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中国人图片高清(尼日利亚，浙商“凶猛”)

1、

尼日利亚，浙商“凶猛”

尼日利亚，西非明珠。从2014年开始，它超越南非成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世界第26。

在这块非洲最大的市场，中国的浙商异常“凶猛”。

今天的尼日利亚，有将近10万中国人，在八九十年代，这个数字仅仅只有5000人左右，大多数是香港的投资者。而从2000年开始，在欧美国家闯荡多年的浙商，发现了这块极富潜力的非洲市场，开始了非洲冒险之旅。

最早的“猛人”，是来自舟山的孙国平。

1989 年，孙国平作为某工业设备的业务员，前往尼日利亚推销设备。跑了几年市场之后，孙国平发现了商机：中国商品在当地很受欢迎，一些尼日利亚的家庭在为女儿准备嫁妆的时候，都以能用上中国商品感到骄傲。但可惜当时中国商品到达尼日利亚的渠道有限，中国商人更是很少知道这块市场。

于是孙国平辞掉了工作，在尼日利亚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1999年，孙国平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租下一大片仓库，分别改建成商铺、超市、公寓，并提供清关、运输等一系列服务，尼日利亚的中国城，就这样发展起来。

有了硬件，下一步就是招商。孙国平跑回浙江，各处演讲，跟浙江老乡们宣讲尼日利亚的商机，鼓动他们前往淘金。

“在中国卖30块的鞋子，到了尼日利亚能卖100块，还供不应求。不要小看尼日利亚的购买能力，那里有1亿人口，现在正在改革开放，就要成为非洲最有钱的国家”。

对商机有着敏锐嗅觉的浙商们，立即蜂拥而至，没过多久，整个中国城的商铺就全被租满，开启了十年的辉煌。

与此同时，浙商，如同商界的“游牧民族”，正在世界各地寻找丰美的水草之地。“近水楼台”的东南亚，发达的美国、日本早早的被广东人和福建人占据了，浙商们只能远走欧洲，从匈牙利到法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德国，处处都能见到浙商们的生意。

只要有生意可做，哪怕是非洲，他们也会愿意冒险。在欧洲，浙商们是“不死的中国人”，他们没日没夜的劳作，穷尽一生都在积累财富，等到赚够了就衣锦还乡，哪怕是没赚到钱，最终也要落叶归根，所以欧洲人总说自己从未见过中国人的葬礼，他们是“不死”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在欧洲也只能打价格战，以低价获得市场。

种种误解和差异，让浙商们在早期闯荡欧洲时受尽了排挤和歧视。

而在非洲，这种歧视是不存在的。中国商品是硬通货，浙商们更是受到了尊敬，这一切，都要感谢几十年前的开路者，在孙国平发现尼日利亚这块宝藏市场之前，早就有中国人为他们打下了基础，为中国商品背书，其中，就有一位资历相当惊人的“浙商”。

2、

前浪，

“香港名流”打下的品牌

1916年，浙江海宁袁花镇查家，出生了一位男婴，名叫查济民。

这个海宁查家，就是著名的“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康熙皇帝御笔亲题“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的名门望族。

查济民在浙江生活了20余年，就读于浙江大学附属工业专科学院的纺织印染专业，毕业后跑到当时的“大成纺织”工作，结识了中国两位商界巨子，刘国钧和卢作孚，并师从学习。1948年，查济民全家搬到香港，也几乎同时，他的族弟查良镛（金庸），也来到香港打拼。

金庸在文坛纵横，而查济民在商界叱咤。不仅在香港拥有大型纺织厂，成为香港的“纺织大王”，还独具慧眼，相中了万里之外的尼日利亚市场。

1964年，查济民在尼日利亚投资了当时非洲最大的纺织厂，占地76亩，纺织机2235台，招募员工6000多名，日产印染布600万码。

这家工厂一直繁荣了20多年，这里不仅薪资高，待遇好，而且出粮准时，还有不错的上升渠道，当地人都以能够进入中国工厂工作为荣。

许多人可能对于非洲的工人有种不好的印象，就是他们散漫不听话，效率和中国工人相比更是大打折扣。但尼日利亚的工人们不一样，他们其实非常勤劳，在查济民的工厂，稍加培训后的工人，效率可以达到中国工人的九成，而薪资却只有中国工人的十分之一。

查济民的工厂还为当地员工建立了图书馆、足球场、健身房、酒吧、室内室等一系列娱乐场所，并组织员工进行足球比赛，甚至还出资组建了一支职业足球队参与尼日利亚足球联赛，成为尼日利亚著名球星、为尼日利亚打入世界杯首球的拉希德·耶基尼最早起步的职业足球俱乐部。

