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刘歆(「觅史记」刘向：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下）韦力撰)

关于这两部重要著作的编纂方式，阮孝绪在《七录序》中称：“（孝成帝）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歆等雠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会向亡丧，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伎回略。”

九里山入口

刘向父子每校对完一部书就上奏给皇帝，刘向去世后，皇帝命刘歆继续从事编目写提要的工作，最后汇成了《七略》一书。而刘向每校一书，都会给该书写一篇提要，以讲明该书的宗旨，此后将这些提要列出就成为了《别录》一书。然而后世将这门学问称为目录学，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特意分辨了目与录其实是两回事：“目谓篇目，录则合篇目及叙言之也。《汉志》言‘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旨意即谓叙中所言一书之大意，故必有目有叙乃得谓之录。录既兼包叙目，则举录可以该目。……实则录当兼包叙目，班固言之甚明。其后相袭用，以录之名专属于目，于是有篇目而无叙者亦谓之目录。又久之而但记书名不载篇目者，并冒目录之名矣。”

九里山左侧之路

刘向父子在校书的过程中分别写出了《别录》和《七略》，那么这两部书有什么区别呢？张涤华在《别录释名》中总结道：“《录》《略》二书，体制大体相同，其主要区别，只是一繁一简，卷帙有多有少而已。正是由于如此，所以《隋志》和两《唐志》都称《七略别录》，这是全称。唐代以前读书所引，只标《别录》，那是简称。后来简称通行，全称渐渐不为人所知，甚至看到隋、唐等《志》所标全称，有人反而觉得很奇怪。”

《别录》《七略》中所写目录和提要有不少被班固转录在了《汉书·艺文志》中，而《别录》的大部分和《七略》的原文大概在南宋的时候失传了。但刘氏父子在校雠学上的开创之功被后世所颂扬，并且他们的校勘方法也为后人所沿用。徐兴无在《刘向评传》中说：“校雠学作为一门学问，其体例得以发明，规模得以形成，皆由于刘向歆父子的开辟之功。故中国的校雠之学，可以祖述至先秦，但不得不推宗于刘向父子，故章学诚作《校雠通义》，首篇《原道》，次篇即为《宗刘》。”

不知道是不是外星语

可见，章学诚极其推崇刘氏父子，故他在《信摭》中称：“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特著《校雠》之《略而未尽其奥，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他同时在《校雠通义·自序》中又提及：“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路途渐窄

刘氏父子的校雠之学不仅仅是校对版本的异同，他们所作提要也同样遍及学术源流，这正是章学诚看重刘氏父子之处。故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夸赞了章学诚的洞察力，同时朱一新也认为校雠目录学乃是梳理学术源流的重要方式，如果只是鉴定版本，这就等同于书商了：“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班《志》掇其精要，以著于篇。后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榷学术，洞彻源流，不独九流诸子，各有精义，即词赋、方技、亦复小道可观。目录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定文字异同为校雠也。……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多识书名，辨别版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由此穿入

章学诚为什么如此看重刘氏父子的校雠学呢？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看到了深层原因：“乾嘉的经学训诂奉许慎、郑玄为宗师，号称‘汉学’，而章氏的文史校雠则立足于刘向、歆父子的业绩之上，也恰好是汉人之学。章氏并不标榜‘汉学’以与‘宋学’争衡，但他特倡刘、班校雠，则非出于偶然，恐不免有与许、郑训诂暗中争胜之意。”对此，徐兴无在其专著中总结道：“从刘向歆父子到章学诚的思想脉络，是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与学术史观最为重要的建构过程。其体系包容古代的一切学术，其史观重视学术的时代意义。与偏重于‘尊德性’的宋儒不同的是，这一思想强调‘道问学’的意义。而与同样偏重‘道问学’的清代经学不同的是，这一思想反对经典主义，强调历史主义。”

安静的朱窝村

刘向在宫中校书的过程中，还写出了一部《列女传》《新序》及《说苑》，《楚元王传》中载有此事：“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看来刘向撰写《列女传》就是劝戒天子，更进一步说应当是劝戒后宫能够守规矩，而他的这几部书受到了皇帝的夸赞。

