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超蝴蝶效应什么时候上映(细数那些足坛的蝴蝶效应，小人物也有大高光)

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总觉得历史是由大人物左右的，然而在关键的节点上，一些小人物往往才是决定事情最终走向的关键。这种由点及面的巨大震动，我们可以称之为蝴蝶效应。而在足球界，这种事情比较罕见，但也有个例可循。

(图)著名的让-马克-博斯曼，由他而形成的博斯曼法案，这才有了自由转会

让-马克-博斯曼，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这位坚持己见的草根球员，为了自身的利益长期与外部势力做着抗争，最终在1995年胜诉，从此改变了足球世界的商业秩序。《博斯曼法案》的核心内容多数球迷都很熟悉，就是彻底放开球员贸易，原则上允许自由球员的无条件转会，不再受到过去条条框框的限制。

然而这并不是法案的全貌，我们今天的叙述，就从这里开始。

|“3 2”外援限制的解除：欧洲赛场迎来新时代

《博斯曼法案》中还有一个核心的条例，对俱乐部的欧战表现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1995年底博斯曼胜诉之前，欧洲球队参加欧冠等三大杯赛，恪守着严格的“3 2”外援准则：一支球队在欧战中出场比赛，他们只能派出3名非本国球员，最多可以加上2名被“同化”的外籍球员，比如出自所效力国的青训梯队或者旅居达到一定年限等等。

而在大不列颠的体系内则更加严格，一支英超球队中，只有英格兰球员算“本国”球员，苏格兰和威尔士等足协旗下的球员一律算作普通外援。这种苛刻的限制，对比赛的影响是巨大的。

弗格森治下的红魔，在早年间就备受折磨。1993-94赛季，是他执掌球队之后阵容最为鼎盛的一个赛季，他们以一套均衡的442体系在国内赛场掀起疾风骤雨，在爵爷时代首次斩获国内双冠。无论国王坎通纳的君临天下，魔幻双翼吉格斯和坎切尔斯基的翩翩起舞，乃至基恩的血性，帕里斯特与布鲁斯的默契，还有舒梅切尔的沉稳从容，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图)1993-94赛季的曼联非常强大

时任曼联掌门人马丁-爱德华兹也曾在自传中坦言，那是92班登堂入室之前，他印象最深的一支球队，最可惜的就是在欧冠赛场没能有更大的突破。当时球队的常备先发中，有舒梅切尔、坎切尔斯基、罗伊-基恩和坎通纳等几名纯外援，但到了欧冠赛场他们中只能有3人首发登场，一旦本土球员遭遇伤病潮，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在1993-95年这段岁月中，弗格森有时甚至会放弃舒梅切尔，让替补门将在欧冠中亮相，以谋求阵容在合规的情况下达到平衡。然而现实非常残酷，重回欧冠赛场当时的曼联本就缺乏经验，在这种制度的约束下更显得捉襟见肘。

但是欧足联的“3 2”制度其实是违规的，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基本准则之一，早年间欧共体的相关条约就有明文规定，不能以国籍为条件限制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对欧战外援施加的限制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随着博斯曼的胜诉，欧战中对于外援的严格限制在之后的赛季解除了，而曾经受害很深的曼联，也很快在1999年得偿所愿。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与拜仁那场欧冠决赛，在基恩和斯科尔斯双双停赛的情况下，按照1995年之前的规则，曼联在阵容的安排上会更伤脑筋，不会只是让贝克汉姆回撤踢拖后中场，吉格斯顶到右路这么简单了。

(图)1998-99赛季曼联夺得三冠王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心，后来的欧洲足坛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包容性。2010年那支五冠的蓝黑军团，常备首发中竟然没有一名意大利本土球员。如今多国部队已成为豪门球队的标配，不同风格的足球想入融合，才能共同进步创造新的未来。

(图)2010年可称为国米年，不过看一眼这些常备阵容里意大利元素极少

博斯曼是一个撬动足坛规则与秩序的小人物，而比他早20年多，有一位身居要职但鲜为人知的裁判，在足坛规则的颠覆上，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从时代洪流的大背景下来看，他也只能算一位小人物。

|红黄牌之父的传奇经历：肯-阿斯顿重塑美丽足球

二战之后足球运动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逐步成为了全世界最受瞩目的竞技项目，随之而来的“功利型流量经济”，让比赛本身有些变味。在大型赛事中，多数球队更注重防守，企图先稳住后防再寻求机会反击。

在这种环境下，比赛的场面逐渐变得相当难看，流畅而华丽的进攻配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粗野的犯规和无休止的争吵；同时一些国家还会引进其他国家的大牌球星，直接归化到自己的阵容中，在内部“帮派”也埋下了很多隐患，这些都让足球未来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图)圣地亚哥之战的暴力行为