可以看出，他从一开始，就想把这个工厂当成长期的投资来好好经营。

从70年代开始，尼日利亚发现了大量石油资源，使得这个国家靠贩卖资源迅速致富，暴富后的尼日利亚政府晕了头，放弃了过去对制造业的支持，使得尼日利亚的制造业陷入了30年的衰退，大批制造业工人失业。而查济民的工厂却可以在这波制造业寒冬中逆流而上，除了在尼日利亚各地兴建分厂之外，还成为第一个年营业额超过10亿奈拉（约合当年的 1.08 亿 ~1.24 亿美元）的纺织制造企业，雇佣员工也达到了一万余人。

查济民在这里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赢得了尼日利亚人民的信任和尊敬。

正是因为有了查济民这样一位“前浪”，后来的浙商来到尼日利亚，才能够有一帆风顺的开局。

浙商们在尼日利亚度过了近十年的“蜜月期”，凡是哪个时候来的，都早早分到了一杯羹，有人更是在这里发家致富，走上了职业投资人的道路。

可这样的蜜月终归还是结束了。

尼日利亚政府开始意识到光靠卖石油，始终不长久，而且无法解决那么多的就业人口。想要国富民也富，还是要发展制造业。于是开始大力扶持本土制造企业，一旦觉得某种外国商品影响到了本土企业发展，就开始打压，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商品。

从此开始，浙商的“猛人”们为了继续赚钱，与尼日利亚不断修改的规则进行着斗争。

3、

在尼日利亚，

浙商们终于重复了欧洲的经历

温州鞋商章耀光，就是与规则斗争最猛的人。

作为最早一批来到尼日利亚的浙商，章耀光前几年靠着把温州的鞋子进口到尼日利亚，赚了许多钱，一年大约有2000万元的市场。

但是在2004年1月，尼日利亚政府发布了“禁止进口商品名单”，包括男式皮鞋在内的41种商品禁止进入尼日利亚市场。不愿眼睁睁看着一年2000万元的市场泡汤，章耀光根据规则，在尼日利亚本土投资建厂，自产自销。

建厂之后，章耀光发现尼日利亚的工人不仅薪资低，只相当于中国工人的六分之一，而且干活认真，非常听话，非常珍惜工作机会。

假如公司要开除一个工人，他会立马下跪求情。有一次因为一名当地工人有点“不听话”，要被开除，十几名工人一起向中国管理者下跪：“求求你不要开除他，他家里还有4个孩子”。

这样的场景让章耀光至今难忘，后来他将工厂撤掉，都还在怀念尼日利亚听话的工人：“真想带一批回温州来做鞋啊”。在算了一下签证和机票的账后，感觉划不来才作罢。

在章耀光的厂门口，还挂着他与前总统的合影，他得意地说：“厂里挂了与总统的合影后，连当地的税务官都不敢进入了。”

章耀光是有实力的猛人，其他实力较弱的浙商们，只能用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来对抗规则。因为政府不允许进口男式皮鞋，他们就从中国进口半成品的鞋子，将最后一道工序放到尼日利亚来做。但很快尼日利亚政府连半成品都不让进口了，还直接扣押了200多个装满半成品的货柜，使得浙商们损失惨重。

铤而走险的浙商们只好通过邻近国家，走灰色通道将中国商品运进来，这样做也面临着被没收的风险，但在利益面前，还是有人愿意做。

除了与规则的斗争，浙商们还要面对当地治安混乱的危险。在2014年的一次调查中，有将近一半的中国企业遭受偷盗、抢劫、恶意纵火或破坏，而针对中国人的绑架勒索事件也经常发生。搞得中国人夜里都不敢出门，整天困在厂区里活动。

这些情况，与当年查济民的工厂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生意越来越难做，浙商们大多都没有在这里长期投资的打算，相应的，也不愿意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恶性竞争也较为严重。比如一双鞋进货的成本是500奈拉，但一些人不惜亏本，以400奈拉卖掉以赶走竞争者来垄断市场。

这种恶性竞争不仅是对中国企业的打击，更是当地脆弱的制造业的灭顶之灾。最近几年更是有人将仿冒或劣质中国产品进口到尼日利亚，对质量一向过硬的中国商品抹黑，在当地引起极大争议。

“前浪”们辛苦攒下的中国口碑，在这样的乱局中被一点点败掉。“凶猛”、“精明”的浙商们，终于在尼日利亚重复了他们在欧洲的经历：只知道来这里赚钱，从不为当地做出贡献，当他们离开时，留下的是混乱的市场。

孙国平建立的“中国城”早已衰落，查济民的工厂成为了传奇，而章耀光们带着在尼日利亚赚到的钱，又去了其他更能赚钱的地方。

尼日利亚，浙商“凶猛”。他们犹如商界的游牧民族，追逐丰美的水草，贪婪啃食，不留后路。