路边所见

对于《列女传》一书的价值，张涛在《刘向列女传的史学价值》一文中评价说：“《列女传》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妇女专史和通史，又是最早使传记脱离经、纪而独立成书的史学著作。”虽然说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列传，但那只是正史中的附属一部分，而并非独立成书的史学著作。故《隋书·经籍志》中谈到了刘向该书的独特价值：“武帝从董仲舒之言，始举贤良文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司马迁、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辅弼之臣，扶义俶傥之士，皆有记录。而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余皆略而不说。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

穿行到山脚下

然而，刘知几对刘向的这几部书评价不高，他在《史通·杂说下》中称：“观刘向对成帝，称武、宣行事，世传失实，事具《风俗通》，其言可谓明鉴者矣。及自造《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神仙》诸传，而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盖以世人多可欺故也。”

刘知几批评刘向书中所载故事有些是传说有些是虚构，而刘向在把这些故事录入书中时并未做史实上的考证，故刘知几感慨说：“呜呼！后生可畏，何代无人，而辄轻忽若斯者哉！夫传闻失真，书事失实，盖事有不获已，人所不能免也。至于故为异说，以惑后来，则过之尤甚者矣！”

由此登上

正是因为刘知几对刘向的批评，后世有不少学者都坚持了这种论调，但余嘉锡认为这种批评有些偏颇，他在《新序提要辩证》中称：“《新序》《说苑》，则虽本有其书，其文亦悉采之传记，然向既除其两书之复重者，与他书之但除本书之复重者不同；又删去其浅薄不中义理者，与《晏子》等书但聚而编之虽明知其不合经训亦不敢失者不同；盖已自以义法别择之，使之合于六经之义。况《本传》云采传记行事，《说苑叙》云更造以新事；则向又已有所增益于其间。既奏上之，以戒天子，亦以成儒者一家之言；故虽采自古书，仍不能不谓为刘向所序；犹孔子因鲁史修《春秋》，述而不作，要不能谓《春秋》非成于孔子也。”

再见碑亭

余嘉锡的比喻很好，因为刘向只是记录历史故事，这就如同孔子修《春秋》述而不作，故余嘉锡认为：“夫一书有一书之宗旨，向固儒者，其书亦儒家者流，但求其合乎儒术无悖于义理足矣，至于其中事迹皆采自古书，苟可以发明其意，虽有违失，固所不废。譬之赋诗断章取义，要在读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耳。”

刘向所作《列女传》对后世影响很大，该书后世多有翻刻，然对这部书的理解却渐渐发生了歧义。因为刘向作的是《列女传》而非《烈女传》，一字之差性质就完全不同，《明史·列女传序》中说道：“刘向《列女传》，取行事系为鉴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独贵节烈也。魏晋以降，史家乃多取患难颠沛、杀身殉义之事。盖晚近之情，急庸行而尚奇激，国制所褒，志乘所录，与夫里巷所称道，流俗所震骇，胥以至奇至苦为难能。”

亭中之碑

对于该书，徐兴无认为：“《列女传》既开创了女性人物类传的体裁，又开创了社会边缘人物类传的体裁。这种体裁不同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主流人物类传，其文字短小简洁，事迹往往出于传说，又往往配有颂、赞或图谱，易于传颂宣教。后世的《列仙传》《列士传》《孝子图传》尽管非刘向所作，但皆依托于刘向名下。”

在史学方面，如前所言，刘向父子还有补《史记》之事，《后汉书·班彪传》中称：“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

碑面状况

此处仅称有好事者续补《史记》，关于谁是好事者，李贤在注中称：“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而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中也点出了多位续写《史记》之人，他把刘氏父子列在了最前面：“《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这些都可看出刘氏父子在史学的多个方面都作出过重要贡献。

碑额

刘向去世后葬在了彭城，即今日的徐州。对于刘向墓的具体位置，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二十三中称：“获水于彭城西南回而北流，迳彭城，城西北旧有楚大夫龚胜宅，即楚老哭胜处也。获水又东转，迳城北而东注泗水，北三里有石冢被开，传言楚元王之孙刘向冢，未详是否。”