在1962和1966年世界杯上，都发生了很有名的案例。1962年智利世界杯上，意大利与东道主的比赛，堪称是足球史上最肮脏的一场球，甚至没有之一，史称“圣地亚哥之战”。双方的球员无所不用其极，暴力铲球和你推我搡已经算不得“大动作”，肆意掌掴乃至狂踢倒地球员的现象都难以制止，最终让世界哗然。

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东道主在1/4决赛与阿根廷队狭路相逢，两队采用的都是很先进的类442阵型，整体性强比赛节奏很让人窒息，但是火药味也非常浓，小动作很多且犯规接踵而至。

(图)1966年英阿大战的混乱场面

双方就在不断的摩擦中进入下半场，而阿根廷的队长拉廷总是向裁判抱怨，最后不堪其扰的主裁将他驱逐出场。然而“硬骨头”的拉廷不吃这一套，一直逗留在场上僵持着，最后裁判监督下场调停，才最终解决了争端，拉廷就这在闹剧中离开了。

而这两场比赛，都与一个人息息相关，他叫肯-阿斯顿，绝大多数球迷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1962年那场“圣地亚哥”之战他担任主裁判，而1966年的英阿大战他就是那位下场调停的裁判监督，同时也是整届杯赛的总裁判长。

这一系列的失序与混乱引发了他的深思，足球比赛必须要量化惩罚的依据，任由裁判员自行决定的话场面容易失控，很多时候也难以服众。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最终却在偶然间被交通信号灯所吸引，也激发了他的灵感。

(图)红黄牌之父肯-阿斯顿

最终这一灵感转化为了今天的红黄牌制度，轻微的犯规会被口头警告，严重一些的会被黄牌警告，而极为严重的犯规和暴力行为，则会被罚令出场。自从惩罚规则量化之后，足球比赛又恢复到了正常的轨道当中。

随着红黄牌和换人制度的引入，足坛在1970年之后开始重新焕发活力，攻势足球抬头，全能足球等先进的战术理念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而经过了20多年的风云变化，又是一位小人物推动了下一次足坛规则大变革的展开。

|范巴斯滕的终结者：万人声讨中推动规则进步

前文提到了1970年代的规则变革，让足球比赛的观赏性大幅度提高。而自从商业开化之后，这项运动就一直在功利与美丽间博弈。

时间来到1990年，上一次改革的红利消耗殆尽，在阿根廷功勋主帅比拉尔多的影响下，足坛的保守主义再度抬头，当年的世界杯场均进球数暴跌到2.21个，是历史的最低点。每当这个时候，FIFA的当权者们就要出来拯救这项运动了，最直接方式还是从规则入手。

(图)旧有越位规则下普拉蒂尼在进球被吹越位后的经典造型

所以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我们看到越位规则放宽了(处于越位位置的无关人员，不构成越位犯规），门将用手接己方球员的脚踢回传球被禁止了，主流联赛和杯赛也都从2分制变成了3分制，鼓励进攻的趋势显而易见。

不过比赛粗鲁性的问题依旧棘手，在保守主义盛行的年代，这永远是最大的顽疾之一。而此时要想解决问题，还得有一个契机，而促成这一切的，是法甲霸主马赛的中后卫：巴西莱-伯利。

他并非名气很大的球员，但是也能在豪门球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全世界对他的认识，多数就是通过1992-93赛季的欧冠决赛。那是盛世米兰与巅峰马赛的华山论剑，伯利是球队的功臣，他打进了全场唯一入球，帮助马赛拿到了法甲球队迄今为止唯一一座欧冠奖杯，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那个人的重伤。

(图)伯利制胜球帮助马赛夺得欧冠冠军

比赛最后时刻，伯利从身后凶狠地铲倒了伟大的范巴斯滕，荷兰人的脚踝无法承受的巨大的冲击，在无奈中被迫离场。而谁也没想到的是，这落寞的转身，竟是欧洲历史第一中锋，留给绿茵场的最后一个背影。

从此之后范巴斯滕再也没有参加过职业比赛，1995年不堪重负的他黯然宣布退役。而从那场决赛开始，声讨伯利的谩骂声从来没有停歇过，足坛的决策者们，也开始考虑如何遏制愈演愈烈的球场暴力，保护球员们不受伤害。

(图)伯利终结范巴斯滕的致命铲球

最终经过激烈的拉锯讨论，1998年前后，“背后铲抢会被红牌罚下”的规则问世，这也是迄今为止，传统足球竞技规则所经历的最大改变。从那时起暴力犯规的情况越来越少，梅西和C罗们能够尽可能地远离侵害，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

而千夫所指的伯利，意外地成为了这项重要规则实施的“推动者”，虽然我们认为他是"恶人"，但有些历史变革就是在争议中悄然到来。

时至今日，距离上一次小人物轰动足坛，又过去了20年时间，保守和粗鲁的足球又有抬头趋势。不过作为普通球迷，我们暂时还看不清未来变化的趋势，更无从知晓是哪位小人物，将对未知的足球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大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陪伴中见证历史，与足球一起观那花开花落与云卷云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