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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英、美等国对日采取了绥靖政策，深感失望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争取国际支持，以对日本不断升级的侵华活动有所掣肘，一度把争取外援的目光重点转向与之一直有着较好合作关系的德、意等国。

一、为何选择德国？

而德国在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后尽管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但海外市场和军备均受到严格限制，急欲摆脱战败国地位和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以图在军事和经济上重新崛起。中国作为德国最大的远东市场，在德国战后振兴中无疑有着重要地位，于是德国政府也迫不及待地希望发展同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关系。在双方互有所需的基础上，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的关系有长足发展。

国民政府与德国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起始于自1927年起就担任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德国退役军人马克斯·鲍尔与蒋介石的交往。马克斯·鲍尔从1905年起就在德国总参谋部服役，欧战期间，因他与德国军事工业及重工业部门的密切联系，从而成为鲁登道夫的得力助手，为筹划“兴登堡计划”保障装备供应而获得了盛誉。

马克斯·鲍尔与蒋介石的接近得力于对蒋有较大影响的张静江、戴季陶、朱家骅等人的引荐。蒋介石早年就对德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向往不已，对德国的军事科学和军事训练尤抱仰慕之心，而马克斯·鲍尔在与蒋介石会面后，为蒋写的首批备忘录中所陈述的一系列涉及到政治、军事、文化、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见解和建议，以及发展国家的方案，也深合蒋介石之心，故很快得到蒋的信任。蒋介石给马克斯·鲍尔以很高的个人礼遇，并称他为自己“唯一的欧洲朋友”。

1928年3月，马克斯·鲍尔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陈仪一起率领一个考察团前往德国，他此行带着蒋介石交给的两项任务：第一，为德国工业界加人中国经济振兴而进行全面接触；第二，为蒋介石物色长期在华的顾问团人选。

由于马克斯·鲍尔与德国军界和工业界的广泛联系，加上原德国国防军中大批现役军官退役，昔日驰骋疆场的军人强烈希望能到海外一展才能，因此在马克斯·鲍尔返抵中国时，为蒋介石带来了一个包括军事训练、军械装备补给、民政警事、铁路专家、经济学家、化学工程师和医生在内的26人规模的顾问团。

由于马克斯·鲍尔的作用，德国顾问团全面介入了国民政府的军事、训练、航空和国防工业等重要部门，也为德国大垄断财团和工业企业与蒋介石挂上了钩。然而，就在马克斯·鲍尔为推进德国军界和工业界与国民政府进一步合作而努力时，却在武汉前线助蒋指挥作战时染上天花，于1929年5月在上海去世。马克斯·鲍尔病死后，他在蒋介石身边的位置最初一度由德国名将鲁登道夫的另一名助手克里伯继任，但蒋对其声望和能力感到不满。次年5月，仍由鲁登道夫介绍，原德国参谋本部作战部主任魏采尔将军来华担任了蒋介石的首席顾问。

魏采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德国参谋本部作战处处长，中将军衔，具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来华后即参与了蒋介石针对、冯的中原大战和对苏区红军的围剿，在“一·二八”淞沪作战中也参与了对中国军队的部署和指挥，并对国民政府整编军队提了不少建议。

二、德械师的装备背景

伯魏采尔与马克斯·鲍尔不同，缺少与德国财界、工业界以及军火商的密切联系，而蒋介石其时因连年内战，对武器军械有着大量需求；加上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日趋激化，国民政府在进行国防准备和国家工业建设中，对与德国各界建立广泛的联系有着更迫切的需要。

于是曾任德国陆军总司令、巴黎和会德国军事代表的著名将领塞克特上将在蒋介石多次邀请下于1933年4月赴华旅行。塞克特在访华期间向蒋介石提出《中国陆军改革意见书》，主张中国应创设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小型精锐部队作为核心武力，以备日后作无限制扩张之基础，受到蒋介石高度重视。通过多方努力之后，塞克特将军于1934年4月正式来华担任了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总顾问。

蒋介石对塞克特高度信任，倚重良深，另授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托人”的特殊头衔，这一头衔使其能正式参加蒋介石及其高级军官的重要会议和庐山谈话会。

在塞克特的帮助下，蒋介石在组织、训练、武器和装备新的中国军队中、得到德国顾问全力以赴的帮助。首先，在塞克特任蒋总顾问期间，德国顾问团的组织不断得到强化。自塞克特来华后，国民政府各军事机关聘用的德国军事顾问从原先的26人增至64人，1935年又增达70人。蒋介石接受了塞克特和其他德国顾问的建议，以德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方法训练部队，以德国的新型武器装备各部队。

在德国顾问协助下，南京国民政府购置了48门卜福斯山炮，编成山炮队，由德国顾问负责训练。又在1936年购置了48门摩托化榴弹炮，在德国顾问协助训练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完全现代化的重炮兵团。在军事教育方面，相当一批德国顾问先后在中国陆军大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以及根据顾问团建议建立的各兵种专科学校中任教、任职，中方也选派青年军官赴德深造学习，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

