国家队分一队和二队，我在二队集训。去欧洲比赛的第一站在南斯拉夫，因出国了上街穿的是高跟鞋，像我这种常年穿运动鞋的人怎么能适应呢？结果在过马路时，被路上的石头绊了一下，脚当场肿了起来，痛得直冒冷汗，鞋子也穿不进去，严重到只得去医院诊治。第二天的比赛怎么办？我深知自己已没有退路了，此时也容不得多想，我全然不顾，坚持上场，咬着牙拼尽全力把比赛打完，并且一场没输。下场后，我的嘴唇都咬出了血，腿上乌青。和我一起出访的队友隋建莹说，张德英，我算服你了！我发自内心地说，我和你们不一样啊！我打不好就要回北京拿包走人啦。此后，在斯堪的纳维亚比赛中，总共28场球，我又是全胜。大概是因为成绩显著和精神向上吧，我正式进了国家队。

1976年4月25日至5月7日，第三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平壤举行。中国选手张立和张德英分获女子单打冠亚军。图为中国女队的合影（左一为张德英）

精神与命运

1976年，我作为国家队队员准备参加在朝鲜举行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出发前，我骑车去北京火车站送焦志敏的姐姐回黑龙江，因下雪天路上结冰，在崇文门附近车子打滑，我被摔了下来，只能推着自行车到医院治疗。结果关节严重扭伤，韧带也坏了，手臂肿得衣服都穿不了。近期不好练球了，急也没用，我就在房间内拿板颠球。

我从市少体校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前摔了一跤，打斯堪的纳维亚赛前摔了一跤，现在打亚洲锦标赛前又摔了一跤。但每次摔跤，我都没有“摔倒”，好像摔掉了坏的东西，留下的就是好的事情，反而更加向前了。人往往就靠着一股精神，这才真正叫苦尽甘来。尽管两个礼拜没上台练球，我在正式赛场上仍旧一场没输。如果说参加瑞典斯堪的纳维亚的比赛，是通过欧洲对手关，那么这次就是通过亚洲比赛关。欧亚的考验都合格了，我终于成为国家乒乓球队的主力队员。

1977年，我正式进入国家队团体赛的阵容，参加了在英国伯明翰举办的第34届世乒赛。在团体赛的关键场次中，我出战朝鲜队、日本队、韩国队，共打了4盘单打、3盘双打，皆以2∶0获胜，这在我的乒乓人生中是很重要的一章。颁奖仪式上，我激动得落泪了，内心非常感慨：“文革”三年，兵团三年，在省队又是三年，人生有几个九年啊！我脑海里像过电影般，闪过一连串自己在装卸、在筑路、在烧炉子的镜头，现在终于站在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1975年，第33届世乒赛后，全国搞起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乒乓队也整天开会、写大字报等。记得国家队还一度被下放到北京光华木材厂。你还别说，打球不累，倒是开会坐着屁股疼。所以通知我去开会，我就尽量敷衍，我知道进国家队不易，就是一门心思练球。训练之余，最好的休息方法就是看书。在国家队中，我是看书比较多的，尤其喜欢看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读物，如《拿破仑传》《第三帝国的兴亡》《武则天》等。晚上10点熄灯以后睡不着，就拿着手电筒看，从中提炼和领悟为我所需的思想层面的东西，以及精神与命运的关系。不是说我进国家队时岁数算大了吗？如何站住脚、如何获得世界冠军，一方面是靠刻苦训练，另一方面就是想从书中汲取知识的力量。我总觉得，人是要有股精神来支撑的，只有如此，你才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才会时刻保持旺盛的斗志。

我在国家队从1975年到1981年一共待了七年，打了三届世锦赛，退役时28岁。

1981年，张德英手捧第36届世乒赛女子双打冠军奖杯凯旋而归

退役前，我世界排名第一，起初队里还想叫我打双打，但我毕竟已28岁了。1981年底，全国比赛在河北石家庄开战，国家队队员全部回省参赛，最后是黑龙江队与上海队争冠亚军。我跟队里说了，与上海队交手，我不上场。但教练非要我上，焦志敏是我带出来的，此时也 “拎不清”地劝我上。结果我还是让掉了，对此焦志敏一个劲地哭，其他人也怨三怨四的。我说，可以了，黑龙江队冠军拿过了，第三名也拿过了，这次拿个第二名，就全了。我说不要上，你们都不听，怎么办呢？她们不响了。赛后我就调回上海了，领队责怪我不早说。可这事怎么能早说呢？能干自己老本行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样，我就在上海队任教练，带一批小选手。人的一生总是曲曲折折，就是要在锲而不舍的努力中，实现自己每一阶段的人生规划。说实在的，我当初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就是“三部曲”：第一，打进国家队；第二，入党；第三，回故乡上海。我当初的规划全都终于实现了。

我是喝黄浦江水长大的，我是上海的女儿。拼搏了一生，有艰难，也有辉煌，我这辈子值了。

（节选自上海通志馆、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国球之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文章有删改。图片来源：张德英本人，部分来自上海通志馆、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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