《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礼仪部三九·冢墓四》中引用了刘宋戴延之所撰《西征记》中所言：“彭城南有亚父范曾冢，冢高四十余丈，东北有隧道。其城北三里有刘向墓。泗水东三里，汉大夫龚胜冢石碣犹存。”

立在正中

看来刘向墓确实处在徐州城，2012年5月30日，我前往徐州城北九里山寻找刘向墓碑，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寻得。关于该碑的情况，徐兴无在《刘向评传》的小注中有如下解释：

1999年，徐州城西北九里山发现刻有刘向姓名之旧碑，立亭九里山麓。有言遂以为刘向墓碑。王中文主编《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刊及巨涛《徐州汉风——电视专题片文学本》一文称：“在徐州北郊九里山的荒坡上，我们找到一方墓碑。碑阴‘先贤中垒校尉刘向’十一个字，证实了碑主就是汉代大学者、大文学家，中国乃至世界文献学的宗师刘向。”2002年11月，我曾至九里山参观九里山“汉楚元宗刘氏墓表”碑亭，乃明代所立，文有漫漶，然可辨上镌刘向、刘知几之名。碑侧又有民国时人补镌之文字。故此非为刘向墓碑，而是彭城刘氏墓地的碑记。

背面碑额

即便如此，也可说明该碑确实是彭城刘氏墓地的碑记，而刘向父子的遗迹留传至今者以此为最古，故为了写本文，我在2018年7月21日再次来到了徐州，而本次打搅之人乃是当地的爱书人肖艳波及其同伴张庆会。张先生开车带我先来到了徐州名人馆，在该馆的院落中我看到了刘向、刘歆父子的铜像，此像的场景也是父子二人校书的状态，然而说明牌上却仅有刘向之名。转天张庆会带我再次来到名人馆时，在该馆内看到了多位徐州名人塑像，其中当然有刘向，但遗憾的是依然没有刘歆。

从徐州名人园驶出而后穿过一个长长的隧道，向徐州西北方向驶去。再一次来到了九里山，在登山的台阶前我却回忆不起当年的路径，张先生问过几个人都称是外地来者，正是这个打听过程使我的记忆渐渐恢复，而后我带着肖艳波沿着九里山左侧的一条小路一路走下去。如今这条路已经变成了垃圾堆放处，我二人庆幸没有让张先生把车驶入，否则掉头都十分困难。

涂鸦上了亭顶

前行之路被垃圾所阻断，于是穿入下方的村庄，在村内遇到了几个休息的妇女，肖艳波向他们打听路径的同时等候张先生停好车后赶过来。我四处探看，希望能拍下村牌，奇怪的是，看过多户，均无门牌号。我向一位妇女请教本村村名，而那位妇女却白了我一眼，肖艳波用当地话问另一人，那人扑哧一笑后说叫猪窝。这样的村名倒令我二人一愣，后来此人解释是说是朱元璋的朱，但即便如此，村名叫窝还是挺少见。而另一位妇女称，附近的几个村都叫张窝、李窝等。但比较起来，还是猪窝更令人能记住，难怪解释之人一笑。

张先生用水倒在碑上

在村中向人打听刘向墓，大多数人能够指出前行的方向，看来这块古碑在当地基本上是家喻户晓。我们三人穿村而过，走到这一带，让我迅速想起了当年的情形，于是很快找到了山坡上的碑亭。然而有一段路坡度太陡我无法登上，张兄年轻力壮，他在后面用力推我，终于让我再次登临此碑亭。

九里山

站在碑前细端详，与当年的所见已经有了些不同，而我上次来时看到此碑上喷涂着“NBA”的字样，如今所见碑面仍然有涂鸦在，但NBA已不知去向。更为奇特的是，这个碑亭顶上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涂鸦，我好奇于涂鸦者如何能够登上亭子的上方，而张先生则认真地向我分析着登上的方式。

徐州名人馆内的刘向塑像

站在四围观看，当然找不到刘向的墓丘，但旁边却有几座老坟，从制式看，显然不够古老。虽然千年以来已无人知道刘向墓的具体位置，但他长眠于此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于是我面对青山鞠了一躬，以此来表达我对这位前贤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