德国顾问还参加了修理、整备长江要塞炮台等中国的对日作战准备工作。除了帮助建设现代化军队外，德国顾问团也积极推动中德间的军火贸易，以及帮助国民政府与德国军火商和工业巨头建立起密切的交换和合作关系。1931年，德国政府就曾允许中国利用德国技术在短期内建设能供应60个师之用的兵工厂，并表示愿以过剩之铁道机车5000辆，各式客货车20000辆，廉价售于中国。此议因同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下台而被搁置。在塞克特任介石总顾问后，其为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军火工业发展规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1934年8月，在塞克特的穿针引线下，中德经谈判签署了《中国矿物及农产品同德国工业品及其他产品的易货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德国将以大批军火、重工业企业设备以及提供信贷资金等方式来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军队.打下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发展的基础：而中国将加紧组织农矿产品和加速开采钨、锑等稀有矿藏向德国出口，为德国供应所需的战略原料，帮助德国摆脱原料短缺的境地。

在中德《易货贸易协定》签署后，中德间的贸易往来得到更为迅速的增长，特别是德国对华的武器弹药出口，1935年时为84.1万马克，次年便增至640.5万马克，占据了德国出口军火总额的28.8%。另据德国官方公布的有关数字，1933年，德国产品在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为7.9%，1936年时已增加至15.9%，超过了英国和日本，仅低于美国产品所占比例一个百分点。

而在1936年中国产品的出口总额中，德国所占比例也已取代英国占据第三位。德国在华商家1936年时已达104家，在华贸易商也有293家，在华商船航行吨位有262.4万吨，投资铁路(不含东北)也达1256公里，由于中德之间贸易往来日趋紧密，两国贸易总额的增长十分惊人，1933年时为1.16亿马克，至战前，两国贸易总额已达2.627亿马克，德国对华投资总额(包括企业投资、政府贷款等)也从1931年的8700万美元增加到1937年时的3亿美元，在列强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由第7位上升到第3位，仅次于英国和日本。

特别要提到的是，1936年2月国民政府派出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顾振为团长的代表团对德国进行的访问。这个代表团在德国受到希特勒以及德国防部长接见，其最主要的成果是与德国政府签署了高达1亿马克的货物信用借贷，此款将专门用于购买军火及重工业设备，年利5厘，无折扣、佣金、手续费等，中国因此而成为德国军火最大的买主。

而随着大批德国军火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中国的农产品和钨、锑等战备原料也大量运往德国。据1937年1月德国国防部经济处的一份采购清单，自中德1亿马克商业信贷合同签署之后，中国方面向德国提供了大批的农产品(包括已交付、在运途中及已办理购买手续的)，其中包括蛋品644吨、豆油850吨、芝麻6500吨、棉籽油2095吨、桐油100吨、花生仁1000吨、花生油1000吨、蚕茧150吨。中方并宣布，在当年4月底之前，还将向德方交付豆油5000吨、花生油4000吨、芝麻11625吨、花生仁14000吨。

随着双方军事、经济往来的加强，两国间在文化和外交方面的关系也日益密切，1935年5月13日，两国政府宣布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程天放为新任中国驻德国大使。此间虽然塞克特因病归国，总顾问职务由曾任德国陆军军事与训练总监、步兵学校校长的法肯豪森接任，中德关系仍有进一步的发展。1935年8月，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柏林举行，南京国民政府以王正廷为团长，率百余名运动员前往参加，这在中国体育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四、与德国的波折

中德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比较紧密，但也并非没有波折，首先出现的风波是由德国国防部与两广地方实力派私自建立关系引起的。

如同这一时期中国外交都不免带有中国内部派系纷争的烙印一样，中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常直接影响到政府外交的进行。由于两广实力派与南京蒋政权的长期不睦和对立，当蒋介石得知德国方面与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也签订一份以货易货协定，并帮助陈济棠在广东建立弹药厂的消息后，南京政府认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行径，遂向德方提出强烈抗议。

1935年5月17日，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瑞贝尔直接致电希特勒，指出：“维持德国军火工业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先决条件是加强我们的德国顾问团的职能和影响，任何不利于这一目标的行动都会损害我们同中国的关系”。

“薄的政府从未像现在这样巩固，这意味着广东的政权不可能与蒋对抗很久。如果我们自以为既可以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又可以亲近它的对手的话.我们是在走钢丝，我们将失去南京政府的信任，导致两面落空的危险。”

考虑到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一周后德国政府决定召回在广东的德国顾问，同时停止了与广东方面签订的协议。尽管此一事件对中德关系并未产生大的不利影响，但也说明德国与国民政府关系的发展是以现实利益权衡的，德国对华战略的着眼点是取得战略原料和中国市场，而国民政府对德方针的出发点则为军火与军事技术引进，两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吻合起来，但也存在着内在的不确定性。

而这种不确定性在20世纪30年代中日关系日趋恶化的情势下，在涉及到中德两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时，就成了导致两国关系出现逆转的主要因素。

在对待中国和与日本的关系上，由于德国担心日本的扩张会损及德国在华利益，因而不希望日本扩大侵华，故而在中日冲突上德国最初表现了较为“中立”的立场。而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不断扩大，日本政府对德国继续执行两面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德国希特勒政府出于其全球战略的考虑，逐步明显倒向日本。

1936年4月30日，德国政府为了取得中国东北地区的农矿产品，尤其是大豆，与“满洲国”签署了《德满贸易协定》。该协定共14款，内中竟然保证德国货物将充分输入“满洲国”。对德国与日、“满”的往来。

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了抗议，指出：“德国政府深知所谓‘满洲国'为一以非法手段造成且未经世界自尊国家承认之组织。中、德两国睦谊素敦，而德国政府竟签订此种性质之协定，不胜遗憾。”然而，德国政府却解释说“此合同纯属商业性质，丝毫不含承认满洲国意义”。

德国政府不顾南京政府的抗议，在该协议到期后，又于1937年5月同意将其延长3年。不仅如此，由于德日两国在对外扩张方面的共同点，且两国都视社会主义的苏联为其潜在的敌人，故在反苏问题上有着一致的需要。

于是从1935年起，德国与日本就谈判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进行了秘密磋商。在得知这一动向后，尽管南京政府曾通过外交和军事两方面的渠道，向德国政府表示了对德日结盟倾向的不满和疑虑，但德国希特勒政府对南京政府的强烈反应不予理睬，考虑到严峻的对日形势以及继续争取德国援华的需要，南京政府对此采取了隐忍静观的立场，但中德关系已蒙上浓重阴影，从此变化莫测成为中德关系发展的新特点。

五、国军中意大利因素

同发展与德国的关系一样，“九一八”以后，国民政府也相应发展了与意大利的关系。意大利在墨索里尼上台后建立法西斯专政，并奉行对外积极扩张政策，为与英法等国争夺地中海和北非势力范围，也急需在中国取得贸易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故而对改善对华关系也采取了积极态度。1933年7月1日，中、意两国政府代表在南京签署了《解决中意庚款协定》。

7月12日，正在欧洲访问的宋子文赴意大利访问。宋子文在意期间拜会了墨索里尼，在与墨索里尼会谈中，宋子文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日本的对华政策，指出日本有统治世界的野心，世界其他国家将不得不起来制止。

为争取意大利对中国抵御日本侵略的支持，1934年4月8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致函意大利外长，正式提议将两国使馆级别升格，并说明此举将对世界政治关系发生极大影响。此后，两国间使馆升格的谈判便开始积极进行。

对此，墨索里尼的指示是：“代表亚洲文化者，贵中华民国；代表欧洲文化者，吾罗马。贵我使馆升格，是为当然，请即转陈，迅办速决。”

1934年9月26日，中、意两国代表在南京互换照会，同意将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10月17日，中国政府委派刘文岛为首任驻意大利大使，这是南京政府派往西方大国的第一位大使。中意使馆升格后，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意

大利政府先后派出海军、空军、财政顾问赴华，帮助中国建立飞机制造厂等军事工业，创办航空学校，建设中国空军。南京政府也不断派出陆、海、空军官及警察数百人到意大利学习，所需费用均由意大利政府负担。然而，好景不长，两国关系因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而发生逆转。

当时国联通过决议制裁意大利的侵略行为，中国投票赞成，引起意大利强烈不满。墨常里尼为此质问刘文岛，称：“自阁下来意，意国精神上支持贵国使馆升格，物质上即就贷建飞机制造厂与招待费而言，尽力亦巨，奈何也用经济制裁我?!”

刘文岛解释了中国的为难处境，说：“吾国如不遵国际联盟之决议而制裁贵国，则在道德上、法律上、成例上将不能要求国际联盟制裁日本之侵华矣。”墨索里尼闻言而起咆哮说：“我坦白地告诉阁下，国联已出卖中国，国联为什么制裁意大利而不制裁日本?”

次日，意大利外长齐雅诺为了诱迫中国就范，达到分化国联的目的，亲自来到中国驻意大利使馆，提出“贵国若取消对意制裁，意国愿即行对贵国取消不平等条约，并即退还天津意大利租界”。

然而，南京政府外交部经郑重考虑后，没有改变立场。刘文岛给齐雅诺的答复是：“中国立场只是实行国联决议案”，并表示：“中日问题为中国生死关头”，“利害权其轻重”，婉却了意大利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乘虚而入，中意两国关系逐步趋于冷淡。1936年日、德、意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后，意大利与德国一样，成为日本同盟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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